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后感是读书过程中提炼出的精华和收获的结晶。在写读后感时，如何结合书中的具体细节和自身的情感体验，使其更加生动和感人？接下来是一些读者们对这本书的评价和思考，值得我们一起探讨和思考。
史学读后感篇一
1、相逢何必曾相识・（一见如故）。
2、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触景生情）。
3、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高瞻远瞩）。
4、明月何时照我还？（背井离乡归心似箭）。
5、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情深似海情深意重）。
6、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水天一色）。
7、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变幻莫测）。
8、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春光明媚）。
9、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笔头生花）。
10、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人迹罕至）。
11、千里江陵一日还。（一日千里）。
12、・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资料。
（死不瞑目）。
13、・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绝处逢生）。
14、・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舍己为人）。
15、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人迹罕至、万念俱灰）。
1危楼高百尺。（琼楼玉宇、临危不惧）。
2.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点点滴滴来之不易。
3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怜香惜玉）。
4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好高骛远）。
5明月何时照我还？（衣锦还乡）。
6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无情（情深意切）。
7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烟波浩淼、欲哭无泪）。
8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恰到好处）。
9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红杏出墙、独辟蹊径）。
10.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熟能生巧)。
11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人迹罕至、万念俱灰）。
12千里江陵一日还(归心似箭)。
史学读后感篇二
“我们得自于社会的许多偏见，常让我们对外界事物缺乏反思性认识。”王明珂先生在反思史学里对这句话的阐释让我想到了一位技术娴熟的外科医生拿着手术刀游刃有余地刮骨去肉的画面，不觉残忍反而时不时地想为他拍手称快。
他在书里说社会化的过程就是教导人只学会听一种声音和如何忽略其他声音。深以为然。这个声音是我们从小接触学习的文学、历史甚至是科学，它一遍一遍地通过书写过去，来教导我们从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然后指导我们现在的思考和行动，反过来，我们的行为又持续不断地强化了这个认识。
这样就造成大家陷入了一个以典范为模板的圈子里，我们所有的言行都会从这里出发然后回到这里。通过这种反复强调的行为从而确立了典范与边缘的关系，越被证明的越是正确的，而那些未被证明的就越来越自卑了。王明珂先生自卑一词用得极好，对比的产生是会让处于弱势的一方自我贬低的。在我调研期间，经常听到“我没文化，我瞎说的”“我这里太不好了，让你受委屈了”或者“这是迷信，谁还听这个呀”，这些拥有丰富地方知识的村民，因为我城市和研究生的社会身份往往会忽视自身的优势而变得非常不自信和怀疑自己。
当然，这种自卑并非只存在于社会阶层间。以我调查所见为例，有一个按照风水格局布置的寨子，修了一个形似麒麟张口的寨门，在一次接待调查团队的过程中，一个学生给当时接待他们的老人建议把麒麟头改成龙头会更好，这个自然是因为龙是华夏民族的象征，且风水里多以龙比喻气运发达，说起来气势磅礴、威风凛凛，老人听后就把自己当时参赛文章里写的麒麟改成了龙，后来这篇文章得奖，老人十分开心，认为得奖与那个学生的建议之间存在必然联系，又因为老人在当地的威望比较高，寨里的人便也跟着说那是龙头，久而久之，年轻人都说那是龙头而不知道那寨门是木匠仿照麒麟建的。很小的一件事，却可窥见文化、社会阶序于人们生活的影响。
所以传统保护与村落经济之间的冲突，社会上呼吁个性却抨击个性表现的矛盾等等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源于这个圈子确立出来的典范和边缘产生的问题，毕竟边缘希望融入典范，穷人渴望变成富人，富人渴望变成有学识的富人都是因阶序产生的正常欲望。
而我们，尤其是在拥有一定话语权的时候，也应该多去反思，尝试跳出这个圈子，虽然很难。
史学读后感篇三
