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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高质量发展八项要求篇一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就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坚持问题导向展开经济工作布局。
高质量发展标定中国经济发展新方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经济出现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深刻变化，经历了较长时期的波动下行。随着近两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市场预期有效改善，经济增速由降转稳，波动幅度明显收窄，已连续10个季度稳定在6.7%至6.9%之间，提高质量和效益正在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旋律。
高质量发展开启了由“数量追赶”转向“质量追赶”的新阶段。经过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发展，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告别了短缺经济，数量矛盾逐步缓解。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和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居民消费加快向多样化、个性化、服务化方向升级，而“数量追赶”时期迅猛扩张形成的传统产业生产能力跟不上市场需求变化，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质量矛盾上升到主导地位。如果说，填补“数量缺口”是过去一个时期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那么，填补“质量缺口”就是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潜力所在。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转向“质量追赶”，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为主攻方向，提升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提高劳动生产率、投资回报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
高质量发展开启了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新阶段。随着近年来劳动年龄人口逐年减少，人口数量红利快速消失，土地、资源供需形势发生变化，生态环境硬约束强化，支撑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已由生产要素高强度投入转向提高生产效率。这个阶段，制约发展的瓶颈是创新能力不足，必须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依靠创新推动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高质量发展开启了由改变“落后的社会生产”转向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的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本身就是发展质量不高的突出表现。因此，要针对社会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推动经济发展从数量扩张为主转向质量提升为主，从主要解决“有没有”转向解决“好不好”。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稳中求进，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态度，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才能从容应对国内外环境深刻复杂变化。从国际看，世界经济在经历多年艰难调整后，投资、贸易和工业生产回升，呈现出自2010年以来首次覆盖范围较广、回升势头较强的复苏态势。但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收紧可能引发金融市场动荡，美国减税法案可能加剧主要经济体竞争性减税，地缘政治动荡也可能冲击全球经济复苏进程。从国内看，我国经济运行稳定性增强，经济结构出现重大变革，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高，服务业占比上升，创新支撑作用增强，质量和效益改善。但也要看到，实体经济仍面临困难，民间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增势疲弱，创新能力仍不够强，金融和实体经济、金融和房地产、金融体系内部结构性失衡仍然突出，潜在风险不容小觑。在这种情况下，最重要的就是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底线思维，把握好政策力度和节奏。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需要统筹各项政策，加强政策协同，形成政策合力。“稳”，重点在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保持经济运行环境稳定，引导和稳定市场预期。“进”，重点在更大程度发挥结构性政策作用，更加注重解决民生问题，加大改革开放力度。这里的“稳”，强调的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稳”;这里的“进”，强调的是“稳”的基础上的“进”，是科学有序的“进”。
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不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赤字由1.2万亿元增加到2.38万亿元，但赤字率一直控制在3%以内。2018年要增强财政支出的公共性和普惠性，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重点加大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三农”、绿色发展、民生等领域的支持，加大对打好三大攻坚战的保障力度。继续实施减税降费，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整顿“名股实债”和违法违规担保行为，制止以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政府购买服务等名义变相举债。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保持中性。去年以来，去杠杆取得初步成效，通过加大监管力度、整治金融乱象、补齐制度短板，金融“脱实向虚”初步扭转，金融风险聚集势头得到控制。今年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在保持总量性政策连续性稳定性的基础上，更大程度发挥结构性政策的作用，增加优质增量供给，优化存量资源配置，加快新旧发展动能转换。增强社会政策民生导向，加强基本公共服务和基本民生保障。加大改革开放力度，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推进基础性关键领域改革取得新突破。
陕西高质量发展八项要求篇二
