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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论文篇一
公法权利使用的目的是约束行政机关，引导行政人员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作为公民面对行政机关时所持有的法律地位概念的总结，公法权利可帮助行政人员更好的依法行政，可以引导他们从法学角度思考与运用权利，使行政程序更加符合群众利益，同时，法官也需要将公法权利是否受到侵犯作为行政诉讼的标准之一。但当前行政法中对公法权利的界定与研究依然较少，这也是造成行政法理论不完善的关键因素，一定程度上使各项规范与法律的履行将更加有难度。
行政法的出台在于保障人权。包含人本身，还包含了“相关权人”、“受害人”等“间接相对人”，包含了与权利保障人无关的人员，称为匿名公民。这一权利规范不仅将行政法作为基础，还将物权法、宪法作为保障。此外，行政职权影响其权益的个人或者组织享有的各项权利，包括知情权、申请权等均有着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就是平等，这种平等关系下才能形成规范的、有秩序的社会，也是各项人权法规建立的基础保证。行政法中完整的可以支持行政法落实的宪法命令缺少，由此，公法权利仅以一个课题形式出现，必须成为一种行政学描述或者指导性研究才可以满足人权要求。另一个值得紧张的问题是，公法权利实施的基础是具备主观诉讼标准，要想将行政诉讼功能真正实现，就要在实践中正视公法权利问题。但是理论上行政法仅是行政行为为核心的命题体系，“行政”与“法”的关系是核心，保障人权并非是主要目的。行政人员的各项行为是合法的或者不合法的判定工具就是行政法，但是行政司法审查上没有体现出来，只要是权利受到任何威胁，均有权起诉。由此，不能简单的将行政法学原理运用到行政诉讼法学中，对确保其稳固的根基进行寻找，才能实现双向流动的行政法学支架式结构。
二、构建与体系。
1、公法权利分析性结构“公民由公民法获得权利”，这一观点可以作为构建公法权利的起点，可以看出，公法权利与公法、权利等单一概念存在密切联系。由此，必须围绕权利命题将命题分解，逐层将问题本质揭露出来。个人或者组织权利予以支持有着正当理由，并且与法律地位、关系之间存在互通性，这些关系之间构成了三阶层模式的基础。第一层阶层是权利立证问题，也可以说是问题层，法教教义学论证直接与法律相关；第三个阶层围绕“法力”问题，是主观权利在某种意义上满足既定义务的能力；第二个阶层是权利分析与构造。具体来说，对于某件事或者某个人的主观权利的了解，是以上关系之间的相互认识与了解。而定行为权利为权利人所具备时，义务人同时也具备了履行这一行为的基本义务。公法权利可以从层面上清除解释公民权利，即免于国家干涉的自由或者要求国家一定行为的请求权。公民、国家、自由或者请求是构成的基本要素。可以转换为以下关系：个人或者组织这些都是公民范畴，面对行政机关享有的自由与平等，或者国家享有的请求权。人民一旦享有这种权利就同时享有请求权，国家不仅具备权利，同时还需要履行义务，这样解释，权利被认为是公法权利就理所当然了。但是这种权利与义务并存的情况仅限于国家行政机关。宪法赋予给行政机关的其他职权，也需要连同国家意志一起服从，针对行政法来说，可以将公法权利总结为：公民面对行政机关时享有的自由，或者对行政机关享有的请求权。2、公法权利类型与体系分析性分类方法与类型化方法是公法权利分类时，法学上提供的两种方法。前者通过抽象与模糊涵摄形成最高概念的形式体系。而后者则是借助功能关系，通过要素的变化，出于法律目的构建的'体系。前者更加清晰、明确，但是功能僵化不可避免，有着空洞的内容，而后者灵活性于针对性强，但是体系本身模糊有歧义。必须有典型的分析法要素才能将两者矛盾化解，但是难以将要素关系固定，造成概念自身的开放性增强，但必须通过理性论证进行要素增减。
三、论证与应用。
1、法条规定的公法权利立法者立法过程中考虑到了公法权利，比如在《行政许可法》有如下规定：“公民、法人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申辩权、陈述权是基本享有的权利”，这条法律将公民、法人作为了享有权利的主体，行政机关则成为义务人，通过法律清晰将公法权利基本要素体现了出来。因很多权利对应义务，可以非常容易的从法条规定中将公法权利推导出来。比如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规定：“公安机关内部工作人员在办理案件时，对涉及到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有保护权”，可以间接说明该法律对公民隐私权予以保护及尊重。但是依然有些义务，行政法教义学认为不能产生公法权利。但法条中给出了行政机关的义务，是否对应公法权利，此方面依然有争议。一般来说，物权法作为私法，与公法毫无联系，但是从法条上可以看出对公民权益的保护，《物权法》规定：“国家、集体、个人的物权、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均受到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及个人不能侵犯”。“任何单位”实际上将行政机关包含在内了。此外，行政权与物权之间形成了某种关系，比如“行政保护物权”、“行政消灭物权”等，如果转化为公法权利，就是物权人针对行政机关享有自由以及请求行政机关的行为。由此可见，可以将“公民在物上的权利”称之为“典型主观公权利”。2、法条中对公法权利的规定较为模糊法律条文中对公法权利的规定模棱两可，这种情况具体体现在：法律条文在制定时就存在缺陷以及定义上存在模糊。法条缺陷可以称之为续造问题，法律解释问题则是定义模糊体现的。法律在行政原则上有优先权，可以续造法律，这种情况就让行政法的权限缩小了。但是宪法中的公平原则，促使行政法的要求发生改变，需要在行政法中满足信赖利益要求，也就是续造出的权利。宪法对权利的定义较为特殊，分工结构促使行政机关对公法权利的解释更加全面与具体，这是公法权利得以明确的基础。由此，对于公法权利的清晰规定，重点在于法律解释。
四、结束语。
公法权利问题一直是法学领域学术研究的重点，行政法学面对日益增大的法理压力，促使其接受并且思考公法权利这一概念。当前，很多学者已经通过不懈的努力收集资料，运用更加成熟的法律进行公法权利的研究，相信公法权利在不久的将来会真正成为公民受用的权利。
【参考文献】。
[2]张雅琳.论公民公法上的权利义务与私法上的权利义务的区别和联系—以行政法和民法为视角的研究[j].东方企业文化,.06.143.
[3]雷虹,张弘.公民在公法上的权利义务与私法上的权利义务比较研究—以行政法和民法为分析视角[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4.34-38.
[4]董兴佩.行政法域的法益理论研究[d].黑龙江大学,.
[5]刘新少.公法视域内行政监管范围研究[d].中南大学,2012.[6]陈太清.行政法与民法的调整界限研究[d].东南大学,2010.
行政法论文篇二
摘要：行政强制是行政法上的一项基本的制度，作为一种手段它在行政管理过程中被广泛使用。然而，理论上对此问题的研究较为混乱，制度实践也表现出诸多困扰和冲突。为应对这种现实，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在历经四次审议后，由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并于1月1日起施行。此法的出台弥补了以前行政强制制度的散、乱、软的问题，但在实践中如何做到尽善尽美仍然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行政强制实践难题因应之道。
《行政强制法》出台以前，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一套自成体系的行政强制法律制度，但是在行政强制领域中还存在着许多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历时12年，我国的行政强制法终于出台，这部法律肩负着规范行政权力和维护行政相对人利益的双重责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支架性法律，其出台是我国行政法治建设历程中的又一个里程碑。其以完备的逻辑结构紧扣行政强制的各个方面，兼顾了从实体到程序、从总则到分则、从行政机关实施到法院实施行政强制等特点，并始终将人文精神贯穿其中。但是，该法自实施以来仍然面临着一些难题亟需加以完善。
一、行政强制法的实践难题。
我国《行政强制法》在实践中遇到的难题主要体现在一下方面：
(一)行政强制原则笼统抽象，实践中无法具体实施。
《行政强制法》明确规定，或者虽没有明确规定但在和整个条文中呈现出来的原则有六项，具体为：平衡原则、比例原则、行政强制法定原则、教育与强制相结合原则、正当程序原则和救济原则。其中，第五条所确立的比例原则是我国第一次在行政立法中明确确立的原则。比例原则，要求在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上，应在其所追求的目的与所采取的手段进行平衡，采取非强制手段可以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设定和实施行政强制。此原则源于德国19世纪的警察法学，现在是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以及欧共体法中一项重要的一般行政法原则和宪法原则。广义的比例原则的内容包括必要性、适当性和比例性的要求，这些要求都是具有不确定的弹性要求。比例原则的核心内容是“最小损害”原则。这一原则在实践中可操作性不强，在具体的行政强制实践中，往往是以公益为名，对个人正当权益过分忽视，一种普遍的观念认为，目的的正当性当然可以证成手段的正当性。行政强制执行手段带有强制性，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间在行政强制执行手段下是被服从与服从的关系。为了尽快实现行政目的，行政机关往往以各种理由运用强制手段提高效率，对于非强制手段会很少适用。所以，这一原则在实践中如何操作是一个很重要的难题。
(二)落实限制“委托执行”困难重重。
《行政强制法》第十七条规定行政强制措施权不得委托，行政强制措施应当由行政机关具备资格的行政执法人员实施，其他人员不得实施。这条显然是针对多年以来社会上由非行政机关或者不具备资质的人员行使行政强制的“乱象”而制定的，本条禁止了“委托执法”及公务员执法，有利于肃清行政强制中的混乱现象。但是，法律规定禁止其他人员执法和实施强制，而实践中其他人员执法现象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还有扩大增加的趋势。究其原因：一是基层执法力量不足，基层执法编制不够，执法任务又很重，因此导致很多执法主要靠其他人员去完成。二是执法重心没有下移到基层，很多执法编制和执法人员都浮在中层和高层，或者是执法贵族化倾向，有执法资格的人员不执法，没有执法资格的人员满大街执法。这就是我们基层执法的部分现状。此条过于绝对的表述造成了立法上的尴尬：有些强制执行是行政机关的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无法亲自实施的，就会导致行政强制的软弱无力。
(三)人民法院执行能力面临挑战。
《行政强制法》第十三条规定行政强制执行由法律设定。法律没有规定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作出行政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有学者认为，由行政机关自行实施行政强制执行，即由行政机关自己执行自己做出的行政决定，背离基本的正当程序原则。所以，加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可以说是在程序上又为行政强制执行多了一道审查程序，从理论上来看，这有一定的益处。但是，行政强制执行权毕竟是行政权，执行的内容是行政决定，目的是实现行政职能。行政强制执行往往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也包括专业性很强的行政强制执行活动。从法院的系统来看，一般由执行庭负责执行，由行政庭负责审查。由于人力和物力的缺乏，往往由行政庭来担任执行庭的部分执行任务，这就必然导致在审查过程中的马虎。另外，行政主体容易形成惰性。我国行政主体自行强制执行的前提是必须要有法律的授权。如果行政主体没有法律的授权，那么它必须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行政机关可能为了免责或怕麻烦，有可能将本来可以自行执行的事项统统申请人民法院执行，这不但不能充分发挥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职能，而且增加了人民法院的负担。反之，属于法院的执行事项，本应立即执行，法院故意不执行或拖延时间，会降低行政效率损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最后，人民法院对行政主体提出的申请执行案件，只能进行形式审查，同时由于案件数量的巨大，人民法院作出错误执行裁决并强制执行的情况难以避免。在此，违法的行政强制执行并不是行政机关做出的，行政机关不会因此承担责任，要求法院承担责任，若法院出现司法腐败，相对人的维权途径就更加困难。
二、实践中运用行政强制法的因应之道。
鉴于行政强制法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我们可以在以下方面进一步完善。
第一，贯彻以人为本的执法理念，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现代法治国家是建立在以人为本、对人的基本权利的保障基础上的。行政强制原则笼统抽象，运用行政强制过程中应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对弱势群体应有包容态度。首先，行政强制原则不可避免的涉及到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当二者发生冲突时如何解决?传统的观念认为公共利益高于私人利益，私人利益要向公共利益让路，在实践中我们应该具体分析，必须动态的考量相关利益，做到公私利益兼顾。其次，运用行政强制原则时应树立服务意识。服务是政府的存在基础，在民主政体下，政府只是手段，是达成公民福祉的工具，而非目的。政府的地位决定了它不能剥夺公民的自为的权利，不能以强制手段为政府自己提供扩张权利的机会。当然树立服务意识，也不是一味的要求行政机关迁就公民，在对相对人的合法权利给予适当的考虑后，也要适时的运用强制手段，以维护行政权威。再次，强制手段要体现人性化。手段的人性化并不是只讲人情，不讲法治，而是在以人为本理念的支撑下，在法治的大前提下，进行执法手段的更新，更多的关切相对人的现实，真正把相对人当人看。
第二，适当进行扩大解释，维护行政权威。针对《行政强制法》第十七条的规定，有些强制执行是行政机关的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无法亲自实施的，就会导致行政强制的软弱无力的现象，我们认为可以在实践中适当的进行扩大解释。所谓扩大解释，即对法律条文有关词句的含义作出扩展，使其比字面通常理解的含义更广泛、更丰富，当然，这种法律解释不能违背立法原意。第十七条的立法原意是如果可以通过委托来获得行政强制措施权，则意味着不需要依据“法律、法规”，只需要依据“行政决定”就可以获得一种对公民人身权和重要财产权产生直接影响的权力，这显然有违行政法治的精神，也不符合行政强制法定原则。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现实生活中执法空白也是大大存在的，如果将职能进行重新配置会对部门之间的权力和利益产生重大影响，这将是一个长期的部门之间相互博弈的过程。为了维护行政的权威，有必要对第17条进行扩大解释，以应对执法空白。同时，必须真正解决执法重心下移问题，解决执法重心下移的体制和制度配套问题。还要提高执法装备的技术化、信息化程度，减少对执法人员数量的过分依靠。
第三，合理配置行政强制执行权，加强监督。不同的国家机关的权力应该是独立的，各国家机关之间是相互监督相互协调的关系，将不同国家机关的职能混淆起来会造成混乱。《行政强制法》第十三条规定行政强制执行由法律设定。法律没有规定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作出行政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此条执行不当，会造成强制执行权的混论，损害公民的合法权益。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法律设定的标准问题，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应当把握以下两个标准：其一，涉及重大公益、行政行为内容须及时实现的，授权特定的行政机关。如税务机关的强制划拨权等。其二，专业性和技术性较强的，授权特定的行政机关。如专利管理机关的强制许可、外汇管理机关的强制收兑等。而专业性和技术性不强、各行政机关普遍需要的，如强制拍卖、强制扣缴、强制划拨等，则不宜普遍授权，原则上应由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关于代履行和执行罚这种在性质上较温和，不易造成相对人权益的损害的间接强制执行方法可以适当由行政机关执行，以减轻人民法院的负担。同时，我们也要加大对行政强制执行的监督，加强权力机关、司法机关、人民群众与新闻媒体的监督，并加强各机关自身的内部监督。关于人民法院审查方式上应以形式审查为一般原则，以实质审查为例外。
