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后感可以帮助我们在阅读过程中思考问题，培养批判性思维。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读后感，关键在于仔细阅读、深入思考和准确表达。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推荐的一些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给大家在写作时提供一些帮助和启示。
马可福音读后感篇一
马可·波罗（marcopolo，1254—1324），世界著名的旅行家、商人。1254年生于意大利威尼斯一个商人家庭，也是旅行世家。
马可波罗的祖父名叫安得利亚波罗，他的三个儿子，大儿子叫老马可波罗，是马可波罗的伯父，第二个儿子叫尼哥罗波罗，是马可波罗的父亲，三儿子名叫马窦波罗，是马可波罗的叔叔，他的父亲和叔叔都是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17岁时跟随父亲和叔叔，途径中东，历时四年多来到中国，在中国游历了17年。回国后出了一本《马可·波罗游记》（又名《马可·波罗行纪》、《东方闻见录》）。记述了他在东方最富有的国家——中国的见闻，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西方地理学家还根据书中的描述，绘制了早期的“世界地图”。
《马可·波罗游记》共分四卷，第一卷记载了马可·波罗诸人东游沿途见闻，直至上都止。第二卷记载了蒙古大汗忽必烈及其宫殿，都城，朝廷，政府，节庆，游猎等事；自大都南行至杭州，福州，泉州及东地沿岸及诸海诸洲等事；第三卷记载日本、越南、东印度、南印度、印度洋沿岸及诸岛屿，非洲东部，第四卷记君临亚洲之成吉思汗后裔诸鞑靼宗王的战争和亚洲北部。每卷分章，每章叙述一地的情况或一件史事，共有229章。书中记述的国家，城市的地名达100多个，而这些地方的情况，综合起来，有山川地形，物产，气候，商贾贸易，居民，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及至国家的琐闻佚事，朝章国故，也时时夹见其中。
马可波罗的这本书是一部关于亚洲的游记，它记录了中亚，西亚，东南亚等地区的许多国家的情况，而其重点部分则是关于中国的叙述，马可波罗在中国停留的时间最长，他的足迹所至，遍及西北，华北，西南和华东等地区。他在《游记》中以大量的篇章，热情洋溢的语言，记述了中国无穷无尽的财富，中国人的智慧，比如大将慧元发明的奶粉和肉松，当时的火炮，纸币等很多其他国家没有的东西。巨大的商业城市，极好的交通设施，以及华丽的宫殿建筑。以叙述中国为主的《游记》第二卷共82章，在全书中分量很大。在这卷中有很多篇幅是关于忽必烈和北京的描述。
马可福音读后感篇二
1963年以少年读物形式出版的集子。今年读的第二本卡尔维诺。
读时常想起他那本《看不见的城市》，用女人的名字命名，充满神秘与时空虚幻感的城市意象。而小工马可瓦尔多眼中的城市，有伸手可触的真实。
在夜晚的街心公园看月亮、抚养办公室的盆栽、在超市里被撩起物质欲望……他和一家人生活在拥挤的地下室，林立高楼的脚底，却有诗人般的情感，向往自然。
这个马可瓦尔多，有着一双不是很适合城市生活的眼睛：标志牌、红绿灯、橱窗、霓虹灯、宣传画，那些被设计出来就是为了吸引人注意力的东西，都从来留不住马可瓦尔多的目光，他看这些东西就好似一眼扫过沙漠里的沙子。
然而，树枝上一片发黄的树叶，缠在瓦片上的一根羽毛，却从来也逃不过他的眼睛：没有一只马背上的牛虻，没有一个桌上的蛀虫洞，没有一块人行道上被碾扁的无花果皮，是不会被他注意到的，不会被他作为思考对象的，通过他们，可以发现季节的变化，心里的欲望，自身存在的渺小。
读这本书的间隙，在繁忙的陕西南路等红绿灯，就会留意身边的行人。特别是和马可瓦尔多一样的小工，也会反观自己。城市带给每个人的过分劳碌，不得已。心灵中累积的烦扰，就像清不干净的跳蚤。但这种似乎永不停歇的痛苦，又是一时可驱散的。马可瓦尔多试着抓住每一个这样的机会，其实，他不停为自己创造这样的机会。尽管，他总不能成功。
然而，四季更迭，他的心如此干净清澈。我试着体会卡尔维诺所追求的、和文学评论家口中的“轻盈”，如何体现在这个小工眼里。
马可福音读后感篇三
卡尔维诺会告诉你与众不同的生活很精彩，但平凡渺小的人生也自有可爱之处。
是小人物的生活志，故事是现实的也是浪漫的，有旖旎的幻想也有鸡零狗碎的日常。给我的感觉就像是周星驰的旧电影，里面的那个主角有些滑稽，总是干出些让人哭笑的不得的事，但笑意未消又泛上心酸。
他的身体被囚禁在这城市的钢筋水泥之中，他的生活永远被繁重的劳作，家庭义务所裹缚。但终归思想是自由的，在那片地界他可以自由驰骋。
但真的存在不受现实所累的思想的自由吗？好像没有。马可瓦尔多闹了很多笑话，那些脱离生活之外的观察美的眼睛最终还是会被对面楼顶blingbling的广告牌，被大工厂喷吐而出的浓重黑雾给荼毒。
所以伍尔夫说“要想写小说或诗歌，你每年必须有五百英镑的收入，以及一间带锁的房间。”只因物质上的匮乏会让人的思想也身处藩篱之中，若是也有充裕的物质条件，马可瓦尔多说不定也可以成为伍尔夫。
现实终归是现实，思绪能有那么片刻的信马由缰就已经是生活的馈赠。
马可福音读后感篇四
这篇文章写了很久了，但是却是我第一次发博客，今天也正好是我的生日，也算是成长的一次铭记吧。加油，未来的自己。
《尼各马可伦理学》是亚里士多德的经典著作，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是基于人的活动的特殊性质来说明和理解伦理学的，书中，亚里士多德系统地阐述了善、道德德性、行为、具体德性、公正、理智德性、自制、快乐、友爱、幸福等概念，一共十卷。和其他的同时代的或者是他以前的伦理学著作而言，《尼各马可伦理学》更切中实践事物的本质。是从人的活动出发来诠释伦理学的，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在第一卷中，亚里士多德系统的对善做出了诠释。在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中，都以善为目的。如果我们所有的活动都只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可实行的善。如果有几个完善的目的，那么其中那个最完善的东西就是我们所寻求的东西，完满的善应该是自足的。最高的善必定是因其自身而被追求的，而什么是最高善？我们都一致认为是幸福！我们在生活中说的自足就是指一事物自身便使得生活值得欲求且无所缺乏，而我们认为的幸福就是这样的事物。
但是，完善也是需要外在的物质条件。没有外在的手段，我们就不可能做到或者是很难做到高尚的事，许多高尚的事都是需要有朋友、财富、和权力等这些手段。就如同幸福还需要外在运气为其补充在此，对于幸福的理解，我们会问到，幸福到底是通过习惯或者是训练而获得的，还是神或运气的恩赐。亚里士多德为我们进行了论述：幸福的人不会因为运气的变故而改变自己。他们不会轻易的就离开幸福。也不会因为一般的不幸就痛苦。幸福在于灵魂的合德性的活动，并且是一生中的合德性的活动。但是我们也不可以说一个人或者就是幸福，或者说一个人的幸福丝毫不受他的后代人的命运的影响。幸福是一个目的或者某种完善的东西，而一个人的将来是不可以预见的。我们可以在活着的人们中间，把那些享有我们所说的并将继续享有我们所说的那些善事物的人称为致福的人。
书的第二卷来诠释的是道德德性。德性分为两种，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理智德性是通过教导而发生和发展的，所以需要时间和经验，而道德德性则是通过习惯养成的，既不出于自然也不反乎自然。德性既是生成于活动也是毁灭于活动，并且只有在活动中实现。道德德性是与快乐和痛苦相关的，快乐使我们去做卑贱的事情，痛苦使我们逃避做高尚的事情。而快乐尤其可能毁灭德性。因为，一则，追求快乐的欲望从小就伴随着人，能以从人的情感中消除；二则，对于快乐，做得正确就使人善良，做得错误就使人邪恶。每一种感情和实践都伴随着快乐和痛苦，那么德性也由于这种原因而与快乐和痛苦相关。
说了那么多，我们都还未定义到德性是什么的问题，德性是一种感情，是一种品质。不仅如此，德性还是一种选择的品质，存在于我们的适度之中，有三种品质，两种恶，一是过度，二是不及，三是一种作为他们中间的适度的德性。德性不同于技艺。技艺只相关于对象的性质；德性还需出于一定的心态。一个人知道他要做的行为，出于意愿地、因其自身之故、并且出于一种确定的品质而选这它时的行为，才是合乎德性的。德性是使得我们在所有事物上做得适度的品质，适度有相对于对象的和相对于我们自身的。相对于对象而言的适度是技艺的目标，是我们在做事时达到对于对象而言的适度的品质。德性的目标则是感情与实践事物上达到相对于我们自身的适度。适度是一个很难把握的词，不是每一个人都那么容易把握的住和做的到的。要想获得适度，首先要避开那最与适度对立的极端，其次要弄清楚那把我们引向错误的东西并努力将自己拉向相反的方向。但是适度也是视具体的情况而定的，我们也要学会变通。
书的第三卷说的是行为，行为有出于意愿和违反意愿的，凡行为的始因在自身内的行为都是出于意愿的。行为与德性是密切相关的。并且更能判断一个人的品质。行为既然跟意愿有关，那么它就与选择息息相关，首先，我们会选择善的东西而去避开恶的东西，其次，我们选择的只是我们知道是善的东西，而不会去选择那些我们不知道是否是善的东西。最后，最善于选择的不是那些善于提出意见的人。选择是一个包含在先的考虑的意愿的行为。
德性也意味着选择。选择是出于意愿的，但是意愿未必都是选择。选择不同于欲望、怒气、希望和意见，它意味着经过事先的考虑。恶和德性一样是出于意愿的，因为对于一件事情做与不做都在我们的能力之内。行为的始因在我们自身。但是人们常常把快乐当做善来选择，而把痛苦当做恶来逃避。
关于具体的德性，我们先试着说明勇敢，勇敢是恐惧与信心方面的适度，是面对一个高尚的死时在恐惧方面的适度品质。勇敢的人对于超出人的承受能力的事物感到恐惧。但是他能够以自己正确的方式，按照逻各斯的要求并且为着高尚之故恰当地对待这些事物。勇敢在本质上是痛苦的，他意味着承受痛苦，尽管其目的是令人愉悦的。而且，一个越有德性的人，面对死亡就越有痛苦。因为，他在德性上愈完善，他所得到的幸福愈充足，死将带给他的痛苦也就愈大。因为，他的生命最值得过，而他又全然的知道将失去这最大的善。
