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是对过去的经验和教训的积累和总结，为未来的发展提供指导。在写总结时，要注重事实的准确性和客观性。"以下是一些范文供参考，希望能对你的总结写作有所启发。"
环境伦理学中的元伦理难题论文篇一
1988年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分会成立大会在古城西安召开；同一年，《中国医学伦理学》杂志在古城西安创刊。前者标志着本学科全国性学术组织诞生;后者标志着本学科专业性学术阵地问世。对于一个学科而言，上述两大事件的分量是不言而喻的。它们同时发生在我国改革开放十周年，证明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改革开放为恢复医学伦理学教学提供了历史机遇，同时也启动了我国新时期的医学伦理学研究;经过十年的探索和积累为成立全国性学术组织与创办专业性学术刊物奠定了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应该视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系列活动中的一环。我作为上述重要学术事件的见证者之一感到欣慰，目睹来我国医学伦理学的巨大发展与进步更是满怀欣喜。
1.2医学伦理学是^学术“热土”“净土，，与“沃土”
在《中国医学伦理学》杂志出刊百期之时，我曾经发表一篇祝贺文章，题目是《医学伦理学在实践中》文中谈到《中国医学伦理学》杂志一直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不断提高办刊水平和社会影响力，对推动我国医学伦理学研究，培育专业学术队伍，促进医疗卫生行业职业道德建设和开展中外学术交流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代表着我国医学伦理学、生命伦理学主流思想的发展趋势，不仅是医学伦理学专业学术刊物，是反映我国学者在本领域所取得的原创性成果、开展中外学术交流的重要窗口同时也是推动我国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促进医学伦理学教育、加强职业道德建设的重要阵地，发挥了重要的学术作用与社会作用。11]值此《中国医学伦理学》杂志20周年刊庆之际，我想在重申上述观点和认识的基础上强调：《中国医学伦理学》自创刊以来，不断成长进步、健康发展，堪称一片面向全国的专业学术“热土”坚持正确办刊方向的“净土”和影响巨大、收获颇丰的“沃土”抚今思[文章编号〕1001-856506—0007—01昔，感慨万千，在此我对热诚开创、辛勤耕耘、积极扶持这个学术园地的朋友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环境伦理学中的元伦理难题论文篇二
研究方法对于一门学科的研究至关重要。通过对当前存在的生命伦理学的最新研究方法的整合，可以为以后学习和研究生命伦理学打下坚实的基础。运用以整体为导向的研究方法来进行研究环境伦理学，打破了传统的环境伦理学以人为中心，将人类与其生存环境相隔离的局面。只有运用整体导向的研究方法，才能让人的生命更加健康，地球生命更加和谐。以“问题”或“难题”为导向的研究方法意图使环境伦理学通过对“难题”和“问题”进行分析、调查、治理，并提供指导环境问题的对策建议，从而进一步推进环境伦理学的学科研究。学习西方和结合国情两者并进的研究方法特别突出了中国的现实和中国的问题。在研究进路上，学习西方和结合国情以中国的现实和中国的问题为基础来发展环境伦理学理论，通过重视理论框架的建构，进而提出中国特色的环境伦理学的概念和范畴体系，从而建构中国特色的环境伦理学。
参考文献。
[1]余谋昌，王耀先.环境伦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卢风，肖巍.应用伦理学导论[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环境伦理学中的元伦理难题论文篇三
摘要通俗来讲，正义通常是指人们按照一定的道德标准做应该做的事。不同的社会制度背景下，人们对于的正义的理解各有不同；伦理学三位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亚里士多德、亚当・斯密、约翰・穆勒在论述正义时都不约而同的c社会的稳定发展相联系，总体来说，他们都认为正义是维持社会稳定不可缺少的一种道德品质。
1亚里士多德论正义。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指出，公正和正义具有相同的含义，并且他用整整一卷的篇幅讲了关于正义。他在第一章就对正义的概念作了定义。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是一种品质，可以让人倾向于做正确的事情。另外，“公正集一切德性之大成”，在个人的种种德性之中，公正是最特殊的，因为它不是利己而是利他的，是与他人相关的，因此，正义可以说是所有功德的集合。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正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基于法律的层面，另一方面，公正是一种伦理德性。他认为伦理德性是可以通过行为来培养的。所以公正是作为一种伦理德性的公正是通过长期的践行公正行为来养成的结果。
2亚当・斯密论正义。
亚当斯密的正义思想可以从个人品德和社会伦理两个视角之下来分析。在个人品德层次，亚当斯密通过将正义与另外一种品德，也就是通过将正义与仁慈的'比较，来说明正义这种品德。在斯密看来，就个人道德来说，是具有层级划分的，可以分为基本美德，一般美德，崇高美德。基本美德作为公民必须具备的底线道德，要求每一个公民遵守基本美德是维持社会和谐稳定的基本要求。在斯密看来，从个人品德视角来看，正义是一种不伤害他人、不干涉他人利益的美德，因此，它属于基本美德。正义这种基本美德其本质是不能让我们为所欲为，做任何事都要有所限制，不能侵犯他人的利益。但是，我们的道德水准不能仅仅停留在最基础的层次，还需要追求更高的境界。除了正义美德之外，我们还需要追求仁慈、奉献、牺牲等更高层次的美德。
亚当斯密认为，仁慈是以同情心为情感基础的人们与身俱来的一种高级美德，正义是人们基于保护自我利益而形成的一种共识，它是人类社会生存和生活秩序的保障。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看，正义维护了社会的基本秩序，仁慈则优化了社会的内部结构，有效缓解了内部矛盾；正义是基石，而仁慈是正义的补充。正义和仁慈在社会法治层面一个是义务，一个是责任，从社会的政治制度层面来看，就是道德与法的关系，两者共同作用来维系社会的安定和和谐。
3功利主义与正义。
约翰穆勒作为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对功利主义的定义是：合乎道德的行为或者制度应当能够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功利主义的基础是人的趋乐避苦的本性和利己主义理论。而功利主义的批判者却认为功利主义原则和正义原则是相互不容的，正义原则体现在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相互冲突时，功利主义倾向于保护集体利益，因此，批判者据此认为正义原则与功利主义是相对的。约翰穆勒在吸收了边沁的部分思想之后，更进一步地发展了功利主义思想，在他的著作《功利主义》中，对于功利主义和正义之间的关系作了些许补充，并证明了二者的一致性，并且在功利主义理论的基础上，通过修正补充功利主义的理论缺陷，使功利主义更加重视个人的权益。
4结语。
亚里士多德、亚当斯密、约翰穆勒三人作为伦理学史上的代表性人物，他们的思想不仅仅体现着他们的超乎常人的智慧，更代表着他们生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状态。他们对于正义的看法有许多异同点。首先，在对正义的定义来看，亚里士多德仅仅认为正义就是做正确的事，并且赞美正义是所有德性的集合；亚当斯密更进一步，认为正义是不去侵害他人的利益，并且肯定正义是社会存在的根基；约翰穆勒对于正义的定义基本和亚当斯密一致，但是他认为正义还具有权利和平等的属性，这就在理论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正义的内容。其次，他们三人在谈论正义的时候，都是建立在考虑社会发展的基础之上，因此不能从局部单独来看他们对正义的分析，而是要从整体去认识他们的思想。亚里士多德基于他自己的城邦思想，具体的分析正义对于城邦的实现和发展的重要性，其正义理论实现的载体是城邦公民，而实现的目的和追求就是城邦的实现；在宏观角度来看，亚当斯密的正义理论也是为了探究正义对于社会存在的作用和价值，为了更具体体现正义的价值，他将正义与仁慈相对比，证明了正义是社会存在的根基，而仁慈只是锦上添花的修饰品；约翰穆勒为了调和功利主义和正义原则的矛盾，更加细致的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落实到具体的个人身上，提出了社会的发展与个人的权益实现之间的种种联系。所以说，不论是亚里士多德还是亚当斯密和约翰穆勒都肯定了正义对于社会发展的必要作用。
参考文献。
[1]（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谢宗林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3]（英）约翰・穆勒.功利主义[m].徐大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环境伦理学中的元伦理难题论文篇四
当今社会，虽然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环境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但是令人担忧的是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却在全世界蔓延，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环境状况日益恶化，资源短缺等问题在不断的加剧，地球的承载力因为人口的保障而受到很大的威胁，物种的消失和土地的荒漠化，正在给人们的生活笼罩着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很多国家都颁布了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保护环境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共同奋斗的事业。
随着环境保护的`发展，人们渐渐的注意到，保护环境不光要靠法律，法律的作用只是微小的一部分，更多的是要靠人们的自觉性和道德的保护，这就产生了环境伦理学。现在社会，环境伦理学也在全球范围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和发展。很多国家都在关注和推广全球伦理学，保护环境，从小孩子做起，从每个人身边的小事做起。
首先是实践取向的研究，关注环境伦理学的实践意蕴，力图实现环境伦理学理论与环境保护实践、环境运等联合和沟通，随着人们对环境意识和环境伦理价值的广泛的关注和传播，绿色运动正在逐渐的兴起，现代社会人们有将绿色之路和环境保护有效的结合起来，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其次就是将各种环境流派的信息和思想进行整个和超越，在全球范围内整合出适合自己的有效的环境伦理思维模式，在环境伦理中，也要追求正义感，在环境问题出现之后，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都要义务和责任进行环境的保护，进行环境的治理，很多发达国家把重污染的企业转移到国外，这也是环境正义要关注的问题。在环境的保护伦理中，要寻求新的出路。
环境伦理学中的元伦理难题论文篇五
医学伦理学是医学与伦理学交叉的学科，随着学科本身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逐渐成为现代医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医学高等教育的重要内容。“国际医学教育组织关于全球医学教育最基本要求中提到，医学毕业生应该具备的七项最基本能力之一就是职业价值、态度、行为和伦理。”在医学生中加强医学伦理学临床实践性教育，提升其职业道德修养和人文素质，既是丰富医学生教育内涵的必然要求，也是拓展医学生教育外延的重要途径。
1.高等医学院校医学伦理学临床实践教育存在的问题。
1.1医学伦理学学科组织建设和教育目标达不到临床实践要求。
受医疗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直到20世纪80年代，医学伦理学在我国才开始被重视，但其教育教学工作在我国刚刚起步，缺乏系统的、有针对性的指导和要求，明晰的学科定位和评价体系没有形成，课程内容也与临床实践脱离严重。有调查显示，81家高等医药院校中，15家高校设置有3个5个人文医学教研室；48家高校只设置有1个2个人文医学教研室，还有18家医药院校没有设置人文医学教研室，教学组织设置不健全。课程基本上由公共教学部来承担，其主要任务和目标也被定为提升医学生的思想政治水平和职业道德素养。这种模糊的学科定位和教育目标严重影响了学科发展和教育教学。学生不明确医学伦理学的理论精髓，教师的授课内容满足不了临床实践的需求，使得医学伦理学教育未能取得实质性的效果。
1.2师资队伍建设情况不理想。
医学院校的人文底蕴和综合性大学相比还很薄弱，教师的知识结构比较单一，师资队伍学历背景比较单一，既有伦理学专业背景，又有医学专业背景和临床实践经验的教师比较匮乏，参加过相关培训的较少。课程往往由公共教学部或社会科学部的教师担任，教师的专业领域不是医学，对医学发展前沿和医疗实践中遇到的问题难以把握，因此难免陷人空泛、枯燥的教学模式。
1.3课程建设不规范，未充分结合临床实践。
作为核心人文医学课程，医学伦理学的教学是比较规范的，但也存在一定问题。有调査显示，不是所有医学院校都将医学伦理学列为专业必修课，开课率和课时量距离实际需要还有很大距离。在33家接受调查的综合性大学中，医学伦理学平均学时只有27学时，部分高校在20学时以下，个别高校甚至没有开设这门课程，距离理想目标太远，还不到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医学伦理学学时总数的1/5。要系统讲授医学伦理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基本原则及范畴、医患关系、改善医患关系的方法、临床科研、医疗新技术引发的伦理问题等，在有限的时间内已经比较紧张，教师只能参照教材予以泛泛讲解，无法充分结合临床实践及医疗热点，更谈不上提供实践机会。
1.4忽视临床实习阶段的医学伦理学教学。
在西方发达国家，医学伦理学“贯穿在医学教育整个阶段、有一定间隔并反复进行”。在基础课学习阶段、临床实习前期、临床实习中都融人了不同阶段所需要的医学伦理学知识和临床技巧，大大提高了教育的系统性、整体性、实际性，教育效果良好。我国的医学伦理学基本安排在第5学期?第6学期，一个学期完成教学任务。“基本上只是作为一门课程单独开设，在其他临床课程的教材和教学中，较少涉及伦理学的内容，甚至某些技术应用中十分尖锐的伦理问题也未有任何涉及。”学生没有接触到临床实践就学习医学伦理学犹如纸上谈兵，味同嚼蜡，对医学知识的掌握和运用还停留在理论层面。
2.加强医学伦理学临床实践教育的探索。
医学院校必须将医学伦理学的学科及课程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教学模式、社会实践各方面结合起来，完善医学生医学伦理学临床实践性教育模式，才能丰富医学伦理学临床实践教育内涵。
2.1明确学科定位和教育目标，提高学生临床伦理素养。
“医学伦理学是人文医学教学的主轴，它贯穿于医学实践各方面的始终，医学的宗旨和医疗职业的价值、态度和行为准则，无不是医学伦理理念的凝化，医学伦理也是医生的必备品质。”所以应明确医学伦理学是医学基础课程的地位，这是医学伦理学的恰当学科定位。应厘清教育目标，着重培养学生对患者的人文关怀，正确的价值观和职业操守，崇高的人生理想，培养学生用医学伦理学的方法去解决、分析、评价临床中的问题，这也是其教育和教学的最终目标和落脚点。主要有以下五方面内容：理解并践行“医乃仁术”的医学精髓；医务人员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解决医学伦理及法律、社会问题；医患沟通能力与技巧；用伦理学方法去解决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