三、结语。
重视保障公民权利的《行政强制法》的颁布仅仅是行政强制行为走向法治化的开端，为保证该法有效执行，充分发挥其推进法治建设的重要功能，除依赖于自身的完备性外，还依赖于与其他行政法律的有效衔接，各级行政机关的有效执行，清理与本法不相符的滞后内容，以及全社会的法律素养。我们相信，此法的实施将是完善我国法治体系的有益探索。
行政法论文篇三
公法权利使用的目的是约束行政机关，引导行政人员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作为公民面对行政机关时所持有的法律地位概念的总结，公法权利可帮助行政人员更好的依法行政，可以引导他们从法学角度思考与运用权利，使行政程序更加符合群众利益，同时，法官也需要将公法权利是否受到侵犯作为行政诉讼的标准之一。但当前行政法中对公法权利的界定与研究依然较少，这也是造成行政法理论不完善的关键因素，一定程度上使各项规范与法律的履行将更加有难度。
行政法的出台在于保障人权。包含人本身，还包含了“相关权人”、“受害人”等“间接相对人”，包含了与权利保障人无关的人员，称为匿名公民。这一权利规范不仅将行政法作为基础，还将物权法、宪法作为保障。此外，行政职权影响其权益的个人或者组织享有的各项权利，包括知情权、申请权等均有着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就是平等，这种平等关系下才能形成规范的、有秩序的社会，也是各项人权法规建立的基础保证。行政法中完整的可以支持行政法落实的宪法命令缺少，由此，公法权利仅以一个课题形式出现，必须成为一种行政学描述或者指导性研究才可以满足人权要求。另一个值得紧张的问题是，公法权利实施的基础是具备主观诉讼标准，要想将行政诉讼功能真正实现，就要在实践中正视公法权利问题。但是理论上行政法仅是行政行为为核心的命题体系，“行政”与“法”的关系是核心，保障人权并非是主要目的。行政人员的各项行为是合法的或者不合法的判定工具就是行政法，但是行政司法审查上没有体现出来，只要是权利受到任何威胁，均有权起诉。由此，不能简单的将行政法学原理运用到行政诉讼法学中，对确保其稳固的根基进行寻找，才能实现双向流动的行政法学支架式结构。
二、构建与体系。
1、公法权利分析性结构“公民由公民法获得权利”，这一观点可以作为构建公法权利的起点，可以看出，公法权利与公法、权利等单一概念存在密切联系。由此，必须围绕权利命题将命题分解，逐层将问题本质揭露出来。个人或者组织权利予以支持有着正当理由，并且与法律地位、关系之间存在互通性，这些关系之间构成了三阶层模式的基础。第一层阶层是权利立证问题，也可以说是问题层，法教教义学论证直接与法律相关；第三个阶层围绕“法力”问题，是主观权利在某种意义上满足既定义务的能力；第二个阶层是权利分析与构造。具体来说，对于某件事或者某个人的主观权利的了解，是以上关系之间的相互认识与了解。而定行为权利为权利人所具备时，义务人同时也具备了履行这一行为的基本义务。公法权利可以从层面上清除解释公民权利，即免于国家干涉的自由或者要求国家一定行为的请求权。公民、国家、自由或者请求是构成的基本要素。可以转换为以下关系：个人或者组织这些都是公民范畴，面对行政机关享有的自由与平等，或者国家享有的请求权。人民一旦享有这种权利就同时享有请求权，国家不仅具备权利，同时还需要履行义务，这样解释，权利被认为是公法权利就理所当然了。但是这种权利与义务并存的情况仅限于国家行政机关。宪法赋予给行政机关的其他职权，也需要连同国家意志一起服从，针对行政法来说，可以将公法权利总结为：公民面对行政机关时享有的自由，或者对行政机关享有的请求权。2、公法权利类型与体系分析性分类方法与类型化方法是公法权利分类时，法学上提供的两种方法。前者通过抽象与模糊涵摄形成最高概念的形式体系。而后者则是借助功能关系，通过要素的变化，出于法律目的构建的'体系。前者更加清晰、明确，但是功能僵化不可避免，有着空洞的内容，而后者灵活性于针对性强，但是体系本身模糊有歧义。必须有典型的分析法要素才能将两者矛盾化解，但是难以将要素关系固定，造成概念自身的开放性增强，但必须通过理性论证进行要素增减。
三、论证与应用。
1、法条规定的公法权利立法者立法过程中考虑到了公法权利，比如在《行政许可法》有如下规定：“公民、法人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申辩权、陈述权是基本享有的权利”，这条法律将公民、法人作为了享有权利的主体，行政机关则成为义务人，通过法律清晰将公法权利基本要素体现了出来。因很多权利对应义务，可以非常容易的从法条规定中将公法权利推导出来。比如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规定：“公安机关内部工作人员在办理案件时，对涉及到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有保护权”，可以间接说明该法律对公民隐私权予以保护及尊重。但是依然有些义务，行政法教义学认为不能产生公法权利。但法条中给出了行政机关的义务，是否对应公法权利，此方面依然有争议。一般来说，物权法作为私法，与公法毫无联系，但是从法条上可以看出对公民权益的保护，《物权法》规定：“国家、集体、个人的物权、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均受到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及个人不能侵犯”。“任何单位”实际上将行政机关包含在内了。此外，行政权与物权之间形成了某种关系，比如“行政保护物权”、“行政消灭物权”等，如果转化为公法权利，就是物权人针对行政机关享有自由以及请求行政机关的行为。由此可见，可以将“公民在物上的权利”称之为“典型主观公权利”。2、法条中对公法权利的规定较为模糊法律条文中对公法权利的规定模棱两可，这种情况具体体现在：法律条文在制定时就存在缺陷以及定义上存在模糊。法条缺陷可以称之为续造问题，法律解释问题则是定义模糊体现的。法律在行政原则上有优先权，可以续造法律，这种情况就让行政法的权限缩小了。但是宪法中的公平原则，促使行政法的要求发生改变，需要在行政法中满足信赖利益要求，也就是续造出的权利。宪法对权利的定义较为特殊，分工结构促使行政机关对公法权利的解释更加全面与具体，这是公法权利得以明确的基础。由此，对于公法权利的清晰规定，重点在于法律解释。
四、结束语。
公法权利问题一直是法学领域学术研究的重点，行政法学面对日益增大的法理压力，促使其接受并且思考公法权利这一概念。当前，很多学者已经通过不懈的努力收集资料，运用更加成熟的法律进行公法权利的研究，相信公法权利在不久的将来会真正成为公民受用的权利。
【参考文献】。
[2]张雅琳.论公民公法上的权利义务与私法上的权利义务的区别和联系—以行政法和民法为视角的研究[j].东方企业文化,2012.06.143.
[3]雷虹,张弘.公民在公法上的权利义务与私法上的权利义务比较研究—以行政法和民法为分析视角[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4.34-38.
[4]董兴佩.行政法域的法益理论研究[d].黑龙江大学,2010.
[5]刘新少.公法视域内行政监管范围研究[d].中南大学,2012.[6]陈太清.行政法与民法的调整界限研究[d].东南大学,2010.
行政法论文篇四
决策的合理与否直接影响到了高校的未来发展，在传统的行政管理工作当中，由于受到管理者的主观意识和决策的程序、方式等影响，决策往往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与狭隘性。网络技术的运用，将适当的信息适时地传递给相应管理者，促进了行政决策的控制能力的建立，对决策流程的重造和创新;同时为决策者提供大量的信息，避免了决策的片面性，给决策的信息、咨询、参与等带来了可能，促进了决策走向科学化、合理化。
(二)提高了组织的绩效。
网络技术的应用，一方面，借助网络平台等使各部门和行政人员的工作效率得到了提高，从而有效地减少了行政管理人员以及高校相关部门的数量，节省了人力;另一方面，促进了行政管理的“扁平化”，在网络技术的辅助下行政管理机构更为精简，减少了因信息传递问题出现的信息损失情况，降低了行政工作的运作成本，使得传统的臃肿的行政组织更加扁平、有机、弹性化。
(三)实现了政务的公开。
在传统的金字塔式管理体制下，处于塔尖的领导阶层享有绝对的决策权，行政工作的整个过程不够公开、透明、民主。而电子校务的出现营造了一个良好的交流平台，借助这个平台，师生可以将自己的所思所想及时、直接地传递给行政管理工作的领导者，实现了领导、教师、学生三者之间的有效沟通。学校还可以借助网络技术当中的电子方式进行通知、政策等的传达，并对决策信息、重大事项、行政动态等进行公开，在保证师生及时获取信息的同时保证了广大师生的知情权与参与权、监督权。
(四)强化了人员的素质。
在互联网、外网与内网的作用下，互联网突破了时间、空间的局限性，使高校的行政人员能够接触到之前未感知到的信息，信息沟通的高效化与信息处理的海量化的特点下，行政工作者的工作范围也得到了扩大。为了适应时代的需求，行政工作者必须对传统观念进行更新，树立自身的效率、创新、竞争、服务、法治、民主等先进观念，这可有效提高其逻辑思考、分析判断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网络技术的环境对行政人员的知识与技能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促使其在自主学习中培养起自身的各方面素养，同时网络技术带来的教育方式的改进也方便了行政工作者对现代化管理知识、技能的学习、掌握及运用。
(五)提升了工作的效率。
在网络技术的应用下产生了校园一卡通系统和办公自动化系统。校园一卡通，是校园网上建立的一系列金融、管理信息系统，在方便了学生的生活、学习的同时也给学校的行政管理工作带来了便利，通过系统维护工作的便捷化解决了管理系统的数据统计、工作量繁重等问题，促进了管理人员工作效率与质量的提高。办公自动化系统对管理工作的流程、管理部门的职责等做出了明确规定，一些公文处理等日常事务处理在系统的帮助下，其处理数量与质量都有了明显的提升，在提高了办公效率的同时也减少了管理的成本，实现了管理的科学化、民主化。
二、高校行政管理中运用网络技术的思考。
对于网络技术在高校行政管理工作当中的运用，我们应当立足于唯物主义角度辩证地看待。在认识到物流技术给管理工作带来积极意义的同时，对于运用过程中产生的种种问题也不容忽视。在目前的网络技术运用当中，受管理部门职责的影响，大多数管理人员都缺乏相关的计算机网络知识与技能，且太过注重对网络硬件的要求，忽视了对丰富的网络资源的运用，产生了很多资源浪费的现象，由于理论指导的缺乏、管理系统标准的不统一、对网络技术资源建设缺少合理规划等，也造成了很多网络技术功能上的浪费。当前的高校行政管理中工作量化程度低、缺乏规范化信息资料、信息档案建立不够规范、相关维护与服务工作不足等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方面的弊病也层出不穷。针对网络技术应用过程当中的种种问题，我们必须提高高校管理人员的思想认识，提高其对网络技术的合理利用，促使管理人员立足于成本与效益的角度对管理工作的网络化进行整体的统筹规划。对网络技术建设做好标准的统一以实现系统的集成，同时要对网络资源进行有效的整合来促进资源的共享。另外，还要强化对管理人员相关网络技能的培训，结合本校的具体情况对网络技术进行分层规划，通过对相关制度的完善来为网络技术的应用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作为现代科技的发达地区，高校也是网络技术推广的重点地区。网络技术的渗透使得高校的行政管理、教学活动、科研工作等系统实现了有机的连接，为系统间的信息交换与服务提供了便利。处于信息化时代的大环境下，网络、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必然会对高校的行政管理产生影响。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网络技术对于行政管理工作的积极影响，大力推进网络技术的普及与合理运用，并针对应用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制定科学的解决方案，从而保证高校行政管理中网络技术的有效运用。
行政法论文篇五
摘要：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的选择体现了立法的价值取向，并确定了立法的基本架构。因此，目标模式是制定行政程序法的先决问题，选择什么样的目标模式对行政程序法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目前，法学界对行政程序法应具备目标模式并未达成共识，因此，对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的研究将有利于推动我国行政程序法的制定。本文从比较法的视角对现代西方国家分别以美国和奥地利为典型代表两大目标模式——控权模式和服务模式进行阐述，从中比较和借鉴，再结合我国法律体系建设进程并提出在转型期的中国大陆的行政程序法宜选择控权模式、维权模式和服务模式并重模式作为其目标模式，希望本文对中国大陆行政程序法的法典化有所裨益。
关键词：目标模式控权模式维权模式服务模式。
随着法学领域研究的不断深入，“模式”分析方法被引入来对程序法的体例、目标进行整体研究。在行政程序法中，学者们提出的目标模式是对未来我国立法行为模式和内容模式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当今世界各国来看，各国程序法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立法目的，一是限制行政权力的扩张;二是加强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三是与行政实体法紧密联系，围绕实体法的管理和服务功能展开，形成了行政程序法三大目标模式：控权模式、维权模式和服务模式，我国行政程序法的目标模式侧重于三种模式的结合，更注重对行政权力行使的控制，公民权利的保护与服务社会的功能。
(一)何谓目标模式。
所谓模式(model，pattern)是指“事先或者将要确定的某一事务的样式或者特征。”例如专利法规定的发明样本，产品或者项目的风格或样式。行政程序法中所说的目标模式特指一个国家的立法机关从本国的法律传统、法律文化、公民的法律意识等各种因素考虑，从本国的实际出发，继承本国优秀的法律文化，法律制度的同时，吸收别国先进的对发展本国法律具有进步作用的各种法制因素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对行政程序法具有指导作用的一种模式，这种模式体现了行政程序法的设计、价值、功能等多方面的指向，并与立法目的紧密联系。
(二)研究并选择目标模式的重要意义。
研究行政程序法的目标模式，对于完善和发展我国行政程序法具有重要的作用，对控制行政权力，维护人民利益、服务社会、完善依法行政程序具有重要的意义，对推动我国依法行政具有进步的意义。
特定的目标模式体现了特定行政程序法的价值取向，决定了其基本架构、基本原则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各种规则和制度。它对行政程序法的构架、体例产生巨大的影响，甚至更深层次地影响到行政程序法的理念、法律精神和制度，它的确定性往往也会影响到人们对法的认识程度、开放程度、思维定势。
二、目标模式之厘清——基于比较法视角下的认识。
目标模式是研究行政程序法众多热点问题中的一个。我国法学界有关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把目标模式分为控制模式、效率模式和权利模式三种。控制模式是指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要求下级行政机关不得违反自己统治意志的模式，体现强大的强制性。效率模式是指以效率为中心，服务于效率的模式。权利模式主要体现为维权，保障权利。
第二种观点把目标模式分为保权模式、控权模式和效率模式三种。保权模式主要指在行政程序中，最大限度地保障行政相对人在行政程序中所享有的权利的一种模式。控权模式主要是控制行政机关行政权力的扩张，保证依法行政的一种模式。效率模式主要是基于管理和服务的效能而产生，强调高效。
第三种观点把目标模式分为公正模式和效率模式两种。公正模式主要强调对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的监督，防上偏私，效率模式指以效率为中心，服务于效率的模式。
第四种观点将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与行政程序法价值模式放一起探讨。提出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分为维护模式和保护模式，与此相应行政程序法的价值模式可以分为民主模式和效率模式。