统治我们这个庞大帝国(明朝)，专靠严刑峻法是不可能的，其秘诀在于运用伦理道德的力量使卑下者服从尊上，女人听男人的吩咐，而未受教育的愚民则以读书识字的人作为楷模。而这一切都需要朝廷以自身的行动为天下作出表率。[1]所以在当时，皇帝和他的大臣，经常以庄严美观的形式举行各式各样的礼仪。在这些仪式中，皇帝的许多行为都具有象征意义。而其他人都相信这种象征，决心以行动来使其成为现实。
作为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万历也曾经在其两位母亲和首辅张居正的影响下立志励精图治，即使他已经厌倦了那些重复的事件和不变的礼仪，他仍然强打精神参加这些仪式，努力去实现“礼”使人们建立对礼的信任。他接受文官们给他设立的规范，即使这些阻碍着他的个性自由发展。他很难离开皇宫，更不用说是微服出巡，甚至是御驾亲征，尽管他可能有军事才能。然而，在张居正死后不久的反张运动让万历见识到文官的“阴阳”两面：表面满口仁义道德，(当然也有一些确实坚持原则的官员，例如海瑞，但这毕竟是少数。)暗中为自己牟利。例如张居正，他满口节俭，但事实上他的生活极其奢侈。他拥有许多珠宝玩好和书画名迹，还蓄养了许多绝色佳人。这让万历感到伤心和愤怒。要知道，他虽然贵为九五之尊，但是却没有钱赏赐给宫女，只能记录在册，等到以后有钱之后再兑现。从此之后，他对道德失去了信心，也没有兴趣再参与那些仪式了，再做出实现“礼”的表率了，他的消极怠工也促使了人们尤其是官员把自己阴的一面表现出来，也就是----更为猖獗。
以前一直以为传统社会的皇帝可以为所欲为，呼风唤雨。看过《万历十五年》才根本改变了我的看法，皇帝不过是整套制度系统当中的一个角色，并且受整套系统的压抑和控制。
史学读后感篇四
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技术的发展与社会日新月异的改变，传统的历史学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为了探索未来的道路，它必须在理论或者方法上进行一定的突破，从而在新环境中走出一条稳健道路，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的著作《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就是对当代史学的发展道路的记录。该书着重阐述了当代史学发展的趋势、一般方法以及未来研究方向。
《当代史学的主要趋势》共有7章，分别为“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探索新概念和新方法”“社会科学对历史学的影响”“历史学的新领域”“探究历史学的意义：国别史、比较史学和‘元历史学’”“历史研究工作的组织”“结语：当前趋势和问题”。该书抛弃了“欧洲中心论”的陈腐说教，也没有受到意识形态的局限，不仅论述了西方国家的历史研究，同时也花大量篇幅论述了东欧、苏联、第三世界国家等的历史研究。当然，其不可能面面俱到，而是立足于世界历史发展的前沿，选择有代表性的观点与理论，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进行整体性的把握。本书主要告诉我们，在20世纪后半期以来，历史学研究走上了社会化的道路。
以往的历史研究主要是实证研究，然而，当时间进入20世纪，这种情况发生了重要变化，一是因为德国历史主义思想流派异军突起且不断扩大其影响，二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建立，马克思主义史学兴起。然而，马克思主义史学虽在不少社会主义国家占据主导地位，但因为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以及阶级斗争情况，也没有得到良好的发展与促进作用，历史学一度陷入危机。就在这样的关键时刻，社会科学雪中送炭，帮助历史学完成了新趋势的建立。
首先，历史研究的社会化是指历史学研究摆脱了封闭状态，正如巴勒克拉夫在书中总结的那样到，20世纪的史学成果主要源于方法的创新，即历史学摆脱了封闭的实证主义研究，开始采用一些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用新的研究方法和态度去解决历史学遇到的问题和处理历史资料的时代已经到来”。
比如作者在书中举例说明的法国年鉴学派，他们所关心的是处于时代中的人类的全部活动，是“属于人类，取决于人类，服务于人类的一切；是表达人类，说明人类的存在、活动、爱好和方式的一切。”他们的根本目标是创造一种“全面的历史”，以取代“事件构成的历史”。
作者认为其对历史学的贡献不在于历史观念的更新，而在于方法论上，主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史料，广泛吸收其他学科的方法，坚持历史研究工作的前提是提出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如何才能实现”总体的历史学的实践问题。在年鉴学派等的主持下，社会科学越来越多地影响到历史学。比如纠正了历史学固有的种族中心主义，加强对理论问题的重视，并应用系统分析方法等数量分析技术，等等。
其次，随着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方法引入到历史研究，传统的历史体系得到更新。“从研究个别和具体转向研究普遍规律，是把历史学和社会科学都作为最终以人类为研究对象的科学的尝试”，历史学家不再只去关心政治史，而是试着去关注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于是，便出现了一下新的交叉学科和研究领域：历史社会学、历史人类学、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等。
最后，当代史学的主要趋势也包括“历史学家视野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扩展”。巴特克卡夫也认为，当代史学研究应注重时空方向的拓展，历史研究应该是与时俱进的、不断革新的。过去，我们的历史研究在对欧洲地区倾注了太多的目光，而忽略了东南亚、非洲、美洲等的历史探究，作为世界历史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些地区所发生的史前史、殖民史、民族运动史、文化史等同样需要得到关注。历史学研究领域扩大，在研究的时间和空间上都出现了新领域。