2.2充实和优化师资队伍，重视教师的临床实践经验着力打造一支既有伦理学专业背景，又有医学专业知识和临床实践经验的教师队伍。鼓励在职教师进修和培训，以提高专业素养。可以聘请德才兼备的综合性大学教师以及社会知名学者作为外聘教师，使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多元化，打破原有的僵化、单调的教学模式。聘请附属医院遴选相对稳定的、临床经验丰富、具有较高教学能力的临床医师作为兼职教师队伍，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丰富的临床、理论知识完成教学任务，提高学生的伦理素质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3改革传统的教学模式，提高临床伦理价值决策能力在教学内容上，扩大教学内容的外延，基本理论内容包括：医学伦理学基本原理和规范，医生职业道德和从业要求、临床伦理原则、沟通技能；在此基础上增加现代科技发展带来的新的伦理问题、医疗实践中的实际伦理问题，如器官伦理、生殖遗传伦理、死亡伦理、医患关系、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等问题；除了基本理论内容外，中国传统医德文化、国外医学伦理学发展历史、医院管理伦理学等外围教学内容可以供学生选修或作为教学参考。
具体方法可以是：在课堂教学中，加人现代医学大家和古代名医的生平纪事和学习、求学经历，或者以影片、纪录片形式播放相关视频，组织讨论、情景模拟等，在提高教学的生动性同时，学生受到传统医德和职业操守、大家风范的影响，比单纯灌输效果要好。在解剖课程上，形成对尸体捐献者默哀的教学惯例，提倡对生命致以尊重和逝者致以哀思。
在教学设计上，贯彻伦理情境引人，主要选择具有医学伦理意义的临床情景素材进行教学：
二是引入临床具体医疗病例，培养学生职业伦理素质；
三是恰当把握情境教学的“度”，在引人临床情境时，如何使学生面对真实的医疗环境和医患关系，对其揭示和分析的度的把握，既不给行业造成负面影响，又能促进学生尽早体验真实医疗情况，逐步适应医疗环境，树立对生命的敬畏和对职业精神的崇敬。
2.4拓展学习阶段和评价形式，加强临床实习阶段的管理和监督。
临床实习阶段是医学生理论学习阶段和临床阶段的重要衔接环节，通过亲身的诊疗和耐心的沟通，逐步适应医疗环境，体会医学真谛，培养沟通能力，树立正确价值观。“临床医学伦理通过对广大医务人员进行医学伦理学教育和培训，将医学伦理学的价值理论转化为临床伦理规范，对临床实践发挥导向作用和对不道德的医疗进行警示与惩戒，其目的是确保和增进疗效，提高治愈率，以圆满完成救治患者的使命。”
和理论学习的阶段不同，临床实习阶段医学伦理学学习有以下特点：教学场所由单一的课堂转为鲜活生动的医院各科室，教材由传统的课本和幻灯片转为患者和病例，教学方式由教师单纯讲授转为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接触患者和病例，在实际诊疗中进行学习。从一定意义上说，国际医学教育组织提出的对医学毕业生应该具备的最基本能力之一的职业价值、态度、行为和伦理，只有在临床阶段才能得到真正的践行和检验。我国学者提出：临床教学中特别要加强人文精神的教育，将医学伦理学的自主、知情同意、不伤害、最优化等原则贯穿于临床各科教学中，启发、引导学生做出相应的伦理抉择。
笔者建议，学校和医院科教部门应做到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制定《临床实习医学伦理的基本要求和规范》，作为实习阶段医学伦理学的教学要求和大纲。
二是丰富和拓展医学伦理实习的内涵和外延，包括医院制度与岗位职责、职业道德；医患沟通能力与技巧；解决医学伦理相关的法律、社会、医患关系问题；与患者的`情感沟通；临床伦理思维决策与价值判断能力。
三是结合实习生实习中的科室轮转具体情况，要求学生结合各科室的特点，深人了解并领会涉及的不同伦理思想和要求，并完成医学伦理体验每日小结和出科总结。要求学生了解临床问诊、检体、应用辅助检査和药物、手术治疗等过程中的伦理问题，重视与患者及其家属的沟通和交流，完成临床诊治病例伦理总结。
四是临床实习中的医学伦理师资问题。临床带教教师工作任务繁重，可以由临床带教教师和医学伦理学科教师共同组成，基于医疗情境共同制定伦理实习计划。其中临床带教教师负责选择教学案例，并规定实习生完成伦理体验总结。医学伦理学教师分出一部分教学课时进科，结合理论指导实习生的临床实践，并完成实习生伦理实习作业的评阅。
重视并加强临床实习的管理与监督，还应建立有效的评价机制，从制度上保障临床实习的管理和约束。主要方式有：以学生的自我改进完善为目的，注重学生学习经历的评价；通过实习考核手册、床边考核、网上自测等，加强评价结果的分析;及时反馈不足，充分发挥形成性评价的导向作用，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2.5以社会服务为平台，在医疗实践中检验医学伦理学教育成果。
医学伦理学是一门和医疗实践紧密结合的应用学科，只有深刻了解所处的社会发展现实和科技发展现状，才能利用伦理学知识更好地指导医疗实践。传统医学伦理学的主要核心内涵是医德修养，是经过历代社会的医学实践逐渐沉淀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具有中国医学独特思想的传统社会医者的职业道德。由此可见，传统医学伦理学的形成基础也是医疗实践。除了医德修养外，当代医学伦理学更涉及到医患关系、医疗科技、生命科学、卫生保健、人类生态等更为广泛的领域。
所以，医学伦理学教学应追求知识活化率最大化，加强与实践的结合，重视对实践的应用和指导，强化对医学生伦理应用能力的培养。指导并感化学生始终以“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为己任，本着“医者父母心”的职业精神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开展各类社会实践，积极送医送药;关爱弱势群体，竭力助残助幼；进行医疗常识普及，提升民众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组织社会调查，开展各类公益活动。学生将所学的医学知识奉献社会的同时深刻理解医学伦理的人文内涵，提高其对医学社会价值、道德价值的判断能力。
医学伦理学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医学生的伦理实践能力和提升职业道德、人文素养，形成用伦理学方法去解决、分析临床实践的能力。医学伦理学临床实践性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综合运用各种手段，依靠学校各方面力量，形成共同育人机制才能营造良好的医学伦理教育的机制，切实提高医学伦理学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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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伦理学中的元伦理难题论文篇六
理论界一般把20世纪50年代以前看成是环境伦理学的萌芽时期这主要是指，虽然有一些思想家开始在伦理学的语境下来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但是在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风头正劲、生态危机还没有充分显示的时代背景下，他们的思想的社会影响力在当时并不大，这无论对亨利梭罗、约翰。缪尔，还是阿尔贝特。史怀泽、奥尔多。利奥波德来说情形大致都是如此?如作为美国环境伦理学奠基人的奥尔多。利奥波德在20世纪40年代就呼吁人们要树立一种与自然保持平等和谐的新道德观，但是他并没有得到多少迎合之声，他的《沙乡年鉴》一书虽然在1949年就己经出版，但是“这本书在图书馆和学者的书架上静静地躺了近。
在西方环境保护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许多民众就是因为读了这本书而变成了环境保护主义者这一阶段所发生的许多事件都会永载于人类环境保护史册之中，如确定了“地球日”，召开了世界性的环境保护大会，许多著名的环境保护ngo组织纷纷成立了等等这一时期环境保护的主题是“遏制”，即遏制人口的増长、遏制污染的蔓延、遏制工业社会中各种破坏环境的生产行为和生活方式等等这一时期也是环境伦理学的快速发展分化时期，由于有了合宜的社会环境，环境伦理学开始在学术论坛上占有了一席之地，也形成了基于不同理论基础和价值追求的理论流派，动物解放论、动物权利论、生命平等论、自然价值论、深生态学等等都开始争相确立自己的理论疆域虽然这些理论流派各自所阐述的观点有所差别，但其理论旨趣还是有相同之处的：都注重从某个理论前提出发建构起较为严密的理论体系，都主张扩展传统的伦理学理论界阈，都强调抛弃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念等等。这一时期的环境伦理学更多关注的是理论上的建构，扩大自己的理论影响力，表现出了强烈批判和颠覆传统价值观的激进色彩。
二、“环境正义”的三个口号。
较早遭遇到生态危机的困扰，所以他们也较早地遭遇了“环境正义”问题的纠缠，而这种纠缠主要涉及的是“在资源逐渐匮乏，环境破坏越来越严重的今天，少数民族与弱势团体的土地资源被侵占，以及他们被迫承受主流社会的各种废弃物毒害之问题，基于此，在实质上，环境正义主张少数民族及弱势团体有免于遭受环境迫害的自由，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资源的永续利用以提升人民的生活素质，以及每个人每个社会群体对干净的土地?空气、水和其他自然环境有平等享用权的权利”
西方“环境正义”运动首先是从美国发起的，而美国的环境保护运动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白人中产阶级的利益倾向，“nimby”实际上就表达的是美国白人居民对环境保护运动的期望，他们希望环境保护能够充分满足自己的利益需要一一使他们能够远离环境污染和各种环境公害，能够有机会亲近自然，满足自己的审美情趣等等，反对把垃圾焚烧炉和各种有害的工业企业建立在白人社区美国白人的这种利益需要的确通过环境立法和其他途径得到了实现，大部分的垃圾填埋场和焚烧炉、放射物堆放仓库以及污染严重的工业企业都建在黑人和有色人种的社区中或相毗邻的区域里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以黑人、有色人种和社会低收入者为主体的“环境正义”运动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niaby’这一口号就表达了他们的期望:与社会所有人平等地享受环境权益，公平地分担环境责任。
三、我国的“环境正义”问题与环境伦理学的发展。
毫无疑问，我国在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也面临着“环境正义”问题，这可以从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来体现从国际方面来看，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受到了生态殖民主义的侵害，有毒垃圾和有害工业企业也想方设法寻找各种途径在我国“安家落户”。2月25日，美国两个环保组织一一“巴塞尔行动网络”(ban)和“硅谷防止有害物质联盟”(svtc)发表了他们联合撰写的长篇报告:《输出危害:流向亚洲的高科技垃圾》，披露了美国正在向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亚洲国家转移高科技垃圾，这种转嫁生态危机的做法在当地造成了难以逆转的生态灾难报告中描述了我国沿海一些乡镇企业正是通过冶炼和回收“洋垃圾”来作为生财之道的。这表明，我国的生态安全和生态利益己经受到了严重威胁，积极地维护国家和人民的生态权益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
从国内看，“环境正义”的问题也通过多个层面表现出来有学者将其概括为三个方面:首先，城乡不公平。“中国环境污染防治投资几乎全部投到工业和城市。而中国农村还有3亿多人喝不上干净的水，1.5亿亩耕地遭到污染，每年1.2亿吨的农村生活垃圾露天堆放，农村环保设施几乎为零城市的环境改善是以牺牲农村环境为代价的，通过截污，城市水质改善了，农村水质却恶化了;通过转二产促三产，城市空气质量改善了，近郊污染加重了;通过简单填埋生活垃圾，城区面貌改善了，城乡接合部的垃圾二次污染加重了。农村在为城市装满'米袋子’、'菜篮子’的同时，出现了地力衰竭?生态退化和农业环境污染”其次，区域不公平。
“几十年来，中国资源富集的不发达地区源源不断地将资源输往发达地区，如今积累了发展力量的发达地区却没有给予不发达地区足够的补偿……我们对西部地区不断提出限制发展、保护环境的要求，而保护的成果却主要被发达地区无偿享用。近年来的南水北调?森林禁伐?西部地区退耕还林，最直接的受益者是发达地区环保上的区域不公平是明显的，'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没有得到落实”再次，阶层不公平“从环境上看，富裕人群的人均资源消耗量大、人均排放的污染物多，贫困人群往往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直接受害者富裕人群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享受医疗保健，以补偿环境污染给生活质量带来的损害;贫困人群却没有能力选择生活环境，更无力应对因污染而带来的健康损害”[6]这就充分说明，我国生态问题的解决也需要以协调各种利益关系为前提。
我国的环境伦理学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后才有了较快的发展相对于国外的情形，我国的环境伦理学还只能算是一株稚嫩的幼芽。我国环境伦理学的发展带有明显的“外部输入”痕迹，也就是说我们是通过翻译介绍国外的环境伦理学论著来催动国内的环境伦理学研究的，直到今天对国外环境伦理思潮和基本理论的辨析仍然是我国环境伦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这种状况能够使得我国的环境伦理学研究及时跟踪国际研究动态，但若长期着眼于此，忽视对我国现实生态问题的关注，也会导致我国的环境伦理学缺少自己的话语和理论立足点，难以找到介入现实生活的路径。
所以，我国的环境伦理学发展在走过了早期的模仿、移植的阶段后，必须走出自己的道路，而这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赖于对自己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挖掘，依赖于对我国现实存在的生态问题的自我关注，其中当然也包括对我国“环境正义”问题的自我关注只有这样，我国的环境伦理学发展才能既具有宽广的理论视野，又具有民众基础和实践途径。
环境伦理学中的元伦理难题论文篇七
摘要通俗来讲，正义通常是指人们按照一定的道德标准做应该做的事。不同的社会制度背景下，人们对于的正义的理解各有不同；伦理学三位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亚里士多德、亚当・斯密、约翰・穆勒在论述正义时都不约而同的c社会的稳定发展相联系，总体来说，他们都认为正义是维持社会稳定不可缺少的一种道德品质。
1亚里士多德论正义。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指出，公正和正义具有相同的含义，并且他用整整一卷的篇幅讲了关于正义。他在第一章就对正义的概念作了定义。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是一种品质，可以让人倾向于做正确的事情。另外，“公正集一切德性之大成”，在个人的种种德性之中，公正是最特殊的，因为它不是利己而是利他的，是与他人相关的，因此，正义可以说是所有功德的集合。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正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基于法律的层面，另一方面，公正是一种伦理德性。他认为伦理德性是可以通过行为来培养的。所以公正是作为一种伦理德性的公正是通过长期的践行公正行为来养成的结果。