勇敢和节制也是灵魂的无逻各斯的部分的德性，节制是快乐和痛苦方面的适度。节制并非与一切快乐与痛苦相关，而只是同肉体上的尤其是触觉上的快乐和痛苦相关。节制的人适度地期望获得那些适当而愉快的事物。他们不已不适当的事物为快乐，对于这些事物中的令人愉快的事物也不会感到过度的快乐。相对于怯懦，放纵更加是出于出于意愿，首先，放纵出于快乐，怯懦是出于痛苦，快乐是我们所选择的东西，痛苦是出于我们所逃避的东西。其次，痛苦是遏制和毁灭一个人的本性，而快乐则是没有这种效果和作用。所以放纵是更加出于意愿的，而且是更加要收到谴责的对象。但是，放纵的品质却不是出于意愿，对快乐的欲望，我们应当时时的加以管教。
对于慷慨，我们往往会想到的是给予，慷慨就是小比财务的给予方面的适度。慷慨的人以最好的方式使用财务。在挥霍和吝啬这两个极端中，吝啬是更大的恶。大方是大笔财务的话费方面的适度。大方的人花费是重大的和适宜的，其结果页是重大的和适宜的。大的是对重大的荣誉的欲求方面的适度。大度的人自视重要也配的上那种重要性。大度的人最关注荣誉而又对之取适当的态度。对于大度，对于给予，慷慨的人总是会以最高尚的事而给予。他也会以正确的方式给予：在适当的数量、适度的时间、给予适当的人，按照正确的给予的所有条件来给予。他自己在给予的时候还带着快乐，至少是不带着痛苦的。因为德性的行为是愉快的或者不带痛苦的。
温和是怒气方面的适度，那些在应当发怒的场合不发怒的人被看做是愚蠢的。那些对该发怒的人，在改发怒的时候也不以适当发怒的人也是愚蠢的。温和的人是以适当的方式、就适当的事、持续适当的时间发怒的人，尽管他显得偏向不及一边。
友善是社交方面的适度，友善的人不随意的讨好他人，也不随意的使人痛苦。他的友好和所施加的痛苦都出于高尚的目的。诚实也是社交方面的适度。诚实的人拒绝交往虚伪，但是他可能对自己少说几分。机智是消遣性交谈方面的适度，有品位地开玩笑的人被称作机智的，机智的人只说和听适合一个慷慨的人所说和听的东西。羞耻也是一种德性，而是由坏行为引起的一种感情。羞耻感可以帮助青少年少犯错误。
接下来说的是公正，公正有两种意义，一种是守法，一种是平等。守法是总体上的公正，守法是公正不是德性的一部分，而是涵盖着整个范围。具体的公正则相关于荣誉、钱物等等这类事物的获得上的平等或不平等。具体的公正又分为分配的公正和私人交易的公正。公正还有很多的其他方面的思考，比如公正是给予的过多，还是索取的更多？公正与公道也息息相关，公道既与公正同类，又不同于后者，它优于法律的公正，是对法律的由于一般性而带来缺陷的公正的纠正。
和朋友的相处也是很重要的，而且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很多的时候都在和朋友打交道。友爱或近似一种德性。他不仅必要而且是最高尚的。做朋友和有德性也是一样有两种意义。只是共同的生活才是实际地做朋友。好人因彼此的善、愉快和有用而有意愿共同生活。然而友爱不同于爱，爱是一种感情，友爱则是一种品质。不平等的友爱也会发生争吵，分歧是依照德性、贡献性还是需要来分配。公正的原则在于使不同的人多分的不同的东西。这种安排既重建了平等又保全了友爱。
最后，我们一起来看看快乐和幸福。快乐和幸福总是息息相关的。快乐是某种善，痛苦是恶，是应当避免的。人们都在追求的，是不同的快乐，尽管大家都在追求着快乐。兽类和人都在追求快乐，而且，如果快乐与实现活动不是某种善，幸福的人的生活就不是令人愉悦的。必要的肉体上的快乐不是恶，它只有在过度的时候才会是恶。肉体快乐特别被人们追求是因为它能驱逐开痛苦并且特别强烈，易于为人们享受。过度的快乐与必要的快乐对立。而不是与痛苦对立。实现每种活动都有完善着他的特殊快乐。每一种动物都有其特殊的快乐，不过在人类中不同的人有完全不同的快乐，完善着好人的实现活动的快乐是真正的快乐。
幸福不是一种品质，而是因其自身而值得追求的，合德性的实现活动，幸福不在于消遣，消遣是一种休息，我们需要休息是为着严肃的工作，越是有德性的人，其活动就越是严肃。幸福是被我们看做人生追求的目的。幸福与人的活动是息息相关的。幸福也和沉思有关，沉思是最高等的一种实现活动，其次，他最连续，第三，幸福中必定会有快乐。第四，沉思中含有最多的我们所说的自足，第五，沉思似乎是唯一因其自身故而被人们所喜爱的活动。人想要幸福，就要学会努力去追去不朽的东西，过一种与我们身上最好的部分相适合的生活。因为，属于一种存在自身的东西就对于它最好，最愉快，同样，怒斯的生活对于人是最好的、最愉悦的，因为努斯最属于人。所以说这种生活也是最幸福的。
马可福音读后感篇五
游记一般是个人兴趣所致，不是遵命文学，没有政治色彩与正史相比与当初现实情况更为接近，不过也会因个人脾性问题而不太靠谱。
关于《马可波罗游记》的传说很多：一个叫马可波罗的意大利人在七百多年前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将他看到的中国写成游记，引得无数外国的英雄竟折腰，他们看了《马可波罗游记》引发了对中国强烈的好奇心，产生了到东方来寻找发财机会的强烈欲望。据说哥伦布就是被《马可波罗游记》激励想到东方来发财，却无意中发现了“新大陆”。我看这本书时想起了一个故事：文革结束后全国都开pi斗“四人帮”的会，陕西农民批评毛夫人说蓝萍女士的床头和床尾都放了糖罐子和油条，睡觉前吃油条蘸白糖，一起床又吃油条蘸白糖，那日子过得比皇后还奢靡。马可波罗游记的语气有如陕西的农民，以一个倾慕的视角大胆进行想象，对于忽必烈各种穷奢极欲的生活有明显夸大之嫌，道听途说的成分太浓，说忽必烈身边的巫师可以人工影响天气，更加不靠谱了。
和我有相同感觉的人很多，这篇游记在当时也引发大量争议，一些威尼斯人说那是他在波斯商旅的`营帐中听来的，当时做买卖能去到波斯已是天的尽头了。英国学者披露意大利考古学家最新研究成果：一系列新证据显示，马可波罗其实从未到过中国。大英图书馆的弗朗西斯·伍德于1995年出版《马可波罗真的去过中国吗？》一书，称马可波罗很可能连黑海都没到过。
马可波罗在游记中所述的内容可信度不高，连该书的版本都没有定数，有的有四篇，有的只有三篇。那些关于西方人看了这本书引发对古老东方国度向往的说法大约也是个传说吧？不知道我的老师们是否读过这本书，他们介绍说这本书描绘当时中国的繁华、富庶，并要我们引以为自豪，我们的祖先也曾经阔过。看看书中那时哪里有我们的国家？我们的首都北京被他们称为“汗八里”，这里是鞑靼人、契丹人、突厥人、撒拉森人的乐园，哪里看得到华夏的子孙？就是到了云南这样偏远的西南边陲，都是由鞑靼人统治，鞑靼人禁止我们打猎、捞珍珠，只为那忽必烈一人享用。
在北京的北土城公园里有忽必烈进入北京的大型雕塑，那神气比解放军进入北京城还要英武许多。法国大儒孟德斯鸠说鞑靼人是世界的祸害，曾经两次征服中国，但我们中国人却不这么看，还自豪地说我们的祖先曾经打到了欧洲，我们的历史地图在那个时代是多么的辽阔。那个年代按顾炎武的说法应当是中华民族第一次亡天下，按照“殖民地”的概念来看那时的中国只是蒙古人的殖民地。我们的文化是顺从的，被人家征服了就直接认他为祖先，明时的江山被大清国侵占了，于是大家都蓄起了长辫，做了大清国的顺民。但顺从不一定是中华一贯的思想，清末反清斗士们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直接指出满清就是鞑虏，鲁迅先生也提出成吉思汗应当是蒙古人的祖先。
《马可波罗游记》由一个不太靠谱的人记的不靠谱的传说，读了该书很容易得到这样的判断，但是对待历史我们还缺乏评判的尺度和价值观念的基本准则。
马可福音读后感篇六
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核心是两种观念，即公正是目的论的和公正是荣誉性的。在公正是目的论的论点里，公正对于权利的界定要求我们弄明白所讨论的社会行为的目的。在公正是荣誉性的论点里，公正是为了推理一种行为的目的性，或讨论之，至少要部分的推理或讨论它应当尊敬或奖励什么样的德性。对于理解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与政治学的关键而言，弄明白目的性与荣誉性之间的考量和关联尤为重要。
现代的各种关于公正的理论都试图将公平和权利的问题与荣誉、德性和道德应得的问题分离开来。它们需求那些中立于各种目的的公正原则，并使人们能够自己选择和追求它们的目的。亚里士多德并不认为公证可以以这样的方式来保持中立。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关于公正的争论补课避免地就是关于荣誉、德性以及良善生活本质的争论。
亞里士多德在讨论公正与不公正的表现行为时并未仅局限于一个人是否强占超过其本身所应当拥有的东西上，而是在许多其他形式的不公正行为上讨论。诸如怯懦、贪婪、吝啬以及对待他人的恶意都是不公正行为的一种，而这些不公正行为就成为了具体的恶。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公正，强调公正是一种适度的品质。“所有的人在说公正的时候都是指一种品质，而这种品质使一个人倾向于做正确的事，使他做事公正，并愿意做公正的事。同样，人们所说的不公正也是一种品质，这种品质使一个人做事不公正，并愿意做不公正的事。”
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公正意味着给予人们所应得的东西，公正是各得其所应得，而不公正则有多种意义，诸如怯懦、贪婪、吝啬以及对他人的恶意都可归为不公正的一种。但有些不公正的行为无法称之为“恶”。不公正有很多类型，那么同样，公正的意义也不仅仅有一种。在区分具体的公正上，主要应依据公正的适用范围和领域的不同而区分，主要分为分配的公正、矫正的公正和回报的公正。其中矫正的公正和回报的公正都可以理解为私人交易中的公正。