分析以上各种观点，各个学者都是站在本国的立场和自身研究的方向去阐述这一问题，从行政程序法所要求的目标上去看，各种观点都有自身的合理性、适用性。但都存在着划分标准不明确和划分概念不周延的不足。本人特别指出，行政程序法的目标模式应归结控权模式、维权模式和服务模式三位一体的目标模式。在当今各国，由于受民族传统、法律传统、人文传统、法律意识、法律心理、法律文化、、经济发展、民主发展、社会制度以及地域的影响，各国的行政程序立法目标模式不完全相同或完全不相同。但各国都在一定程度上遵循控权和服务的模式。而这一模式则是将两者都放在同一或基本同一的高度和位置，都给以共同重视，并以此为出发点，在实践中视具体情况而允许其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历史条件能有一定程度的侧重点。或者说，并重模式作为一种目标模式其实是一个呈现出动态侧重点的兼容模式，是站在一定的制高点上，起着统摄、引领和指导作用的模式。
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将从比较法的视角对现代西方国家(分别以美国和奥地利为典型代表)两大目标模式——控权模式和服务模式的实践情况进行阐述和分析，指出不同国家于目标模式之不同选择是历史的选择，是规律性和必然性的统一。
(一)行政程序法之目标模式——控权模式(以美国为例)。
《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简称apa)于1946年6月11日公布施行，作为行政程序法控权模式的典型代表。美国行政程序立法之所以选择了控制行政权力，侧重于保护公民的权利的控权模式，主要是受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所制约：第一，注重程序价值观的法律传统的内在要求。将程序的公正作为行政行为公正、公开、民主的保障手段，提高对行政权力的监督。第二，满足行政权力运作的现实需要。立法目的的最终确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众对行政权力运作的现实需要。第三，受行政法观念的影响。美国将行政法视为“控制行政权力的法”，控权理念使美国更注重防止限制行政权力滥用，保障公民权益。第四，受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美国强调个人的权利，强调个人主义，人权意识和观念很强。此外还有其他因素影响和制约着目标模式的选择，但这些因素的合力皆偏向了控权模式，同时进一步强化了对社会的服务。
(二)行政程序法之目标模式——服务模式(以奥地利为例)。
奥地利是行政程序立法较为发达的国家之一，其行政程序法在行政法中享有很高的.地位，早在1925年6月，奥地利国会就通过了《行政执行法》、《行政处罚法》、《普通行政程序法》、和《行政程序法施行法》。这4部法律奠定了奥地利行政程序法的服务模式。奥地利目标模式之选择，亦由其诸多因素来共同影响和决定的。比如说有以下方面：第一，程序价值观的影响。奥地利属于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历来很重视实体法而轻视程序法，把实体法应用于管理社会、服务社会之中，而程序法被视为实体法实现其目标和介值的工具，具有从属性。常更多关注于结果、实体上的正义实现，努力追求效率的提高。第二，以行政行为为核心，将行政法视为行政权力运行规则的行政法观念的影响。第三，在社会价值观念方面，大陆法系国家倾向于传统的集体主义思想，习惯于依照一些事先已经拟制好的规则行事。总之，奥地利选择服务模式与该国所存在的各种因素有关。
三、我国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之选择——控权模式、维权模式和服务模式并重。
我国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选择上，应力求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出发，一是考虑行政机关权力运行的有效控制，防止权力无限扩张;二是考虑行政程序的完备;三是考虑人民的权利得到保护;四是兼顾国家利益的实现，最终实现社会和谐这一目标奋进，因而我国行政程序法科学的目标模式应是控权模式、维权模式和服务模式并重，突出对行政权力的控制、人民权利的维护、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服务，三者之间不能顾此失彼，应并重发展，科学发展，科学立法。
在我国《行政处罚法》、《行政诉讼法》都从不同的角度上体现控权模式、维权模式和服务模式并重的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这在我国是有现实的土壤基础的，且理论上是确实可行的。
控权模式、维权模式和服务模式并重的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是我国行政程序法发展的必然，这一模式和我国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在广泛而深刻的意义上促成了中国这个社会的转型，是一个新的起点，从社会现代化的角度看，中国属于后发现代化国家，与许多已经完成现代化的发达国家相比，在各个方面皆有“赶超”的特点。在法治和法律体系的建设方面也不例外。
可见，中国的法律体系是具有一定规模和优越性的，但也指出未来实质意义的法律体系的建设之路是漫长而艰辛的。于是，在今后将要制定的行政程序法更需要有一种高瞻远瞩。在目标模式的确立上，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控权模式、维权模式和服务模式并重是我们目前境遇下的理想殿堂，但又是我们未来努力的方向和趋势。毕竟在中国当下，人民法律意识的提高、民主政治化的发展，并重模式成为我国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的必然选择。一方面由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有所提高，生活质量也有所提高，人民对民主立法、科学立法的要求日增不减，人民要求有序的政治参与、要求政务公开、民主监督呈现上升趋势，依法行政，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更应该落到实处，这就要求我们更科学地运用法律的手段控制行政权力的扩张。
另一方面，我国现正处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时期，是各种社会矛盾突发和高发的时期，人民处于弱势状态，因此对人民权利的维护必不可少。最后，我国改革就是为了发展，发展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作为支撑，作政策指导，作法律导向，这就离不开政府的服务，因此，总的来说控权模式、维权模式和服务模式并重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显得更为符合中国转型时期的立法的诉求，也更符合我国在新形势下深入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推进依法行政，进一步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必然选择。
四、结语。
在我国，控权模式、维权模式和服务模式并重的这一模式看起来具有一定的理想性，但对于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而言，行政机关权力的控制、人民权利的维护、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服务是现实的，不容我们否认，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在某一时期可能会有不同的目标选择、价值选择，因而在这一并重模式中偏重一某一种模式是有可能的，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并不会因此而完全脱节，这要求立法者自身具备较高水准的辩证的理性的思考力，在立法的过程中，不仅要着眼于现在，注重现实，更要明查将来，把这三者有机结合起来，推动我国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科学化。
行政法论文篇六
第一，在行政立法时，行政机关向群众公开征求意见的具体范围没有明确规定，自由裁量权易被滥用。有些行政机关对于某些必须向群众公开征求意见的事项隐瞒不公开，使得公众等外部力量的运作对于行政立法的制约十分有限，行政立法内容不能体现群众感受。第二，行政立法公开征求意见的开放程度不平衡，对群体的结构组成分析不全面实践中，行政立法公开征求意见在网络上的公布率基本达到100%，但在报纸等媒体上的公布率则相对较低。以年轻人、知识市民、专家学者等为主的上网主体较易参与到立法征求意见的程序中来;而老年人、农村人口等群体比较难于表达自己的意见。行政立法公开征求意见的代表性、广泛性、真实性因此受到影响。
在行政执法过程中，诸如执法等严重伤害了群众感受。究其原因在于:。
(一)行政执法队伍素质不高，行政手段既不合法亦不合理有些行政执法部门的执法人员专业知识和法律素养欠缺。在执法过程中，以强势威胁态度打压群众的逆反情绪，激化了矛盾。第一，不符合合法行政的要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7条:“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材料”和“以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上海某区城管部门采用诱使手段，是相对人违法，并以此为证据，取证方式违法。第二，不符合合理行政的要求。行政合理性原则要求行政权的行使符合公平正义等理性，符合法律的精神。该城管部门的不择手段，使无辜公民陷入圈套，背离了合理行政的宗旨。
(二)行政执法方式合法却不合理实践中，还大量存在虽然行政执法是有法可依，但手段简单粗暴，将法的温情置之不理。例如在扣押无照商贩用于经营的'商品和工具时，采用驱赶、谩骂等粗暴方式。非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激化了矛盾，出现了商贩围攻城管、城管殴打商贩的现象。
三、完善措施———行政立法体现群众感受。
(一)程序:完善公众参与立法的程序。
1．明确公开征求意见的具体范围在行政立法时，行政机应向群众明确公开征求意见的事项，以限制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的行使，防止起草单位因私利而隐瞒立法事项。
2．以法律形式将征求意见的程序加以固定以法律的形式将如听证会等征求意见的形式加以确定，包括启动方式、时间、地点等，使群众在表达意见时渠道畅通。
3．提高非网络媒体对于行政立法意见公开征求的公布率考虑到行政立法公开征求意见的开放程度不平衡、对群体的结构组成分析不全面的现状，应大力发展以报纸等媒体为平台的行政立法意见征求途径，把尽可能多的群众意见纳入行政立法的考量范围。
(二)内容行政机关应当将有关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纳入立法。例如，在国务院最近修改颁布的《殡葬管理条例》中，充分考虑到群众的感受，将之前的强制改革群众的非法殡葬行为改为以说服教育为主，做到以人为本，将群众最关心的殡葬问题以法律的形式，用温情的手段加以确定，充分顾及群众的感受。
四、完善措施———行政执法体现群众感受。
鉴于目前执法实践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认为应从以下方面予以改善。
(一)提高招募条件，加强专业培训针对当前行政执法队伍专业素养不高的现状，首先要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的招募条件。例如规定报名参考执法人员的考生，有本科以上学历，以法学专业为首选等。通过专业培训提高专业素质。加强行政执法方式，服务态度等方面的培训，避免因方式不当而伤害群众感情。
(二)引入民意考核引入定期民意考核，让群众给行政执法人员打分，将此纳入考核成绩。以此促进执法人员考虑群众感受，杜绝粗暴执法。
五、结语。
只有从立法和执法两方面着手，切实保护群众的切身利益，充分考虑群众感受，在合法性的基础上追求合理性，探索更加温情、人性化的执法途径，才能有效杜绝暴力性执法，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目的和手段的统一。
行政法论文篇七
［论文摘要］高校学生公寓是学生生活和学习的重要场所，也是思想教育的重要阵地。随着学生维权意识的逐渐增强，如何不断增强高校学生公寓管理人员的法律意识，提高管理水平，显得尤为重要。文章通过分析高校学生公寓管理中出现的典型案例，意在强调物业管理者与学生之间平等的法律关系。
［论文关键词］高校公寓管理法理。
高校公寓管理是指高校坚持以育人为出发点，依照有关法律、法规，遵循教育规律，结合高校实际，采取各种科学、可行的方法，合理地配置资源，旨在为教学和科研提供可靠的后勤保障。
一、公寓不被擅自进入权与公寓管理权的冲突。
案例：一天，某高校一位学生手持一张《学生公寓违章物品没收通知单》，到公寓物业管理中心投诉，称管理员未经本人同意，擅自进入寝室检查，他对此做法表示强烈不满。他认为公寓管理员没收“热得快”可以理解，但“乘无人而入”无异于窃贼所为，有侵犯个人隐私权的嫌疑，并要求今后未经同意不得进入其寝室。公寓内的很多学生也认为公寓管理方的做法太过分。他们认为：“既然交一年1200元的住宿费，我们就是房间的主人，公寓私配各寝室钥匙，万一遗失了贵重物品责任该谁承担?”而管理员则称，公寓管理人员的这一做法是为学生着想，绝对不会偷拿学生的财物。物业经理对此也作了耐心的解释，并将《学生公寓管理手册》中关于禁止在寝室内使用违章电器的相关管理规定读给该学生听，并说明“热得快”只是由物业管理部门代为保管，而不是没收，等到假期办理相关手续后便可以领回。
以上案例所涉及的问题，可以说是在我国高校普遍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学生公寓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学生住宅”，而住宅所有权关系是一种所有权受绝对保护的法律关系，在一般情况下，任何人都不得随意侵犯。英国著名哲学家、现代法治的奠基人洛克曾有名言：“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说的就是这种“住宅不受侵犯”的绝对权利。而在我国各高校的学生公寓管理中，管理员处均存有各个寝室的钥匙，这在我国已成为一种“惯例”。从公寓管理方面来说，管理员利用学生寝室的备用钥匙，检查学生寝室内的卫生和安全情况，属于日常性工作。这对保障学生公寓的安全，起着积极的作用。但在实际工作中，公寓管理者未经过学生同意，到学生寝室中检查，并收缴违规违章物品，对于这一行为的确是一直存在争议的。一方面，擅自收缴学生的违禁物品缺少相应的法律依据；另一方面，若放任不管，又将给学生公寓安全带来极大的隐患。过去在对学生公寓的检查中，只要发现违章物品就一律没收，统一销毁。学生对这种处理方式的意见很大，经常与管理人员发生冲突，造成了师生关系的紧张，增加了公寓管理的.难度。虽然如何界定管理人员私入学生寝室的行为，我国法律上尚无明文规定。但这里有两个问题仍然是有必要探讨的：
1.学生公寓是否是“公共场所”。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一问题很难界定，学生公寓也很难符合“公共场所”的概念。因为，从公共场所的概念来看，公共场所是指人群经常聚集、供公众使用或服务于人民大众的活动场所。这里的“公众”不是特定的，而学生公寓的学生个体则属于特定的人。我国关于高校后勤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甚少，学生公寓管理几乎无章可寻。根据教育部关于学生公寓的规定：本科生为4人一个房间，硕士研究生2人一个房间，博士研究生1人一个房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不能将研究生的房间也界定为“公共场所”。笔者认为，学生公寓或可称为“准公共场所”。
2.学校后勤公寓管理部门是否有权在学生寝室无人时进行“检查”。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和教育部的文件对此都没有规定。从法理上看，如果学校后勤公寓管理部门是作为学校行政部门，在没有法律法规明确授权的情况下，是不得随意进行检查的，否则就是越权行政行为，不受法律保护。如果学校后勤公寓管理部门是作为企业（包括社会企业）来进行公寓的日常管理，在权力的性质上则不属于行政权力或公共管理权力，不具有单方的意志性和强制性，而应该根据合同的约定，分清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依据合同法来约束双方的行为。