2亚当・斯密论正义。
亚当斯密的正义思想可以从个人品德和社会伦理两个视角之下来分析。在个人品德层次，亚当斯密通过将正义与另外一种品德，也就是通过将正义与仁慈的'比较，来说明正义这种品德。在斯密看来，就个人道德来说，是具有层级划分的，可以分为基本美德，一般美德，崇高美德。基本美德作为公民必须具备的底线道德，要求每一个公民遵守基本美德是维持社会和谐稳定的基本要求。在斯密看来，从个人品德视角来看，正义是一种不伤害他人、不干涉他人利益的美德，因此，它属于基本美德。正义这种基本美德其本质是不能让我们为所欲为，做任何事都要有所限制，不能侵犯他人的利益。但是，我们的道德水准不能仅仅停留在最基础的层次，还需要追求更高的境界。除了正义美德之外，我们还需要追求仁慈、奉献、牺牲等更高层次的美德。
亚当斯密认为，仁慈是以同情心为情感基础的人们与身俱来的一种高级美德，正义是人们基于保护自我利益而形成的一种共识，它是人类社会生存和生活秩序的保障。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看，正义维护了社会的基本秩序，仁慈则优化了社会的内部结构，有效缓解了内部矛盾；正义是基石，而仁慈是正义的补充。正义和仁慈在社会法治层面一个是义务，一个是责任，从社会的政治制度层面来看，就是道德与法的关系，两者共同作用来维系社会的安定和和谐。
3功利主义与正义。
约翰穆勒作为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对功利主义的定义是：合乎道德的行为或者制度应当能够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功利主义的基础是人的趋乐避苦的本性和利己主义理论。而功利主义的批判者却认为功利主义原则和正义原则是相互不容的，正义原则体现在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相互冲突时，功利主义倾向于保护集体利益，因此，批判者据此认为正义原则与功利主义是相对的。约翰穆勒在吸收了边沁的部分思想之后，更进一步地发展了功利主义思想，在他的著作《功利主义》中，对于功利主义和正义之间的关系作了些许补充，并证明了二者的一致性，并且在功利主义理论的基础上，通过修正补充功利主义的理论缺陷，使功利主义更加重视个人的权益。
4结语。
亚里士多德、亚当斯密、约翰穆勒三人作为伦理学史上的代表性人物，他们的思想不仅仅体现着他们的超乎常人的智慧，更代表着他们生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状态。他们对于正义的看法有许多异同点。首先，在对正义的定义来看，亚里士多德仅仅认为正义就是做正确的事，并且赞美正义是所有德性的集合；亚当斯密更进一步，认为正义是不去侵害他人的利益，并且肯定正义是社会存在的根基；约翰穆勒对于正义的定义基本和亚当斯密一致，但是他认为正义还具有权利和平等的属性，这就在理论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正义的内容。其次，他们三人在谈论正义的时候，都是建立在考虑社会发展的基础之上，因此不能从局部单独来看他们对正义的分析，而是要从整体去认识他们的思想。亚里士多德基于他自己的城邦思想，具体的分析正义对于城邦的实现和发展的重要性，其正义理论实现的载体是城邦公民，而实现的目的和追求就是城邦的实现；在宏观角度来看，亚当斯密的正义理论也是为了探究正义对于社会存在的作用和价值，为了更具体体现正义的价值，他将正义与仁慈相对比，证明了正义是社会存在的根基，而仁慈只是锦上添花的修饰品；约翰穆勒为了调和功利主义和正义原则的矛盾，更加细致的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落实到具体的个人身上，提出了社会的发展与个人的权益实现之间的种种联系。所以说，不论是亚里士多德还是亚当斯密和约翰穆勒都肯定了正义对于社会发展的必要作用。
参考文献。
[1]（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谢宗林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3]（英）约翰・穆勒.功利主义[m].徐大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环境伦理学中的元伦理难题论文篇八
当前企业营销伦理建设的滞后,是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较晚,市场还不够规范,企业也还未走向成熟等原因造成的。道德现象的日渐增多,企业营销伦理和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才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由于煤炭行业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奇,有些企业道德意识低下,企业营销理论尚不被他们接纳,这些企业对在经济活动中出现的一系列伦理问题缺乏正确的认识,往往较多地强调产值和利润,却忽视了自身的社会责任。其现状突出表现在:企业对外侵害消费者利益对内侵占员工利益的事件经常发生;对企业的各种投诉日益增多;企业虚列成本、伪造账目、偷漏税现象普遍;产品的虚假宣传,用降低交易透明度等手段来谋取企业的一时局部私利,忽视社会利益;还有些企业自身利益至上,野蛮式掠夺性开发自然资源、破坏和污染环境非伦理行为现象严重,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方面意识淡薄。
不可置疑,作为企业营销的主要目的是为获得利益最大化,但是获得利益最大化并不意味着可以去违背法律,违背有关最基本的企业营销伦理准则——即:维护社会和消费者的长远利益,以推动社会进步、创建和谐社会。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制尚不健全,市场机制不够完善,很多方面留有纰漏被一些利益至上的企业营销者所利用,与传统的“以义谋利,利义共存”的传统经商理念发生对立或矛盾。
(一)社会文化环境及企业文化的影响。
与社会文化相比,企业文化对企业营销伦理的影响更为直接。企业文化是企业在生产经营实践中形成的,为全体员工所认同的、带有本组织特点的使命、宗旨、精神、价值观和经营理念,以及这些理念在生产营销实践、管理制度、员工行为方式与企业对外形象的体现的总和,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而我国现在的大部分企业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加上西方文化思潮的导入和冲击,使一些企业文化中的价值观发生偏移,导致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背景下,单纯追求以企业自身的利益为唯一标准,这样的企业营销道德水准是绝不会高的,在参与市场活动中表现出营销不伦理行为在所难免。
(二)经济体制及市场因素的影响。
市场因素是指在一定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下,市场体系与市场机制发育的程度及市场供求状况的市场趋势。煤炭市场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始终没有彻底完成,包括定价权、合同签订等方面还存在着计划经济状态下的后遗症。市场因素的优化,为企业营销伦理的建设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反之,如果市场体系与市场机制不健全,等价交换与公平竞争原则被扭曲,市场就会缺乏良性竞争。加快经济体制建设,完善市场体系整改不容忽视。
(三)政府监控不力及政策法规不健全。
目前,我国的政治体制还不能完全适应市场经济,一些政府部门的执法机构在对企业经营活动的管制过程中,形成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状况。地方政府或者为了自己的政绩,推行地方保护主义政策,或对企业造成的社会损害行为的麻木与不作为,助长了一些企业的违法、违反伦理经营。此外,我国的政策法规尚不健全,政策上有许多纰漏,法律上还有不少盲点这是导致企业营销伦理失范现象产生的主要基础。
(四)企业的短期行为及竞争意识的偏移。
我国的企业结构和性质比较复杂,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形成不同的企业伦理层次。但是,无论是何种性质的企业,都是同处于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平等主体,其经营行为必须既要服从市场规律,又要遵从社会伦理准则;即享有一定的权利,又有承担一定的义务和伦理的责任;在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又要兼顾消费者和社会的利益,切实处理好企业与社会、企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具体而言,企业营销伦理问题的防范要从以下六个方面着重加强:。
(一)加强企业自身文化建设。
企业文化建设涵盖范围很大,拿我们现在的开滦来说:企业形象建设,本质安全人管理,人文关怀,准军事化管理,iso质量认证等等都属于这个范畴。简单说企业文化建设就是企业的品牌建设,企业的特质建设。企业文化建设是在为经济建设铺路,为经济建设护航。通过企业文化建设提高开滦品牌在大众心理的认知度,增强企业内部活力,增强产品的竞争力,增强企业的自我约束力。从合同的定制、履行、售后服务等各方面都自发遵从社会伦理的约束。
(二)秩序井然的社会环境。
通过宣传教育形成关注企业营销伦理的社会氛围,企业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经营,需要一个规则清晰、秩序井然的社会大环境,需要良好的社会氛围。诚实守信、公正公平、尊重他人、成为每一公民的道德取向和行为准则。企业在进行营销活动时,把消费者长远利益和社会的长远利益结合起来考虑,从而形成全民注重企业营销伦理的社会氛围。
(三)强化行业监督。
行业协会是同行业企业之间的`组织,由于个别企业的非道德营销行为会损害全行业的商业信誉和利益,行业协会能针对本行业的特点,制定相应的营销道德准则以及对非道德营销行为的处罚规则,起到强化行业监督,规范全行业的营销行为,维护全行业的利益作用。因此,强化行业监督的作用不可忽视。
(四)增强新闻监督作用。
增强企业营销活动中的新闻监督作用,新闻监督的特点是非功利性、影响大、制约性强。用现代大众媒介对企业道德行为进行评议造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唤起民众注意,引起国家执法部门的关注,增加这类企业的经营风险和“投机成本”,通过舆论的力量制约企业营销不伦理行为,使其回到道德营销的规范上来。
环境伦理学中的元伦理难题论文篇九
摘要：幸福是古典伦理学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现代伦理学始终绕不开的基本问题。在诸多学说中，《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的幸福理论最引人注目，尼各马可的幸福学说被称为古希腊哲学史中对幸福认识的最高水平，被冠名为“幸福理论”，这一卓越成就使其成为人类追寻幸福的起点。文章主要从什么是幸福、幸福的特征以及如何实现幸福这几个方面就亚里士多德关于幸福问题进行了阐释，进而引导青年学生形成正确的幸福观。
关键词：亚里士多德幸福善。
中图分类号：f019文献标识码：a。
幸福作为每个人都追求向往的一种精神境界，自古以来就备受人们的关注。但由于人们的生活水平、文化程度及社会关系等的不同，每个人都有自己对幸福的不同看法。在生病时，健康就是幸福；贫穷时，吃饱穿暖就是幸福；孤独无助时，有人陪伴就是幸福。尽管人们对幸福的理解不同，对幸福具体代表什么也不确定，但从人人都渴望幸福而言，还是可以概括出它的普遍意义。亚里士多德从伦理学的角度考虑，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第一卷和第十卷的一些章节当中对关于幸福的内涵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将其诉诸于对需要和欲望、快乐、善、道德等范畴的探讨。本文主要对亚里士多德关于幸福观的主要内容和实现途径进行研究归纳，以求引导青年学生形成正确的幸福观。
亚里士多德从人活动的特殊性出发，对人的活动和实现活动进行了阐述，抽象地提炼了幸福的普遍要义，这有利于人们加强德性、获得幸福。
一、亚里士多德关于幸福观的主要内容。
（一）幸福是最高善。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指出“每种技艺与研究，同样地，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这句话可以说明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是有目的，而善是其终极目的。社会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人类实践活动、技艺和科学，它们的目的也许是多样性，有的是因为其他目的而被选择，有的则是因其自身而被x择，然而这些所有活动的目的都是善，而善也存在着最高善，幸福就是我们所追求的最高善，因为人们做任何事情的目的都是为了其幸福本身。因此，追求幸福、实现最高的善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最终目的。
幸福是完善的、自足的，是无声的感性的欢欣。其中完善是指人们所追求的是因为自己本身而不是因为自身之外的东西去做，称为“目的善”；而自足是指一种事物本身存在人们为其追求而且也能实现，因为它应有尽有，幸福最能够被看作是这样的一种事物。所以说幸福是完善的、自足的。
亚里士多德从目的论的角度考察了幸福的伦理内涵，将目的与善联系起来，又得出“幸福就是最高善”这一论断。我们做任何事，从事任何活动都有目的，且最终目的是幸福，所以幸福是我们从事任何实践活动的内在驱动力，正因为幸福是最高善，是最终目的，所以我们才能过着灵动的生活。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最高善不仅于个人而言如此，对城邦亦如此。为城邦善的获得，让其保持更加神圣，这种善显得更重要、更完满。他还推断出幸福的最高层级即思辨幸福，人不断的理性生活就能不断地离幸福更近，趋于最高级别的幸福。
（二）幸福是合乎德性的现实的实践活动。
1.幸福是一种现实的实践活动。亚里士多德指出，幸福不是一种品质，它也不同于所谓的快乐。假如一个人一辈子都在睡觉、过着植物般的生活，那么，这个人算不上是幸福的。有些享乐主义者觉得慢慢的消磨时光，无所事事的消遣是舒服的、是幸福的，实则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幸福，只能称其为简单的肤浅的快乐，快乐不能等同于幸福。消遣不是为了幸福，而是为了在消遣娱乐之后可以更好地进行劳动、工作，也就是说我们只有通过实践活动，依靠自己的努力去践行，从而获得相应的'部分，这样才能称得上是幸福的。幸福不是专属于某个人的，它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不论出身贵贱，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力，但需要自己后天的不懈努力，这就是一种自足的现实的实践活动。
人是具有理性，通过思辨的理性主观能动的追求幸福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而“善”就是特殊功能所发挥出来的，这一部分被亚里士多德称之为包含逻各斯意义的实践，我们的生命也因努斯的运用而别于其他物种。宁愿在宝马车里哭泣，也不愿在自行车上笑，这是现实中悲催的一种扭曲价值观，收获的不是一种真正的幸福，而是伪装的表面“幸福”。说白了，就是虚荣的体面。幸福不是不劳而获，有些幸福看似得来容易，实际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无论是付出实际的劳务还是精神上的体贴关爱，必须通过自身的现实的实践活动才能拥有幸福，否则都是自欺欺人的虚假幸福。简言之，幸福就是自身符合道德律令、精神需求的理性的现实实践活动。