作为德性一部分的公正主要是指公正的道德属性或道德德性，即具有道德德性属性的行为，在亚里士多德这里，德性是公民一切行为的终极原则。“公正是一切德性的总括”。亚里士多德把公证看作是德行的总体，在所有德性之中，公正德性是与别的人相互关系着的。“公正最为完全，因为它是交往行为上的总体的德性。”具有公正德性的人不仅自身在行为处事时运用公正的德性，而且在和别人交往中也运用公正的德性。具有内在公正德性的人一定会做出公正的德行，但能够做出公正的德行的人未必一定具有公正德性。即“假如一个人做出的行为是出于自己意愿的，他就是在行公正或不公正之事；假如那行为是违反他的意愿的，他就不是或只是在偶性的行公正或不公正之事。”可以看出，在亚里士多德哪里，公正作为德性包含着三个方面的要素。即考虑、意愿和适度。我们考虑某人的某一行为是否公正的时候需要全面考虑这三方面的要素。在判断某一单独行为的时候我们只需要分析意愿和适度。亚里士多德的公正德性不仅体现在形式上，更是体现在行为者的意愿上，并且是处于自愿选择和认知的公正。
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政治的目的在于塑造好公民，培育好品质。“任何一个真正的城邦——而不仅仅是名义上的城邦，必须致力于促进善这一目的。否则，一种政党就沦为一个单纯的联盟……否则，法律也就变成一种联盟……‘是对人们权力的一种担保——而不是它应当成为的那种例如能使城邦的成员变得善良和公正的生活规则。”亚里士多德批判了两种主要的、灰队政治权威提出要求的制度——寡头制和民主制。亚里士多德认为每种制度都有一种主张，不过都是部分的主张。寡头制认为城邦应当由富人统治，而民主制则认为，出生自由是公民身份和政治权威的唯一标准。但是两者都夸大了各自的主张，因为他们都误解了政治共同体的目的。
以上两者都忽视了正当的最高目的，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这最高目的就是培养公民德性。国家的目的并不是“为相互间的防御提供一种联盟……或疏通经济贸易以及推进经济交往。”政治关系到某种更高的事物，它关系到试着怎样去过一种好生活。正直的目的完全在于：使人们能够发展各自独特的人类能力和德性——能够慎议共同善，能够获得实际的判断，能够共享自治，能够关心作为整体的共同体的命运。亚里士多德对待政治如同对待长笛一样：他从物品的目的来推理恰当的、分配它的方式。“那些对这种联盟贡献最大的人”，就是具有卓越的公民美德的人，也是那些最善于慎议共同善的人。那些具有最高公民成就的人——而并非那些最富有、数量最多的团体或最帅的人——就是那些应该得到最多的政治认可和影响力的人。
由于政治的目的就是良善的生活，那么最高的职务和荣誉就应当归于那些拥有最高的公民德性并且善于鉴定何为共同善。财产的所有者应当有发言权，大多数人的考量应当具有某种程度上的重要性；但是最大的影响力应当归于那些具有良好品质和判断力的人。这样一来在执行明智的政策下，将使每个人都过的更好，同时也因为政治共同体的存在是为了尊敬和奖赏公民德性。在这里，公正的目的性就同它的荣誉性相重叠了。
亚里士多德认为参与政治在某种程度上对于过一种好的生活而言必不可少，我们不可能在没有政治的情况下过一种完美的、好的、有德性的生活。我们只有生活在一个城邦或团体之中并参与政治我们才能够完全实现我们作为人类的本性。亚里士多德认为我们“注定为了政治联盟而存在，要比蜜蜂和其他群均动物更高级。”亚里士多德认为其原因是自然不会徒劳的创造任何事物，与其他动物不一样，人类拥有语言能力。其他动物能发出声音，声音能够表明快乐与痛苦。可是语言是一种与众不同的人类能力，它不仅仅是为了表达出快乐与痛苦，还要声明何为公正、何谓不公正，并在对错之间做出区分。我们并不是先默默地理解这些事物，然后再用词语表达出来；语言是我们识别、慎议善的介质。
我们只有在政治联盟中才能使用人类独特的语言能力，因为我们只有在城邦中才与他人慎议公正与不公正，以及良善生活的本性。“一个孤独自居的人——亦即一个不能分享政治联盟之利益的人，或由于自身已经自足了而不需要分享政治联盟之利益的人——并不是城邦的一部分，因此肯定要么是野兽，要么是神。”因此，只有我们运用语言能力的时候，我们才能实现自己的本性；这反过来也要求我们与他人慎议什么是对与错、善与恶，以及公正与不公正。
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政治并不是众多职业中的一种，但是对良善生活来说却必不可少。首先，城邦的法律灌输好习惯、塑造好品质并促使我们形成公民德性。其次，公民生活使我们能够运用慎议和实践智慧的能力，否则它就会处于休眠状态。只有通过进入场地，权衡各种备选项，争论我们的理由，统治与被统治——简言之，只有成为公民，我们才能善于慎议。政治是我们本性的一种表达，是一个展现我们人类能力的场合，是良善生活一个必不可少的方面。
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公正就是一种适合。分配权利也就是为了寻找社会制度的目的，是为了使人们符合那些适合于它们的、能够使它们实现自己本性的职责。给予人们其应当所得的，就意味着给予它们所应得的职务和荣誉，以及那些与他们的本性相符合的社会职责。
亚里士多德的公正思想对当时社会以及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我们说，没有一种理论是绝对完美、完全没有缺陷的，亚里士多德的公正观也不例外。由于其阶级性导致的理论内部矛盾。亚里士多德受限于当时的时代与社会背景：由于战争导致的社会不太平，希腊城邦出于由盛转衰的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形势发生极大的变化，又由于社会分配使得富人更富、穷人更穷，贫富差距悬殊，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希腊城邦的奴隶制度岌岌可危。在这一情况下，亚里士多德本人的公正观也充满了矛盾。作为奴隶主阶级的一员，亚里士多德一方面极力想要维护现存的奴隶制度、维护奴隶主阶级的利益。而另一方面，他又确确实实看到了现存制度的缺陷，分配不均导致的贫富差距的拉大使他对穷人们心生怜悯。
亞里士多德意图要改变这种现状，但是他又不愿意动摇奴隶制度的统治根基，于是，他选择了温和的折衷的方法，他希望仅仅通过对人们伦理观念的灌输、教化来达到改变希腊城邦现状的目的。这时候，公正的理念正契合他的要求。他的整体的公正观念一方面是个体的内在的德性品质，另一方面又是城邦维系的重要原则，他的部分公正在社会物资的分配、法律执法以及日常交易中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可是，他的公正始终是混乱的，他既想维护奴隶制度本身又想保障城邦公民的利益，这是不可能达到的，他的公正理论内在的矛盾性是由其阶级性决定的。这样，我们就罗列出了各种各样的矛盾：守法的公正是一种政治的政体公正，在执法上就成了部分公正里的矫正的公正；矫正的公正依据的是一种数量平等的原则，分配的公正依据的则是比例平等，贵贱有别、区别对待，实际上是一种不平等的原则。阶级的局限性导致了理论局限性，这是亚里士多德无法避免的。可是，从现代的角度出发来反思和审视先贤的思想始终对我们现在的发展大有裨益。
马可福音读后感篇七
幸福是古典伦理学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现代伦理学始终绕不开的基本问题。在诸多学说中，《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的幸福理论最引人注目，尼各马可的幸福学说被称为古希腊哲学史中对幸福认识的最高水平，被冠名为“幸福理论”，这一卓越成就使其成为人类追寻幸福的起点。文章主要从什么是幸福、幸福的特征以及如何实现幸福这几个方面就亚里士多德关于幸福问题进行了阐释，进而引导青年学生形成正确的幸福观。
幸福作为每个人都追求向往的一种精神境界，自古以来就备受人们的关注。但由于人们的生活水平、文化程度及社会关系等的不同，每个人都有自己对幸福的不同看法。在生病时，健康就是幸福；贫穷时，吃饱穿暖就是幸福；孤独无助时，有人陪伴就是幸福。尽管人们对幸福的理解不同，对幸福具体代表什么也不确定，但从人人都渴望幸福而言，还是可以概括出它的普遍意义。亚里士多德从伦理学的角度考虑，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第一卷和第十卷的一些章节当中对关于幸福的内涵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将其诉诸于对需要和欲望、快乐、善、道德等范畴的探讨。本文主要对亚里士多德关于幸福观的主要内容和实现途径进行研究归纳，以求引导青年学生形成正确的幸福观。
亚里士多德从人活动的特殊性出发，对人的活动和实现活动进行了阐述，抽象地提炼了幸福的普遍要义，这有利于人们加强德性、获得幸福。
（一）幸福是最高善。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指出“每种技艺与研究，同样地，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这句话可以说明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是有目的，而善是其终极目的。社会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人类实践活动、技艺和科学，它们的目的也许是多样性，有的是因为其他目的而被选择，有的则是因其自身而被選择，然而这些所有活动的目的都是善，而善也存在着最高善，幸福就是我们所追求的最高善，因为人们做任何事情的目的都是为了其幸福本身。因此，追求幸福、实现最高的善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最终目的。
幸福是完善的、自足的，是无声的感性的欢欣。其中完善是指人们所追求的是因为自己本身而不是因为自身之外的东西去做，称为“目的善”；而自足是指一种事物本身存在人们为其追求而且也能实现，因为它应有尽有，幸福最能够被看作是这样的一种事物。所以说幸福是完善的、自足的。
亚里士多德从目的论的角度考察了幸福的伦理内涵，将目的与善联系起来，又得出“幸福就是最高善”这一论断。我们做任何事，从事任何活动都有目的，且最终目的是幸福，所以幸福是我们从事任何实践活动的内在驱动力，正因为幸福是最高善，是最终目的，所以我们才能过着灵动的生活。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最高善不仅于个人而言如此，对城邦亦如此。为城邦善的获得，让其保持更加神圣，这种善显得更重要、更完满。他还推断出幸福的最高层级即思辨幸福，人不断的理性生活就能不断地离幸福更近，趋于最高级别的幸福。