在前文所述的案例中，公寓管理员没收“热得快”或其他大功率电器，其实是大可不必的，更没有必要“私入学生住宅”。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公寓管理者完全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来解决此类问题。而且教育部对此也有明确规定：“学生公寓内要设立火灾预警监视系统、恶性用电识别装置等，通过技术防范设施，防止火灾发生。要加强学生公寓安全保卫工作人员的技术配备和条件保障，每年都应安排专项经费，用于安全保卫设施和装备的添置和更新”。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学生宿舍的卫生检查应该安排在学生寝室有人时较好。
二、学生公寓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应受合同法的调整。
学生公寓作为学生集体生活的重要场所和思想教育的重要阵地，如果学校公寓管理规则的设置只倾向于对学生作出单纯义务性的规定，这些规定势必难以为学生所普遍接受，并内化为其自觉的行为，也难以调动学生自觉遵守与维护规则的积极性。
但从法律的角度分析此类案例时，笔者认为不应该只关注其表面现象，而应该深入分析其所涉及的法律关系。表面上双方矛盾的焦点是：学生一方的公寓不被“非法进入”和公寓管理一方的公寓管理权。但从双方的法律关系上分析，学生租住公寓（学生每学期向学校交纳的住宿费可视同为租金，其标准由国家制定）就同公寓管理者形成了一种租赁法律关系。这种法律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契约关系，双方的权利和义务都应该在合同中明确说明。例如，承租方不得破坏房间基本设施、不得使用禁止使用的电器。当然，也可以在合同中说明出租方不得在承租方不在时擅自闯入房间等。合同一旦签署，那么，双方均要按照合同约定条款遵守执行，如有违反，则按违反合同约定来处理。这才是一种理性的、合法的处理此类问题的途径。如果我们缺乏法律的思维和合同约定条款，就无法去判断公寓管理人员私闯学生公寓行为是侵权行为，还是在履行公寓管理权利行为，这里的关键是要强调不得“非法侵入”。
其实关于学生公寓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我国教育部是有规定的：“高等学校、学生、业主、物业管理等各单位和人员之间，要建立一种严肃、有效的契约关系，各自有关方面都要严格按契约规定办事，以保障入住学生的日常生活，保证各项生活设施的正常使用，维护公寓的正常的生活秩序。”这是教育部的规范性文件，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而学校制定的学生公寓管理办法，如果是学校单方制定的，则有格式合同的嫌疑，难以获得学生的认同和合法的地位。
过去我国的高等教育一直是精英教育，国家把有限的财力大量投入到高等教育中，而如今高等教育已经实现了从精英型向大众型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师生关系已由传统的“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伦理关系演变为世俗化的契约关系，也有必要对学校的权威进行重新审视。高校后勤管理随之也由原来计划经济逐步过渡到市场经济，进而体现为一种契约关系。在前文的案例中，为什么学生会对公寓管理人员私配钥匙和私入学生公寓的行为产生质疑呢？笔者认为，一是因为缺乏合同约定，我们无法对此行为作出判断；二是因为人们很容易将租住公寓行为视为住宅所有权行为（即学生所说的“我们就是房间的主人”），即将租住公寓所形成的租赁法律关系理解为住宅所有权关系。但实际上，租赁法律关系是一种由双方合同形成的法律关系，法律关系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主要靠合同来约定，它是一种受限制的法律关系；而住宅所有权关系是一种所有权受绝对保护的法律关系，在一般情况下，任何人都不得随意侵犯，这同租赁法律关系的受限性有区别。就租赁法律关系这一点来说，笔者认为学生租住公寓同租住宾馆饭店表面上看来并无差异，但实质上存在很大的差异，而学生租住公寓应与租住私人住房无差异。
正因为如此，早在1861年，英国法律史学家梅因在研究古罗马时代契约史后，曾有以下著名论断：“我们可以说，所有进步的社会运动，到此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这个论断已经成为一个著名的社会进步公式。而且“从这一个起点开始，我们似乎是在不断地向着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状态移动，所有这些关系都是因‘个人’的自由合意而产生的”。虽然现在每一个谈论法律和社会进步的人都知道梅因“从身份到契约”这句话，但其内涵却鲜为人知。高校后勤管理社会化改革是高校后勤管理发展的必然趋势。如果引进物业公司来管理学生公寓，则更需要维护好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由此可见，在学生公寓管理中有很多权利和义务需要重新确定，并不仅仅只是擅自闯入的问题，而其中的关键问题是要有合同约定，双方平等地按合同约定办事，真正体现一种契约精神，这也是现代法治精神之所在。
三、结束语。
在本文的案例中，学生的维权意识值得推崇，但学校后勤管理层还没有真正明确自己的权限。该案例的处理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认真研究其中所反映的问题以及如何做到依法治校。当前高校后勤管理的重要任务是建立自我约束机制，在后勤社会化改革中面对社会和师生依法行使自主权。在实践中高校如何管理好后勤工作，不仅要依据学校的有关规定，更重要的是要符合法律的规定。在没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可参考宪法及民法的有关立法精神来处理。有关人士曾评论说：“学校屡输官司，关键在于许多校内规定不能在法庭上获得法律支持，依法治校已刻不容缓。”在现实工作中，高校后勤部门应是民事主体，其管理工作适用的应是民法和民事诉讼法的相关法律规定。
本文对高校的后勤公寓管理如何以民事主体的身份来承担相应的责任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当然，目前专门针对高等学校后勤管理方面的法律和法规欠缺，尤其是是否要在该领域引入无过失责任制的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在要求学生履行义务的同时，应首先保障学生法定权利的实现。应当认识到学生作为自然人兼具受教育者和公民的双重主体身份，他们不仅具有教育法律、法规规定的作为受教育者所享有的权利，更具有作为普通公民应当享有的宪法所赋予的、并通过民事和行政等法律规范具体化的公民权，这些权利是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予以侵犯或剥夺的。因而高校教育管理者通过管理规则为学生设定种种义务时，应首先考虑学生应当享有的权利是否切实得到保障。”当代大学生的成长及其维权意识的提高又使现有的高校管理制度发生了变化，促进了制度创新。一方面，学生的发展内在地推动了制度创新；另一方面，制度创新有效促进了学生的发展。因此，必须要建立起学生发展与制度创新的良性互动。
行政法论文篇八
摘要：从新公共管理时期以来，伴随着行政管理体制的形成和成熟，工具理性主义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但随着工具理性弊端和局限的暴露，以及以人为本观念的不断传播，这个社会对人的价值、尊严、本质的重视重新被唤醒，从此价值理性强势回归。在扬弃工具理性自身特点的同时，价值理性利用自身优点，与工具理性相互竞争、相互合作，辩证的作用于现代公共价值的管理，打造出一个全新的现代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本文主要研究了行政管理的理性转变以及转变带给自身的时代意义，分析了我国行政体制在此转变中存在的问题，对社会发展有着重大现实意义。
关键词：行政管理；工具理性；价值理性；时代意义。
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行政管理体制也在完成自身的演化，理性主义承载了主导者的责任，公共行政管理也在不断的完善自我，提升自我，使得行政管理自身越来越趋向科学、民主和理性。行政管理理性主义模式的转变，顺应了时代潮流，也契合了行政管理大的演变规律。
一、行政管理理性及其转变的必然性。
马克斯韦伯认为，价值理性即“通过有意识的对一个特定的行为---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它不像工具理性那样注重效率和利益，它在行为过程中重点关注的就是“价值”这两个字，注重人自身的属性和本质，价值理性可以体现出一个人对于社会的价值思考，更体现了一个人对于价值的理性思考。
（一）工具理性主义的消极影响。
1.“机器式管理”的危害“机器式管理”指的是把一个行政管理系统看作是一个冰冷的没有感情的机器，在这个机器身上，各个零件只能在各个位置上发挥它们各自的功能和作用，彼此之间不可共生和互通。而工具理性模式下的组织系统，组织内部的运作就是这种机械化的关系，互相之间不共通。各个岗位上的人员就像机器人，在工作中不会投入更多的激情和心力，当然也不会有饱满的热情，工作过程中缺乏干劲，缺乏创新，一切都是在一个既有秩序却又死气沉沉的环境下运行。2.形式主义的误导形式主义在工具理性主义影响下的行政管理体系中很容易滋生。在官僚制中，规章制度是其运行的制度基础，甚至对政府的规章制度过分的强调、过分的崇拜，导致了这种形式主义掩盖了价值理性的内在价值。组织成员对于组织内部的规章制度都自觉地严格遵循着，他们为组织内部的工作营造了井井有条的和谐氛围，对制度的遵循也渐渐地趋向了简单的完成任务，保证整个组织机制高效有序的协调运转。久而久之，形式主义就这样形成了。
（二）从工具理性走向价值理性的必然性。
1.价值理性是公共管理演化的结果一方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经济基础在发生变革的时候，上层建筑的变革也是必然的。追溯人类社会的经济成长史，从一开始以农业为主要经济模式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以工业经济为主流模式的资本主义社会，再到以知识经济为发展主干线的现代社会，是经济领域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发展不断自我完善的过程。如果以以上三种经济模式作为三个时间段去追溯政治发展史的话，农业经济对应的是君权主义，工业经济对应的是政权主义，而所谓知识经济对应的就是人权主义。现代社会的知识经济模式正在起步阶段，它将不断发展完善自己，伴随着它的脚步的就是人权主义了。另一方面，在行政管理体制中，国家在着力于把“管理型政府”打造成一个“服务型政府”，人们对人权的呼声日益高涨，民主意识、民主观念空前觉醒，对强制性、冷漠型的管理方式越来越排斥甚至反抗，这也是一种管理模式的演化结果，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所以，价值理性的回归是时代发展变迁和公共管理演化的结果。
2.价值理性是公共价值管理的理性选择首先，核心价值由新公共管理时期的绩效转变为公共价值管理时期的公共价值创建。价值根源于人的期望和感悟，公共价值的创造才是人们追求的新目标。其次，人性倘若由新公共管理时期的理性经济人转变为公共价值管理时期的反思理性人，当人的角色转化成反思理性人的时候，他的思维已经会考虑到自身的利益价值，有了对自我价值的理性判断。再次，政府角色由之前的掌舵人变更为其后的“战略家”。政府不再是一个管理者的角色，而是一个出谋划策的`战略家，在观望的同时从旁协助。
3.价值理性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随着变革的深入，经济格局的调整，社会步入高度复杂化和高度不确定化。价值理性便是主张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呼唤人的本性，坚持以人为本，为群众服务，走群众路线，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才是构建公平正义和谐社会最本质的要求。落实并发挥价值理性的作用，有助于政府更好的权衡利弊，尽量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有助于政府合理分配社会资源，消除贫富差异；有助于人民和政府和谐相处，便于决策更高效的施行落实；有助于化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二、行政管理理性主义转变的时代意义。
（一）有效解决了行政管理中的矛盾冲突。
1.解决了行政过程中公平与效率的冲突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主要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与计划经济体制一个很明确的区别就是：前者主要处理效率问题，后者主要处理公平问题。然而公平和效率的冲突主要表现在人们对政府的期待和要求，一方面希望政府大力维护公众利益，合理分配社会资源；另一方面期待政府承当起社会责任，促进经济成长，所以就产生了这对矛盾。在行政管理体制由以工具理性为重心转变为以价值理性为重心的今天，以人民利益为依据，保障个人基本权利为前提，以共同富裕为口号，为政府在解决这对矛盾方面提供了指路明灯。这就是以价值理性为主，工具理性为辅，两者辩证统一，竞争融合，共同作用于社会的进步。
2.解决了行政执行中信念与责任的冲突责任是每个人、每个团体、每个组织都具有的重要特征，具有制度性，是一个可以量化和衡量的概念。信念是一个人的主观意识，信念不具有强制性、客观性、规律性。当信念冲破责任的底线，就会和责任发生摩擦。行政理性的转变不仅是理论知识的转变，而且理论作用下的实践方式也在相应的调整着。
3.解决了行政管理中道德与法律的冲突道德和法律的表现形式正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两种差异理念的表现。道德体现了人的主观意识，其中夹杂着主观信念和情感表达的部分，具有非强制性。而法律具有道德所不具备的强制性、制度性和明确性，它更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手段，强制要求这每一位公民去遵守。德治与法制的统一是现在社会急需落实的事情，当价值理性更主动的作用于行政管理时，行政治理方式、治理手段就会站在价值的角度，理性的去判断，既要合情合理，符合人之常情，又能遵守法律的规定，不偏不倚。所以要合理的运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让它们相互融合，辩证的作用于现代行政管理体制的建设。
（二）重塑了行政管理中价值理性的内核。
在现代行政管理体制中，我国本土的公共行政深受西方早期工具理性的影响，甚至有过过分推崇的时期。在我国本土价值理性尚不成熟、尚不完善的时候，西方工具理性在中国的越位发展使国内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关系产生了碰撞和扭曲。在实践运用中，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应该是相互依存，辩证统一的，两者中任何一个单独作用于行政治理，都将会造成行政管理道路的停滞，甚至倒退。行政管理体制由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转变拯救了日渐势弱的价值理性，填充了价值理性的内核，扩宽了价值理性的层面，使原来狭窄滞后的内核变得宏大且包容。这样的价值理性才可以运用到社会实践中；才可以为工具理性提供价值指导，做工具理性的精神支柱；才符合行政发展的需求。这种转变后的融合新理性的行政模式才会和时代发展相契合。
（三）引导了行政行为走向科学化理性化。
1.促进了行政目标逐渐趋向合理化价值理性作用下的行政文化具备一个明显的特性，即就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价值理性是种以人类主体为重心的理性，它和工具理性最大的区别就是更多的眷顾人们的需求，关切事物存在的价值，是对现在的行政目标涵盖着更多的价值成分的考量。相比于工具理性的机械化、官僚化的行政统治，价值理性的行政文化偏向人治、德治的成分较多。这种德性行政所关注的是人的价值需求和意愿选择，包括人们的民主选举，民主参与。
2.引导了行政行为更加规范化在之前的行政文化中，人们在组织中分工明确，规范有秩序的做着自己的工作，不考虑工作的意义和目标，不考虑这样做的价值和后果。而价值理性是一种批判理性，它为人们带来了一套具体的批判标准，使人们的自主意识得以觉醒，更加关注人的主体意识。规范了行政行为，明确了行政目标和发展方向。