2.幸福是合乎德性的。德性也是亚里士多德幸福观中的重要概念，他认为德性是幸福实现的前提，是构成幸福的首要因素。“一旦没有了德性，他就会极其邪恶和残暴，就会无比地放荡和贪婪。”“只有那些有德性的人、行为高尚的人才有可能实现幸福。”这里的德性是灵魂的德性，亚里士多德把这种德性分为理智德性（智慧、明智等）和伦理德性（节制、勇敢等）。人活动目的的实现要借助人的理性思维，我们只有在实践理性的现实活动中才能真正地获得幸福。如果人们一生都实践着合乎德性的活动，那么这个人才能获得幸福。因为幸福是自足的，是最高善的，所以这种实现活动应该是合德性的，这种德性是道德德性和理智德性的结合。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十章第七节中写道：“如果幸福在于合德性的活动，我们就可以说它合于最好的德性，即我们的最好部分的德性。我们身上的这个天然的主宰者，这个能思想高尚的、神性的事物的部分，不论它是努斯还是别的什么，也不论它自身也是神性的还是我们身上是最具神性的东西，正是它的合于它自身的德性的实现活动构成了完善的幸福。而这种实现活动，如已说过的，也就是沉思。”这段话说明沉思是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完满的幸福在于更长久的自足的沉思活动。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说过一句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幸福的家庭都是每个人都能感受到彼此的关爱与温暖，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情感和喜悦，是沉思后的自足和完满，是合乎德性的一种抽象，但又是体现在具体的事情上的。
二、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实现途径。
之前新华公布过一个“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报告，调查结果是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比城镇居民的幸福感强。这一结果说明物质上的富裕对幸福而言，没有想象中那么重要。百合网发布的《中国人婚恋状况调查报告》，结果显示不同年代群的幸福感均值在6―7之间，而“90后”、“95后”的幸福感和其他年龄层相比最低，而且调查还表明学历较高者幸福指数也高，学历与幸福指数呈正相关。得出“95后”幸福感最差这样的调查结果一个原因是出于社会转型时期，与以往时代不同的外在缘故，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被世俗影响，认不清自己，看不透名利，境界和格局小。而学历越高者幸福感越强说明在幸福感受的体会上，精神比物质更重要，进行沉思现实活动的生活更幸福，这印证了亚里士多德的“思辨是最大的幸福”论断。为了追求更大更完满的幸福，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讲述了几条通往幸福的途径，结合其方法途径和f实生活写出几点有关幸福的思考。
（一）加强德性的培养。
亚里士多德把德性和幸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幸福观告诉我们：人们为了追求幸福，就需要提升自身的德性。所以每个人特别是青年人，要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在信息呈爆炸性态势的今天，要严格要求自己，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不能随波逐流。在道德养成方面要加强德性的规范，遵守社会公德，做到诚实守信，成为一个文明人，使自己变为一个有德性的人。
《尼克马可伦理学》里讲到：“幸福是一种善的无目的的自觉行为，如果只是追求物质上获得，那就成了有目的的行为，这就不是内心的善行，就不称之为幸福。”在公交车上看到老人上车不由自主就会让座，之后内心会有一种自足感，这种感觉就是一种淡淡的幸福，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不以追求物质为目的的内心善行的外现。相反，比如现在总有极其个别老人倚老卖老或者讹诈碰瓷，使得一些年轻人不敢实施自己的德性，以致由此类现象衍生出来的晕轮效应使得整个社会变的越来越冷漠。类似这样的现象折射出人们德性在当今社会的缺失，德性的缺失自然会影响到人们的幸福体验。人们开始通过对物质利益毫无节制的追求，开始被不好的风气影响，仿佛只有物质的满足才能获得内心的富足和欢欣，实则并不能真正地获得幸福，真切地感受到幸福。人们只有合理追求物质保障的前提下，保持正义、勇敢等各种美好的德性，不断提升自己的德性，加强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这样才能摆脱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诱惑，成为一个有德性的道德主体，并追求到真正的幸福。
此外，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必定是合于我们的最好部分的德性，同时，这种实践活动是合于人的灵魂的有逻各斯的部分德性――沉思。亚里士多德认为，沉思是最高等的一种实现活动，因为它是我们身上的最好部分――努斯活动。沉思比其他活动更为连续和持久，其本身就是目的并且它是因其自身而被人们所欲求，除沉思本身不产生任何其他东西。亚里士多德认为沉思是最令人愉悦的，越沉思越幸福。
（二）践行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
在谈及何以获得幸福时，亚里士多德说：“幸福不是品质，并不能像拥有财产那样地占有；幸福也不是某种神的恩赐或纯粹是机遇的礼物。幸福是通过学习、某种习惯或训练而获得的，只有进行合德性的现实活动才能获得幸福。”行为主体只有通过合乎德性的道德实践，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创造所进行的活动，才能体感幸福，实现幸福。幸福是一个人既要具备德性的品质，又要求人们自觉地在德性的引导下，以积极主动的心态践行现实活动。总之，人们想要获得幸福，就要主动践行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幸福就会与你不期而遇。亚里士多德认为人身上具备的最好的德行就是努斯，努斯被亚里士多德赋予丰富的内涵，是高尚的、神性的抽象，是理论层面的，具有普遍必然性。亚里士多德将思辨活动作为首要幸福居于道德活动之上，这一点忽视了人性的现实性，也因此遭到人们的质疑。我们需要肯定的是获得幸福是必须将理论和具体的、多变的实践相结合。
（三）需要外部条件的支持。
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的获得必须有外部条件的提供。尽管幸福是自足完满的至善，但仍需要外在的善为补充，如拥有充沛的精力、健康的体魄以及朋友的相伴、一定的财富或权力等外在条件，甚至包括运气的成分。如果一个人仅有天赋和后天的努力而没有机遇和运气，也是不可能实现幸福的。亚里士多德对好运是幸福的外部支持这样表述道：“幸福还需要外在的运气为其补充。这就是人们把它等同于好运的原因。”但是，这些外在的东西不能过度，受到钱财他物的强制或挟持所生活着的状态都不是我们追求的善和幸福。财富不应只是物质层面上的拥有，还应是精神层面上的富足，物质财富只能起到保障作用，处于基础层次。而合乎德性的精神财富才是高级别的，人们应追求幸福的源泉。这也给我们青年以一定的启示作用，我们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可以有一定的外部条件的支持和补充，但是也不能过分地依赖外部条件。
梭伦曾表示过人们在物质生活的追求上不应太过，中等水平节俭点就好。亚里士多德认同他的观点，认为大多人们都是拥有中等水平的外部条件，这样做一些高尚的事情就可以享有幸福，不能放纵自己的私欲，太过看重物质。这也是我们中国人常常说的所谓的遵循中庸原则。因为幸福也不是无本之源，它也是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的。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幸福是需要外部机遇善或者其他外部善。不可能说一个出身卑微贫穷家庭的人是幸福的，当然也不能说不幸，因为真正的不幸是精神的潦倒。所以幸福既需要自身的合乎德性的实践活动，同时也得借助于外在的幸运对其进行补充。一般来说，有物质财富比没有带给人们的幸福感要更强一些，也比心理感受层面上的幸福来的确定。总而言之，亚里士多德认为的幸福基于自足的生活资料，不需要过多的财富，因为幸福更多的来源于精神层面。
（四）倡导集体主义原则。
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不仅研究个人的幸福，而且还关心致力于城邦（集体）的幸福，并把城邦的幸福和个人的幸福关联在一起。个人幸福和城邦幸福的关系亦如个人利益和国家集体利益的关系，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每一位青年才俊都应致力于国家的利益和集体的幸福，才能获得个人的幸福，个人的幸福是以国家和集体的幸福为依托的。试想一个战乱纷飞的年代是没有个人幸福可言的，有的只是人人自危。所以要想实现个人幸福就要有集体主义原则，关乎国家和集体的幸福和利益也要尽自己所能，要有这样的集体意识，这也是亚里士多德所提到的城邦幸福对个人幸福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是一种崇高的道德观，它对现实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告诫人们只有加强德性，以中庸之道行事，才能在实践中创造幸福、实现幸福。同时，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有利于引导人们提高自身的集体主义价值观，通过实现国家的利益达到个人的幸福。
参考文献：
[3]张全胜，袁祖社.完满幸福与非完满幸福――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双重含义[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9）。
环境伦理学中的元伦理难题论文篇十
论文摘要:技校的技术基础理论课教学质量直接关系着学生专业实践课的操作水平,它的好坏在技校教学中尤为重要。为保证、提高教学质量,积极采用好的教学方法——教学反思法,并就其如何记好教学日记进行了阐述。
技校的教学活动包含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实践教学是学生在一定的技术基础上进行的专业实际,直接受理论基础知识掌握好坏的影响,而技术理论课程特点又多抽象、枯燥、乏味、难懂,加之学生基础差、底子薄,教师在教学中仅凭原有的经验授课而不去创新,是无法满足专业实践课需要的。所以,在教学内容和方法上要不断地充实和更新,其更新需源于以往的教学实践做到即时回顾、总结、归纳和思考,这种不断地对自己教学实践进行反思的一种行为,也就是所谓的“教学反思”行为。反思的方法很多,最直接,便捷,被应用最多的是采取写反思日记来反思教学,即教学日记反思法。那么为什么进行反思,如何写好反思日记则是最关键的问题。
1教学反思的原因。
大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这样说:“每一位教师都来写教学日记,写随笔和记录,这些记录是思考及创造的源泉,是无价之宝,是你搞教育科研的丰富材料及实践基础。”可见,进行教学反思写教学日记的重要作用,它是我们新时期教师专业成长过程中的关键性因素,是取得实际教学效果并积极参与教学,发挥主动性的一种有效方法和途径。因为它有利于促进我们积极思维和再学习的活动过程,结果正像波斯纳认为的一样:如果不进行反思只停留在原有的经验上教学,就不会有提高,只是重复的教学,这没有反思的经验是狭隘的经验,至多只能是肤浅的知识。由此,他还提出了教师成长公式:成长=经验+反思。足以说明做一个高质成功的老师,就要不断地通过反思来发挥教师的独特作用,认真书写教学日记,为上好精彩的下一课做充分的努力和准备。
2反思日记的写法。
如何写好教学日记,至今还是一些教师的困惑。有的把教学反思的日记写成了流水账,只对自己教学过程进行了循序简单的描述,外加泛泛的评论,根本缺少针对教学现象和教学本质的深层思考,收效甚微。因为教学反思是教师以自己教学活动和教学情境为认知对象,对教学行为和教学过程进行的分析、批判、再认识的过程,所以写教学日记来反思教学是对自己当天教学成功的体会、问题的回顾、行为的检验,到合理的教学过程的追求。做到这些,需要记录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1)记录教学中的成就。
记录教学中的成就,也就是记录教学中取得的达到教学目标或高于目标的成就。即教学过程中实现目标的手段、措施运用得当的体会,新教学方法的应用和教学思想的渗透过程,新教学理念的体现情境等。一般在备课时,教师会对教材处理和教学过程设计等花费大量的心思。在课堂教学之后,若发现确实有独具匠心之处就应该归纳和总结,如自然的导言、简明的板书、直观的模型、实感的多媒体课件,巧妙的'设问等。课堂上,随着教学内容的展开,问题情境的创设,教师总会突然产生一些灵感,这些智慧的闪光点要及时纪录。长此以往,经验越来越丰富,教法就会越来越灵活,教学能力就会大大提高,从而完成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如在上完《机械制图》课“三视图的形成及其投影规律”的内容后我非常高兴,虽然这节课讲了很多次了,但课后仍感到兴奋、感到成功,并在课后记录了自己的成功之举。一是这堂课学生在观察和体验中学习,兴趣特别浓,兴致也比较高,几乎每个同学都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无论是对投影体系设定,实物观察、动脑想象,还是互相研究与配合,同学们都很主动,都很活跃。二是这堂课我教得很轻松,整个课堂一多半时间都给了学生,让学生把坐标投影面转换成教室的墙角、或是翻开的书与桌面围城的三直角面,学生可以把手中的书本或用具作为空间投影体系中的物体,积极观察、对照、衡量、检验、讨论,得出三视图间的投影规律,老师只是起到了引导、补充和完善的作用。正如魏书生教师所说:“不替学生说学生自己能说的话,不替学生做学生自己能做的事,学生能讲明白的知识尽可能让学生讲”。
(2)记录教学中的感受。
一次课结束之后,随着教学内容的呈现,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思维发展与情境交合,往往会由于一些突发事件而产生许多感受:有痛苦的经历、愉快的体验、深刻的启发、还有高价值的良策等。所谓“心有所感,言之为快”。教师应该将这些情感的结晶、思维的碰撞,智慧的释放即时捕捉并记录下来。
(3)记录教学中的创新。
记录自己教学活动中的精彩画面,也是反思教学的一种常见形式。课堂上若出现了教与学的热烈场面,最好能详尽的记录下来,包括学生和教师双方的创新之意,如学生的学习活动反馈、师生教学相长的精彩问答等等,课堂上这些画面的记录和保留都会为今后进一步的教研教改活动,提供活灵活现的第一手材料,更为今后的教学工作积累着丰富的经验。
(4)记录教学中的失败。
教学本身就是一门遗憾的“艺术”,再成功的教学也需要有进一步改善和进一步优化的地方。对于留有遗憾的理论课教学,课后必须及时总结分析,认真反思教学过程,查找不足之处,甚至失败的原因,看看预定的教学目标是否符合教学对象的认知能力和水平,出发点和落脚点与所教对象的知识基础是否匹配,都要进行认真的回顾和严格的梳理,深入分析、研究、总结,制定方案、采取措施,明确以后再教这部分内容时该如何做,可以进行教学的再次设计,必要时还可以主动获取学生和其他教师的智慧与经验的支持,进行二次备课,为在今后的教学中做到扬长避短,提高教研教学水平和能力提供保证。
总之,写好教学日记要注意的地方很多,教师必须不断学习,掌握最新的教育教学理论,并在教学实际中充分运用。通过反思剔除糟粕,保存精华,创新思路,形成自己独特的教学品行。只要持之以恒的的坚持教学反思写教学日记,定会收到“聚沙成塔”的效果。实现基础理论课真正为专业实践课服务的目的。
参考文献：
[1]王梅红.反思教学行为[j].课程与教学,,2.
[2]朱志华.撰写教学日志,促进教学反思,实现教学相长[j].新课程·教育学,,2.