（二）幸福是合乎德性的现实的实践活动。
1.幸福是一种现实的实践活动。亚里士多德指出，幸福不是一种品质，它也不同于所谓的快乐。假如一个人一辈子都在睡觉、过着植物般的生活，那么，这个人算不上是幸福的。有些享乐主义者觉得慢慢的消磨时光，无所事事的消遣是舒服的、是幸福的，实则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幸福，只能称其为简单的肤浅的快乐，快乐不能等同于幸福。消遣不是为了幸福，而是为了在消遣娱乐之后可以更好地进行劳动、工作，也就是说我们只有通过实践活动，依靠自己的努力去践行，从而获得相应的部分，这样才能称得上是幸福的。幸福不是专属于某个人的，它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不论出身贵贱，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力，但需要自己后天的不懈努力，这就是一种自足的现实的实践活动。
人是具有理性，通过思辨的理性主观能动的追求幸福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而“善”就是特殊功能所发挥出来的，这一部分被亚里士多德称之为包含逻各斯意义的实践，我们的生命也因努斯的运用而别于其他物种。宁愿在宝马车里哭泣，也不愿在自行车上笑，这是现实中悲催的一种扭曲价值观，收获的不是一种真正的幸福，而是伪装的表面“幸福”。说白了，就是虚荣的体面。幸福不是不劳而获，有些幸福看似得来容易，实际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无论是付出实际的劳务还是精神上的体贴关爱，必须通过自身的现实的实践活动才能拥有幸福，否则都是自欺欺人的虚假幸福。简言之，幸福就是自身符合道德律令、精神需求的理性的现实实践活动。
2.幸福是合乎德性的。德性也是亚里士多德幸福观中的重要概念，他认为德性是幸福实现的前提，是构成幸福的首要因素。“一旦没有了德性，他就会极其邪恶和残暴，就会无比地放荡和贪婪。”“只有那些有德性的人、行为高尚的人才有可能实现幸福。”这里的德性是灵魂的德性，亚里士多德把这种德性分为理智德性（智慧、明智等）和伦理德性（节制、勇敢等）。人活动目的的实现要借助人的理性思维，我们只有在实践理性的现实活动中才能真正地获得幸福。如果人们一生都实践着合乎德性的活动，那么这个人才能获得幸福。因为幸福是自足的，是最高善的，所以这种实现活动应该是合德性的，这种德性是道德德性和理智德性的结合。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十章第七节中写道：“如果幸福在于合德性的活动，我们就可以说它合于最好的德性，即我们的最好部分的德性。我们身上的这个天然的主宰者，这个能思想高尚的、神性的事物的部分，不论它是努斯还是别的什么，也不论它自身也是神性的还是我们身上是最具神性的东西，正是它的合于它自身的德性的实现活动构成了完善的幸福。而这种实现活动，如已说过的，也就是沉思。”这段话说明沉思是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完满的幸福在于更长久的自足的沉思活动。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说过一句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幸福的家庭都是每个人都能感受到彼此的关爱与温暖，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情感和喜悦，是沉思后的自足和完满，是合乎德性的一种抽象，但又是体现在具体的事情上的。
之前新华公布过一个“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报告，调查结果是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比城镇居民的幸福感强。这一结果说明物质上的富裕对幸福而言，没有想象中那么重要。2016年百合网发布的《2015中国人婚恋状况调查报告》，结果显示不同年代群的幸福感均值在6—7之间，而“90后”、“95后”的幸福感和其他年龄层相比最低，而且调查还表明学历较高者幸福指数也高，学历与幸福指数呈正相关。得出“95后”幸福感最差这样的调查结果一个原因是出于社会转型时期，与以往时代不同的外在缘故，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被世俗影响，认不清自己，看不透名利，境界和格局小。而学历越高者幸福感越强说明在幸福感受的体会上，精神比物质更重要，进行沉思现实活动的生活更幸福，这印证了亚里士多德的“思辨是最大的幸福”论断。为了追求更大更完满的幸福，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讲述了几条通往幸福的途径，结合其方法途径和現实生活写出几点有关幸福的思考。
（一）加强德性的培养。
亚里士多德把德性和幸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幸福观告诉我们：人们为了追求幸福，就需要提升自身的德性。所以每个人特别是青年人，要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在信息呈爆炸性态势的今天，要严格要求自己，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不能随波逐流。在道德养成方面要加强德性的规范，遵守社会公德，做到诚实守信，成为一个文明人，使自己变为一个有德性的人。
《尼克马可伦理学》里讲到：“幸福是一种善的无目的的自觉行为，如果只是追求物质上获得，那就成了有目的的行为，这就不是内心的善行，就不称之为幸福。”在公交车上看到老人上车不由自主就会让座，之后内心会有一种自足感，这种感觉就是一种淡淡的幸福，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不以追求物质为目的的内心善行的外现。相反，比如现在总有极其个别老人倚老卖老或者讹诈碰瓷，使得一些年轻人不敢实施自己的德性，以致由此类现象衍生出来的晕轮效应使得整个社会变的越来越冷漠。类似这样的现象折射出人们德性在当今社会的缺失，德性的缺失自然会影响到人们的幸福体验。人们开始通过对物质利益毫无节制的追求，开始被不好的风气影响，仿佛只有物质的满足才能获得内心的富足和欢欣，实则并不能真正地获得幸福，真切地感受到幸福。人们只有合理追求物质保障的前提下，保持正义、勇敢等各种美好的德性，不断提升自己的德性，加强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这样才能摆脱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诱惑，成为一个有德性的道德主体，并追求到真正的幸福。
此外，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必定是合于我们的最好部分的德性，同时，这种实践活动是合于人的灵魂的有逻各斯的部分德性——沉思。亚里士多德认为，沉思是最高等的一种实现活动，因为它是我们身上的最好部分——努斯活动。沉思比其他活动更为连续和持久，其本身就是目的并且它是因其自身而被人们所欲求，除沉思本身不产生任何其他东西。亚里士多德认为沉思是最令人愉悦的，越沉思越幸福。
（二）践行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
在谈及何以获得幸福时，亚里士多德说：“幸福不是品质，并不能像拥有财产那样地占有；幸福也不是某种神的恩赐或纯粹是机遇的礼物。幸福是通过学习、某种习惯或训练而获得的，只有进行合德性的现实活动才能获得幸福。”行为主体只有通过合乎德性的道德实践，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创造所进行的活动，才能体感幸福，实现幸福。幸福是一个人既要具备德性的品质，又要求人们自觉地在德性的引导下，以积极主动的心态践行现实活动。总之，人们想要获得幸福，就要主动践行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幸福就会与你不期而遇。亚里士多德认为人身上具备的最好的德行就是努斯，努斯被亚里士多德赋予丰富的内涵，是高尚的、神性的抽象，是理论层面的，具有普遍必然性。亚里士多德将思辨活动作为首要幸福居于道德活动之上，这一点忽视了人性的现实性，也因此遭到人们的质疑。我们需要肯定的是获得幸福是必须将理论和具体的、多变的实践相结合。
（三）需要外部条件的支持。
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的获得必须有外部条件的提供。尽管幸福是自足完满的至善，但仍需要外在的善为补充，如拥有充沛的精力、健康的体魄以及朋友的相伴、一定的财富或权力等外在条件，甚至包括运气的成分。如果一个人仅有天赋和后天的努力而没有机遇和运气，也是不可能实现幸福的。亚里士多德对好运是幸福的外部支持这样表述道：“幸福还需要外在的运气为其补充。这就是人们把它等同于好运的原因。”但是，这些外在的东西不能过度，受到钱财他物的强制或挟持所生活着的状态都不是我们追求的善和幸福。财富不应只是物质层面上的拥有，还应是精神层面上的富足，物质财富只能起到保障作用，处于基础层次。而合乎德性的精神财富才是高级别的，人们应追求幸福的源泉。这也给我们青年以一定的启示作用，我们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可以有一定的外部条件的支持和补充，但是也不能过分地依赖外部条件。