3.促使了以德行政得以实现价值理性作用下的行政文化形成了一种称之为道德理性的思维模式。道德理性是用良心致良知，是一种美好的、纯净的内在心灵思维方式，它所寻求的是一种尽善尽美的存在，是一种大德大爱的展现，追求一种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道德范式，集中传播道德规范、道德理想、道德原则、道德精神等，以这种方式来指导人们设定正确的行政目标。
三、我国行政体制在此转变中需注意的问题。
（一）管理过程容易造成工具理性的膨胀。
现代的行政管理技术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且快速更新换代的时代，政府在注重绩效的同时，会引发管理模式的技术化效应，这种模式会慢慢走向僵化，会加剧工具理性的蔓延和膨胀。主要表现为以下三方面：
1.管理目标的置换政府的公共管理目标是人民的生活，人民的幸福指数。想要为人民谋利益，就需要每时每分关注着人民，及时为人民解决问题。而如果只注重管理技术的创新和改革，政府集中在人民身上的精力就会大大减少。久而久之，管理就会偏离主干道，忘记初心。
2.管理思维的僵化管理思维的僵化，主要是站在地方政府的角度说的。现代管理技术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某种程度上使得政府形成了一种固定式的单项度思维，特别是地方政府，很容易形成一种误区，即就是按照新的管理技术去执行就是正确的。这种思维方式会转移地方政府行政管理重心，把本该放在行政结果、行政效益上的注意力，转移到了该运用那种行政方法上，使地方的行政管理受制于新技术的视野，他们会或自觉或不自觉的去遵循技术的程序，并按照其路线走下去。这种现象持续和蔓延下去，会削弱地方政府行政治理水平。
3.管理方法的单调地方政府除了承担治理一方区域的责任，还肩负着跟着党走的使命。这使得他们对国家机关新的管理精神无条件服从和执行。它们认为新的管理方法才会让它们紧跟上级组织的脚步，让政府公共事业管理换发生机。但其实，针对有些问题，传统的管理方法会取得比现代管理方法更好的效果。这就需要地方政府懂得取舍，灵活运用管理方法。不然会适得其反，管理成本上升，管理效益却没有太大变化。
（二）两种理性的运用失衡。
两种理性的失衡主要是工具理性的敦促作用。工具理性文化与以人为本的价值文化有着迥然不同的理念，工具理性的推广和运用主要从三方面加剧了两种理性失衡：
1.政府本位政府本位和民众本位是两个基础性的选择，是一个政府要进行公共事务管理首先要面对的问题。从本质上出发，政府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政府工作和行为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但事实上，在工具理性主义的影响下，绩效考核会成为政府行为的追求目标，对于体察民情之类的事情做的是少之又少。
2.功利倾向对地方政府而言，他们希望自己的所作所为能为人民带来利益，能受人民欢迎。但这操作起来并不是那么的轻而易举。人民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群体，他们的利益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且其中还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分歧，譬如：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等。而功利倾向对地方政府最大的影响就是在上述利益冲突中，他们的选择不会是理性的，而是被功利心左右，偏向眼前和局部利益。这既不利于长远发展，又不能做到顾全大局，对国家前进的脚步有阻碍作用。
3.唯形式论唯形式论主要指政府走形式主义，对看得见摸得着的绩效内容甚为看重，而对一些具有真正意义和精神的东西视而不见，使政府华丽的业绩外表下空空如也，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这就要求政府组织对工具理性的传播和运用必须小心谨慎，把它控制在一个合适的度上，万不可使其越俎代庖，从而影响国家机关对政府治理道路的整个设想和计划。
行政法论文篇九
公法权利使用的目的是约束行政机关，引导行政人员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作为公民面对行政机关时所持有的法律地位概念的总结，公法权利可帮助行政人员更好的依法行政，可以引导他们从法学角度思考与运用权利，使行政程序更加符合群众利益，同时，法官也需要将公法权利是否受到侵犯作为行政诉讼的标准之一。但当前行政法中对公法权利的界定与研究依然较少，这也是造成行政法理论不完善的关键因素，一定程度上使各项规范与法律的履行将更加有难度。
行政法的出台在于保障人权。包含人本身，还包含了“相关权人”、“受害人”等“间接相对人”，包含了与权利保障人无关的人员，称为匿名公民。这一权利规范不仅将行政法作为基础，还将物权法、宪法作为保障。此外，行政职权影响其权益的个人或者组织享有的各项权利，包括知情权、申请权等均有着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就是平等，这种平等关系下才能形成规范的、有秩序的社会，也是各项人权法规建立的基础保证。行政法中完整的可以支持行政法落实的宪法命令缺少，由此，公法权利仅以一个课题形式出现，必须成为一种行政学描述或者指导性研究才可以满足人权要求。另一个值得紧张的问题是，公法权利实施的基础是具备主观诉讼标准，要想将行政诉讼功能真正实现，就要在实践中正视公法权利问题。但是理论上行政法仅是行政行为为核心的命题体系，“行政”与“法”的关系是核心，保障人权并非是主要目的。行政人员的各项行为是合法的或者不合法的判定工具就是行政法，但是行政司法审查上没有体现出来，只要是权利受到任何威胁，均有权起诉。由此，不能简单的将行政法学原理运用到行政诉讼法学中，对确保其稳固的根基进行寻找，才能实现双向流动的行政法学支架式结构。
二、构建与体系。
1、公法权利分析性结构“公民由公民法获得权利”，这一观点可以作为构建公法权利的起点，可以看出，公法权利与公法、权利等单一概念存在密切联系。由此，必须围绕权利命题将命题分解，逐层将问题本质揭露出来。个人或者组织权利予以支持有着正当理由，并且与法律地位、关系之间存在互通性，这些关系之间构成了三阶层模式的基础。第一层阶层是权利立证问题，也可以说是问题层，法教教义学论证直接与法律相关；第三个阶层围绕“法力”问题，是主观权利在某种意义上满足既定义务的能力；第二个阶层是权利分析与构造。具体来说，对于某件事或者某个人的主观权利的了解，是以上关系之间的相互认识与了解。而定行为权利为权利人所具备时，义务人同时也具备了履行这一行为的基本义务。公法权利可以从层面上清除解释公民权利，即免于国家干涉的自由或者要求国家一定行为的请求权。公民、国家、自由或者请求是构成的基本要素。可以转换为以下关系：个人或者组织这些都是公民范畴，面对行政机关享有的自由与平等，或者国家享有的请求权。人民一旦享有这种权利就同时享有请求权，国家不仅具备权利，同时还需要履行义务，这样解释，权利被认为是公法权利就理所当然了。但是这种权利与义务并存的情况仅限于国家行政机关。宪法赋予给行政机关的其他职权，也需要连同国家意志一起服从，针对行政法来说，可以将公法权利总结为：公民面对行政机关时享有的自由，或者对行政机关享有的请求权。2、公法权利类型与体系分析性分类方法与类型化方法是公法权利分类时，法学上提供的两种方法。前者通过抽象与模糊涵摄形成最高概念的形式体系。而后者则是借助功能关系，通过要素的变化，出于法律目的构建的'体系。前者更加清晰、明确，但是功能僵化不可避免，有着空洞的内容，而后者灵活性于针对性强，但是体系本身模糊有歧义。必须有典型的分析法要素才能将两者矛盾化解，但是难以将要素关系固定，造成概念自身的开放性增强，但必须通过理性论证进行要素增减。
三、论证与应用。
1、法条规定的公法权利立法者立法过程中考虑到了公法权利，比如在《行政许可法》有如下规定：“公民、法人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申辩权、陈述权是基本享有的权利”，这条法律将公民、法人作为了享有权利的主体，行政机关则成为义务人，通过法律清晰将公法权利基本要素体现了出来。因很多权利对应义务，可以非常容易的从法条规定中将公法权利推导出来。比如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规定：“公安机关内部工作人员在办理案件时，对涉及到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有保护权”，可以间接说明该法律对公民隐私权予以保护及尊重。但是依然有些义务，行政法教义学认为不能产生公法权利。但法条中给出了行政机关的义务，是否对应公法权利，此方面依然有争议。一般来说，物权法作为私法，与公法毫无联系，但是从法条上可以看出对公民权益的保护，《物权法》规定：“国家、集体、个人的物权、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均受到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及个人不能侵犯”。“任何单位”实际上将行政机关包含在内了。此外，行政权与物权之间形成了某种关系，比如“行政保护物权”、“行政消灭物权”等，如果转化为公法权利，就是物权人针对行政机关享有自由以及请求行政机关的行为。由此可见，可以将“公民在物上的权利”称之为“典型主观公权利”。2、法条中对公法权利的规定较为模糊法律条文中对公法权利的规定模棱两可，这种情况具体体现在：法律条文在制定时就存在缺陷以及定义上存在模糊。法条缺陷可以称之为续造问题，法律解释问题则是定义模糊体现的。法律在行政原则上有优先权，可以续造法律，这种情况就让行政法的权限缩小了。但是宪法中的公平原则，促使行政法的要求发生改变，需要在行政法中满足信赖利益要求，也就是续造出的权利。宪法对权利的定义较为特殊，分工结构促使行政机关对公法权利的解释更加全面与具体，这是公法权利得以明确的基础。由此，对于公法权利的清晰规定，重点在于法律解释。
四、结束语。
公法权利问题一直是法学领域学术研究的重点，行政法学面对日益增大的法理压力，促使其接受并且思考公法权利这一概念。当前，很多学者已经通过不懈的努力收集资料，运用更加成熟的法律进行公法权利的研究，相信公法权利在不久的将来会真正成为公民受用的权利。
行政法论文篇十
古典文学常见论文一词，谓交谈辞章或交流思想。当代，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下面是行政论文初稿，请参考！
行政管理的法律规避问题分析。
摘要：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不断的发展。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出现了很大的变动。出现了法律的一些变动状况。其中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存在着一些规避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存在是具有双面性的。它有好的一面，有不好的一面。为了使行政管理方面逐步的走向规则化法制化的道路。对法律规避的一些现象，要去正确的指引，人们要对它也要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努力的去克服一些在发展的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努力的去建设法治的社会。
关键词：行政；管理；法律规避。
前言。
行政管理中的法律规避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在一些条令颁布以后，行政管理中的法律规定规避现象就变得更为突出。如果长此以往，会严重地阻碍我国其他方面建设的发展。对于行政管理中法律规避的一些现象，我们要去仔细的针对他进行一定的研究。既要看到它积极的一面，也要看到它消极的一面，采取一定的措施去解决这些负面的东西，推动行政管理走向科学化法治化的发展道路。
一、行政规定的法律规避的表现。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受行政管理本身内容的一些影响，容易出现内容繁杂交叉的现象。拥有管理权的一些部门，从自己部门的利益出发，为了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对于自己内部的职员他们就会来制定一些比较对于自己内部员工有利的一些规定。并且指定能够有利于自己行使行政权力的一些法定规定案件。有些行政部门为了使一些行政法律规则对自己的某个方面有力，把同一个事情的问题制定出了两个方案去解决，这种处理方式不利于行政管理方面法律化和制度化。级别管辖上存在一定的法律规避，有些法律法规对于行政管理的问题是十分有着明确的规定的，但是一些部门不愿意去行使这种规定，他们去逃避这种出现的问题。他们故意的将所规定的内容进行一定的调整，把大的最新的一些项目改成一些小的项目，不用去缴纳巨额的资金，但又使它符合政府的一些相关的标准。有些地区自行去设置一定的标准，设置对于自己有利的一些标准，而不是顾全大局。在传统的行政管理方面中存在着一些责任分管的不明确的现象，如果发生问题之后，这些负责管理的部门只会互相的推卸责任。而不是真正的去解决问题，这种职责不明的现象在某一些地区的行政机关中时有出现。还有一种情况是几种部门想去行使行政管理权，发生了一个事件由几个部门去负责的现象，这样既不有利于人民去一个地点行使自己的权利，也不有利于事行政的案件去高效率的解决。各种临时的去处理行政案件的部门，也会失误的出现这种现象。政府有时候设立去一些临时的行政管理机构去处理紧急的案件，如一些打击私方面的上层组织小队或者紧急的城市道路扩建的.部门等等。这些机构的出现，是为了协调与其他部门之间的和谐关系，解决所出现的矛盾处理的。但是，他有很大的自主性和随意性。存在着一些私底下进行自主处理的现象。处理的过于着急有时候会造成不公平的现象，不利于老百姓们去公平的行使自己的权利。
二、行政实体法律规避的现象。
如果一些行政案件涉及到自己的利益问题，那么许多行政办事机关就会受到一些利益的驱动，如果这个案件不属于自己的管辖，也会自己去处理一些财务，甚至与当事人进行协商。有一些公安系统查获了一些案件的话，他们有些会不走实际的程序去将财务方面进行处理，法院也在逐渐的调查这种情况。有些原告在进行私了之后，可能会出现重新上诉的现象，这次向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这种情况是被告会对原告进行撤诉的一些处理，而避免承担更大的一些行政责任。这种现象也展示了一些行政机关对人民的一种不负责任，不能够真正的做到为人民去进行积极的服务。在进行行政处理的时候，有些行政机关会与当事人进行一定的协商，来减少一些行政方面的麻烦。采取一些相对人能够去积极配合行政方面的工作。相对人接受了有关机关所提出的意见之后，与行政机关签订了一定的合同，并且做出了一定的保证之后才会行使某种形式的权利。而且行政机关滥用自己的行政权力，违反了一些法律的宗旨，对于法律进行规避。比如说一些卫生检查的机关对于饭店的某些服务不满意，或者是没有给予一定的优惠，就进行随意的行政处决。或者在其他方面给予他一些不公平的对待。还有些行政部门，对于一些态度恶劣的服务，也会给予一定的处罚。这种处罚都是自己私自决定的，没有经过法律程序，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不公平不公正的现象，人民群众也会对此种现象有所反感。
三、对于行政现象中的一些规避现象的评析。
行政管理中法律存在一些法律规避现象，这种现象虽然不能够禁制，但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去进行减少。他出现这种状况有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一些工作人员的思想意识上，并没有十分科学和先进经验，停留在过去的一些处理方式上。有些法律法规掌握得并不是十分完备，地区差异在此方面表现的十分明显，有些地区接受到一些法律教育要明显的比其他区域较好。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也会使行政的有关部门去作出相应的举措。为了使行政管理方面尽量的去避免一些规避的现象，应该采取一定的措施去积极的改进，努力的提高和改进所出现的这些问题，尽量的去减少一些情况的发生。国家也要在此方面进行一定的调控措施，让政府能够真正的为人民去进行服务。
四、结语。
对于行政管理中法律规避的问题，我们要针对所出现的这些问题逐一的去进行解决，要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之下，遵循着国家的一些规定的道路，并且坚持不懈的走下去，不要因为一点困难就放弃。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促进我国行政管理法制化的一些发展，如果在这方面发展成功的话，将会有力的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作出一定的贡献。要将行政管理中的问题变的灵活化和简单化。要有一定的原则性和规则性，努力的发挥各种监察管理机构的一些作用，更好去的建设行政管理方面。
参考文献：
[2]陈沫.行政管理中的法律规避问题研究[d].外交学院,.