环境伦理学中的元伦理难题论文篇十一
关于伦理学是否具有科学性这一问题，一直以来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中颇具争议。对伦理学提出科学性的质疑，是由于哲学家们发现因果性在道德实践与自然科学两大领域中呈现出不同的形式，道德实践中的因果关系似乎并不具有一种一一对应的确定性。早在18世纪，休谟曾提出对于因果关系的怀疑，处于神学边缘的自然科学面对休谟关于这种可靠性的诘问，并没有给出很好的解释。而康德作为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要为自然科学的发展铺平道路，就必须回答休谟的因果难题。于是康德提出了“人为自然立法”的观念，他认为人类对因果联系的把握源自于自身的先验能力，并非像休谟所说的因果关系仅是一种经验性的重复，在自然科学领域内，人类知性通过遵循因果法则的先验性来把握自然规律，这是科学命题具有真理性的前提。正因如此，康德断言自然领域遵循的是一种严格的决定论。因果关系和决定论这一古老的宗教话题在康德那里成为一切科学可能性的基础。
康德同时认为，人类不能在实践领域(道德实践)采取和自然科学领域同一种思维模式，即因果思维的模式。他认为人类实践领域的终极目的是自由，而自由的实现需要满足非决定性、非经验性、非目的性、非因果性、自我立法这样几个条件，因此实践领域必须要拒斥自然科学式的因果规律。康德说：“实践法则单单关涉意志，而并不顾及通过意志的因果性成就了什么，并且人们可以不顾后者(因为属于感性世界)而保持法则的纯粹。”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康德划分这两个领域的标准就在于判断其是否具有因果性。
但是康德在道德领域中的绝对义务论其实仅是一种理想的道德范式，他的目标在于使道德活动可以脱离因果和动机的束缚而自由立法。正因如此，康德的伦理学存在严重的形式主义倾向。去掉任何形式的因果性道德行为还能不能发生，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这使得康德伦理学在后期遭到“无法行动”的诟病，马克斯·舍勒甚至认为康德形式主义伦理学比功利主义更具危害性。因此在康德之后，费希特也力主一种“行动主义”伦理学。
事实上，人类的实践活动无法从根本上摆脱因果性范式，不管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行为首先都需要一个动机和理由。既然道德也在建构某种“因果关系”，却为何没有呈现出科学必然性的样态，相反道德的相对性和两难性倒是常态?这种现象的造成不仅源于实践生活“一因多果”的不确定性特征，而且源于人类道德因果性思维本身。因为将因果性运用于伦理学起码会面临以下三个逻辑诘难。
一是以果为因的问题。事实上，历史上的道德哲学都有这样的困境。以近代英国功利主义伦理学为例，其声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伦理学最根本的实践原则，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原则既是功利主义道德行为企望达到的“结果”，同时该原则也是道德行为发生的动机(原因)，这就造成了一种以果为因的悖论。
再以休谟的因果模型“太阳晒，石头热”为例，如果“ab”为一组因果关系，a为原因，即“太阳晒”，b为结果，即“石头热”，那么a和b是在时间上前后相继的两个不同的事件，所以恰恰因为ab，且a、b前后连接，这组因果关系的推理才是有效的(在经验中前后相继的两个事件不可能相同，所以a不可能等于b)，这是自然科学中因果关系的推理模式。在伦理学中情况就会不同，如果将b置换成“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则“a‘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因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功利主义伦理学要实现的目标(结果)，所以将其置于结果b的位置上。问题在于，a(道德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此时我们发现其实a(道德发生的原因)也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因为所有的目的论伦理学都是以所欲实现的道德理想(结果)来驱使个体行动的。所以在道德因果关系的推理中a=b，原因=结果，道德行为的原因和结果都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置换成“快乐”“实用”等伦理学概念也是一样的。
二是道德命题与因果在时间序列上的不共时性。如上所述，道德命题以果为因，也就是说道德行为是以将来可能会发生，而尚未发生的事件作为原因，这是所有目的论伦理学的理论范式。再以自然科学的因果命题作为参照，自然科学的推理是从已知的条件(原因)中推论出结果，所以原因的真实性就决定了结论的成立与否。但道德命题的原因是将来可能发生的事件，如帮助老人可能会获得称赞和荣誉，这也就是说道德命题没有一个确定性的推论前提。
三是道德命题的因果具有形式上的差异性。道德命题本身是应然性命题，即以“应该”的形式来表达，但其原因往往都是陈述性命题。以“我应该帮助他人”这一道德命题为例，它本身是应然的，但我们把这个命题置于以下推论之中，就会发现他的动机和结果都是陈述性的。如：
前提一：因为他“是”好人。
前提二：因为他“是”需要我帮助的。
前提三：因为他“是”无法自己解决此困境的。
结论：所以我“应该”帮助他。对于这个结论的得出，我们可以设置很多前提，但是我们会发现作为道德原因的“前提”全都是陈述性的，它以“是”为谓词，而所要推出的结论却是应然性的。而且所有前提性的表述中，我们都以“他”者的“是”来言说“我”的道德动机，即从对客体的陈述性说明来推证出主体的应然性的结论，这在逻辑上也是困难的。
根据以上结论，我们可以发现伦理学中的因果性困境在于以因果思维来主导道德行为，这和康德对目的论的批判是相似的。而这种伦理学困境在实际的伦理问题中表现在两个方面，即“是与应该”的因果性困难和“德福关系”的因果性困难，下面就这两个问题分而论之。
二、“是和应该”的因果性困境。
“是和应该”的问题是分析哲学背景下的伦理学问题，分析哲学或分析伦理学着力分析伦理学的概念、判断及命令表达的逻辑关系、功能、证明，该伦理学派又被称之为“元伦理学”，而“是和应该”之间的逻辑问题可以说是元伦理学的核心问题。“是和应该”问题虽说在逻辑推论上存在悖论，但却能够很自然地被人们运用到日常的道德实践中去。
最早通过“是和应该”的命题模式对伦理学展开怀疑的是休谟。他在《人性论》中说：“我遇到的不再是命题中通常的是与不是等联系词，而是没有一个命题不是由一个‘应该’或一个‘不应该’联系起来的，这个变化虽然是不知不觉的，却有着重大的关系。因为这个‘应该’与‘不应该’既然表示一种新的关系或肯定，所以就必须加以论述和说明;同时对于这种似乎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即这个新关系如何可能由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些关系推出来的，也应该指出理由加以说明。”休谟所困惑的“这些新关系如何由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些关系推出来的”，简言之，就是指“应该”或“不应该”的判断是如何由“是”或关于“事实”的命题推论出来的，这个问题被称之为“休谟困难”。此困难的实质在于“是”或“事实”都是陈述性的命题，表示一种实然性的表达，而“应该”则表达对道德或善的期待和要求，具有一定的情感性和理想性意义。两者是不同性质的命题，要把后者以前者为前提推论出来，并构成一种有效的因果关系是困难的。
摩尔将此问题转换为善的不可定义性问题。他说：“正像绝不能向一个事先不知道它的人，阐明什么是黄色一样，你不能向他阐明什么是善的……许多哲学家们认为：当他们说出这些别的性质时，他们实际上就是在给‘善的’下定义;并且认为：‘这些性质并不是真正是别的，而是跟善性绝对完全相同的东西。’我打算把这种见解叫做‘自然主义谬误’。”摩尔在这里所说的“别的性质”其实就是指区别于善本身的其他性质，如快乐，幸福等。以“别的性质”来定义善就是说将不同于“善”的其他事物当作“善”。而在伦理学上，“善”其实就意味着“应该”做某事，但是“别的性质”毕竟不同于“善的”性质，因为“善”像颜色一样具有不可定义性，那么就面临着怎样由“别的性质”推论出“应该”的`问题，所以摩尔将不加分析地就把“别的性质”等同于“善”的做法称之为“自然主义谬误”。
在摩尔看来，之前的伦理学都面临一个问题，即何者为“善”的问题。然而“善”是相对的，对“善”的定义只会使该问题本身成为伦理学的独断论现象。无论以快乐定义“善”，或是以幸福、德行定义“善”，都无法解决一个问题，即“善”中包含的“应然性”问题。因为如果以快乐或幸福定义“善”，但又无法从快乐或幸福中推论出人的应然性行为，那么这种对“善”的定义就是错误的。从“做某事使我快乐推论出我‘应该’做某事”，这种推理是存在逻辑问题的。摩尔认为这就是以往伦理学面临的一个逻辑困境。
如果将“是和应该”的困难放置在形式逻辑的分析之中，我们可以发现其根本的逻辑问题在于一种“因果逻辑”的误用，即以事实陈述为原因，而以“应该”为结果。黑尔(hare)说：“如果一组前提中不包含至少一个祈使句，则我们不能从这组前提中有效地引出任何祈使句结论。”他举例如下。大前提：把全部箱子搬到车站去。
小前提：这是其中一个箱子。
结论：把这只箱子搬到车站去。
这组命令式推论之所以成立在于大前提本身就是一个祈使句，所以作为结果的祈使句命令就合理了。也就是说在大前提和小前提中，必须有一个是表达命令式的祈使句，如果两个前提都是陈述句，那么结论中无法形成任何判断或命令，更遑论“应然性”判断了。这也可以从上文“帮助他人”的道德推论中看出梗概。所以从“是”推论出“应该”在逻辑上存在问题，以因果性思维处理“是”和“应该”的问题是存在逻辑困境的。
对于这个问题，摩尔的解决方式类似于康德，即不以任何目的性的动机来定义“善”。但他不同于康德的地方在于他把“善”最终定义为一种直觉，也就是伦理学上的直觉主义。直觉主义把道德行为的全部原因诉诸直觉，即个体对“善”或责任的直觉。直觉主义之所以可以取消“是和应该”的因果性困境，是因为它不再为道德行为寻找一个实践性目的，毋宁说道德的全部动机仅在于内心对“善”或“应该”的直觉，这样在道德行为发生的时间序列上，动机(直觉)便先于结果(道德善行)，也不再有“是”和“应该”不同质的问题。但是直觉主义面临的困境是显然的：一是道德直觉的根据是什么?来自先天的道德感知能力或者是基于经验的道德敏感?二是道德直觉的可靠性问题。所以直觉主义直接导致了情感主义的诞生，道德实践走向了极端个人主义的道路。
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普特南在其《无本体论的伦理学》一书中，对伦理学长期以来的“自然主义问题”表述了一种基于实证主义的观点，即人不是从存在中推论出应然性的道德法则，而是先有既定的道德法则，然后为此法则寻求一种存在论的论证，即道德规范是现成的，它可能来自长期经验的约定，也可能来自其他原因，但规范的可能性来源已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对该规范的解释力。所以出现了以天道、人性、幸福等形式来解释现成的道德法则的状态。那么替这个结果(现成道德法则)寻找原因(实然性说明)就演化成了道德本体论解释(ontologicalinterpretation)。赵汀阳其实持相似观点，他说：“既然不可能有一种高于存在论的根据，只能去发现存在的目的。”即为“oughttobe”寻找一个“to?be”的解释。二人的观点虽然在一定意义上完善了伦理学的因果形式性，将道德规范看作现成结果，然后为结果寻找一个所以然的原因。但实质上是通过道德因果的反向推理来替换“实然和应然”本身的逻辑问题，这实际上是首先承认了道德命题的非因果性或非逻辑性。
三、因果语境下的德福关系。
德福关系是伦理学创建以来一直留存的一个问题。德福问题反映出人类对道德完满性的期待，以至这个问题在宗教里可以自然而然地演变为“因果报应论”。樊浩说：“德行与幸福必须‘被思想为’联系在一起的，‘甚至思想为原因和结果的连接’，即善恶因果律。原因很简单也很彻底，因为它关涉实践的善!”所谓“德行与幸福被思想为原因和结果的连接”即是说在道德推理中，以德行为原因，以幸福为期望达到的结果。
“德福一致”的真正困难在于人们企图对二者建立一种客观必然联系。如果把道德和幸福看作两个独立的范畴，那么两者是两种独立相异的精神现象。从本质上来讲，道德具有利他性，所以道德行为要求一种财物或精神上的付出，而幸福往往意味着某种获得或满足，它是一种欲求得到满足的主观感受，但由于个体欲求的复杂性，道德行为和幸福之间很难确立客观联结的统一性。在因果语境下，人们习惯于以个体道德行为为因，以幸福为果报。如上文所述，在道德实践中，人们往往把未来可能发生的“幸福”作为道德的动机，而一旦此关系成立，我们便会形成这样一种推论，即因为行道德之事，所以我们应该获得幸福。但经验中的反例无不提示着这个推论的疏漏。
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许多德行论伦理学家们，在德福问题上通常回避了德福问题本身的困难，将道德与幸福的关系从“享有”幸福转换为“配享”幸福，认为幸福是有德性者才配享有的。亚里士多德说：“所以幸福不在于这类消遣(对愉悦的追求)，而如已说过的，在于合德行的实现活动。”幸福在于合德行的活动，因此道德与幸福之间就有了一种逻辑上的关联。但是这种对于幸福的定义已经转换了德福难题的设定。
在这个问题上，康德认为人类的至善必须包含道德与幸福的一致性。他一方面明确反对将幸福作为道德的动机，但一方面又认为绝对自律的道德法则必须有相应的福报才能算作是至善。可是出于纯粹的善良意志的道德和幸福之间在世间法的维度上必然只能是偶然事件，所以康德在至善的问题上无可奈何地走上了宗教的道路。他说：“只有一个无上的自然原因被认定，并且这个原因具备合乎道德意向的因果性的范围，这个至善在世界上才是可能的。……因此，派生的至善(极善的世界)可能性的公设同时就是一个原始的至善的现实性的公设，也就是上帝实存的公设。”于是“德福一致”便成了彼岸世界才能完成的难题。
从法的角度来讲，法律的正义性有一个基本层次的体现，即“使有德者不受戕害”，所以在法律主导的公共领域中，往往以一种普遍的法律正义作为德福联结偶然性的补充。法律好像具有一种使德福主观性上升到普遍性和客观性的效果，因为它不关注道德行为的善，仅关注对恶的强制力，德行和幸福之间的因果性困难就在法律的基础上被转变为“有德者不受戕害”。这虽然保障了社会整体秩序或整体“幸福”的实现，但是所有法律都是建立在道德的相对性、道德与幸福的无规律性上的。由此看来，出于法律的保障无法在逻辑上解决德福因果二元性。所以，德福问题的因果性困难似乎可以看作是一个既成事实。无论在经验中，还是在逻辑上，德福永远都只是偶然的连接，就像对“因果报应”的期待，它是不具有客观性的。如果幸福不是道德行为的历时态延续，那么伦理学的两大主题，即道德和幸福，将处于分立状态，这是对所有目的论伦理学的一个挑战。