梭伦曾表示过人们在物质生活的追求上不应太过，中等水平节俭点就好。亚里士多德认同他的观点，认为大多人们都是拥有中等水平的外部条件，这样做一些高尚的事情就可以享有幸福，不能放纵自己的私欲，太过看重物质。这也是我们中国人常常说的所谓的遵循中庸原则。因为幸福也不是无本之源，它也是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的。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幸福是需要外部机遇善或者其他外部善。不可能说一个出身卑微贫穷家庭的人是幸福的，当然也不能说不幸，因为真正的不幸是精神的潦倒。所以幸福既需要自身的合乎德性的实践活动，同时也得借助于外在的幸运对其进行补充。一般来说，有物质财富比没有带给人们的幸福感要更强一些，也比心理感受层面上的幸福来的确定。总而言之，亚里士多德认为的幸福基于自足的生活资料，不需要过多的财富，因为幸福更多的来源于精神层面。
（四）倡导集体主义原则。
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不仅研究个人的幸福，而且还关心致力于城邦（集体）的幸福，并把城邦的幸福和个人的幸福关联在一起。个人幸福和城邦幸福的关系亦如个人利益和国家集体利益的关系，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每一位青年才俊都应致力于国家的利益和集体的幸福，才能获得个人的幸福，个人的幸福是以国家和集体的幸福为依托的。试想一个战乱纷飞的年代是没有个人幸福可言的，有的只是人人自危。所以要想实现个人幸福就要有集体主义原则，关乎国家和集体的幸福和利益也要尽自己所能，要有这样的集体意识，这也是亚里士多德所提到的城邦幸福对个人幸福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是一种崇高的道德观，它对现实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告诫人们只有加强德性，以中庸之道行事，才能在实践中创造幸福、实现幸福。同时，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有利于引导人们提高自身的集体主义价值观，通过实现国家的利益达到个人的幸福。
马可福音读后感篇八
马可福音开门见山的描写耶稣接受洗礼，在旷野受试探、呼召门徒。记述他从早到晚医治病人到深夜、第二天清晨到狂野祷告的事例，让我们看到人子、仆人是怎样殷勤的侍奉人。
行了十八个神迹奇事，表现出他的神性。让我们知道他既是神子，也是人子。10章45节，点出全文的主题：“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耶稣广传福音，不止一次的告诫门徒，法律赛人会迫害他，他将受死，受侮辱，第三天死里复活。要求门徒理解父的旨意。全文用了四个比喻，教诲我们：人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像小孩一样的人，容易进天国，在后的也可以在先，等等。
他所做的一切，从不张扬，表现出他的谦卑。并指出，在人不能，在神皆能的真理。学习他，就是效仿他勤奋、谦卑、爱人如己、顺服、牺牲、大爱的身先士卒的精神。跟随耶稣的脚步走天路，用他的宝血不断的洁净自己，努力追求属灵的生命。
马可福音读后感篇九
两年前断断续续地拜读了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印象深刻。现如今重读经典，随着理解能力的增长，更能参透字里行间的意义，同样也为我的为人之道树立了一个准则。由此，我觉得有必要拿出其中的精华与大家分享。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三种生活，分别是享乐的生活、政治的生活以及沉思的生活。
第一种生活，享乐的生活。一般的人总是会亲近享乐的生活，因为在所有人看来幸福是人类生活追求的终极意义，而一般人总是习惯将幸福等同于明显的、可见的物质，诸如财富或者荣誉。
第二种生活，政治的生活是不适合青年人去体验的，亚里士多德曾说，“青年人不适合听政治学，因为他们对人生的行为缺少经验，而人的行为恰恰是政治学的前提与题材。”政治的生活是条艰难的道路，需要那些合乎德性的人去体验，由此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培养一代合乎德性，能从事高尚事物的公民理应成为政治学的终极目的，也理应成为政治生活的至善。因此第二种对于一个国度的公民而言，是具有条件的，更多时候甚至是具有选择性的。
第三种生活，沉思的生活，在亚氏看来是最为理想的一种生活，能选择此类生活的人犹如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哲学治国者，可谓凤毛麟角，屈指可数。追求并维护真理是成为沉思生活的关键，因为对于一个智者而言，为了维护真理而牺牲个人的喜爱，理应成为他们不可推卸的责任，或许对于过着沉思生活的人来说，真的已经把优秀当作了自己的习惯。
对于人而言，幸福是至善，理应成为所有活动的目的。
在最完善东西的定义上，几乎亚氏的定义成为数千年来的`代表，一种不会因物而值得欲求，而始终因其自身的东西通常称作最完善的东西。财富会因为社会的变迁而变化，名誉会因为社会的公共价值的变化而变化，同样我们身体的强健与否以及运气的好坏始终是个不确定的因素，而唯一不会变迁的唯有我们本身拥有的个性，优秀的性格品质具有稳定的德性特征，因此理应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达到了这些目标，那么我们就可以称作为幸福了。
善的事物被分为三类，分别是外在的善、身体的善以及灵魂的善。
外在的善包括，财富、高贵的出身以及好运等。
身体的善包括，健康、强壮、健美以及敏锐的反应等。
灵魂的善包括，节制、勇敢、公正以及明智。
接着上面的说，显而易见，为了幸福，为了追求最完善的东西，我们理应将灵魂的善视作最恰当意义上的同时也是最真实的善，当然在肯定灵魂的善的同时，一样不能忽略另两种善，因为正是另两种提供了人类追求灵魂善的基础，或者更实在地说，是一种物质基础。
在智者的脑中，始终有着一个递进式，那就是物质永远是为精神服务的，而物质的取得始终不应成为生活的目的地，追求合乎德性，追求高尚事物的行为始终将成为幸福的唯一途径。
马可福音读后感篇十
游记一般是个人兴趣所致，不是遵命文学，没有政治色彩与正史相比与当初现实情况更为接近，不过也会因个人脾性问题而不太靠谱。
和我有相同感觉的人很多，这篇游记在当时也引发大量争议，一些威尼斯人说那是他在波斯商旅的营帐中听来的，当时做买卖能去到波斯已是天的尽头了。英国学者披露意大利考古学家最新研究成果：一系列新证据显示，马可波罗其实从未到过中国。大英图书馆的弗朗西斯・伍德于1995年出版《马可波罗真的去过中国吗？》一书，称马可波罗很可能连黑海都没到过。
马可波罗在游记中所述的内容可信度不高，连该书的版本都没有定数，有的有四篇，有的只有三篇。那些关于西方人看了这本书引发对古老东方国度向往的说法大约也是个传说吧？不知道我的老师们是否读过这本书，他们介绍说这本书描绘当时中国的繁华、富庶，并要我们引以为自豪，我们的祖先也曾经阔过。看看书中那时哪里有我们的国家？我们的首都北京被他们称为“汗八里”，这里是鞑靼人、契丹人、突厥人、撒拉森人的乐园，哪里看得到华夏的子孙？就是到了云南这样偏远的西南边陲，都是由鞑靼人统治，鞑靼人禁止我们打猎、捞珍珠，只为那忽必烈一人享用。
在北京的北土城公园里有忽必烈进入北京的大型雕塑，那神气比解放军进入北京城还要英武许多。法国大儒孟德斯鸠说鞑靼人是世界的祸害，曾经两次征服中国，但我们中国人却不这么看，还自豪地说我们的祖先曾经打到了欧洲，我们的历史地图在那个时代是多么的辽阔。那个年代按顾炎武的说法应当是中华民族第一次亡天下，按照“殖民地”的概念来看那时的中国只是蒙古人的殖民地。我们的文化是顺从的，被人家征服了就直接认他为祖先，明时的江山被大清国侵占了，于是大家都蓄起了长辫，做了大清国的顺民。但顺从不一定是中华一贯的思想，清末反清斗士们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直接指出满清就是鞑虏，鲁迅先生也提出成吉思汗应当是蒙古人的祖先。
《马可波罗游记》由一个不太靠谱的人记的不靠谱的传说，读了该书很容易得到这样的判断，但是对待历史我们还缺乏评判的尺度和价值观念的基本准则。
马可福音读后感篇十一
马可·波罗与他的故事《马可·波罗游记》，早已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了。
马可·波罗(marcopolo，1254—1324)，世界著名的旅行家、商人。1254年生于意大利威尼斯一个商人家庭，也是旅行世家。
马可波罗的祖父名叫安得利亚波罗，他的三个儿子，大儿子叫老马可波罗，是马可波罗的伯父，第二个儿子叫尼哥罗波罗，是马可波罗的父亲，三儿子名叫马窦波罗，是马可波罗的叔叔，他的父亲和叔叔都是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17岁时跟随父亲和叔叔，途径中东，历时四年多来到中国，在中国游历了17年。回国后出了一本《马可·波罗游记》（又名《马可·波罗行纪》、《东方闻见录》）。记述了他在东方最富有的国家——中国的见闻，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西方地理学家还根据书中的描述，绘制了早期的“世界地图”。
《马可·波罗游记》共分四卷，第一卷记载了马可·波罗诸人东游沿途见闻，直至上都止。第二卷记载了蒙古大汗忽必烈及其宫殿，都城，朝廷，政府，节庆，游猎等事；自大都南行至杭州，福州，泉州及东地沿岸及诸海诸洲等事；第三卷记载日本、越南、东印度、南印度、印度洋沿岸及诸岛屿，非洲东部，第四卷记君临亚洲之成吉思汗后裔诸鞑靼宗王的战争和亚洲北部。每卷分章，每章叙述一地的情况或一件史事，共有229章。书中记述的国家，城市的地名达100多个，而这些地方的情况，综合起来，有山川地形，物产，气候，商贾贸易，居民，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及至国家的琐闻佚事，朝章国故，也时时夹见其中。