行政法论文篇十一
行政管理最广义的定义是指一切社会组织、团体对有关事务的治理、管理和执行的社会活动。同时也指国家政治目标的执行，包括立法、行政、司法等。狭义的定义指国家行政机关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又称为公共行政。下面是行政管理制度论文，请参考！
行政管理工作的办公室沟通协调作用。
办公室对行政管理工作的落实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办公室工作应按科学发展观相关要求，创新思维，努力探索，促进行政管理工作的有效实施。笔者将分别从办公室管理工作职能、行政管理工作中办公室沟通协作对策研究这两个方面来阐述。
一、办公室管理工作的职能。
办公室是一个单位的“窗口”，在行政管理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办公室人员应对办公室的地位加以重视，使其更好适应时代发展趋势，促进办公室管理水平的提升。办公室作为联系行政管理工作的重要桥梁，确保事业单位每个环节的有效衔接，树立全方位服务理念，创建良好的“窗口”形象，确保办公室各项工作的一一落实。办公室管理工作具有多项职能，包括：综合职能、协调职能、参谋职能、服务职能以及督查职能，笔者将对其一一阐述。
（一）综合职能。综合职能作为办公室管理的主要职能，是实现内外沟通、协调各方的重要枢纽，同时也是单位管理系统的心脏。一般来说，单位许多决策由办公室来负责，行政管理工作实施情况应及时向办公室反馈。（二）协调职能。除综合职能外，协调职能也是其中之一，该职能贯穿于单位各项管理工作当中，办公室应协调好单位各部门间的关系，确保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办公室起着承上启下、联系内外的作用，可使单位各部门工作步调一致，确保单位工作目标的有效统一，为自身发展创造更优质的环境。（三）参谋职能。办公室作为领导的助手与参谋，平常与单位领导接触较多，能第一时间获取上级精神，了解单位领导工作思路，同时还参与到单位决策过程中，从而赋予了其参谋的职能。基于此，办公室人员应依据领导意图，把握上级决策，广泛收集信息，听取基层意见，实施改革创新，更好地辅助领导决策。（四）服务职能。众所周知，办公室在单位行政管理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职责是为人民群众提供高效服务，在办公室管理中，应围绕中心工作，树立服务意识，对人民群众的`诉求加以了解，尽自己的能力来解决各项问题。（五）督查职能。所谓督查，实际上是指对单位或单位领导推行的决策落实情况加以了解，督查职能的落实是促进单位各项工作实施的主要动力，如相关决策无法有效执行，便会对整体工作效率造成影响。办公室管理在事业单位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随着事业单位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新工作方法和新思想不断出现，办公室管理的弊端也随之暴露出来。主要表现为办公室管理体制不完善，尤其在事业单位综合性监督管理方面还需不断完善；处理重大事件的能力不足，缺少对重大事件的处理措施和方法；档案管理工作不到位，部分办公室工作人员对档案重视程度不够，意识较为淡薄；相关办公室人员业务素质较低，导致工作效率降低。
二、行政管理工作中办公室沟通协作对策研究。
综上，笔者对办公室管理工作职能进行了分析研究，为促进办公室沟通协作，还应采取多种管理对策，如：对管理制度加强健全、进一步发挥各项职能，笔者将从以下方面来阐述。
（一）对管理制度加强健全。在单位行政管理工作中，为促进办公室的沟通协作，首先应对管理制度加以健全，使各项工作有据可循，实现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在原本规则制度的基础上，对工作程序加以规范，以防凭经验办事现象的发生。单位领导应从办文、办公、办事等方面来制定严格的执行程序，对操作方法加以明确。此外应对工作关系进行梳理，确保各项工作分工的明确性，为促进行政管理工作的有效实施，还应将激励机制应用其中，激发员工工作热情，提高考核指标体系的科学合理性，将定性与定量方式结合在一起，强化考核的比重。（二）进一步发挥各项职能。办公室作为贯彻领导决策、反馈员工意见的主要机构，应提高自身服务意识，以发展为大局，增强工作的主动性与计划性，通过办文、办会、办事等环节把握好程序关。最后，办公室应树立勇于创造、勇于进取的精神，依据新形势要求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最后解决问题。作为领导的“参谋”，办公室应将工作重点放到主动参谋上，对当前形势认真研究，对管理业务认真钻研，对重要的民意、各种突发事件准确反馈，办公室应善于发现新信息，把握事物发展规律，为领导提供更加科学更加合理的参考服务。
三、结束语。
综上，笔者对办公室管理现状及职能展开了研究，就目前来看，办公室在行政管理工作中还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若得不到解决便会对其管理工作造成影响，基于这种情况，单位领导应对管理制度加以健全，加强员工考核力度，促进办公室自身职能的有效发挥。
【参考文献】。
[1]刘丽敏.探析行政管理工作中办公室的沟通协调作用[j].科技风,(20):6-7.
行政法论文篇十二
论文最好能建立在平日比较注意探索的问题的基础上，写论文主要是反映学生对问题的思考，详细内容请看下文本科行政法论文格式。
论文摘要：摘要是论文内容不加注释和评论的简短陈述，应以第三人称陈述。它应具有独立性和自含性，即不阅读论文的全文，就能获得必要的信息。摘要的内容应包含与论文同等量的主要信息，供读者确定有无必要阅读全文，也供文摘等二次文献采用。
摘要一般应说明研究工作目的、实验研究方法、结果和最终结论等，而重点是结果和结论。摘要中一般不用图、表、公式等，不用非公知公用的符号、术语和非法定的计量单位。
摘要页置于封面页后。
中文摘要一般为300汉字左右，用5号宋体，摘要应包括关键词。
英文摘要是中文摘要的英文译文，英文摘要页置于中文摘要页之后。申请学位者必须有，不申请学位者可不使用英文摘要。
关键词：关键词是为了文献标引工作从论文中选取出来用以表示全文主题内容信息款目的单词或术语。一般每篇论文应选取3～5个词作为关键词。关键词间用逗号分隔，最后一个词后不打标点符号。以显著的字符排在同种语言摘要的下方。如有可能，尽量用《汉语主题词表》等词表提供的规范词。
5.医学本科论文格式要求。
6.法学本科论文格式要求。
7.本科毕业论文格式要求。
8.本科毕业论文格式写作规范。
10.本科生毕业论文格式要求。
行政法论文篇十三
11月3日,原告a公司与被告b超市达成食品销售协议,协议第七条约定:“乙方于货款未全部兑现前,商品货物法定处理权属于甲方。
”后被告向原告购买糖果等食品,计货款51830.06元。经原告催讨,被告于3月2日支付1万元,并书面承诺余款于同年3月10日付清,但届期未按约履行。原告于同年3月13日从被告处拉回部分货物,价值11643.85元,被告尚欠余款30186.21元。原告索款未果,遂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支付所欠货款及逾期付款利息。
庭审中,原告认为,双方协议第七条约定的“法定处理权”是指在b超市未付清全部价款前,a公司享有的对所供货物自由处置权利,当然包括拉回货物。其拉回货物正是依此约定。被告方b超市则辩称,既然原告有此法定处理权,要求原告按协议约定拉回全部货物,双方就此清结,互不拖欠。原告称,其放弃这一“法定处理权”,并要求被告方履行付款义务。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被告间的买卖合同依法成立有效,被告拖欠货款,应负违约责任。依照合同法第109条之规定,判决被告b超市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a公司货款30186.21元、偿付原告a公司逾期付款利息360元。
应该说本案事实清楚,双方对案件事实并无争议,最终判决结果也于法有据,合情合理。然而美中不足的是判决中并未对“法定处理权”这一约定给予适当的说明,亦未对原告未经被告同意拉回货物这一行为准确定性。由于本案所涉合同签订于新合同法施行之后,其法律适用依据当为新合同法。细究本案我们发现,这起貌似简单的买卖合同纠纷涉及到我国新合同法中有所规定但并未详尽规定的所有权保留制度。
1910月1日新合同法的生效施行是我国法制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新合同法创设了诸项新制度,所有权保留制度就是其中的一项。该法第133条规定:“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第134条又规定:“当事人可以在买卖合同中约定买受人未履行支付价款或其他义务的,标的物的所有权属于出卖人。”此即构建出所有权保留制度。所有权保留交易实践由来以久。在合同法之前,民法通则也曾为这一制度的存在留有余地。民法通则第72条第二款规定:“按照合同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转移,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合同法正是继承了民法通则这一精神,明确规定了所有权保留制度。按笔者理解,本案双方当事人在协议中虽未明确使用“所有权”一词而用了含糊不清的“法定处理权”一词,然究其实质,此“法定处理权”的权利内容与所有权诸权能无异,所谓的“法定处理权”实质乃是所有权。本案所涉协议第七条即可理解为买卖合同中的所有权保留条款。据此可以认为当事人这一约定当属合法有效,原告a公司在对方未付款时,拉回部分货物是其依约行使权利的行为,于法不悖。
所谓所有权保留,是指双务合同尤其是分期付款买卖合同中,出卖人依约定以保留标的物所有权的方式担保买受人价金之给付或其他义务之履行。对所有权保留之性质,理论界与实务界均有两种不同看法,一说认为,所有权保留在法律上为一种附条件的所有权移转。此为德国和日本的学说,此种理论并未将所有权保留作为担保买卖价金取偿的担保权对待,仍然将之作为一种特殊买卖对待,即所有权保留买卖为所有权随着买卖价金的付清而移转于买受人。另一说认为,所有权保留为非典型担保物权,其主旨在于通过保留标的物所有权以期保障买受人能按期支付价款或履行其他义务。
笔者认为,所有权保留作为买卖合同中的一项特约,必然兼具物权和债权双重意义。在第一层面即物权意义上,出卖人享有在买受人未全部付清价款时保留标的物所有权的权利,承担在买受人付清价款时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而买受人则享有在付清价款时请求出卖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权利,承担到期支付价款的义务。所有权保留作为一种担保物权,在我国现行法体制下,尚需立法承认其地位。在第二层面即债权意义上,具有所有权保留特约的买卖合同可视为附条件的所有权移转合同,出卖人和买受人必须承担买卖合同上的权利义务,即出卖人享有取得价款的权利,承担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买受人则享有取得标的物所有权的权利,承担支付价款的义务。前一物权意义上权利义务为后一债权意义上权利义务实现的保障。
合同法第134条规定属于提示性条款,即提示当事人可以在合同中约定采用所有权保留制度以保障自身权益,并无强行性。以合同法的一个提示性条款所构建的所有权保留制度显然极不完备。尽管合同法赋予当事人更多的意思自治空间,将法律留下的空白留于当事人自己约定,但是当出现当事人的约定非常简约的情况,法律应对就显得束手无策了,本案即遭此困境。为此,结合本案,笔者认为有以下四个问题值得探讨:。
第一,出卖人是否有权放弃所有权而径直要求买受人支付价金?
如前所述,所有权保留为一种非典型担保物权,旨在实现买卖合同上的权利义务。当事人当然可以放弃其享有的所有权保留这一物权,而依合同法之实际履行原则要求买受人实际履行,正如在有典型担保物权的债权中,担保物权人可以放弃其所享有之担保物权,而使之变为一般债权一样,此均由当事人权衡决定。放弃担保物权,并不意味着放弃一般债权,其仍可要求债务人实际履行债务。这在我国合同法已规定“继续履行”等违约责任的情况下尤为可行。合同法第109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即是法律依据。本案中,a公司从b超市拉回部分货物是a公司作为所有权人行使所有权之行为,后a公司放弃其对未拉回货物之“法定处理权”而要求b超市支付货款,是a公司作为债权人要求债务人b超市实际履行义务之行为,两行为均应得到法律的支持。
第二,出卖人行使保留之所有权后是否还有权追究买受人的违约赔偿责任?
支付逾期付款利息360元,是依权利人的主张按未拉回货物之价款30186.21元的每日万分之四计算出来的,法院支持这一请求于法有据。然而权利人a公司本可主张更多权利,如要求被告按全部未付货款51830.06元的每日万分之四偿付利息,也应支持。
第三,买受人可否以未取得所有权为由要求出卖人取回标的物并以此解除合同?