四、日常道德行为与非逻辑因果性。
我们能够考虑和决定的，只是在我们能力以内的事情。每一种人所考虑的都是他们可以努力获得的东西。但是，那些既属于我们能力之内又并非永远如此的事情，如医疗或经商上的事情，就需要做考虑……考虑是和多半如此、会发生什么又不确定、其中相关的东西又没有弄清楚的事情联系在一起的。”亚里士多德这段话从“考虑”的角度区分开了人类考虑的限度以及考虑的不同层次。因为在他的伦理学中“考虑”是和“选择”联系在一起的，人的“考虑”是为了做出更合理的“选择”，因此“考虑”的对象不是自然科学的规律，因为自然科学的规律是客观必然的。人能“考虑”的，是从当下的现实出发，可能产生的n种不同结果的事情，因而考虑的对象是“一因多果”的现实，而这种“一因对应多果”的情况不可能发生在科学领域，只能发生在人的生活实践方面。由此，亚里士多德通过人类“考虑”的限度，区分出自然科学和日常实践的领域。
由此可见，在不同领域内“考虑”应该有不同的应用。换言之，对因果性的应用，应该首先区分出生活实践世界和自然科学世界的差异性，不能完全以科学世界中的因果标准来衡量生活世界中的道德实践。从“是和应该”“德行与幸福”之间存在的非因果性关联来看，伦理学的因果思维不同于自然科学中的因果关系。“是和应该”的困难显示出伦理语境中原因和结果在逻辑上的不统一性;“德福关系”的困难说明目的论道德哲学必须面对“目的”本身的偶然性，即“幸福”相对于道德的不确定性，这两组困难也是分析哲学否定伦理学的科学性的主要原因。
分析哲学认为命题的科学性在于其逻辑形式，即任何日常语言都可以转化为逻辑函项来表达，命题的科学性仅在于各函项之间的关系是否具有逻辑性。但是由上述分析可知，伦理命题往往存在着虚假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道德推论中的因与果作为命题的两个函项，并不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所以这种应然性命题是一种非真命题。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不可能有任何伦理的命题，命题不可能表达高渺玄远的东西。显然，伦理是不可说的，伦理是超验的。”所以罗素、维特根斯坦以及维也纳学派都否认伦理命题的科学性，仅将其视为人类情感的表达。伦理学上的因果性和自然科学的逻辑性就此成为评判两个学科科学性的原则。
伦理学命题和自然科学命题确实在因果性上有不同的性质，把伦理学命题做出因果形式的表达往往是“不合法”的。因此在纯粹逻辑的层面上，伦理学确实算不上逻辑严密的科学，严格的科学命题应该是因中有果的状态，即结果的成立包含在原因的条件之中。但伦理学的这些非科学性特征并不能消除伦理学存在的必要性。相反，正是因为伦理学的非绝对性和非决定性，人们才能在道德实践中发挥自由意志，在自由选择的过程中实现主体价值，因而特西托勒才把这种非必然性称之为“高尚的不确定性”。
正如上文所引樊浩的观点，伦理学中的因果性联系是“想象中的因果”。这种因果联系不似自然科学那般经过实验归纳等程序，因而它不具有确定性，但它在个体实践活动中，依然会根据个体的欲望、经验而发生作用。日常道德实践中起主导作用的恰恰是这种“想象中的因果”。其实，当分析哲学家判定伦理学的非科学性，但同时又不得不承认伦理学存在必要性的时候，就已经肯定了在道德实践中具有一种个体性的非普遍的实践规律，这种规律具有相对性，但又实实在在地发生着作用。这正可以成为伦理学在解答分析哲学对其非科学性做出诘难时的依据。
环境伦理学中的元伦理难题论文篇十二
摘要：理念型终身教育流派，提示了蕴涵其中的人学基础，勾勒了生成性的人的形象，彰显着对人的主体性、超越性、共处性的人性期待和对“自由人”之境界的诉求。具体而言，它蕴涵着三个方面的理论意义：在思维方式上，从预成性思维转向过程性思维；在生命论上，它在唤醒人内在生命自觉性的同时，也关注他人生命的自觉和从主体到主体间性；在知识论上，它从先验的、确定性的知识向个人实践知识乃至不断演进的知识体系转换。
关键词：终身教育；长体论；生成性的人中图分类号：c40。
文献标志码：a。
人被宣称为应当是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况的存在物。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就恰恰存在于这种对人类生活的批判态度中…。
――卡西尔。
“认识你自己”――这一铭刻在古希腊戴尔菲神庙的箴言，是教育面临的永恒而又常新的本体论问题。教育是成“人”的活动。古往今来，不同教育理论的确立都会有意或无意地以某种人的本体形象预设为其逻辑起点。
然而遗憾的是，终身教育的大量文献都“趋之若鹜”地朝向入们正被面临的“急剧变化的社会”和“充满竞争的地形”，而对其本源意义的有益探索甚是缺乏。在诸多措辞之中，那些歪曲的理解，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使终身教育在推广的过程中常常丧失了教育的自身逻辑，使它依附于任意独立于教育之外的社会存在，而唯独不是教育自身。在笔者看来，欲恢复终身教育的本真面貌，给人带来“真正属于人的东西”，必须返回到人性的本源处去寻找它原始的意义。
在此，首先需要说明的是，现代终身教育思潮至20世纪60年代始，发展至今，呈现出三个流派，即以保罗・朗格朗（nd）、罗伯特・赫钦斯(robertm．hutchins)和埃德加-富尔为代表的理念型终身教育流派，以埃特里・捷尔比(ettoregelpi)、保罗．弗莱雷(paulofreire)、h．s．霍拉(h．s．bhola)为代表的斗争型终身教育流派和以奥努希金(onushikin)以及诺卡亚(tonkonogaya)等为代表的集体主义终身教育流派j2j。本文将聚焦于理念型终身教育论者们的思想和论述，进行本体论的探讨和反思。
一、入学的起点。
在笔者看来，终身教育以传统教育的“叛逆者”形象登上历史舞台，显然其超越性木仅仅只是传统教育的时空的简单延伸，而且是对人性的重新解读，对人的形象的反思、批判和重新勾勒。理念型终身教育论者们基于具体的、未完成的人为起点展开研究，不仅深化了对个人内部关系的认识，而且扩展着与情景和社会的外部关系的认识，从而使得教育结构乃至教育概念本身都需要从根本上予以重新考虑。
1．具体的人。
具体的人，首先是“现实的人”，它意味着人的历史性，有着“具体的心灵”。朗格朗指出：“他是一个有个性的人。他有他自己的灵魂、自己的社会意义，有他自己在一系列社会交往中的位置，有自己强烈的愿望和习惯……”在他们那里，教育被要求必须面向“真实的人以及他的各种实际情况”，提供一切形式的学习上的支持，“否则我们就既无法履行也不能获得具体人的职责”
同时，具体的人，是一个“完整的人”。朗格朗认为，“教育的真正对象是全面的人，是处在各种环境中的人。简言之，是具体的人”。
这意味着人就他的各个方面和种种的生命表现，他的种种处境的差异和其责任范围，都是教育过程的真正主体。关于这点，富尔报告也极力批判那些分散的、片面的教育活动导致人的分化和整体的破裂，使得现代人常常成为“抽象的牺牲品”。他指出，终身教育“要把培养正常的人当做一种成就”
因而，在寻求问题解决方式时，他们事实上为未来的教育提出了双重任务：不仅需要革新，亦需要复原。就“复原”而言，教育论者们都采用了“一个整体的观点”，一种生态学的探讨方式和自然主义的“减法”思维，表达了对恢复人性、恢复教育本来面貌的诉求。
2．未完成的人。
终身教育论彰显着对人的生命本质和存在状态崭新的认识，人始终是一个“未完成的动物”。正如尼采所说，“人的伟大之处，正是在于它是一座桥梁，而不是一个目的。人类可爱之处，正是在于它是一个过程与一个没落”。他总是不停地“进入生活”，不停地“变成一个人”
“未完成性”首先意味着人的未成熟状态。朗格朗指出，“人整个一生只不过是使他自己诞生的过程。事实上，当我们死亡的时候我们只是在充分地出生”e3]89。
“未完成性”亦意味着人之生成的无限可能性与不确定性。早在杜威那里，“种子”、“生长”的隐喻就昭示着人之“未成熟状态”的本质洞察。他说，“生长的首要条件是未成熟状态，这个词的前缀‘未’字具有一种积极的意义，即‘能量’(capacity)和‘潜力’(potentiality)。它意味着‘现在就有一种确实存在的势力’，即发展各种倾向的力量”。终身教育所强调是，“生长”不仅仅与儿童相关，而且由于在生物学上的非特定化的特点，使成人依旧面对容纳数目无限的可能性。成人与儿童之间的区别不是“生长”和“不生长”的区别，而是各有适合于不同情况的“生长”方式。而人的不确定性，亦显示了生命过程中“生长”节奏的“不确定性”和“非连续性”。这些观点给终身教育论者们以想象的力量，带来了对以往关于教育过程的线性思维的突破。
二、人性的期待。
若对理念型终身教育论者们的著述作一番考察，不难发现其中折射着终身教育论中动态生成性的人的形象的三个维度：超越性存在、主体性存在及共处性存在。
1．超越性存在。
在笔者看来，人生理上的“未完成性”蕴涵的教育价值性的意义在于，以“希望”形式存在的时间意识。而这构成了超越性的人性结构的根本动力，是人不断开启和拓展其生成空间和存在的意义的本源。
人之未完成性的揭示，究其实质，是对个体时间的肯定，而时间就是这种主动性构成的最基础条件。因而，就人的本质而言，肯定个人时间，实则是对个人之超越性的肯定。正如朗格朗所说，“人是在不断探索中展开教育活动的时间性存在，他同不是看做敌人而是看做同盟的时间寿命建立起积极的、活生生的关系”。因而，他拒绝各种一成不变的方式，并赞同进化和更新。
理念型终身教育论者认为，人是作为“否定之否定的存在”，人的生命本质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完善过程和学习过程。而现存教育的悲剧正是在于从根本上放弃了超越性的期待，因而，陷入了种种“价值制度化”的误区。而人本主义终身教育论者认为，一个真正的终身学习者，具有自我超越意识和能力，它所彰显的对人的'现实规定性的超越，不仅是对人的现实性的关注和生存境遇的超越，而且是在思想、精神和意识中超越“现存”的狭隘，是自身的价值的不断澄清。
2．主体性存在。
“主体性”首先是对自己生命的支配和活动的选择而言的。人的生成，从根本上讲，是不断进行自身的、自我建构的过程。
这种主体性的人性期待，对学习者而言，意味着要求培养一种“自治”的状态，意味着学习的个人责任与自由意志；对整个教育而言，意味着教育权利的下移，意味着教育计划和知识控制的限度。理念型终身教育论中呈现的一个基本假设便是：人不是教育系统的消极产物。朗格朗明确指出，“人是一个被赋予责任、参与活动和交往的人，而并非是被动和竞争的人”，“他某种意义上讲，是命定要实行自治的，是要对自由承担义务的”88。富尔报告进一步声明，学习者将处于“一个完全不同的地位”。从对自己的教育而言，他是他所获得的知识的最高主人，他“越来越不成为对象，越来越成为他自己教育的主体”。因而，在终身教育论者们的论著中，无论是朗格让、赫钦斯、富尔等都青睐于“自我教育论”。他们致力于发展多种形式的自我教育，使人类有能力掌握自身的发展，并以一切形式去实现自己，“使人在真正的意义上和充分发展的程度上成为自我发展的对象和手段”。
3．共处性存在。
理念型终身教育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全球性视野。它所呈现的人是超越自身的、指向“他者”的主体，是“在世之在”和“与他人共在”。
从根本上讲，人具有与他人共在的先天规定性。人的“存在”意味着同他人“共存”，人的实存意味着与他人“共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此处强调的共处明显不同于马克思所阐明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他所说的“社会人”显然是政治学和经济学意义上的社会人，所谓的“关系”是阶级关系和生产关系。他凸显的是终身教育论者们对于过分张扬的主体性的反思，对平等的、理解的人性论的价值取向的诉求。因此，他们强调致力于培养人“共存”的观念，培养“共处”的品质，将注意向“他者”、向世界延伸，即“学会关心”、“学会共同生活”，增进对他人的了解和对相互依存问题的认识，以更加广阔的胸怀去关注所有的生命形式，培养“尊重多元性、相互了解及平等价值观的精神”。笔者极为赞同富尔在报告中所指出的，“教育的使命就是帮助人们在各个不同的民族中找出共同的人性”。
自朗格朗开始的终身教育论者们都不断地表达人本真生存的“自由人”之境界的诉求，即在使人全面发展的同时，也从心灵深处获得自由、解放，这正是终身教育最深刻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理念型终身教育论者们塑造的新人形象――生成性的人，若从教育理论发展史来审视的话，它反映了时代精神的变化和人类思维方式的变革，反映了教育学理论范式的世纪转换。具体而言．它无疑蕴涵着三个方面的理论意义。在思维方式上，从形而上学转向辩证法思维，从预成性思维转向过程性思维；就生命论而言，它在唤醒人内在生命的自觉性的同时关注他人生命的自觉，从主体到主体间性，亦表现为对拥有完整生命的培育；在知识论上，从先验的、确定性的知识向个人实践知识乃至“不断演进的知识体系”（即“leamingtobe”）转换。
同时，我们不难看出，理念型终身教育论是根植于人本主义哲学思想基础之上的。它强调自由与自主、个性与潜力和自我实现，维护人的尊严与价值，主张责任与人道，这都表现出入本主义色彩。同时，在这一理念背后，也反映了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特点，即存在先于本质。因而人并不完善，需不断地设计着自己的存在本质。人必须进行选择，而且要对选择的结果负有责任。
终身教育论经过一些出生不同、背景各异的学者的研究和实践呈现出的不同流派。不少学者批判以朗格朗为代表的理念型终身教育流派是基于欧美等一些先进国家的立场（特别是欧洲先进诸国的构想）提出的，并不符合第三世界国家。目前人们更认同站在第三世界立场的斗争型终身教育论，它将终身教育作为自由和民主的工具，其人性自觉性的培育和人性解放的诉求更为强烈地凸显出采。在笔者看来，如果说以朗格朗为代表的理念型终身教育论是对斯宾塞曾经提出的“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的颠覆性回答，即学会学习，那么，以捷尔比为代表的流派，则呈现出社会批判的研究范式，充满着变革性的社会哲理，表现出激进的民主主义色彩。它将终身教育论引向对阿普尔式的问题“准的知识最有价值”的进一步阐释。诚然，以朗格朗为代表的这一流派也招来一系列学者（如格拉、帕切、塔尔持、韦恩以及一些日本学者等）的批评，说他对人性过于乐观的估计夸大了终身教育的作用。但笔者以为，这是教育所需的“必要的乌托邦”。马克思・韦伯将信念的作用比喻为扳道工足很有道理的，我们怎样思维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行动。终身教育作为一种理念，为我们提供了思维、行动和前瞻性计划的基础。正如格拉所言，“终身教育是一把双刃剑”，亦是符合实情的i12j。事实上，教育的现状与以人性的价值观为基础的终身教育理念相距甚远。人们依旧按照习惯的思维定式推广终身教育，致使其常常在外力的压力下不断改变自身，逐渐丧失了教育自身的逻辑和尊严，甚至教育自身内部也充斥着人性异化的现象。我们需要尽一切努力维持和增强人性，这样，终身教育才能体现它的本性，成为真正人道的事业。