;作为科技创新的主力军，高校院所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状况对陕西“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进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深刻影响。长期以来，产权归属是限制高校院所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的深层原因。随着《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的修订，对项目完成人赋权并激励其参与职务科技成果转化就具有很大的制度空间。陕西应当抓住这一机遇，积极探索知识产权混合所有制改革等职务科技成果产权变革路径，加快职务科技成果转化，为实现追赶超越提供充沛的科技创新动力。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到陕西视察，对陕西发展作出追赶超越新定位，提出要落实“五个扎实”，明确指出：“陕西是科教大省，科教资源富集，创新综合实力雄厚。要把这些资源充分挖掘好、利用好、滋养好，推动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创新成果和产业发展紧密对接，努力在创新驱动发展方面走在前列。”时隔五年，习总书记再次到陕视察，对陕西提出“五项要求”新任务，并就加快陕西发展提出“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出更大步伐”的具体指示，这为陕西坚定不移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也对如何发挥高校院所作为科技创新主力军作用，密切融合科技创新与陕西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明确任务。
释放高校院所创新活力
发展是硬道理，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近些年，陕西正在从科技大省向科技强省迈进，科技创新及其在陕西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科技创新资源禀赋优势始终是推进陕西保持追赶超越步伐的不竭动力。据统计，近五年来陕西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从2014年的60.73%增长到2019年的67.04%，居全国第九位;科技活动产出指数由2014年的66.82%增长到2019年的75.42%，位居全国第四位;[1]陕西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从2014年的4.77件增长到2019年的12.043件，居全国第七位、中西部第一位。[2]与此密切相关的是，科技创新对经济的推动作用日益突出。据科技部数据，2019年度陕西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1824家，增长39.3%，净增1233家，创历史最大增量;[3]技术合同交易额年均增长100亿以上，由2014年的639.98亿元增长到2019年的1467.83亿元，位居全国第六位。[4]尤其是面对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负面冲击，一季度陕西省地区生产总值5439.66亿元，同比下降5.6%，全省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16.5%，但以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却增长26.3%，高新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51%，[5]依然是陕西经济发展的亮点与希望。
科技创新在陕西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但总体而言，高新技术产业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仍然较小，替換旧动能的强度还不够。对此2020年陕西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产业结构不优，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体量偏小，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发育不足，科技创新及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不够完善”[6]等仍然是陕西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究其根源，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融合不够紧密是其中主要原因。
高校院所是陕西科技创新最重要的力量，但高校院所的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既不能成为科技成果转化主体，也不能有效满足产业发展的现实需要。从获得的专利数量而言，2018年陕西省获得国家专利授权8906项，其中高校专利数约占56%，获得专利授权数量居前十位的单位中高校占据9家、国有事业编制的研究所1家，而前二十位中有13所高校、4家国有事业编制研究所、2家国有企业编制研究所和1家民营企业（排名第二十位）。可见，若从专利授权量而言，高校院所在陕西科技创新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相较而言，企业的创新能力则较弱。但在科技成果转化交易方面，高校院所却不如企业。依据《2018年度陕西省技术市场统计年度报告》，2018年陕西省技术输出合同37952项，总成交额达到1125.28亿元，其中企业输出合同成交额由2016年的461.59亿元增长到2018年的845.39亿元，占陕西省技术输出总成交额的75.13%，年均增长率35.33%;企业吸纳技术合同成交额由2016年的262.58亿元增长到2018年的423.62亿元，占陕西省技术吸纳合同总成交额的71.63%，年均增长率27.02%。与此形成对照的是，2018年陕西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成交合同11411项，成交额263.14亿元，其中科研机构科技合同成交额占232.68亿元，占高校院所科技合同成交额的88.11%，高校科技合同成交额仅为30.46亿元，距企业科技合同成交额均相去甚远。从知识产权类技术成果交易来看，在2018年陕西省技术输出合同中，涉及各类知识产权的技术合同5984项，合同成交额225.03亿元，占陕西省技术输出合同总成交额的20.00%。其中，技术秘密合同成交额173.98亿元，占知识产权技术合同成交额的77.31%;专利合同344项，成交额37.74亿元，占16.77%。由此可见，高校院所的科技成果还有待加速转化。
现行产权制度安排是影响高校院所
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的深层原因
职务科技成果是高校院所科技创新实力的重要体现。现代科技成果研发已经由过去单个主体完成为主转变为多主体协同完成为主，这其中既需要以科研人员为主体的研发团队付出创造性智力劳动，还需要资金、设备、信息等方面的支持，需要高校研所、企业等单位组织实施，因此职务科技成果所占比例日益增长。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国内发明专利授权34.6万件，其中职务发明为32.3万件，占93.3%;非职务发明2.3万件，占6.7%。[7]从我国国情而言，“职务科研成果本质上是属于国有，多数落户在科研院所、高等学校等特定的公立单位”。[8]也就是说，职务科技成果是当前我国高校院所科技成果的重要表现形式。这对陕西而言，情况基本类同。
科技创新实力不仅体现在重大科技成果的研发，更应体现在科技成果的转化运用，只有将科技成果应用到实践中，将科技创新成果的价值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才能真正得到彰显。从这个意义上讲，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是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方式，是加强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紧密结合的关键环节，是实现新旧动能转化的有力支撑。