在时间上主要表现为史前考古方面。从某种角度来看，这可以算是历史研究领域扩大的最重要的方面，因为它对世界各地的历史学家都产生了普遍的影响，改变了他们对人类过去的看法。在空间上则表现为突破传统的“欧洲中心论”，亚洲史、非洲史、拉美史蓬勃兴起，真正实现了“全球史观”或“整体史观”。
成为一门真正的现代科学。
当然，在本书中，作者虽强调要摒弃“欧洲中心论”的历史观，但是也没能完全跳脱“欧洲中心论”史学观对自我的影响。他认为19、20世纪世界史学在方法论上的进步均来自欧洲史学的向外部的传播，而忽视了其他国家、其他地区在历史研究上所取得的突破。
史学读后感篇五
“表面看来皇帝具有传统赋予的权威，他想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而其实皇帝是在臣僚们以道德的名义为要挟下按照文官集团所确定的规范来行动。任何超越和违背此种规范的行为将被加以“昏庸无道”之罪名，万历皇帝就曾受到臣下如此的指斥。原来，“百官之所以绝对服从皇帝，即使不是有条件的，但也决不是无目的的。君主专制本来与文官制度是相辅相成的。”皇帝越过这个界限行事的不是没有譬如万历的叔祖正德皇帝就曾经“毫不费力地作弄了他的臣僚”正德皇帝有“超人的胆量、充分的好奇心、丰富的想象力。”他曾亲自训练老虎，差点就此死于非命;亲自操练兵马;率军作战，得胜回朝;自己给自己加封“威武大将军”称号……诸如此类自然引起了文臣们的惶惑以至愤慨，而其中真正的原因就在于“皇帝挖空了他们苦心构筑的政治体系”。万历皇帝“缺乏他叔祖的勇气、积极性和寻找快乐的情趣”，那就只能当“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那就是参加代表着道德的各种礼仪。苦闷之余，只有“用一些更为无聊的方法消磨时光”。一个喜欢活动的人物具备着充沛的精力，但又无法用之于作出积极的创造。”自此埋下历史悲剧的祸根。
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乃人性、社会责任、道德伦常、体系的文化语法规定等等交织而成。其间的复杂很难用一个维度讲得清楚。而且只有拉伸前后的历史岁月，方能看清楚一部分的历史走向。这也正是黄仁宇提出大历史观的一个原因。
史学读后感篇六
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每年公历七月一日。19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迅速传遍到我国，经过“五四”爱国运动，最早接受马列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董必武等人，相继在各地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宣传马列主义，从事工人运动。在列宁领导的公产国际的积极帮助下，197月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派出代表到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因被帝国主义密探发觉，会议又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只船上继续进行。参加会议的有李达，李汉俊，张国煮，刘仁静，董必武，陈潭秋，毛泽东，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陈公博，包惠僧，周佛海，共十三人(陈独秀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代表全国冠军五十七名党员出席了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柯尔斯基。大会通过了党的章程，选举陈独秀为，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从此，在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列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开辟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时代，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抗日战争时期，由于环境困难，不能查记“一大”召开的准确日期，因此1941年党中央决定召开“一大”的确1921年7月的首日即7月1日作为党的生日和纪念日。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召开，而党的诞辰纪念日是7月1日。为什么两者的时间不一致呢?为什么7月1日成了党的诞辰纪念日呢?中国共产党党于1921年7月成立以后，由于斗争的残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条件组织统一的活动来纪念党的生日。直至1936年当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五周年的时候，党的一大代表陈潭秋同志在莫斯科出版的《共产党国际》杂志第七卷上，发表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一文，以表示对党的诞生的纪念。这是庆祝中国共产党党最早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以一大开幕的具体月份为依据的，而不是以一大开幕的具体日期为依据的。