环境伦理学中的元伦理难题论文篇十三
新时期我国医学伦理学的教学与研究，体现了“紧密结合医疗卫生改革、发展、建设的社会实践，积极研究和解决一系列前所未遇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的鲜明特色，这固然是可喜和可贵的。但是，如果我们环顾与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密切相关的一些行业，就会发现其职业道德状况实在令人担忧，背离起码的道德良知，不惜损害公众利益，追逐不正当利益的情况屡见不鲜。特别是“三聚氰胺”事件对方方面面造成的巨大冲击、严重危害和恶劣影响，堪称一场社会道德领域里范围广、强度高、损失大的“强烈地震”如何让全社会各类从业人员牢固树立“尚德造福，悖德作孽”的意识，真正作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应该是伦理学工作者的社会责任之一。在一次学术报告中，我曾经给听众留下思考题：近年来，我国陆续出现过“审计风暴”“环保风暴”，为什么职业道德领域问题严重，却没有发生“伦理风暴”？答案是什么呢，就是没有一个像审计局、环保部那样的专门机构来抓“职业道德”建设问题。换句话说，作为伦理学工作者和伦理学学术阵地，我们肩上的社会责任是巨大的，我们工作的社会影响也是有目共睹的。因此，我们应该从“三聚氰胺”事件中引出的启示之一是进一步增强社会责任感和敏感性。如果我们能对防范相关领域发生严重问题发挥一种“预警作用”，那将是一项重要的社会贡献。
2.2重视医学伦理学的本土化研究。
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的学者们开创了生命伦理学，这无疑是对人文思想宝库的重要贡献。国内有识之士密切追踪国际学术动向，及时介绍和引进生命伦理学的研究与进展，这同样是重要的贡献。然而，由于伦理观念反映的是人与人、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在这个领域里，人类是划分为地区、民族和国家的，体现出明显的差异性，之所以如此此是因为伦理观念中蕴含了太多太多的历史文化积淀，东方如此此西方同样如此。例如，美国的伦理学有基督教宗教观念世俗化移植的气息。因此，它在自己的“文化圈内部”可以畅通无阻;但离开特定的背景文化，它就会遭遇重重阻力，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屏障”的问题。1习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成为一种被不同宗教信仰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所普遍接受的普世伦理美国的生命伦理学同样如此。以致恩格尔。哈特教授直率地讲到:“对于处在西方道德霸权的边缘，反思关于干细胞或其他研究及其治疗目的早期胚胎使用的可行性的人这些争论是令人迷惑的。3]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加强生命伦理学的“本土化’研究，加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沟通，吸取各民族道德文化的精华探讨适应多元文化特点的普世伦理体系，将生命伦理学置于坚实的多元文化基础之上。
2.3重视医学伦理学的创新性研究。
相当一部分医学伦理学工作者积极介入本系统、本部门、本单位的管理、医疗、科研和教学实际，在主持医学伦理委员会工作为生命医学利研和医疗新技术应用提供咨询论证和伦理把脉，为医患关系调节、医疗事故处理、医德医风建设，乃至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献言献策。这些根植于实践的工作同样是具有创新意义的，值得我们大力扶持。如果放眼我国生物医学领域还可以发现更多期待伦理学耕耘、探索的“创新点”。例如，就整个卫生领域而言，医疗卫生宗旨如何体现围绕医疗卫生展开的复杂利益关系怎么理顺？我国的医疗卫生政策如何完善，卫生改革的路子怎么走下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观点和比较可行的举措？作为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度我们对灾害医学伦理学应该如何进行深入有效的研究？可以预期随着我国的“和平崛起”中国学者在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的部分领域里，也应该逐步成为世界学术舞台上的“领跑者”。这就需要大量的、长期的、深入而持久的创新性研究这正是我国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的希望所在。
2.4重视壮大医学伦理学的学术队伍。
《中国医学伦理学》杂志，既是良好的专业学术阵地，也是沟通编者、作者、读者的重要渠道，它能够密切医疗卫生事业的决策者、管理者、服务者、享有者之间的联系。因此，努力将更多的卫生管理工作者、卫生科技工作者、医学伦理学工作者吸引到这个学术领域里来，形成领导者、医务工作者和伦理学工作者相结合的综合性学术队伍，这不仅关系到研究水准的提升，而且关系到实践力度的加强，这对开创我国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研究的新局面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环境伦理学中的元伦理难题论文篇十四
在现代环境伦理学领域，关于自然价值的论证存在着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两种基本理论证明路径。人类中心主义自然价值论认为，人是拥有理性和目的性的存在，在价值认知与评价中，唯一具有内在的价值，而自然作为认知与评价的对象，仅仅具有实现人的目的的工具价值，在实践论上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人类合理利用自然。与此不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价值论认为，自然与人类一样，在价值认知与评价中“天然”具有内在的价值，在实践论上非人类中心主义主张“敬畏自然”。由此可见，人类中心主义自然价值论与非人类中心主义自然价值论彼此各持一端、各执一词，形成了激烈的学术争论。
就其根本上来说，关于“自然价值”的理论论证，呈现的主观主义价值论和与客观主义价值论的“尖锐”的理论对立，“不仅在于人们对主体与客体二者的关系缺乏辩证的认知，只看到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人与自然的对抗关系，机械地割裂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自然客观性的关系”。同时，更需要深入地分析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论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论的形而上学建构范式，厘清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论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论的逻辑遵循，走出“中心主义”的价值论独断圭臬。可以说，环境伦理学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是关于自然价值的理论论证，对现代哲学价值论具有积极的解构与建构意义。
一、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论范式的主体论逻辑。
从词源学考察，“价值”(英文“value”，法文“valeur”，亦或是德文“wert”)一词源自于古代梵文“wer”(护栏、掩盖、保护)、“wal”(围墙、掩盖、加固)和拉丁文“vallum”(堤坝)、“vallo”(用堤坝护卫、加固)，其最初的意思是指“围墙”或“堤坝”。由此延伸，“价值”的意涵是指“起掩盖或保护作用的、值得珍惜的、值得喜爱的、值得重视的”。近代以来，“价值”一词含义窄化，逐渐演变为“对人有维护、保护作用的”。无论是历史流变，还是现实存在，价值一直呈现复杂的形象。目前，关于价值的代表性观点主要有：第一，实体说：价值是一种外在于价值主体与价值客体的独立性存在。典型代表是柏拉图的理念论，尤其是“善”理念。第二，属性说：价值是价值主体或价值客体所具有的属性。其中，主体属性说认为价值是作为价值主体的人所具有的情感、意识、意志等本身，价值即人性。客体属性说则认为，价值是客体所具有的一种属性，客体的属性本身即价值。第三，关系说：价值是价值主体与价值客体的一种特定关系，是客体属性满足主体需要的效用性。
这种特定关系有两种理解维度：一是价值情景说，价值是一种类似于婚姻的特定关系，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特定的关系状态。价值通过客观的特定关系而呈现，离开特定关系，价值就无法存在和表现。二是价值完形说，价值是主体心态对客体属性的一种“完形”效应，价值的存在依赖于主体心态。总之，关于价值定义的实体说、属性说、关系说从不同的角度和视野揭示了价值的多维存在和多维理解。
可以看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论范式作为各种价值观点的重叠共识，认为“价值是对主客体相互关系的一种主体性描述，它代表着客体主体化过程的性质和程度，即客体的存在、属性和合乎规律的变化与主体尺度相一致、相符合或相接近的性质和程度”，即价值是客体属性对主体需要的效用性，并且“任何客体，无论它是什么，只有它满足了人们的某种兴趣时，才获得价值”。
此外，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论范式认为，作为主体与客体的一种关系性存在，价值的主体是什么是关于价值的首要问题。现代哲学认为，价值主体只能是人，而不是其他非人存在。价值的属人性表明：人类主体性是价值的根本特征。具体表现为：
第一，价值的个体性。价值主体虽然是人，但广义的人却是一个多层次与多类型的存在，不同的人归属于不同的民族、国家、性别、阶层、地区、行业等等。即使同一客体面对不同的价值主体，所呈现的价值也是不同的。价值的个体性同时也意味着价值的多元性，毕竟每一个个体都是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可见，价值是主体尺度的呈现，价值关系“因人而异”。
第二，价值的多维性。价值主体的需要往往是一个丰富、复杂的结构体系，同一客体即使面对同一主体，在不同的特定关系中所表现的价值也是不同的。虽然客体属性客观存在并且无限可能，但只有通过主体需要的激发才能够彰显。因此，价值是主体需要的满足，价值关系“因需而异”。
第三，价值的动态性。价值主体又是变动不居的，具有生成性、发展性的特点。任何客体面对不同时期的同一主体，有无价值、有何价值、价值大小，都是依据主体和主体尺度的变化而变化的。故而，价值是主体变化的反映，价值关系“因时而异”。
二、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论的形而上学建构。
不仅如此，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论范式充分凸显人作为价值关系主体的主体性地位的形成，也是主体形而上学建构实体化主体逻辑的必然。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自然价值被遮蔽，失去其合法性。
(一)主体形而上学建构的背景。
应当说，人的主体地位凸显是在近代认识论转向背景下发生的。近代哲学“认识论转向”表征的古代哲学以研究客体和本体论为中心转向近代哲学以研究主体和认识论为中心，人的主体地位的形而上学确立与主体性的张扬是植根于这一深刻的理论语境的。
本体论，“就是运用以‘是’为核心的范畴、逻辑地构造出来的哲学原理系统”，是通过概念的逻辑演绎表达的纯粹原理系统。不同的核心概念构建“是”的不同表征，从而创造出诸多的本体论体系，柏拉图的理念论最为典型。柏拉图认为“理念”是与现实世界分离、独立于世界之外的实体性存在。那么，理念世界与现实世界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作为现实世界的人类，如何认识独立于世界之外的理念世界的?作为至善的理念世界，又是通过何种途径将其真理贯彻到现实世界的?由此可见，理念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本质差异的鸿沟如何跨越是本体论的核心问题。中世纪的基督教曾经试图通过信仰解决这一问题，唯名论与唯实论之间的争论即是明证。近代哲学同样试图跨越这道鸿沟，只不过“中世纪的观点认为思想中的东西与实存的宇宙有差异，近代哲学则把这个差异发展成为对立，并且以消除这一对立作为自己的任务”。
众所周知，近代哲学将“自我意识”确立为认识论的哲学基础与理论前提，必然使得作为“自我意识”负载的人具有认知主体地位。然而，认知主体的泛化使得“主观意识的‘自我’不断地实现中心化，并以‘自我’为中心，为知识与存在确立一劳永逸的基础……”最终演变为主体形而上学。(二)主体形而上学建构的过程人的主体地位在“认识论转向”背景下逐渐形成，主体以及主体性成为哲学研究的重大课题。黑格尔认为，“笛卡尔事实上是近代哲学真正的创始人，因为近代哲学是以思维为原则。独立的思维在这里与进行哲学论证的'神学分开了，把它放到另外的一边去了。思维是一个新的基础”。认识论解决的是认识的确定性问题，即“你怎么知道世界是什么”。“我思故我在”意味着在所有的知识真假难辨的情况下，有必要进行一次普遍和彻底的怀疑，“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怀疑而怀疑，而是为了最终找到一个坚实的确实性，使得确凿的真理体系能够在这一确定性基础上确立”。同时，“思想”的存在不可能没有一个“思想者”的存在，“我，作为‘我思’从此以后就成了一切确定性和真理的基础”。在海德格尔看来，“我只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也就是说，一个精神，一个理智，或者一个理性”。思维主体的确立同时也意味着思维的非完满性，只有通过思想才可以确认思维主体的存在。笛卡尔将思维主体的确证寄托于上帝。因为，只有完满的上帝才是这种一致性的终极保证。
上帝作为思维主体与物质存在一致性的保证，严格说来只是笛卡尔二元论的必要补充，但上帝的预设削弱了人作为主体的地位，人不能仅仅是天赋观念的载体。康德的批判哲学努力实现，人作为主体以及主体性的挺立不需要上帝。康德通过区分“先验主体”与“经验主体”奠定主体性哲学大厦的根基。