取回标的物是出卖人作为所有权人享有的权利,而非义务。按权利可以放弃、义务必须履行的原则,出卖人可自由选择是否行使该权利。买受人未取得所有权是因其未履行合同上的支付价金之义务,当然无权要求出卖人取回标的物,更不可就此解除合同。显然被告b超市的抗辩不能成立。原告a公司完全可以放弃“法定处理权”,要求被告方履行付款义务,或行使“法定处理权”,取回标的物,并解除合同。
第四,所有权保留中买受人利益如何保护。
权利的平衡是民法重要原则。本案由于买受人违约在先,故前文主要结合案例探讨出卖人利益保护问题,并未直接涉及买受人利益保护问题,然买受人利益保护问题始终是所有权保留制度研究中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由于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中标的物虽然交付给了买受人,但所有权并不随之转移,买受人享有的仅是期待权。如果出卖人在买受人按约交付价金之后,不将所有权转移至买受人,或出卖人在买受人交付价金之前将此物再转让他人,即一物二卖,买受人的利益如何保护?依传统法律规则,买受人只享有向出卖人要求违约赔偿的债权请求权,这显然有违买受人签约之初衷。合同法中虽也规定了实际履行原则,但合同法的权利属债权,债权作为相对权,显然不能对抗作为绝对权的物权,因此仅靠合同法中的实际履行这一违约责任形式尚不足以保护买卖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传统理论把买受人的期待权物权化,或定性为“不完全的”所有权等概念,但这一做法将导致所有权观念的紊乱,不利所有权制度维护“静的安全”之目标实现。笔者以为将所有权保留定性为附条件的所有权移转可更好地保护买受人的利益。依这一定性可产生如下规则:买卖合同成立之后,在买受人未付清价款和履行完义务前,出卖人虽保留标的物的所有权,然其保留之所有权仅为担保意义上的所有权,其时,买受人已实际占有标的物,在买受人依约付清价金之后,所附条件即成就,所有权自然转移于买受人,买受人当然享有标的物的所有权。据此,买受人在合同期限未至之前,可以留置该标的物至合同约定期满之日以对抗出卖人的违约行为,在此之前,买受人依约支付了价款或履行完义务,即当然享有该标的物的所有权;如其未支付价款或未履行义务,出卖人可收回其保留之标的物并追究买受人的违约责任。这一规则在动产和不动产的具体操作中又稍有区别:在动产买卖中,先买人依占有即可直接对抗后买人和出卖人;在不动产买卖中,由于涉及登记问题,必须完善登记制度。可作如下规定:在所有权保留的情况下,在交付之后,双方当事人将所有权保留约定登记在册,在所有权保留约定失效之前,出卖人不得再次转让标的物。这一规则较好地兼顾了买卖双方当事人的利益,体现了民法中的衡平原则,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
物权法正在紧张的草拟之中,将所有权保留这一非典型物权在物权法中法定化并确立相关具体规则,实属必要。
行政法论文篇十四
办公室对行政管理工作的落实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办公室工作应按科学发展观相关要求，创新思维，努力探索，促进行政管理工作的有效实施。笔者将分别从办公室管理工作职能、行政管理工作中办公室沟通协作对策研究这两个方面来阐述。
一、办公室管理工作的职能。
办公室是一个单位的“窗口”，在行政管理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办公室人员应对办公室的地位加以重视，使其更好适应时代发展趋势，促进办公室管理水平的提升。办公室作为联系行政管理工作的重要桥梁，确保事业单位每个环节的有效衔接，树立全方位服务理念，创建良好的“窗口”形象，确保办公室各项工作的一一落实。办公室管理工作具有多项职能，包括：综合职能、协调职能、参谋职能、服务职能以及督查职能，笔者将对其一一阐述。
（一）综合职能。综合职能作为办公室管理的主要职能，是实现内外沟通、协调各方的重要枢纽，同时也是单位管理系统的心脏。一般来说，单位许多决策由办公室来负责，行政管理工作实施情况应及时向办公室反馈。
（二）协调职能。除综合职能外，协调职能也是其中之一，该职能贯穿于单位各项管理工作当中，办公室应协调好单位各部门间的关系，确保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办公室起着承上启下、联系内外的作用，可使单位各部门工作步调一致，确保单位工作目标的有效统一，为自身发展创造更优质的环境。
（三）参谋职能。办公室作为领导的助手与参谋，平常与单位领导接触较多，能第一时间获取上级精神，了解单位领导工作思路，同时还参与到单位决策过程中，从而赋予了其参谋的职能。基于此，办公室人员应依据领导意图，把握上级决策，广泛收集信息，听取基层意见，实施改革创新，更好地辅助领导决策。
（四）服务职能。众所周知，办公室在单位行政管理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职责是为人民群众提供高效服务，在办公室管理中，应围绕中心工作，树立服务意识，对人民群众的诉求加以了解，尽自己的能力来解决各项问题。
（五）督查职能。所谓督查，实际上是指对单位或单位领导推行的决策落实情况加以了解，督查职能的落实是促进单位各项工作实施的主要动力，如相关决策无法有效执行，便会对整体工作效率造成影响。办公室管理在事业单位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随着事业单位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新工作方法和新思想不断出现，办公室管理的弊端也随之暴露出来。主要表现为办公室管理体制不完善，尤其在事业单位综合性监督管理方面还需不断完善；处理重大事件的能力不足，缺少对重大事件的处理措施和方法；档案管理工作不到位，部分办公室工作人员对档案重视程度不够，意识较为淡薄；相关办公室人员业务素质较低，导致工作效率降低。
二、行政管理工作中办公室沟通协作对策研究。
综上，笔者对办公室管理工作职能进行了分析研究，为促进办公室沟通协作，还应采取多种管理对策，如：对管理制度加强健全、进一步发挥各项职能，笔者将从以下方面来阐述。
（一）对管理制度加强健全。在单位行政管理工作中，为促进办公室的沟通协作，首先应对管理制度加以健全，使各项工作有据可循，实现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在原本规则制度的基础上，对工作程序加以规范，以防凭经验办事现象的发生。单位领导应从办文、办公、办事等方面来制定严格的执行程序，对操作方法加以明确。此外应对工作关系进行梳理，确保各项工作分工的明确性，为促进行政管理工作的有效实施，还应将激励机制应用其中，激发员工工作热情，提高考核指标体系的科学合理性，将定性与定量方式结合在一起，强化考核的比重。
（二）进一步发挥各项职能。办公室作为贯彻领导决策、反馈员工意见的主要机构，应提高自身服务意识，以发展为大局，增强工作的主动性与计划性，通过办文、办会、办事等环节把握好程序关。最后，办公室应树立勇于创造、勇于进取的精神，依据新形势要求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最后解决问题。作为领导的“参谋”，办公室应将工作重点放到主动参谋上，对当前形势认真研究，对管理业务认真钻研，对重要的民意、各种突发事件准确反馈，办公室应善于发现新信息，把握事物发展规律，为领导提供更加科学更加合理的参考服务。
三、结束语。
综上，笔者对办公室管理现状及职能展开了研究，就目前来看，办公室在行政管理工作中还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若得不到解决便会对其管理工作造成影响，基于这种情况，单位领导应对管理制度加以健全，加强员工考核力度，促进办公室自身职能的有效发挥。
行政法论文篇十五
[摘要]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行政法与宪法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尤其在运用国家权力和保障公民权益方面甚为突出。一方面,宪法是行政法的基础,行政法是宪法的具体化,行政法的发展离不开离不开宪法原则、宪法理念的指引,宪法的实施、宪政的生长也同样离不开行政法的发展;另一方面,行政法的发展能够对宪法起到补充、发展、完善乃至修正的作用,从而推动宪法、宪政日臻完善。因而,深入探究行政法与宪法的关系,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具有全局性的战略意义,我们必须站在建设法治国家的高度,努力推动行政法与宪法之间的互动关系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行政法宪法互动辩证关系法治。
当今法学界普遍认为,宪法在一国的法律体系中处于最高位。在宪政国家,宪法不仅具有形式上的最高地位和效力,并且具有实质上的最高地位。从此意义上讲,宪法是一切部门法的渊源,指导着各个部门法的运行。但是,处于对限制公共权力、保障公民权力的共同关切,二者在内容、功能上又颇多相同之处,都被认为是传统公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的核心内容是对国家权力的实现方式及运作进行规范,行政法所关心的则是行政权的存在及行使的合法性。因此,宪法与行政法在调整对象、范围及方法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然而,宪法与行政法关注的问题具有相似性,二者之间除了从属关系与部分重合关系之外,还存在补充、发展关系具体而言,行政法在遵循宪法原则和精神的前提下,在宪法的范围内有能动活动的余地,并对宪法的发展起着实际的推动作用。行政法与宪法之间是一种互动辩证关系。
1.宪法是行政法的根基。宪法为行政法的产生、发展指引着方向,行政法的发展则落实了宪法的基本原则、传播了宪政的基本理念。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行政法的产生是以宪法的产生及实施作为基础和前提的,行政法对宪法有一定的`依存性。
2.行政法是宪法的具体化。国家生活的复杂化加上立法机关本身固有的缺陷使得行政立法在当今法律体系中处于重要地位。民众不仅要求参与民主制度权利的实现,还对于自身权益,诸如劳动、接受教育、享受优质的环境等,有着更为强烈的要求,这些有赖于行政程序法、劳动法、教育法及环境保护法等的制定与实施,而这是宪法所办不到的。行政法是将宪法所确认的基本制度和基本权利予以具体化的主要途径,是实现国家目的重要手段,保障公共利益与提供服务是其价值所在。
3.行政法的发展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补充、发展了宪法,其深入发展是推动宪法的修改重要的源动力。众所周知,由于立法者主观认识的局限性与社会生活瞬息万变的无限性之间存在着难以消解的矛盾,立法如此,立宪亦如此。成文宪法的高度原则性、概括性及预测能力的有限性,都注定了其往往滞后于复杂多变的社会关系。就调整对象而言,宪法与行政法有相当部分是重合的,因而行政法在遵循宪法基本原则、精神的前提下,对宪法的发展是有很大作为的。
二、行政法与宪法关系之发展。
行政法与宪法之间的互动辩证关系也存在着失衡的一面,这种失衡既表现为行政法的发展可能突破宪法原则甚至完全偏离宪政的轨道,也体现在行政法的发展有可能因宪法的严重滞后而受阻。因而,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努力推动行政法与宪法之间互为协调促进的发展方向。
1.通过各种有效的变迁手段,促使宪法积极地回应行政法发展所带来的挑战。
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法治包括两重含义:已通过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作为“法上之法”的宪法,无疑更应该获得全社会的普遍认同,且其自身的规定也应当是健全的、良好的。否则,宪法缺乏权威,宪政、法治就永远难以实现。我国行政法的发展已经对宪法提出了一系列深层次的要求,回顾现行宪法20年来的实施历程,不难看出,修宪已经成为我国最重要且使用最为频繁地宪法应变方式。同时,根据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宪法有解释的权力。在社会急剧发展的今天,释宪权对于维持宪法的稳定,弥补宪法条文规定的不足,推动宪法制度的实施和观念的普及显得尤为重要。
2.以“宪法优位”、“宪法保留”为原则,牢固树立“宪法至上”的基本理念。
宪法作为法治的最高和最集中的体现,在一国的法律体系中居于不可动摇的崇高地位。宪法如果不具有至上的权威,那么,宪政、法治将失去最基本的依托。因此,“宪法至上”是“法律至上”的核心,也是法治国家所追求的首要价值目标。“宪法至上”理念具体到行政法上,就是要求行政机关必须“依宪行政”,这是依法行政的前提和基础。“宪法拥有权威的关键不在于公民是否服从它,恰恰在于政府自身是否服从它。”因此,为了推动行政法与宪法关系的良性互动,我们首先就要积极地宣传、普及宪法至上的理念,使社会成员尤其是政府官员实际感受到宪法的存在,自觉地遵守宪法、维护宪法权威。
3.尽快健全相关的违宪审查制度和宪法诉讼制度,保障并监督行政法对宪法的发展。
如前所述,行政法的发展对宪法的完善与更新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这又似乎存在着某种违宪的嫌疑。那么,行政法实践到底能在多大限度内发展宪法呢?可以认定,行政法对宪法的补充、发展及推动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宪法的发展绝不能仅仅拘泥于表面的文字,它理应包括依照宪法精神的发展。因此,在把握宪法原则与精髓的前提下,即使行政法的发展突破了某些文字,也不能简单地视之“违宪”,更不能以所谓的“良性违宪”为名替其“粉饰”,而应当肯定地认定其“合宪”。违宪审查制度和宪法诉讼机制确保了这种最高效力的实践价值。通过违宪审查机制的有效运作,我国行政法与宪法之间的互动辩证关系有望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从而推动中国宪政时代的早日来临。
参考文献:。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2]焦洪昌主编:《宪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3。
行政法论文篇十六
国际损害责任指的是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也被称为“极端危险活动的责任”或“合法行为的责任”。笔者认为国际损害责任的特征有三点：第一，从单纯定义的角度出发，国际损害责任的承担主体必须为国际法上的主体，且进行的行为为国际法所没有明文禁止的行为;第二，从责任追究的角度入手，国际损害责任的追究必须有两个构成要件：一是行为的实际存在，二是损害的实际存在;第三，从主体主观因素和承担责任方式进行考察，主要为无过错责任和赔偿。
二、性质分析。
(一)国际损害责任与传统国家责任制度并不等同。
从产生两者的基础上看，传统国家责任主要是由行为的不法性而产生，对损害事实和结果并无过分强调，但国际损害责任却恰好相反，并不拘泥于行为本身。另一方面，传统国家责任在规则限制上并不涉及初级义务，虽然也会有所联系，而国际损害责任所涉及的实体规则却大多是诸如赔偿义务等初级义务。此外，传统国家责任强调由国家承担责任，不法行为也应归因于国家，国际损害责任只要求行为在国家的管辖或控制下发生，就可能引起。在对损害的要求上，传统国家责任制度即使未造成损害也构成对责任主体的追究。而损害后果的产生却是国际损害责任赔偿等义务发生的充分条件，同时在赔偿范围方面，两者也有所不同。责任的产生必定伴随着特殊情况下责任的免除，在传统国家责任中，只要国际法主体已经采取公认的合理合法手段阻止违法义务事实和结果的发生就可免除相应的责任。而国际损害责任的要求比较严苛，只要行为一经实施，便无法免除。最后从宏观角度来看，两者的立法功能也不尽相同，传统国家责任目的在于确保国际义务得到遵守，是一种禁令，而国际损害责任的目的在于分配损害，对活动进行合理公平的协调。
(二)不可认为国际损害责任是合法行为。
由于大多数人对二元真值命题的偏爱，导致许多初涉国际法的学者将国际法所不禁止的行为与合法行为划上等号。然而，早在20世纪的美国著名法学家庞德就曾说过：“法律对其没有明白加以谴责的东西并不一定表示赞同。”换言之，国际损害行为不能简单地用“法不禁止即为合法”的排除法来判断其合法性。国际损害责任之所以具有模糊性，也是因为跨国性损害后果发生的不确定性，若考虑到跨国性损害后果的发生，那么其行为自身就能令人嗅到“非法”的意味。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在自己的居所与伴侣进行性行为本无可厚非，但如果大开门户将这种行为有意识或者是无意识地公开，因为其在传播着一种淫秽的信息而损害了公序良俗，那么行为便有“违法”的意味。正因为国际损害行为的“违法”意味没有不法行为来得那般浓厚，故在追究责任时的焦点只能针对其所造成的损害性结果。
(三)国际损害责任与危险行为也有差别《国际法未加禁止之行为引起有害后果之国际责任条款草案》第一章第一条明确规定：“本条款适用于：a.国际法未加禁止的、含有通过其物质后果而引起重大跨界损害的风险的活动;b.国际法未加禁止的、不含有a所指之风险、但仍引起该损害的其他活动。”从法条出发，可以推测出国际损害责任并不一定具有行为上的危险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损害后果发生的不可预期性。目前国际损害责任的适用范围过于狭窄，也是因为大多数人未能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而这一点仍不能说明责任的性质和产生的全部原因。
三、对国际损害责任法理基础相关学说的驳斥。
(一)危险责任原则。
危险责任原则的落脚点在于行为的危险性，用行为的危险性作为标准衡量，以期确定责任的大小。但在前文中已经说到“国际损害行为不等同于危险行为”，如果采用此学说，在学理上不仅存在着产生原因的片面性问题，同时在实践中，也会面临着损害责任的适用范围大大缩小的窘况。那么与《国际法未加禁止之引起有害后果之国际责任条款草案》规定行为性质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
(二)无过错责任原则。
无过错责任原则，也叫无过失责任原则。它是指在行为主体没有过错而造成他人损害的情况下，依照法律的规定，应由与造成损害原因有关的行为主体承担责任的原则。英美法中也称之为“严格责任”。笔者在一开始倾向于支持该原则作为损害责任的法理基础，直到拜读了慕亚平教授所写的《国际损害责任的性质和法理基础》才意识到此原则的不足之处：首先，国际损害责任的法理基础是一个学理问题，而无过错责任原则更类似于实践中的解决方案，未能认识到在一定程度上将损害的大小作为赔偿的标准固然合理，但若将其用于法律价值的判断，难免有失依据。将其与张明楷教授在刑法学中所提出的结果无价值论进行类比，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其次，由于不可抗力可以导致损害责任的免除在国际法上已经有所规定，若采用此原则，两者之间难免发生冲突;最后，该原则也不符合责任的基本内涵，在慕亚平教授的论文中已有详细阐述，笔者在此便不便赘述。
(三)公平责任原则。