把7月1日作为中国共产党党的诞辰纪念日，是毛泽东同志于1938年5月提出来的。当时，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提出：“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党建立十七周年纪念日”。这是中央领导同志第一次明确提出“七一”是党的诞生纪念日。
当时，在延安的曾经参加过一大的党的创始人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人。他们回忆一大是七月份召开的，但记不清楚确切的开会日期。因为缺乏档案资料，一时无法查证，所以就把7月1日确定为党的诞生纪念日。
“七一”作为党的生日，最早见于中央文件是在1941年6月。当时，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指示说：“今年七一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二十周年，七七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四周年，各抗日根据地应分别召集会议，采取各种办法，举行纪念，并在各种刊物出特刊或特辑”。这是以中共中央名义作出的把“七一”作为党的生日进行纪念的第一个文件。
此后，全党开始大规模地举行纪念党的生日的活动。而“七一”就作为党的生日固定下来。
党的一大开幕日期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由党史工作者考证清楚。根据新发现的史料和考证的成果，人们确定一大的召开日期是1921年7月23日。在一大召开的日期考证清楚以后，有的同志提出党的诞生纪念日是否也要做相应的改变?当时中央领导同志认为，党的诞生纪念日没有必要改变，因为这同党的一大召开、闭幕日期不是一回事。
虽然党的诞生纪念日并不是党的一大召开的具体日期，但是，“七一”这个光辉的节日已经深深地铭刻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心中。它成为人们每年进行纪念的一个重要节日，也成为中国节日文化的一个部分。
史学读后感篇七
《儒林外史》是我国古代讽刺文学的杰出代表，它是清代的文人吴敬梓假托明代的故事，除了楔子时间为元末明初，正文是从明宪宗成化末年到神宗万历年间，内容是以封建科举制度为大背景，相伴社会风俗习惯、人情冷暖、官场黑暗，展示了几代儒林士人的命运浮沉。以幽默、诙谐、辛辣的语言艺术，把科举制度以及科举制度下狂热的追寻者讽刺得淋漓尽致。
作者能写出这么影响深远的作品跟他大半生的人生经历、体验、感受无不有密切关系。吴敬梓是出身于一个科举世家。曾祖父吴国对得过殿试第三名，俗称的“探花”；祖父一辈有得过殿试第二名，俗称的“榜眼”；其父亲也为过学官。家族的科举热，对吴敬梓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习得经文，但不死读书，从小就显露了很好的才气。随着其母其父的先后故去，他的生活备陷困境，饱尝了人世冷暖、世态炎凉，这一切都给了他更清醒的头脑与更冷峻的认识去审视社会，在人生的艰难、坎坷中完成了这本饱含血泪的著作《儒林外史》。
在中国的封建科举制度下影响了一句话：“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种观念可谓是封建科举制度下众人不谋而合达成的共识。在《儒林外史》中，众儒林士人献尽嘴脸、花尽生命的耗费去追寻科举，他们应试不是为了国家安危、人民幸福，而是“志”在功名富贵。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讽刺这群文人的同时，在开篇第一回的楔子中首先例举了一个与他们截然不同的文人作比引出全书，此人便是有才学有机会做官却不愿为官的王冕。王冕是有作为知识分子品格上的秉性，他的母亲也曾交待：“我看见那些作官的都不得有甚好收场！况你的性情高傲，倘若弄出祸来，反为不美”，王冕一生都忠于了自己的选择以及母亲的交待，后来隐居会稽山直到病去。
楔子中除了标举王冕这个不受科举制度牢笼的真正文士，还可以从一个配角身上看到其所散发出来的人情美，这个人便是老秦。当王冕还小时家庭困难到老秦家放牛，老秦并未以富压贫，而是给他与他母亲吃食，并且间或还有腌鱼、腊肉给他；当王冕得罪了一县之主，要远离时，老秦道：“你尊堂家下大小事故，一切都在我老汉身上，替你扶持便了”且取酒为其送行，送别的场景对老秦的描写也突显出浓浓的人情味儿，这样写到：“秦老手提一个小白灯笼，直送出村口，洒泪而别。秦老手拿灯笼，站着看着他走，走的望不着了，方才回去”；等王冕归来，看见母亲康健如常，且其母又向他说了很多秦老的好处，可见在王冕离开的日子里，老秦的确帮他家照应了很多并且做得很好。在楔子，吴敬梓给我们呈现了一种与正文截然不同的人情美。无论是王冕的淡泊明智还是老秦浓浓的人情味儿，这都与丑态百出的儒林和官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史学读后感篇八
近期趁着娃睡熟后的自由时间，追了前段时间大火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剧中三番五次地提及《万历十五年》，带着好奇的心理来围观一下明史。实际上个人对明史比较模糊，碎片化的记忆也是从小时候零零散散的历史电视剧和曾经读过的课本熟知海瑞、戚继光这些名字，对官场的认知更是比较浅薄。
一、不能自主的万历。
十岁登上皇帝的宝座，放在现在十岁的年龄也是一个带着玩性的小屁孩，可身在朝中人的命运不能由自己决定。虽然高高在上，但事事不能自以，被群臣牵制，被制度所管束，所以世人都认为他昏庸无能。当爱上书法后却被要求终止练习，不能深入精华;自己最喜欢的女人不能按自己的意愿册封立妃;最喜欢的儿子不能如愿立储;下下之策，他索性懒政和怠政，开始了无声的抗议，开始了三十二年的罢工，美其名曰“无为而治”成为了一个活着的祖宗。万历虽然贵为天子，万人之上，表面看来具有传统赋予的权威，他想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个性无法发挥，长处无法施展，成宪不可更改，能决定国家的大小事务、文武百官们的升迁奖罚，却不能掌控自己的私欲和想法。