所谓“经验主体”，就是经验的自我意识、经验性的统觉。“经验主体”通过认识、心理、生理等感觉接受物自体“表象”的经验质料，它是随着经验内容而变动不居的。因此，“经验主体”虽然为知识提供内容，但无法保障知识的普遍性与必然性。如果说，笛卡尔是通过上帝预设来解决这一问题的话，那么，康德则直接寄托于“先验主体”。所谓“先验主体”，即是先验的自我意识、先验性的统觉，同时被康德称之为“纯粹统觉”。“先验主体”接受感性阶段经验自我提供的知识质料，并通过知性阶段运用先天认知结构形式(范畴)主动建构知识体系，“先验主体”自身的统一性保证知识的普遍性与必然性。认识的主体不再是需要上帝帮助的被动思维主体，而是具有主动建构性的先验自我;认识的客体不再是与思维主体决然对立的实体，而是由“物自体”提供感性材料、先天认知结构整理之后的表象。认识的主体与客体不再是对立的，而是客体作为表象统一于“先验主体”，并统摄“经验主体”。“如果说在笛卡尔那里，‘自我’主体因为它自身的实体性与经验性还尚显单薄、软弱，先验的主体性还需要上帝的帮助才能支撑起人类的整个知识体系;那么，在康德这里，由于彻底去除了把‘自我’当物看待的传统，突出认知的主体性，并把这种主体性落实在‘先验自我’身上，先验的自我主体和先验的主体性已经可以独立地托举起人类知识的大厦。”主体地位的确立和主体性的张扬使得“人是目的”取代“上帝是目的”，人不再是与上帝、自然并列的实体性存在。实践领域，道德律令以人为目的而普遍有效，上帝仅仅是实践理性的理论假设。而在认识领域，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自然必须回答理性提出的问题。
不得不说，“表象”与“物自体”、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必然与自由的二分是康德哲学的鲜明特色，同时也是其症结所在。黑格尔试图通过“绝对精神”消解康德的“物自体”，从而建构一个绝对的主体。“绝对精神”兼具主体的能动性与客体的客观性，真正实现实体与主体的辩证统一。“在我看来，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达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达为主体”，进一步而言，“实体在本质上即是主体，这乃是绝对即精神所要表达的观念”。
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确立人在认识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但“这个进行认识的主体怎么从他的内在‘范围’出来并进入‘一个不同的外在的’范围?认识究竟怎么能有一个对象?必须怎样来设想这个对象才能使主体最终认识这个对象而且不必冒跃入另一个范围之险?”黑格尔的“实体即主体”思维范式认为，认识主体根本不需要进入一个不同的外在的范围，因为根本就不存在有别于绝对精神的实体。绝对精神作为主体可以创设认识客体，并以客体的本质而存在着。所谓的认识过程，其实是绝对精神的内循环。正是在此意义上，黑格尔实现主客体的统一，从而将主体性哲学推向顶峰。但必须承认的是，黑格尔所完成的主客体统一是一种精神范围内的统一，是以牺牲现实世界为前提的。因此也可以认为，“实体即主体”的论断并没有填平认知主体与认识客体之间的鸿沟，相反，黑格尔通过“理性的狡黠”逃避这一问题。总之，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到康德的“人是目的”，再到黑格尔的“实体即主体”，主体形而上学最终构建完成。一方面，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使得人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成为主体，认识论的前提与框架就是主体与客体的二分与对立。如何实现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即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成为近代哲学的重大问题。无论是经验论从下到上的经验归纳，抑或是唯理论从上到下的理性演绎，都是对这一共同问题的不同回应。认识主体在理性至上的鼓舞下一直试图跨越与客体的鸿沟。另一方面，近代认识论哲学只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延续着本体论问题，不同的是，人这个认识主体成为了本体论的实体。古希腊探索的本体是自然物或理念，中世纪基督教哲学以神为本体，近代哲学的本体就是思维或精神。但无论是思维，还是精神，都无法回避人是其载体的基本事实。因此，“实体即主体”更加真实的含义应该是“主体即实体”，“‘我’成了别具一格的主体，其他的物都根据‘我’这个主体才作为其本身而得到规定”。
三、人类中心主义体价值论的逻辑批判。
(一)主体实体化。
“实体”的希腊文为“ousia”，与“ontology”同源于“einai”。而“ousia”除具有“实体”(“substance”)之意外，还有“本质”(“essence”)的意思。有学者将其翻译为“本体”(“ontology”)。亚里士多德最早规定“实体”：“实体，就其最真正的、第一性的、最确切的意义而言，乃是那不可以用来述说主体、又不存在于一个主体里面的东西。”实体最大的特点是：“惟有实体才独立存在”，“实体在一切意义上都是最初的，不论在定义上、在认识上，还是在时间上”。
严格意义上说，“主体”范畴并非直接等同于人类。词源学考察揭示，“主体”词源于古希腊语“根据”，并且“这个希腊词语指的是眼前现成的东西，它作为基础把一切具体在自身那里。主体概念的这一形而上学含义最初并没有任何突出与人的关系，尤其是，没有任何与自我的关系”。近代哲学之前，主体问题一直是在本体论的范围内发展的。人类只有在与本体的关系中才能获得自身的确定性，无论是古希腊的理念本体，还是中世纪的上帝本体，都在一定意义上充当人类主体的孵化母体。近代西方哲学“认识论转向”中，培根“知识就是力量”和笛卡尔“我思故我在”为人成为真正的主体提供了现实路径与理论论证，人逐渐成为主体的特指，但“人成为主体之际人的本质发生了根本变化”：“人成为那种存在者，一切存在者以其存在方式和真理方式把自身建立在这种存在者之上。人成为存在者本身的关系中心”。
主体一旦成为实体，就具有实体的特征，从而造成主体的异化。第一，主体的无根性。主体具有实体“无所需求”的特点，成为自因、自性、自律性的存在。第二，主体的独断性。主体成为实体，其他存在必须从主体那里获得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主体具有终极和基础的权威性，成为规范和价值的根源。这种无视其他存在自身合理性的独断必然导致主体对于其他存在的征服和控制，主体的权力意志无限扩张。第三，主体的封闭性。主体成为实体，意味着主体成为唯一的存在，唯一性的诞生与维护都是以排斥和消解其他存在为逻辑前提的，“在一定程度上，近代哲学史就是一部使‘个人主体’不断从与世界的联系中逐渐脱离、并日益变成自足完备的实体的过程”。由于无法从根本上消解其他存在，这就造成实体化主体与其他存在的紧张关系。主要表现为：一方面，“他人成为地狱”。实体化主体以个人主体为隐形逻辑起点的，他人的存在构成主体成为实体化主体的障碍，消解他人的存在就成为主体的主要任务。另一方面，“自然即是地狱”。“随着支配自然的力量一步步地增长，制度支配人的权力也在同步增长”，人与人之间不平等关系很大程度上是人类与自然不平等关系的反映与延伸。自然成为主体成为完全自由主体的桎梏，由此成为主体必须征服和控制的对象。
(二)实体化主体视野内的价值论独断。
当主体演变为实体化主体时，主体成为“独立存在”的东西，凸显人类主体逻辑的传统价值范式同时走上“人类中心”价值论独断的道路。
第一，价值主体的唯一性。主体的崛起是为填补上帝缺场留下的空白，而实体化的主体则直接代替上帝的地位，成为知识和价值的立法者。笛卡尔的思维主体只有在“上帝存在”的第二原理下才能实现对“物质存在”的统摄，思维主体是不完满的;康德的先验哲学通过对“表象”与“物自体”的区分、将知识的范围限制在现象界的方式，先验主体独自保证知识的普遍性与必然性;黑格尔“实体即主体”的命题则通过精神的辩证法消弭客体的存在，主体真正实现唯一性，变成自主、自足和自因的实体化主体。此时，价值表示的不再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仅仅是主体自身的自我规定性，彻底否定“地球上的非人类生命的美拥有自在的价值，而这种价值独立于它对人的有限目的的工具意义上的有用性”，价值与客体已经不存在任何的内在关系。
第二，价值标准的封闭性。与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现实的、具体的主体不同，近代哲学所构建的实体化主体是一种抽象的思维主体。笛卡尔的思维主体使得“‘我’成为了出类拔萃的主体，成了那种只有与之相关，其余的物才得以规定自身的东西。由于它们———数学的东西，它们的物性才通过与最高原则及其‘主体’(我)的基础关系得以维持。所以，它们本质上就成了处于与‘主体’关系之中的另外一个东西，物自身变成了‘客体’。”“我”是可思维的主体，外部物质是客体，但主体与客体是截然不同的实体，只有上帝才能将两者进行统一。但问题是：自我只有保持在与客体隔绝的自身纯粹当中，才可能保证知识的确定性。因此，思维主体是一个封闭的主体，自我与世界不仅二分，而且是无法沟通的。实体化的主体更像是莱布尼茨的“单子”，自身的完满性不需要关涉外部世界，更不要说关注世界的价值。价值体系的构建都是围绕封闭的实体化主体进行的，价值体系仅具有主体性色彩。
第三，价值评价的单向性。在存在多元化主体的情况下，价值必然是兼容的，价值体系也必然是开放的。实体化主体的诞生是以消灭多元主体为逻辑前提，价值体系也必然围绕实体化主体来构建。如果说，中世纪是以上帝为核心构建价值体系的话，那么，近代哲学则是以实体化主体为中心的。通过悬设二元对立的等级模式，实体化主体获得价值规定的解释权和支配权，客体只能从实体化主体那里获得存在的合法性与价值的合理性。理性与非理性、人性与非人性、善良与邪恶等之间的二元对立是这种等级模式的具体外显，实体化主体代表前者，所有的客体则是后者。历史的进步只是在于前者不断地战胜后者，从而使得前者成为一种永恒性的存在，走向“历史的终结”。在实体化主体的视野内，一切存在都是客体，都是有待价值改造的客体，因此，实体化主体的形成必然伴随客体不断被征服与控制的过程，直到客体成为实体化主体价值体系的一部分。近代实体化主体的形成过程也是客体范围不断退却最终消失的单向过程。作为主体之外的客体，既包括他人，也包含自然，二者都成为主体实体化过程中征服和控制的对象，他人和自然的存在都不具有价值的充足合理性，都是主体实体化道路上的障碍和桎梏。他人成为地狱，自然成为野蛮之地，都是必须改造的客体。在此意义上，对自然的控制与对他人的征服是这一过程的一体两面。
总之，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论围绕实体化主体构建，价值定义也必然来自实体化主体的规定。价值概念虽然是一个晚近的概念，但却在实体化主体的背景下迅速崛起。纵观人类近代历史，“价值”已经不复是一个多元化理解的概念，而单纯是一个经济学范畴，体现的是资本的同一化意志。放置于主体性哲学的视野内，价值仅仅表示客体对于主体的效用性，这种效用也不再是事物具体的使用价值，而是被抽象化的普遍的价值。资本的同一性意志最终抹平使用价值的独立性、差异性与特殊性，最终抽象为单一的价值幽灵。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被简单地还原和蒸馏为抽象的价值，二者丰富的关系内涵只剩下贫瘠的同一性。同一性的价值概念执行贯彻的是资本的逻辑与意志，使用价值抽象为价值更加剧资本的征服欲与控制欲。资本的增值逻辑导致人类与自然的紧张关系，资本时代是一个生态危机的时代，而同一性的价值概念是资本本性的重要体现。
四、结语。
价值论问题是哲学的核心问题，自然价值的证明则是环境伦理学的重要课题。环境伦理学研究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伦理责任，这“与价值问题密切相关：自然是否具有超出人的需要的明显功能之外的价值?自然的某些部分比别的部分更具有价值吗?人对自然和自然实体有哪些义务?”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论范式局限于主体形而上学所建构的实体化主体视野内，人类主体的价值独断从根本上否定自然价值。针对以上问题，环境伦理学视野中自然价值合法性辩护的路径主要有：
第一，消解实体化主体思维逻辑，赋予自然主体地位。近代以来，随着主体形而上学以及实体化主体的确立，人类中心主义无限膨胀。无论是古典人类中心主义，还是现代人类中心主义，都是实体化主体的逻辑必然和终极旨归。因此，消解人类中心主义必须消解实体化主体。实体化主体基本内容可以归结为：人是唯一的主体，其他存在都是客体;人是最高的主体，其他存在从人那里获得规定性。而“如今，我们已不能认为只有人才有主体性”，人不再具有实体化主体的地位，即人不是唯一的主体，自然同样是主体和具有主体性;人不是最高的主体，人的主体性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这就需要“用一种整体主义的、全球的视野来理解人类在生物圈的行为，并用这种理解指导人类的政治、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它呼唤一种新的、更深层的道德良知”。
第二，摒弃“中心主义”价值论独断，承认自然内在价值。无论是传统价值论，还是广义价值论，人类作为价值主体的地位是无法消解的，环境伦理学从根本上走不出人类中心。非人类中心主义要消解的是传统价值论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消解人类中心主义，并不是要否定人类作为主体的地位，“从某些程度而言，人类中心主义是不可避免的、不可反对的，甚至是值得期待的”，尤其是作为价值主体的地位。相反，需要消解的是人作为实体化主体的虚妄，探索人类在整个生态中的真实位置;消解人作为价值主体的独断，追问人类在整个生态中的合理价值。走不出人类中心，意味着人类价值与尊严的坚守。
综上所述，人类应该从更加宽广的视野审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这个视野就是作为人类与自然统一体的生态，人类与自然都合理定位自身的地位和价值，人类中心没有膨胀为人类中心主义，自然也没有湮没人类的尊严，二者都是生态系统的平等主体，都是生态价值论关注的焦点。这一切都需要价值论范式的彻底转换。在这样的意义上可以说，走不出人类中心并不代表走不出人类中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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