马可波罗的这本书是一部关于亚洲的游记，它记录了中亚，西亚，东南亚等地区的许多国家的情况，而其重点部分则是关于中国的叙述，马可波罗在中国停留的时间最长，他的足迹所至，遍及西北，华北，西南和华东等地区。他在《游记》中以大量的篇章，热情洋溢的语言，记述了中国无穷无尽的财富，中国人的智慧，比如大将慧元发明的奶粉和肉松，当时的火炮，纸币等很多其他国家没有的东西。巨大的商业城市，极好的交通设施，以及华丽的宫殿建筑。以叙述中国为主的《游记》第二卷共82章，在全书中分量很大。在这卷中有很多篇幅是关于忽必烈和北京的描述。
马可福音读后感篇十二
在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中，“选择”一节主要隶属于第三卷“行为”这一章中。虽然亚里士多德对“选择”这一章节的文字描述并不多，但是笔者看来“选择”在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还是应予以其应得的地位与必要的重视。笔者认为亚里士多德大章篇幅的所描述的善、德性、勇敢、节制等美德品质都要落实到具体行为中来体现，而快乐与幸福也最终将归宿到人的现实生命与实践活动中。由此看来，“行为”这一卷不可忽视。虽然亚里士多德强调沉思在合乎德性的活动中的作用，认为沉思是最完美的活动，完善的幸福是某种沉思。然而沉思固然重要且深得亚里士多德的青睐，但关乎选择所引发的一系列具体活动，不管是心理活动也好，还是身体力行的行为也罢，我们同样不可忽视。所以，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基于选择所体现的行为活动是笔者所关注的，而由此引发的“选择与意愿行为”、“选择与考虑”、“选择与责任”的关系也是笔者试图从《尼克马可伦理学》中对此加以捋清与说明的。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首页便出现了“选择”一词，即“每种技艺与研究，同样的，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其译者在注释中说道：“选择的意义为自由选择的、有目的的活动。”由此我们可知，亚里士多德的选择概念同时包含着意图与能力以追求目的(善)的实践。但值得强调的是，在这种实践活动中，选择主要是对手段和方法的选择，即在行为的时刻、在可能的范围中，对最能实现目的的手段和使用这种手段方式的选择。这种选择，由于不是直接对于目的(正如希望是直接对于目的的，而选择并非如此)，其所包含的目的性意图已不是目的本身，而是从属性的目的性意图。
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明确的说道：“选择显然是出于意愿的行为，但并非所有出于意愿的行为都是选择。”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我们愿意去做的事成为我们的选择，但选择并不完全等同于意愿行为。选择虽出于意愿，但又不能被自我意愿所奴役，因为选择仍需考虑到德性，德性意味着选择，好的选择同实践理性的德性——明智不可分离。因此，选择不能简单等同于欲望、怒气、希望以及某种意见。选择体现于有所取舍，正如孟子所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鱼与熊掌”、“生与义”都是我们出于意愿想要获得的，但是我们在两者之间必须要有所判断，有所抉择，有所割舍。哪种选项更符合我们的愿望，更合于我们内在的德性，我们便由衷的倾向于这种选项，并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诉诸于我们自身的行为，这便是一种体现于现实的选择活动。同时，亚里士多德也承认“选择包含了逻各斯和思想，它的意思就是先于别的而选取某一事物。”即选择就是包含了在先考虑的意愿行为。
选择不仅像知识与意见一样包含着逻各斯与理智，更重要的是包含着预先的考虑，所以，选择也是包含了在先考虑的意愿行为。首先，何为考虑?考虑即是考量、思虑。而亚里士多德在“考虑”一节中主要是对考虑的题材作出规定，即我们能够考虑的是对我们力所能及的事物的考虑，这是行为的始因。汉语里常说的“三思而后行”，其实这也体现出在先考虑对于自身行为的重要性。与此同时，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也说道：“考虑的对象也就是选择的对象，除非是选择的对象已经确定的……一个人如果已经把行为的始因归于自身，归于自身的那个主导的部分(逻各斯或理性)，他也就不用再考虑该怎么做的问题了。因为，我们自身中作选择的也就是这个部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考虑其实是逻各斯或理性在我们思维中的外化形式，没有考虑其实也无逻各斯可言，我们的任何行为(包括选择)其实都离不开逻各斯的参与，我们的任何选择都要经过考虑的反复筛选，选择就是一种包含着在先考虑的意愿行为。
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主要在第三卷的“德性、恶与能力”这一节中出现了“责任”或“负责”一词，即“私人与立法者都惩罚和报复做坏事的人——除非那个人的行为是被迫的或出于他不能负责的无知的。”“所以在身体的恶之中，受到谴责的是由我们自己的原因造成的恶，而不是我们不能对之负责任的那些恶。”由此可知，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谈论“选择与责任”的关系首先关乎选择的性质问题，即选择是否是真正的出于意愿，违反意愿的行为是被迫的或出于无知的，被迫选择就无所谓责任可言，而自我主动选择的就有责任需要承担。而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无知”对于选择来说也是一种恶，“无知”在一定场合也要受到谴责，例如亚里士多德所举的“醉酒”之例，“如果一个人是应当对于他的无知负责任的，我们还要因这种无知本身而惩罚他。对于醉酒后肇事的人加倍刑量，因为肇事的始因在他自身：他无知的原因是他喝醉，而他本可以不喝醉。”所以无知在一定情况下也不能免去责任的担当，那种因疏忽的无知也是有罪的`，我们也应当为之承担起我们的应有之责。
其实，涉及选择与责任的关系，我想我们更多要探讨的是选择与德性的关系，德性意味着以选择为条件或者做选择，按亚里士多德的看法，选择对于德性的获得，对于使活动完成得好至关重要。选择意味着在当下显得令我们愉悦而总体上有害的事物和本身有益于善的事物之间作出决定。在此意义下，选择常是一种困难的决定，但由此也凸显出“责任”之于“选择”的重要性。虽然我们可以出于自我意愿自觉能动的选择，但与此同时，我们更应在选择之前经过理性的思考，作出周全的考虑，作出合乎我们自身德性的选择，由此为善的目的所作出的选择，才能更好地承担起我们人之为人的责任。
在此，笔者只是围绕着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谈一谈对“选择”的浅显之见以及梳理一下《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三卷中围绕着“选择”而展开的“选择与意愿行为”、“选择与考虑”、“选择与责任”之间的关系。文末关于“选择与责任”的梳理，由于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并没有详细论述“责任”这一概念，所以笔者只是略微联系“选择与德性”从而试图给以“选择与责任”更好的说明，但至于其联系是否合理，以及“责任”到底在何种维度下得以展开，基于笔者的能力也难以论述清楚，所以这也是笔者读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所留下的一个疑问。
马可福音读后感篇十三
近期读《尼各马可伦理学》，还是有很大收获的。人这一辈子受时间、精力所限，能精读的书不多，所以能听到这本书的讲解，实乃一种缘分，更是一种幸运。特别要感谢同学的推荐。
人们生活是为了追求至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的每种技艺与研究、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何为善？善是人们在做其他每件事时所追求的那个东西。如果我们所有的活动都只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那个可行的善；如果有几个完善的目的，其中最完善的那个就是我们所寻求的东西。那些因自身而值得欲求的东西比那些因它物而值得欲求的东西更完善，因此，亚里士多德将那些始终因其自身而从不因它物而值得欲求的东西称为最完善的。与所有其他事物相比，幸福似乎最会被视为这样一种事物，因为我们永远只是因它自身而从不因它物而选择它。
那么，什么是幸福？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不是品质，而是一种实现活动。对任何一个有某种活动或实践的人来说，他们的善或出色就在于那种活动的完善。更进一步地，由善的定义可知，这种实现活动是因其自身而非其他事物的欲求。因此，幸福是不缺乏任何东西的、自足的。从这个角度看，德性与努斯是好的实现活动的根本，因为这两者并不取决于是否占有权势、金钱等等外物，而是纯净的、自由的喜好，这是与肉体的快乐非常不同的，因而二者本身就是值得欲求的。
思考什么是幸福对理解我们的生活至关重要。具体地说，它是要我们回答：我们究竟是把严肃的工作当做消遣的目的，还是把消遣作为继续严肃的工作的目的。亚里士多德显然认为后者是幸福，但这似乎有为现代人的常识：毕竟，大多数人辛苦工作是为了有更多的闲暇娱乐。父母师长也时常“告诫”我们，找一份轻松稳定的工作比辛苦拼搏要好。