事实上他只是一个“家族文化”活下来的机器，权力和限制都来自祖宗，祖宗死了，可仿佛仍然活着控制着一切，年轻皇帝的雄才大略，励志图新也被消磨殆尽。即使在临终前仍然不能给自己最爱的女人一个“皇后”的名号，抱憾而终。
二、出色的改革家张居正。
张居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生前风光无限，死后萧索凄凉。他除了是一个改革家、政治家，放在企业中还是一个运筹帷幄的管理实干家。从空空的国库到张居正死后北京粮仓有足够的存量以满足此后九年的需要。除非在紧急时刻不能支取的太仓库储藏室里的存款增加到600多万两银子。太仆寺保存到400万两，南京库房增加到250万两，广西、浙江、四川省库平均存款在15万至80万两之间，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张居正的才干和力挽狂澜的能力，在不能为的局面下力挽狂澜凭借个人的能力做出这些业绩，不得不令人叹服。
三、深谙为臣之道的申时行。
处事圆滑的首辅申时行，有了张居正的前车之鉴，申时行懂得进与退，没有过硬的能力，只懂为官之道。官场的“老油条”，审时度势，无过便是功，没有越雷池，亦无明显功绩，靠着上、下打太极左右逢源在官场顺风顺水。一直扮演着“和事佬”的角色，申时行在文渊阁八年，被人批判是一张白纸的功绩。
四、古怪的模范海瑞。
从电视剧中我们所熟知的海瑞是一个清廉官员的化身和代表。他是一个基层的官员，靠着过硬的人品亦步亦趋。也有为人不知的一面，一贫如洗，身先示范海瑞就是一个例子，在精英阶级集体腐败的时候他却能勇敢的坚守自己的内心，值得敬佩。由于性格和时代的局限性他也许会犯一些错误但是都不是一个人和一代人能够去左右的。
五、孤独的将领戚继光。
戚继光能认清政治局势，也明白体制是不可能因为他戚继光或者某些人而去改变。在明朝军制如此落后的情况下，他能做的就是尽量在体制内以人治的方式去做事，尽量去维护官僚阶级，同时得到当权者的支持。牺牲一些东西，换取他的权利。只有有了权利才能去做自己认为该做的事情，当然可以是富国强兵，也可以是追名逐利，这得看为官者的个人意愿。中华历来被外地入侵都是内部不团结的时候。戚继光却能抗倭成功，使北方防务强于其他，这些都源于戚继光创造条件去做不能做的。
六、冲突的哲学家李贽。
李贽是明朝的一个底层，其人本身是一个矛盾体，不像那些卫道士他言语上和行动上都是桀骜不驯的风格，但是他又不同于那些不流于俗世者们对自身品格的严格要求，让人感觉他是哗众以取宠。他对学术的要求也是较随意，目的只是为了让别人追随自己而写东西，一个十足的自恋和以自我为中心的家伙，需要依靠别人敬仰的眼光来满足自己。
无疑他们每个人都是那个朝代和体制的悲哀，即便性格特点各有千秋，不论是官场如鱼得水还是刚正不阿，不管怠政懒政还是圆滑世故，结局都不是太美好，不禁让人唏嘘。看着不能遂愿的万历，叱咤官场的张居正，太极高手的申时行，清廉模范的海瑞，军事才干的戚继光，矛盾的李贽，我首先会有种代入感，会把自己和生活中遇到的人、事进行联想替代，我们在职场和生活中都会遇到这些类型的人，有的时候他们做的其中某件事我们也会经历，放在现代，我们又会是谁呢?遇到这样的时势又会如何处理?当然同样的时机和同样的位置上不同的人处理的事情可能会不一样，假如康熙皇帝在万历皇帝的位置上呢?结果会不会大不同?明朝兴许没有那么早走向衰败和没落，群臣们也不会左右朝政的主线。历史终究是历史，这些都是大历史长河中的一小页，文字可以随着事情的发展翻篇，但留给我们的却是更多的触动和感悟。
“万历十五年，六个人六种为官处事之道，结局却是相同的。看似平淡无奇的一年，却决定明朝的兴衰。”
史学读后感篇九
读书前我总喜欢了解书籍作者履历，因为我觉得通过了解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身份、经历，能够更快地进入剧本，也能客观辩证看待其表述内容对于当今这个时代的意义。
黄仁宇先生为美籍华人，年轻时在国内经历了国民党时期的军旅生涯，后去美国学习，逐渐交际圈也覆盖多个党派的人员，落魄时也打了不少杂工填补家用，此书完稿于1976年，当时国内的生态很难有发表的空间，国外发表也是一波三折。
回到书籍本身。此书以万历十五年这一年为切入点对明王朝的兴衰展开论述。为什么选择这一年呢?在作者看来，这一年是古代中国由盛转衰的关键节点。开篇，此书以万历十五年的一件小事开启，众朝臣听信谣言赴午朝集会，引出了皇帝多年未午朝及怠政的背景。
此书吸引人的地方是其不同于许多传统严肃的编年体历史学术书籍，它以人物和故事为切入点展开历史的画卷;但它必然远强于故事书和野史，因为它有严格海量的历史考究。
万历十五年，皇帝年二十四，按理说正是干事创业的黄金年龄，但他选择了怠政。他是个懒惰贪图享乐的昏君吗?恐怕不是，他不过是在报复自己的臣下，报复整个王朝。事实上，虽然他高高在上，却也不是自由的。他的行为受制于文官集团的权势，以立太子为例，他总想立自己宠爱贵妃的孩子为太子，却无法真正获得支持。在高度自理的官僚体系里，皇帝的存在似乎只是一个吉祥物，他能做的反抗也许只是怠政。
史学读后感篇十
“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浊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谢知何处。”这是《儒林外史》开头的几句。也可以说，这便是整本书的灵魂所在。
这些话虽然已是老生常谈，可真正能明白人的又有几个?“学而优则仕”，正是这句话害了一批又一批的读书人。他们把读书当成敲门砖——“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圆如意，书中自有美娇娘……”。为了金钱，为了财富，他们可以废寝忘食地读书，可以从黑发垂髫考到白发苍苍：八十岁才中了状元的梁灏，花白胡子还是“小友”的周进，考了几十年一朝中榜，欢喜疯了的范进……儒林中为了功名利禄，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的又何止这几个?鲁迅先生称封建礼教为吃人的礼教，那么称封建科举制度为害人的制度也不为过了。