作为责任分配原则的一种，公平责任原则对于责任分配依据既不是行为，也不是特定事故原因，而是一种抽象的价值理念，即公平。从法律规范的结构来看，价值理念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具有直接的可操作性的，这种法律现象的特殊性恰在于把一种价值理念作为调整具体社会关系的操作工具。公平作为一种价值追求，目的更在于对当事人之间的财产状况和损失进行平衡，以期通过这种对损失的合理分配努力恢复利益的平衡。不仅许多持单一原理说的学者认为应将其作为国际损害责任的法理基础，许多持多元原理说的学者所提出的的多元原理中也包含此原则。但笔者认为，此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国际不加禁止行为的其他属性。虽说国际不加禁止行为不一定具有非法性和危险性，但从要厘清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国际不加禁止行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仍具有“非法性”和“危险性”的性质。公平责任原则从单纯的目的出发，致力于恢复被破坏的财产利益的平衡，似乎未能明确回答国际损害责任的产生依据问题。
四、国际损害责任的法理基础。
应为国际义务之不履行如前所述，笔者认为危险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和公平原则三大主流学说均有其不合理之处，都存在着未能阐明损害责任的法理基础的问题。粗浅而言，研究国际损害责任的法理基础就是研究归责原因，是一个停留于法律价值判断维度上的问题。换言之，是一个哲学上“为什么”的问题。“法律责任是法律规定的，义务之不履行所处之必为状态”，由这句法谚出发，笔者认为：行为国国际义务的不履行可以作为法理基础对国际损害责任进行相应的解释，其中的不履行包括了国际义务的不当履行和国际权利和权力的不当行使。此处所说的“义务”包括了法律上和契约上的义务。
(一)国际义务的不当履行。
国际义务的不当履行通过程度的不同进行划分可进一步划分为义务的完全不履行和义务的瑕疵履行。“完全不履行”是履行形态中程度最重的级别，指的是完全无视法律对义务的相关规定，此时行为主体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是自然而然的。1993年11月3日中国代表在第四十八届联大上发言：未能实施在确定国家负有义务的条款上规定的预防措施或未能对措施给予应有注意的国家，其行为可以定性为国际法上的不当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国际责任的问题便有生长的土壤了。此外，“义务的瑕疵履行”是指行为主体在形式上虽然履行了相应的义务，但却在实质上给对方造成了损害。对此，需要提醒注意的是：“不采取预防措施”能否作为责任的法理基础在国际法学界是有所争议的。虽然“不采取预防措施”所产生责任的基础是实际损害且其履行也难以有统一的客观标准，但是“不采取预防措施”能否作为责任的法理基础还是能通过有关条约的规定作出判断。
(二)国际权利和权力的不当行使。
罗马著名法谚“行使自己权力不得损害及他人权利”表明了权力行使的边界应在损害他人权利之外。从“国际权利和权力的不正当行使”指代的“不能不正当行使国际权利和权力”的否定命题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应当正当行使国际权利和权力。在国际法著名的两大判例――“特雷尔冶炼厂案”和“科孚海峡案”中，经过对这一原则的重申，确立了一国不得对他国领土造成损害以及各国承担国际义务不得允许本国领土被用来从事有害他国权利的活动的国际法原则。“正当行使国际权利和权力”原则正是在这样的实践中不停摸索前进，最终得以确立用于解决跨国损害问题。同时，从法理的角度进行分析，“正当行使国际权利和权力”也可以视为国家主权原则的派生原则。一方面，国家在其管辖的范围内从事活动具有完全的自主性，另一方面，国家也有权要求他国在其境内所从事的活动不具有使本国发生损害的后果产生。若其他国家无法容忍某个国家在其领土上从事的国际法所不加禁止的活动所造成的损害后果时，则该国的行为可以认定为“不当行使国际权利和权力”。
由此可见，“不当行使国际权利和权力”与相应的国际法原则南辕北辙，行为的实施国理所应当要承担相应的国际损害责任。五、结语对于国际损害责任的法理基础，国际法学理论界并没有一种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学说。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环境下，国际损害行为模式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在理论上，国际损害责任并未形成如传统国家责任一般完善的体系和制度，即便是通过实践数据的分析，也难以在操作规则上达到统一。因此，对于国际损害责任这一课题，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道路还只是刚刚起步，未来将会有更多的挑战不期而遇。
行政法论文篇十七
摘要:。
行政执法证据是行政机关进行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时，执法人员依法取得的证据材料。实践中，鉴于行政违法行为对应的行政处罚的严厉性不及刑事犯罪行为对应的刑罚，行政案件与刑事案件在证据收集要求上仍有明显区别，有必要规范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通过证据审查实现行政执法证据成为刑事诉讼证据的转变。
关键词:。
关于行政机关在行使职能进行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时，执法人员依法取得的证据材料是否可以作为刑事诉讼中的证据，新的刑事诉讼法有了规定，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一、行政执法证据可在刑事诉讼中运用的原因。
行政违法行为与刑事犯罪行为的主要区别在于社会危害性程度不同，当行政违法行为危害程度达到刑事犯罪立案追诉程度时，行政执法机关就不再有处理权限，应当依法将行政执法中收集的全部证据材料移送司法机关。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机关处理一般违法行为，司法处理刑事犯罪行为，时间经过的不可倒流使得物证、书证等证据材料，只要行政执法机关已经收集了，司法机关就不可能重新收集。基于以上原因，行政执法证据不能排斥在刑事诉讼之外，至于司法机关最终是否采信作为定案的证据，则视具体司法审查而定。
二、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进行审查的必要性。
行政违法行为与刑事犯罪行为基于社会危害性的不同，两种不法行为性质不同，但两种行为表征大体相同，行政违法行为由于危害程度的加重成为刑事犯罪行为，在案发时一般由行政执法机关先行调查取证，随着证据的逐步收集，行政案件有可能成为刑事案件，进而依法应当移送司法机关。由于行政违法行为对应的行政处罚的严厉性不及刑事犯罪行为对应的刑罚，行政案件与刑事案件在证据收集要求上有以下区别:。
(一)证据收集的程序性要求不同。刑事诉讼中证据的收集程序要比行政执法的证据程序严格，例如在询问要求上，在办理刑事案件时询问证人、被害人必须单独进行，否则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属于非法证据，依法应当排除，但在办理行政执法案件中，证人、被害人不单独进行询问法律是许可的。
(二)证明标准和证据审查要求不同。刑事案件的查办要求证据之间有印证关联，单一的证据形式和种类不能最终定案;相比于刑事诉讼，行政机关在执法时重点在稳定行政管理秩序，偏向于执法效率，证据收集过程中重点在某一种或某几种证据上。
(三)全国行政执法水平区域差距很大。很多行政机关取证能力有待提升，在行政违法案件达到刑事立案追诉标准，依法将行政执法证据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院后，先天的不足可能将直接影响到刑事案件的事实认定，进而不能实行刑事诉讼的目的。
三、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审查要求。
(一)证据的关联要求。证据要最终作为定案的根据需要与案件事实具有关联性。行政执法证据在移送司法机关后，在刑事诉讼的各个环节中，审查行政执法证据与待证事物间具有关联性是证据审查的最低要求。
(二)证据真实性要求。客观真实性是审查证据的基本点，在刑事诉讼中要着重审查证据的内容是否客观真实，是否是对事物的客观反映。司法机关在审查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来的行政执法证据时，应当重点审查证据内容和证据形式是否客观真实。
四、非法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排除情况。
(一)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行政执法证据。我国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都规定了:采用暴力、威胁、引诱、欺骗等手段取得证据的行为是非法的，这也就指示出了非法行政执法证据的排除情况。刑事诉讼中的证据比行政案件的证据要求更严格，所谓举轻以明重，在行政执法过程中采取暴力、威胁、引诱、欺骗等严重侵犯人权的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在移送司法机关后当然要予以排除。但是，行政执法机关只是一般违反法定程序而收集到的物证、书证等实物证据，就不能因为收集程序违法就必然予以排除。这一规定是基于物证、书证等实物证据具有稳定性、不受主观因素影响而随意变化。因此，行政执法过程中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物证、书证等实物证据应当要求行政执法机关予以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的，才应当予以排除。
(二)行政执法中采取秘密手段收集的证据。秘密录音、隐蔽录像等秘密手段随着技术的成熟已成为常用手段，为了取证的便捷，部分行政执法机关也开始尝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的若干问题规定》规定，以偷拍、偷录等手段获取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证据材料，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举轻以明重，在刑事诉讼中同样遵守这个规定。但是，采取秘密手段未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获取的证据材料则不一定予以排除。秘密取证并不等同于非法取证，基于保护公共利益的需要，只要行政主体的秘密取证行为没有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就不能作为行政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五、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具体审查方法。
(一)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虽然这四类证据在刑事诉讼法中被明确规定了可以作为证据适用，但不能排除行政执法机关收集的这四类证据被替换、被伪造的可能性。基于上述原因，司法机关仍然应当审查这四类证据的来源、收集时间、地点以及方式等。
(二)违法当事人的陈述、证人证言。当事人作为案件的亲历者，一般能完整陈述案件的整个过程，这样的证据很可能直接影响案件的事实认定。虽然当事人陈述是认定案件事实的便捷途径，但受制于言辞证据的固有缺陷，容易受主观因素的影响，真实性存疑。基于当事人陈述存在的问题，行政执法证据在移送司法机关后必须严格按照程序要求重新收集。证人证言与当事人陈述均属于言辞证据范畴，证人证言也具备当事人陈述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对于行政执法机关收集的证人证言，司法机关在接受移送后的侦查阶段应当对证人证言重新进行收集，除非相关证人已死亡等客观原因导致无法重新收集，此情况下，在行政执法阶段收集的证人证言与在案的其他证据能相互印证时，证人证言不需重新收集也能作为刑事定案的证据。
(三)现场勘验等笔录证据。笔录类证据的审查主要看是否有行政执法人员、当事人、见证人的签字以及现场勘查过程是否完整、是否有遗漏环节。行政执法证据在移送司法机关后，如果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对行政机关移送的笔录类证据持有异议，在可以重新收集制作的情况下应当重新提取后再使用;而在重新收集提取不可能的情况下，在刑事诉讼的审判阶段可以直接将笔录类证据在法庭上接受质证，如果与在案的其他证据能相互印证则可以采信，否则予以排除。
(四)鉴定类证据。在行政执法中取材并鉴定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重点在审查是否超出鉴定机构的鉴定范围、鉴定人是否依法取得相应的鉴定资质、另外还要审查鉴定人是否需要回避的情况。行政执法过程中衍生的鉴定在移送司法机关后，如果当事人提出异议，在重新鉴定可能的情况下应当根据刑事诉讼中关于鉴定意见的要求重新鉴定。
综上所述，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涉及到行政法、刑事诉讼法之间的“两法衔接”问题。规范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审查要求，有利于实现行政执法证据向刑事诉讼证据的转变，既规范了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的证据收集要求，又为达到刑事立案标准需要移送司法机关的案件，在刑事立案侦查及审查起诉等阶段的证据规范要求。当然，最佳解决方案是最大限度地缩小行政执法证据与刑事证据之间的差距，保证证据之间的延续性。
行政法论文篇十八
相邻之间因不动产物权的利用问题引起争议，该如何判断谁是谁非，法律对此类问题规定比较原则，实践中相邻之间遇到的矛盾各式各样，处理相邻关系需要落实的一个基本思路是“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案情：西城区大后仓胡同的李某与刘某的房屋都是四合小院，相邻而居，李某于翻建了房屋，刘某于翻建，在建房时两家缺乏沟通，事后，原告李某向法院起诉，要求“拆除”被告刘某的后建房，理由是刘某后建的房梁搭在李家墙体上，影响安全，要求法院判令恢复原状，同时李某认为刘家的建筑是“违章建筑”。被告同时提出反诉称李家建房占压刘家的宅地，属于越界扩建，房顶滴水方向改换后给刘家房屋带来安全隐患，要求法院判令李家承担法律责任。
解析：
通过分析查知，双方争议的焦点：
1、刘家的房屋是否违章建筑，是否应当拆除？
2、法律规定的相邻权的保护内容究竟是什么权利？
3、法院是否受理关于违章建筑的确认及拆除案件？
一、原告诉求能否得到支持，即要看其提供的证据是否达到法定标准，又要看其诉求理由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从行政角度看：原告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被告的房屋系违章建筑。原告的思路是只要被告不能拿出建房的规划许可或产权证，就说明被告的建筑是建章，其实，这样的思路是错误的，依据规划法规定，违章建筑是一种法律事实，需要经过行政规划主管部门的行政确认，并非只要被告不能证明取得行政规划许可证，就一定是违章建筑，就必须予以拆除。
从民法角度看：依照处理相邻关系的司法实践，邻地使用人如果知其越界，而不及时提出异议的，不得请求移去或变更。结合本案情况，如果确如原告所述情况，由于涉案房屋已建成，原告未及时提出异议，被告的建房不存在故意和过失，根据法益衡平原则，司法实务中以建造程度作为是否“及时”的参考因素，如果已经建成，无论如何也称不上及时，为平衡双方之间的利益，对利益微小或并无利益的主张，邻地使用人应当负担容忍的义务，不能再行支持拆除的诉求。
二、正确理解相邻权保护的立法精神：
《民法通则》及《物权法》规定的相邻关系，是以调整毗邻不动产权利人之间利益为主，以谋求实现不动产经济利用的.最大化为其制度目的。从原告的诉求内容看，主观上将相邻侵权理解为权利人对“不动产本身”的所有权方面。经现场勘查，现实建筑布局并未对原告行使其不动产权利和利益造成客观上的妨害，原告无证据证明其房屋的使用价值存在后果上、范围上有危险或隐患以及客观损害的实际发生，其诉求理由显然不符合法律关于处理相邻关系的立法精神。
三、程序问题：
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一）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二关于审理房地产案件几个问题第四“违章建筑引起的纠纷，因违章建筑妨碍他人通风采光或因违章违筑的买卖、租赁、抵押等引起的民事纠纷，人民法院可以受理，违章建筑的认定、拆除不属于民事纠纷，依法应由有关行政部门处理”。原告要求拆除违章建筑的理由，不属于民事诉讼审理的范围，应予驳回。
四、请求权基础问题：
最高院司法解释对“是否违建”以及“是否拆除”的判断和确认交由行政机关裁定，并未列入民事案件审理的范围，原告的请求权缺乏基础。另从《民法通则》及《物权法》关于相邻权的规定看，现行法律针对相邻权，仅限于“用水、排水；通行；通风；采光；污染；损害防免”六项，原告主张的内容不属司法可裁范围。
五、证据标准问题：
原告提供的证据能证明相邻关系的存在，但尚不能证明相邻损害发生的事实。原告递交的证据得不出清楚明确的损害结论，只有主观推断，没有证据支持。
法律规定，法庭的职责并非确定当事人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是否实施危害不动产安全的事实，法庭也不负责宣告这些事实是否确已发生，法庭只判断案件中“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是否达到足以支持其诉求的标准”，“是否达到必须拆除相邻房屋的标准”，这是法律事先设定的证据标准。原告现有证据缺乏可信度，与法律规定证据的质量规则相差悬殊。
六、诉求理由问题：
处理相邻关系的法律原则是“有利于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相邻权的保护并非针对不动产所有权本身，而是权利人对不动产的利用以及不动产功能的正常发挥。被告翻建房屋是否妨害原告对其不动产的占有、使用、处分的权利，才是法律考查的主要内容。原告的主张意味着，未经不动产权利人同意，相邻人不得延伸或碰触其房屋墙体，此项理由不符合立法精神。原告错将相邻权理解为“有权限制他人”而“没有义务接受容忍”。基于土地资源的稀缺，法律规定相邻各方有“限制权利的延伸”和“接受容忍的义务”。
如何真正培养起来“于己方便、与人方便”的善良和谐的邻里关系，是处理相邻案件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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