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不同价值观之间碰撞的问题，将轻松消遣作为生活根本目标是不可能让一个人获得幸福的。一方面，消遣并非我们的目的，我们是要从消遣中获得另外一些东西，比如快乐、知识。那么是否就可以通过不断地消遣而不断地获得快乐与知识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消遣的快乐是一种肉体上的快乐，而肉体上的快乐是不能持续的。这涉及到什么是真正的快乐。试想一个本性不那么坏的人以持续获得肉体上的快乐为目的，那么他的生活就是在不断重复之前所为（比如更换不同口味的饮料、品尝不同的美食），于灵魂并无实质提升，最终只能是平庸的循环；而对于一个本性即为恶的人，为了获得持续的快乐，他将做出一件又一件于社会有害的事，又陷入恶之循环；另一方面，为何严肃的工作能让我们获得幸福？亚里士多德认为，首先，严肃的工作的目的是获得德性，而合乎德性的生活就是幸福；其次，对好人（我理解是指圣贤）显得荣耀的、愉悦的事物才真正是荣耀的和愉悦的，而好人认为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最值得欲求，合乎德性的生活在于严肃的工作而不在消遣；第三，严肃工作过程中的快乐是可以持续的。
至于德性与努斯是否可以涵盖幸福的全部意涵，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自然涉及到如何获得幸福。的确，德性与努斯并不涵盖全部的幸福。因为幸福并不是单靠人的力量就可以获得的，运气、命运有时甚至可能成为主宰。但很难想象一个天命很好的人，什么都不做也能实现所有目标。命运似乎只有当我们经历后回望时，更能显示出某种注定的意味。从这个意义上说，回答人在获得幸福过程中需要付出的努力更有价值也更深刻。
人的活动是灵魂的一种合乎逻各斯的实现活动与实践，且一个好人的活动就是良好地、高尚地完善这种活动；那么，人的善就是灵魂的合德性的实现活动，如果有不止一种的德性，就是合乎那种最好、最完善的德性的实现活动。因此，幸福是学得而非是靠运气获得的。因为幸福在于灵魂的合德性的活动，并且是一生中的合德性的部分。
既然幸福是灵魂的一种合乎完满德性的实现活动，因此，要研究德性就必须研究灵魂。亚里士多德认为灵魂中有一部分含有逻各斯、一部分不含逻各斯。而不含逻各斯这一部分又可分为两类，其中一类是人与其他动植物共有的、自然的东西，比如睡眠，这一种德性并不属于人的德性；而另一类虽然被称为灵魂的无逻各斯部分，但却在某种意义上分有逻各斯。这一部分其实是指能够服从理性向它提出的逻各斯意义上的欲望。因此，灵魂的逻各斯部分就由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在严格意义上具有逻各斯，另一个部分则是在像听从父亲那样听从逻各斯的意义上分有逻各斯。相应的，德性的区分也是同灵魂的划分相应，即包括理智德性与道德德性。
理智德性主要通过教导而发生和发展；道德德性则通过习惯养成。伦理学研究的中点在于后者，即道德德性的培养。虽然道德德性是非自然的，但仍然有着自然基础，即人性与学习能力。如此一来，人是可以通过学习获得德性的。这只是这一机制的基础，获得德性的关键在于如何将好的本性变成习惯，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的作用也正在于此。即政治可以通过造就公民习惯使其德性变好。
一个人要成为有德性的人，重要的是要具备三方面的品质：知识、选择、稳定品质。这其中，亚里士多德认为学会选择最为关键。因为一个人只是知道而不去做那么便与无知别无二致。在选择问题上有两点至关重要：其一，德性不是感受感情的能力，而是对待感情的品质。不是被动的感情，而是主动的选择；其二，选择的根本在于取中，即要适度，过多过少都不好。
道德德性同感情与实践相关，而感情与实践中都存在着过度、不及与适度。比如，快乐与痛苦，都可能太多或太少，这两种情形都不好。而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场合、对于适当的人、处于适当的原因、以适当的方式感受这些感情，就既是适度的又是最好的。
保持适度的困难在于，并不是每项实践与感情都有适度的状态，且很难准确地界定什么才是适度；此外，同一种品质在不同的境遇中适度的概念可能不同；还有就是不同品质之间也存在着张力，比如勇敢与公正、勇敢与节制之间，在某些情况下便是不可调和的。因此，道德德性的困难在于没有一个确定的伦理标准告诉我们应当怎样做。
但是，伦理学仍然为我们在做事方面提供了极大的启发。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首先，要做到适度，应学会避开最与适度相反的那个极端，即两恶权其轻；其次，我们要研究自身容易沉溺于其的事物，借助我们所经验的快乐与痛苦弄清这些事物的性质。然后，我们必须把自己拉向相反的方向。因为只有远离错误，才能接近适度；第三，在所有事情上，最要警惕那些令人愉悦的事物或快乐。因为对于快乐，我们并非公正的判断者。正确的做法是，像年长的人对待海伦那样对待快乐，并且在每个这样的场合都复诵他们所说过的话。”对于德性，尽管我们可以在初始时掌握它，但却很难觉察到它的细微的发展，正如我们觉察不到病的发展一样。因此，亚里士多德强调要着意培养在逻各斯与感情间建立起关联的习惯。
在讨论了德性的一般性质后，亚里士多德为我们着重呈现了勇敢、公正、节制、友爱、快乐五种具体德性。这五种德性是通往幸福生活不可或缺的品质，然而困难就在于每种德性本身都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张力：对于勇敢，需要在克服恐惧与对某些事情保持恐惧之间做到适度；对于分配的公正，需要在“强者得到更多”与“弱者平等”之间寻求中道；对于节制，它可能是固执与软弱之间的中道，也可能是放纵与冷漠之间的适度，但从根本上说，有关节制的冲突存在于知识与欲望之间。
关于快乐的讨论很深刻，亚里士多德揭示出快乐一些难以言说的特性。他认为向正常品质回复的快乐不是正常的快乐，比如因饥饿而吃饭感到的愉悦。快乐是人的正常品质的不受阻碍的实现活动。快乐本身是自足的，不依靠时间的积累而增加，因而当我们因做某事而忘记了时间时，我们是快乐的。
马可福音读后感篇十四
舒尔兹博士原汁原味的imc理念，给人以耳目一新、豁然开朗的震撼与启迪，更令人产生实践的冲动，理论是对共性的研究，而实践则要关注个性。因此在着手imc实践时，首先要根据企业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营销程度对理论进行“本土化”，使其适合于企业的发展节奏，服务于企业的经营目标，而不能无视企业的现况，空降奇兵，大动手术，完全颠覆过去的运作。作为中国企业来说，我们需要掌握imc的理念与精髓，结合我们的特点进行扬弃与创新，然后以本土化的方式去操作，不能全盘照搬，人云亦云。
马可波罗是唯美陶瓷所属的主导品牌之一，自导入品牌经营以来，成功实施“厂商一体化，合作长久化”、“小市场、大份额”、“决胜市场终端”等营销策略，奠定了在中国哑光复古磁砖市场的领导者地位，其营销水平在业内是领先的。黄建平、何乾两位主要领导人在企业内极力倡导文化营销，使马可波罗的产品开发、营销推广等烙上了文化的印迹，“深沉、坚毅、体贴”的马可波罗深具文化底蕴。但与很多企业一样，马可波罗在营销运作上也存在艺术化过浓、科学性不足的问题，整体而言，仍然处于营销对角线的“渠道主导阶段”，主要表现为：
1、对外传播的随意、零乱；
2、内部传播的滞后性；
3、未建立起全员营销意识；
4、缺乏对顾客的认知；
5、对经销商的策略缺乏差异性；
6、由内而外的战略；
7、营销行为不可评估。
我们要对imc进行“马可波罗化”后，分步骤、分阶段、有针对性的实施，通过业绩来获得各方面的认可并逐步推行。
在企业内部推广imc理念。
整合营销传播是在全公司范围内的整合，因此首先应在企业内部推广imc理念，达成共识，这是实施imc策略的基础。
第一阶段宣导阶段。
1、宣导阶段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各种培训、文本使相关人员能清晰、完整的理解imc的主要理念，并认同。
2、主要行动：
2.2编制《imc小册子》，每个员工人手一册；
2.3设计几个简单易懂、琅琅上口的口号，如“客户是我的老板”等等，让其深入人心；
2.4分系统组织几次专场研讨会。
第二阶段营销应用阶段。
从战术角度而言，imc大部分将在营销功能上进行实践，这种实践见效快，且成果更易衡量。在营销应用阶段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由外而内营销战略的构建，营销中心要具备因应市场态势变化而快速响应的能力，每一个营销人员都能以客户视角来思考与行动，并指导经销商建立由外而内的战略，积极拓展工程、小区、团购业务。
二、对外传播的“一个形象、一个声音”，这是基础工作。
三、重新制定公司的传播策略。
1、开始着手进行磁砖品牌与客户接触点研究，找出哪些是最重要的接触点，针对这些接触点来设计讯息与诱因。
2、以品牌接触的研究结果指导我们日后的传播媒体选择与传播费用使用，提高传播成效。
四、重视客户发起的各种的传播。
重视客户投诉、电话垂询、来信、来访、来e-mail，积极回应，迅速处理。
五、着手建立用户数据库，并对数据库进行分析，初步在营销中心形成依赖“数据”进行决策的习惯。
六是成立公司整合营销传播管理委会员，在公司内部就品牌定位、个性、对外承诺达成共识，并在各系统内保持良好的沟通。
第三阶段全公司应用阶段。
要在全公司推行imc，重点是通过整合全员的价值导向与行为标准，来达成两大目标，一是全员营销意识的形成，二是建立客户导向的目标体系与考评体系。这肯定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一种观念的形成，不仅需要领导层率先垂范，更是潜移默化的一个长期的过程，可以执行的方面有：
一、统一总体目标，在全公司达成一致；并根据目标体系来确定客户满意导向的薪酬与激励、考核体系。
二、良好的内部传播，在公司内形成互动沟通、信息共享的氛围。
三、全公司所有人都重视客户意见，关注客户信息，并以客户所需、所想为工作的出发点。
四、以“营销”的观点来管理团队、协调关系。
制定imc策略。
在公司具备了imc的基础与土壤之后，我们再来考虑imc在企业的生根、开花、结果。“花”与“果”显然就是imc策略的形成与执行了。结合马可波罗的实际情况，在这里重点阐述对实施imc前四步的理解与运用。
第一步：明确谁是我们的客户？他们在哪里？他们有何特点？
作为一个陶瓷营销人员，应思考两个问题：
1)向谁销售？
2)到哪里去销售？