读书，其实强调的是一个漫长的求知过程。王国维说得很好，读书分为三个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西楼，望尽天涯路”这是立志。“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是奋斗。“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才是最后的成功。而儒林中的那些一心只为功名者，第一步——立志，就走错了。在我看来，读书就是人在不断汲取精神食粮的过程。其中最关键的在于吸收，然后再转化为自身的力量。这与一日三餐的功效是一致的：吃饭，吸收营养，再促进自身生长。只可惜，儒林中的某些学子们只注重“食”，即数十年如一日地读书，却忽视了吸收。读书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敲开荣华富贵之门的工具。一旦达到目的，这个工具也就毫无价值了。这些人，即使读一辈子书，也不会有半点知识吸收转化成自身力量。这些书，除了造成他们的“营养不良”，别无他用。
当然，“世人皆醉我独醒，举世浑浊我独清”的人在儒林中也不是没有。王冕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从小就因为家境贫寒而为邻人放牛。在牛背上，他仍旧博览群书，更自学成为了画没骨花卉的名笔。此后，下到平民百姓，上到知县财主都来索画。但王冕性情不同，不求官爵。朝廷行文到浙江政司，要征聘王冕出来做官，他却隐居在会稽山。后人提到王冕时，常常称其为王参军。但王冕何曾做过一日官?能在功名面前，心如止水，不为所动，也只有王冕这些儒林中的凤毛鳞角了。
几百年后的今天，捧起《儒林外史》细细品读。时而为当时士人名流的庸俗可笑而叹息，时而又为贪官污吏的卑鄙丑恶而愤怒。吴敬梓以其幽默诙谐的语言，把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腐朽黑暗面刻画的入木三分。难怪后人有“慎勿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之叹。
史学读后感篇十一
《儒林外史》主要讲述了清朝许多因科举制引发的故事，其中令我影响十分深刻的就是严监生，那个知名的吝啬鬼。
科举制度造就了一批社会蛀虫，同时也毒害着整个社会。温州府的乐清县有一农家子弟叫匡超人，他本来朴实敦厚。为了赡养父母，他外出做小买卖，流落杭州。后来遇上了选印八股文的马二先生。马二先生赠给他十两银子，劝他读书上进。匡超人回家后，一面做小买卖，一面用功读八股文，很快他就得到了李知县的赏识，被提拔考上了秀才。为追求更高的功名利禄，他更加刻苦学写八股文。不料知县出了事，为避免被牵累，他逃到杭州。在这里，他结识了冒充名士的头巾店老板景兰江和衙门里当吏员的潘三爷，学会了代人应考、包揽讼词的“本领”。又因马二先生的关系，他成了八股文的“选家”，并吹嘘印出了95本八股文选本，人人争着购买，五省读书的人，家家都在书案上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
不久，那个曾提拔过他的李知县被平了反，升为京官，匡超人也就跟着去了京城，为了巴结权贵，他抛妻弃子去做了恩师的外甥女婿，他的妻子在贫困潦倒中死在家乡。这时，帮助过他的.潘三爷入了狱，匡超人怕影响自己的名声和前程，竟同潘三爷断绝了关系，甚至看也不肯去看一下。对曾经帮助过他的马二先生他不仅不感恩图报，还妄加诽谤嘲笑，完全堕落成了出卖灵魂的衣冠禽兽。
所以，在以后，我们在增长学识的同时，也不可蒙蔽自己的内心，要做一个善良，正直知恩图报的人。
史学读后感篇十二
当当购书，厚厚的一本，大概有四十多万字吧！每天利用闲暇读小小的一段，用了大概四个月总算是看完了。
omg！为了掩盖我不太正经的灵魂，我是当一本拓宽知识面的书来读的，以为无论是练就聊妹技巧还是装个万事通的爹都会收到奇效，但是等我合上书长吁一口气的那一刻，脑子陡然间空白。我像高考后瞬间忘掉文史哲数理化的知识点一样，忘掉了本书的所有内容。有人说，读过的书会变成血和肉，而对于我，本书大概是幻化成了屎尿，随着抽水马桶，旋转着离我远去了！
尽管这样，读的过程还是一种难忘的体验，有惊喜也有厌倦，惊喜的是它在不断刷新着我的世界观，厌倦的是它太厚了。但每每想放弃的时候，一个精彩的类比适时出现，给了我坚持下去的理由。“要了解我们在这部45亿年长的电影里登场是极其微末的事，也许还有一种更有效的方法。你把两条手臂伸展到极限，然后想象那个宽度是整个地球史。按照这个比例。一只手的指尖到另一只手的手腕间的距离代表寒武纪以前的年代。而全部的复杂生命都在一只手里，你只要拿起一把中度粒面的指甲锉，一下就可以搓掉人类的历史”。
严格来说，它不是一本严谨的科普读物，而更像是一本科学发展历史的八卦书，因为没有纯理论和公式这些令人头疼的东西。带给我的是hin多的恍然大悟、拍桌赞叹和各种打脸的常识。残酷的证实了自己的无知。所以，每每读到精彩之处，我不得不花些时间记下来，以对的起我浪费的时间和金钱并避免自己继续无知下去。
一、牛顿被称为历史上最聪明的人一点都不为过，即使到了今天，逝去英才的脑洞都让我们叹为观止，唯一限制他们的是能够验证他们天马行空思想的工具。我们今天的便利生活，科学成就，甚至是实验工具，大都来自于他们的突然迸发的一股脑波。
二、科学越进步，就越会触到我们无法理解的点，对于终极问题，我们也就会越加迷茫。因为人类的产生，在概率上夸张的不可置信，但科学却解释不了巧合。“我们习惯认为，我们自己成为生命的主导物种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无法理解我们之所以在这里，仅仅是因为来自天外的撞击发生的合时以及其他无意中的侥幸事儿。我们与其他生物只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在将近40亿年时间里，在每个必须的时刻，我们的祖先成功地从一系列快要关上的门里钻了进去。”
三、从宏观上看，我们甚是渺小，但在微观上，我们又大的可怕。“组成我们身体的原子多达10亿个，而根据原子的寿命，组成过我们的，必在时间和空间这两个维度上穿越过几个恒星并组成过其他上百万种生物。”再说说大的多的细菌：“即使你身体健康，而且很注意卫生，也大约有一万亿个细菌在你的皮肤上进食，它们在哪里吃掉100亿片左右你每天脱落的皮屑，吮吸你毛孔里流出的味道很赞的油脂，为了表示感谢，它们还给你体臭！”
四、物理太重要了，因为化学其实也是微观层面的物理学，因为它的本质还是运动。而物质之间的化学反应，造就了生命，生命的进程就是历史，而生命的意识衍生出了其他人文学科。
五、我们是否孤单？“从统计上看不是的，因为银河系有大概1000亿到4000亿颗恒星，而银河系又是1400亿个星系之一，把恒星数除以可能拥有行星系的恒星数；再除以理论上可能存在生命的行星系数，再除以已经出现生命，并且提高到了有智力的状态的行星系数，即使保守估计，仅在银河系，存在高等文明的数字也令人惊奇：大概几百万个。”可见，任何甚微的概率，在庞大的体量面前也抬不起头来。
六、我们知道的太少了，一些重要成就是我们避重就轻，把无法证实的东西设置成“常数”而得出的，这是一个很有风险的举动，因为大部分“常数”就是不必解释的共识，不必也可能是不能。如果一旦“常数”不常，那么以该“常数”为地基和铆钉的科学大厦必将轰然倒塌。基础物理虽坚挺至今，但它每天仍在遭受来自四面八方的挑战和冲击！我们永远也不可能拍拍胸脯说：我们永远是对的！
行文至末了，科学普及必须升华到科学精神，知晓也必须升华到慰藉，本书也是这样做的。因为文字中慢慢的出现了笔者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对地球的现状，对人类的未来，从幻想转向现实，从乐观转向悲痛。我们幸运的无法理解，但对于除自己之外的一切事物，我们却很可能是它们不幸的根源，因为我们用上天的恩赐去左右其他物种的命运。凭什么呢？凭借我们的秒杀一切的智慧？这哪里是智慧？这是目光短浅的无知，我们的无知使得我们无畏，我们的自我使得我们自取灭亡！
最后，说说我从本书中get到的g点：本书对于格局的提升，甚于对见识的提升，或许还会不经意间改变你的世界观，因为把一个人的生老病死放在宇宙的格局中，用九牛一毛甚至是一粒沙之于整个沙漠都是无法形容的。所以只有当你认识到自己的渺小时，才能从不自量的陶醉中解脱。拥有这样看待事物的眼光，我们还会迷失、自负、抑郁或是恐惧死亡吗！
如您有闲暇，请翻开此书，望震撼我的也能震撼到你！同时，动动手指，把它转发出去！跪谢并与您共勉！
史学读后感篇十三
看完一本名著后，大家心中一定是萌生了不少心得，需要写一篇读后感好好地作记录了。你想好怎么写读后感了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史学读后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当第一次拿到这本书时，随手翻了翻，没有吸引到我，感觉有点枯燥，《史学方法论》的读后感。当开始读后，发现印证了我的第一个感觉，很无聊，又有点看不懂。那时我正在看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之争。没有太多的感触，就这样看着。后来在读书会时我也向老师提出了我的感想，老师说这一定不是书不好，一定是你还没看懂，还没明白这本书要告诉你什么，当你读懂时，就知道了这本书的魅力。
果然老师的话是对的，努力看下去，越看到后面越有感触，让我情不自禁又回过去细细地读了前部分。
史学方法是训练史学家的一门学问。杰出的史学家，可能是天纵的，道地的史学家则是训练出来的。在历史洪流中，史学方法是一门真实的学问，一定要在史学发展既久、史书大量盈积之后，才能出现。而写一部理想的史学方法，一定要有一个世界史学的基础，最低限度要兼通中西史学。要客观的看待各国、各民族的史学，不要存在偏见，要取其长而去其短。
什么是历史？记得刚进入历史系，老师就问过我们。当时的第一感觉是好简单的问题，历史就是·····突然有回答不上来，想了想就说是过去的就是历史。已经记不清当时老师给我们的对历史的定义。这本书中杜维运先生告诉我们历史是由所谓"历史事件"及历史学家两部分组成的，缺一不可。历史事件、历史学家就成了《史学方法论》所关注的两个主要对象。
对历史事实的选择、考证和描述是有方法的，本书的前一部分就对此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史学家在治史要综合应用归纳方法、比较方法、综合方法和分析方法。要了解这些方法的利弊，合理利用，不能把其中一种认为有用，就当成是万能的。在史料的考证上要注意史料的不同分类和考证的方法。文史不分家。描述历史就离不开写作，但史学的写作与文学又不同，在本书中作者详细地历史文章的特性、风格及写作方法、注意点。
接下去作者比较了中西史学，站在比较客观的角度来比较了中西的史学。西方以欧洲史为其多数时候的唯一，并视为人类历史的核心，且常认为其它地方是没有历史的；中国近代史学虽不如西方澎礴，但在《史记》中就已知将历史推至历史学家所知的一切地域。何不算得是一种领先。史学的发展有赖历史学家的眼界、心胸的不断扩展。治史为信史实不易，许多时候也不是历史学家可以做得了主的。
最后介绍了史学家的.素养、历史的境界。这让我记起在一次课堂上，一位老师对我们说的历史并不是谁都可以教的，不懂历史的人以为历史很简单谁都可以教，只要看一下书就行。却不知道教历史是不简单的，不仅要具备丰富的知识储备，还要很高的素养，也是本书写的史德。
战争是曾经历史极其重要的部分，也是史学家极其关注的对象。但这让历史充斥着战争、血腥等。要有一部柔美的历史，需要史学家的努力，史学家要换角度地描述历史。这让我想到了黄仁宇先生的作品。
史学读后感篇十四
首先，我认为本书最大的价值便是向我们传递了正确的历史价值观，便是求真二字。然而短短两字，历史上又有多少史学家能真正做到。即便是太史公，也会在高祖刘邦出生时附上神话色彩，而圣人孔子，更是首创“春秋笔法”，在对事件人物的描述中夹杂个人的主观判断。好人、坏人在以纪传体为主流的中国史学中似乎一目了然。葛氏对于历史的定义便是“人们对过去事实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而历史终归是人记录的，只要是人，就难免带有主观的个人情感，因此还原历史的真相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求真便变得十分困难，但“真实的历史依然是历史学家永恒的追求，离开了真实，史学就没有任何价值，”这是我们历史研究者的职业操守，是我们这个学科的灵魂，也是本书的核心。