作为建陶产品来说，家庭用户的重复购买率极低，因而其销售的主要工作是不断获取新客户，这是我们首先要明确的一个工作方向。销售就是要不断的寻找新客户。当然，这里也有一个顾客忠诚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已使用顾客的口碑宣传方面，口碑应作为我们品牌的主要传播方式。如何获取新客户呢？首先要知道是谁需要磁砖？潜在的客户有哪些？谁需要磁砖这个问题非常简单，购买了新房子的人、准备装修的人(含重新装修的)、待建的工程。
正因为我们的销售重点是要获取新客户，我们再也不能坐在门店等客户上门了，我们的销售要由“内”向“外”转移，走出去。我们的销售理念也要进行调整，由“如何卖”向“卖给谁”转变。明确了“卖给谁”、“在哪里卖”，使我们的销售方向更加明朗，我们要到有需要的地方去销售。西方有句谚语：“在有鱼的地方打鱼。”也就是说的这个道理。先要到有客户的地方去获取客户，并找出最佳客户与最佳潜在客户。
根据马可波罗的品牌定位，我们的目标消费者锁定为一少部分人：
文化人、“白骨精”——白领、骨干、精英。
这一群目标消费者具备以下特点：
·中高学历、中高收入。
·对人、事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较有野心。
·有家庭责任感。
·认为金钱并非衡量成功与否的惟一标准。
·在财力许可的范围内追求生活质量。
·讲究“小资情调”，讲求品味与闲情逸致。
·社交面广。
·为适应社会变化而不断学习。
第二步：瞄准少部分人——以财务的眼光评价客户与潜在客户。
我们的营销规划首先要分析客户的财务价值，根据财务价值将客户分成a、b、c三类，找出最佳客户与最佳潜在客户，针对不同的客户采取差异化的策略，对最佳客户与最佳潜在客户，则实行投入与支持上的倾斜。对客户的策略一般来说有这么几种，一是客户保持，二是客户获取，三是客户成长，四是客户迁移(即由低利润产品向高利润产品迁移)，五是客户流失(淘汰)。针对每个客户都可以对号入座，提供个性化的销售支持与服务。
既然我们评价客户的指标主要是财务价值(即这个客户每年可为公司贡献多少利润值)，那么我们对客户的管理方式也有必要进行一些调整。原来我们按地域分区管理，这种管理的好处是由于客户的地缘接近，客户的个性及市场特点也基本接近，管理起来比较容易。不足之处是由于客户规模不一、发展阶段不一，每一个业务人员要用几个脑袋来思考，也就是说这种管理模式并不一定是客户与业务人员的“绝配”。
我们要对经销商客户分等级进行管理与服务，这样做的一个好处就是能结合各个营销人员的特点给相关的客户提供量身定做的服务，如这个销售人员年轻、好动、是开拓型的，则可安排他去管理那些成长潜力大的客户，就能发挥他的特长，并推动客户快速成长；同理，若这个员工比较沉稳，则可委派其管理那些保持稳定的客户。而且这也可以保证各种不同的策略得到切实有效的执行，如对a类客户实行的重点投入的政策，这些政策是由管理a类客户的销售小组去执行，在同一个小组执行比分散由不同的小组去做效果要好。
如何来评价经销商客户的财务价值呢？最常用的公式是：
$c-bv=pxbrxsopxm。
每个客户的财务价值(c-bv)=p(客户总量)×br(每个客户的年需求量)×sop(购买比例)×m(对品牌的贡献)。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需进一步进行细分，运用十分位法、rfm分析法，找出少数最有价值的重点经销商客户，然后有针对性的、有重点的开展营销活动。如我们对马可波罗的经销商客户进行分析后发现，72%的销售额来自占经销商数量的19%的客户。
制定imc策略。
在公司具备了imc的基础与土壤之后，我们再来考虑imc在企业的生根、开花、结果。“花”与“果”显然就是imc策略的形成与执行了。结合马可波罗的实际情况，在这里重点阐述对实施imc前四步的理解与运用。
第一步：明确谁是我们的客户？他们在哪里？他们有何特点？
作为一个陶瓷营销人员，应思考两个问题：
1)向谁销售？
2)到哪里去销售？
作为建陶产品来说，家庭用户的重复购买率极低，因而其销售的主要工作是不断获取新客户，这是我们首先要明确的一个工作方向。销售就是要不断的寻找新客户。当然，这里也有一个顾客忠诚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已使用顾客的口碑宣传方面，口碑应作为我们品牌的主要传播方式。如何获取新客户呢？首先要知道是谁需要磁砖？潜在的客户有哪些？谁需要磁砖这个问题非常简单，购买了新房子的人、准备装修的人(含重新装修的)、待建的工程。
正因为我们的销售重点是要获取新客户，我们再也不能坐在门店等客户上门了，我们的销售要由“内”向“外”转移，走出去。我们的销售理念也要进行调整，由“如何卖”向“卖给谁”转变。明确了“卖给谁”、“在哪里卖”，使我们的销售方向更加明朗，我们要到有需要的地方去销售。西方有句谚语：“在有鱼的地方打鱼。”也就是说的这个道理。先要到有客户的地方去获取客户，并找出最佳客户与最佳潜在客户。
根据马可波罗的品牌定位，我们的目标消费者锁定为一少部分人：
文化人、“白骨精”——白领、骨干、精英。
这一群目标消费者具备以下特点：
·中高学历、中高收入。
·对人、事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较有野心。
·有家庭责任感。
·认为金钱并非衡量成功与否的惟一标准。
·在财力许可的范围内追求生活质量。
·讲究“小资情调”，讲求品味与闲情逸致。
·社交面广。
·为适应社会变化而不断学习。
第二步：瞄准少部分人——以财务的眼光评价客户与潜在客户。
考虑到终端用户的数量众多且缺乏必要的数据，在这一步我们重点讨论经销商客户的价值判断与策略选择。我们的营销规划首先要分析客户的财务价值，根据财务价值将客户分成a、b、c三类，找出最佳客户与最佳潜在客户，针对不同的客户采取差异化的策略，对最佳客户与最佳潜在客户，则实行投入与支持上的倾斜。对客户的策略一般来说有这么几种，一是客户保持，二是客户获取，三是客户成长，四是客户迁移(即由低利润产品向高利润产品迁移)，五是客户流失(淘汰)。针对每个客户都可以对号入座，提供个性化的销售支持与服务。
既然我们评价客户的指标主要是财务价值(即这个客户每年可为公司贡献多少利润值)，那么我们对客户的管理方式也有必要进行一些调整。原来我们按地域分区管理，这种管理的好处是由于客户的地缘接近，客户的个性及市场特点也基本接近，管理起来比较容易。不足之处是由于客户规模不一、发展阶段不一，每一个业务人员要用几个脑袋来思考，也就是说这种管理模式并不一定是客户与业务人员的“绝配”。
我们要对经销商客户分等级进行管理与服务，这样做的一个好处就是能结合各个营销人员的特点给相关的客户提供量身定做的服务，如这个销售人员年轻、好动、是开拓型的，则可安排他去管理那些成长潜力大的客户，就能发挥他的特长，并推动客户快速成长；同理，若这个员工比较沉稳，则可委派其管理那些保持稳定的客户。而且这也可以保证各种不同的策略得到切实有效的执行，如对a类客户实行的重点投入的政策，这些政策是由管理a类客户的销售小组去执行，在同一个小组执行比分散由不同的小组去做效果要好。
如何来评价经销商客户的财务价值呢？最常用的公式是：
$c-bv=pxbrxsopxm。
每个客户的财务价值(c-bv)=p(客户总量)×br(每个客户的年需求量)×sop(购买比例)×m(对品牌的贡献)。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需进一步进行细分，运用十分位法、rfm分析法，找出少数最有价值的重点经销商客户，然后有针对性的、有重点的开展营销活动。如我们对马可波罗的经销商客户进行分析后发现，72%的销售额来自占经销商数量的19%的客户。
从上表可以发现，超过三成的客户是经由亲友的介绍来认识品牌的。在此基础上，我们再来规划讯息与诱因的传播媒体：
·对现有用户回访。
·对设计师的激励。
·新建小区推广活动。
·装修公司展示。
·建材市场户外广告牌。
·终端卖场氛围布置。
·专业杂志如设计、房地产等方面。
·各种宣传品、促销礼品。
·选择报纸、电视作一些辅助性宣传。
“国际的”要成为“中国的”
马可福音读后感篇十五
1271年的春天，一位十七岁的少年离开家乡，跋山涉水来到别的国家工作十六年，是不是很传奇？他就是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是一名威尼斯人，他的母亲很早就离世了，他从小由亲戚带大。等他长到十七岁时，他跟着他的父亲和叔叔，开启了一段漫长的旅行。
他们骑马穿过安那托利亚到达波斯。穿过草原，高山和银矿，冒着被强盗袭击的危险，顶着恶劣的天气，来到了当时忽必烈统治的王国——中国。
马可在中国学会了很多本领，大汗忽必烈就让他出使各个地方。干旱的北方，湿热的南方，把看到的风土人情，回来汇报给忽必烈。就这样，他在皇宫里工作了十六年。
后来，由于思乡心切，在完成忽必烈交给的任务：把阔阔真公主送到伊利汗国后，他终于回到了家乡威尼斯。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读完这本书，我思绪万千，我觉得马可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一路上经历过严寒、酷暑，遇到过强盗，喝过苦涩的水。在兴都库什患了大病，全身疼痛，发起高烧。即使这样，他也没有停止前进。在休整期间，他还学习了波斯语和蒙古语，这为他以后觐见忽必烈打下了基础。我要学习他这种不怕吃苦，持之以恒的精神。
其次，我觉得马可他对待工作认真。在忽必烈皇宫工作的这十六年间，他穿过城市和乡镇，越过秦岭，来到了长江。路过葡萄园、生姜园和桑树林，看见过老虎、鳄鱼和巨蟒。他把看到的，听到的都记录下来，汇报给大汗。我也要学习他这种认真工作的精神。
同时我还收获了许多的地理历史知识。比如他们启程时走得是内陆，经过兴都库什山脉、帕米尔高原与塔克拉玛干沙漠。回程时由于战争，陆地被切断，他们只好走水路，穿过中国南海，经过苏门答腊，再沿着西印度海岸穿过印度洋，最终到达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港口。这使我增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
这本书让我受益匪浅，学到了很多知识。我非常喜欢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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