其次，葛氏主张将历史运用与历史研究区分开来。而在如今这个功利至上的社会，大家所谈论的几乎都是历史的作用，历史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政治宣传？爱国情怀？民族自豪感？拉动地方经济？还是通过考证古代疆域的归属使我们在争议边界上的争夺上占有先机？葛氏认为这些都是历史运用，“古为今用追求的是现今的实际效果，一旦历史学家将历史研究的目的局限于此，那就非常危险了，将是否符合现实需要作为评判历史研究价值的唯一标准，历史研究就会变成某些利益集团或观念服务的工具。”而其实真正的历史研究现实价值非常地小，它可能是对某个历史人物死因的调查，也可能是对某人生卒年月的考证，本身并没有多大的意义，但是它却训练了研究者发掘史料、分析史料的能力。我认为这是本书向我们传递的第二个观点，历史研究是单纯的，不应该受政治、经济等其他因素的捆绑。
陈寅恪在《唐代政治述论稿》中就指出“后世往往以成败论人，而国史复经胜利者之修改，故不易见当时真相”。就像你研究王莽，用的材料却是东汉班固所著的《汉书》，那浓厚的主观色彩自不必说，自然做不到客观评价。而葛氏在文中也提到，中国史学存在着“重判断，轻计量”的缺陷，史书中一遇到灾荒便是“十室九空”之词，而一遇到丰年，便是“人口倍增”，葛氏认为这些都是文学性的计量词语，如果真的以此为计量数据进行统计那真实性必然大打折扣。
感谢葛剑雄教授用文字为我们上了这么丰富的一堂历史学普及课。这对于非历史学科班出身的我来说是大有收获的，希望未来三年的我能不忘儿时初心，在厦门大学潜心学习，将历史学变成我一生所热爱和忠诚的事业。
史学读后感篇十五
刘平兄发来这篇座谈话记录稿，要我谈点读后感，我拜读之后，感触良多，不过，要把想说的话都写下，必病累赘，故只谈一点希望不算题外的话。
不知从何时起，“历史人类学”，好像是一个突然冒出来的幽灵，在中国史学这个深潭的水面上，搅起了一点不大不小的涟漪。中国史学界好像比较喜欢讨论什么“学”的定义，记得九十年代的时候，每次开社会史学会年会，都会有“什么是社会史？”的讨论，到最近几届，这种讨论终于沉寂下来了，但“什么是历史人类学？”又成为新的话题。正如振满兄在这个座谈会上说的，我们不小心用了这个标签，但自己其实并不清楚，也没有兴趣弄清楚，应该如何定义历史人类学。之所以选择这个标签，只不过是觉得自己做的研究，有那么一点历史人类学的味道罢了。我们编了一本刊物，取名《历史人类学学刊》，正因为我们不愿意下定义，所以没有写发刊词，而是先后刊载了张小军、黄应贵、庄英章三位先生谈“历史人类学”的文章，主张各异，目的也是想表明我们的立唱—所谓的历史人类学，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研究实践。《学刊》已出9期，刊出的论文和著作评介，其风格之纷纭，恐怕读者是不难看出的。
至于为何要用这样一个标签，那非三言两语能够说得清楚，有偶然的机缘，也有个人的兴趣，有学术的理路，也有治学的传统。这些，在萧凤霞、郑振满、丁荷生等人的发言中都涉及到了，我不再多谈。想多说几句的，是振满兄提到，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都有深厚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基础，同时也都有人类学的传统，这种传统的影响，的确是不应忽视的。近年来有关历史人类学的议论，制造了一种印象，好像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结合或对话，是一种新潮。实际上并非如此。中国人类学从一开始就和历史学结合得非常紧密，而中国现代史学的建立，也从一开始就深受人类学的影响。大家都知道，1920年代傅斯年先生在中山大学创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就是把语言学、考古学、人类学和历史学放在同一机构中的。解放后中山大学历史系中的著名教授，全部都有包括人类学在内的各门社会科学的学科背景。这些学术渊源，对我们有非常深的影响。今天，大家讲到历史人类学，就会同田野调查、区域研究或社区研究等等联系起来，其实，这些也不是什么新发明，刘平兄在发言中提到李世瑜、路遥先生的田野调查，就是我们非常敬佩的。《历史人类学学刊》在去年专门刊载了当年和李世瑜先生一起在华北开展田野调查的贺登崧教授的一篇旧文，用意就是要提醒大家，我们现在提倡的`田野调查，前辈学者已经有非常好的实践，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在八十年代中期与人类学家合作开始在乡村做田野调查的时候，激励我们的，不正是顾颉刚、容肇祖这些史学前辈当年在北京的妙峰山、在广东的东莞考察的身影吗！
近来我常常想，为何大家会产生这种把所谓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取向视为新东西的印象？到我看了王尔敏先生的《20世纪非主流史学和史家》一书时，好像明白了一点。在学术的社会里，也许有一两种叫做“主流”的研究取向，其他则被视为“非主流”。在“非主流”没有进入站立在“主流”中的学者视线的时候，“主流”可能就是全部；一旦“非主流”进入了视线，就可能被视为新潮涌来，然后会产生“新潮”是否会成为主流的疑虑。其实，在学术上，“主流”也好，“非主流”也好，都是“流”，但这个“流”一定要有源，不是随意泼出之水；也一定要循自己的河脉前行，不是四溢散漫之水。学术之“流”的格局，应该像珠江那样，尽管地理学家可能会定义哪条水道是珠江的主流，但实际上，珠江水系并无主流支流之别，几条江河并没有真正合流；到了三角洲的河段，主流支流更是难分莫辨，所有水道都互相交错，互相混合，最后还是分流入海。如果我们能够像理解珠江水系那样那样理解学术之“流”，那么，很多争论或者就可以休止了。
最后，我想用两句也许是老生常谈的话来归纳我的意见：我相信“史无定法”，但一定要“学有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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