近些年来，陕西也在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特别是自2014年国务院实施科技领域“三权”改革以及全国人大通过修改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以来，陕西加强了对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制度供给。2016年9月，省委、省政府出台了《陕西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若干规定》《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工作的实施意见》，2017年制定《陕西省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2018年2月1日新修訂的《陕西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正式施行。2019年陕西省发改委、陕西省科技厅等部门印发《陕西省构建全链条产业技术创新体系推动产业创新发展若干措施》等等。2016年以来，“全省高校累计出台成果转化方面政策文件216件，涵盖了科研项目、科研经费、科技奖励、成果转化机构、科研人员薪酬、仪器设备采购等科研工作的各个方面”。[9]这些措施对于陕西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总体来讲，效果仍差强人意。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将研发人员排除在现有产权制度安排之外，没有考虑到科技成果研发人员对职务科技成果的产权主体地位。
实践中，很多科研人员并不热衷于将科研成果转化。一方面是一些科研人员完成的科研创造是以完成科研项目为目的，申请专利等是为了课题结项，而不是从市场转化这一目的出发，其科技成果本身缺乏市场应用性;另一方面，现有法律法规的制度设计对科研人员参与转化缺少全面充分的激励机制，尤其是因产权归属与科研人员没有直接关系，而单纯的奖励报酬机制并不能唤起科研人员对科技成果转化的认同感，缺少参与科技成果转化的内在积极性。这就需要进一步完善权益分配制度改革，构建更加科学合理的权益分配机制，从根本上调动权利人转化成果的积极主动性，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堵点”。
探索陕西高校院所职务科技成果产权改革的路径
国有资产属性及相关国有资产管理制度是限制高校院所职务科技成果产权改革，特别是限制赋予成果完成人产权主体地位的关键因素，若不从国家政策法律层面予以“松绑”、赋权，高校院所职务科技成果产权改革之路将非常困难。幸运的是，自从2014年国务院提出科技领域“三权”改革以来，职务科技成果的产权改革开始了破冰之旅。
财政部、科技部、知识产权局于2014年9月联合颁发《关于开展深化中央级事业单位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改革试点的通知》，允许“试点单位可以自主决定对其持有的科技成果采取转让、许可、作价入股等方式开展转移转化活动”，将科技成果转化的权利完全授予了试点单位，同时允许加大对项目完成人的收入或股权奖励力度，但该规定仅在“中央级事业单位”试点，且试点时间为“2014年10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因此该文件对地方高校院所等单位没有直接效力。2015全国人大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在放宽对高校院所职务科技成果管理的同时，允许职务科技成果的完成人“可以根据与本单位的协议进行该项科技成果的转化，并享有协议规定的权益”，但又规定“在不变更职务科技成果权属的前提下”这一条件，实践中许多高校院所只能通过加大奖励力度等措施激励项目完成人参与科技成果转化。由于奖励的兑现只能依赖转化的实现，在成果转化不畅时，兑现对完成人的转化奖励只能是“镜花水月”。
2016年，陕西省颁布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若干规定（试行）》（即“陕九条”），规定“可以由高等院校、研发机构的项目完成人自主决定转让、许可、作价投资”，但是在没有所有权的情况下，项目完成人如何“自主决定”职务科技成果的转让、许可、作价投资？毕竟，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等上位法的规定，职务科技成果的所有权属于其所在的高校院所等单位，而不是项目完成人，因此实践中没有可操作性。2017年，《陕西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修订后规定：“国家设立的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对其持有的科技成果，除涉及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外，可以自主决定或者授权科技成果完成人决定转让、许可或者作价投资，不需报相关主管部门审批或者备案。”通过对部分省内高校院所有关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管理办法的调研，发现除由高校自主决定转化以及高校院所与项目完成人协商转化外，很多单位并没有关于授权项目完成人转化的规定。
从高校院所来讲，单位及其负责人依然要承担职务科技成果作为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的法律职责，因此必然存在职务科技成果转化中议价太低就可能导致承担国有资产流失的法律责任，而议价太高又会增加项目转化成本等情形，因此在鼓励科研人员参与科技成果转化的具体制度设计上就会设置更大的安全阀以降低风险，这样一来科研人员参与科技成果转化的权利就非常有限。调研中，很多高校院所为减少科技成果转化中存在的国有资产流失风险，在制定相关制度时，表面上赋予科研人员参与科技成果转化的权利，但是在程序设计上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决定权仍然属于高校院所等单位所有。有些高校院所在承认科技成果所有权为学校的情况下，允许甚至授权项目完成人参与科技成果转化的谈判以及商定价格，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但这时科研人员并非权利主体，只不过是单位的代理人，其行使权利范围并不确定，并且在最终决定科技成果转化时并没有实际的决策权。
为释放高校院所科技创新活力，特别是为解决职务科技成果产权国有属性与项目完成人无法作为产权人参与而影响转化之间的矛盾，国家财政部分别于2017年、2019年对《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作了两次修改。考虑到该办法自2006年修订以来，截至2017年的十余年之间没有修改过一次，能在最近两年内连续两次修改是非常罕见的，从中也可以看出国家通过产权改革促进职务科技成果等无形资产价值转化的坚定态度。该办法修订内容不仅包括“国家设立的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对其持有的科技成果，可以自主决定转让、许可或者作价投资，不需报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审批或者备案”之规定，还允许“国家设立的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转化科技成果所获得的收入全部留归本单位”，更为关键的是该办法规定国家设立的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将其持有的科技成果转让、许可或者作价投资给非国有全资企业的”“由单位自主决定是否进行资产评估”，这就从制度层面降低了高校院所在职务科技成果转化中可能承担的资产流失风险以及相关法律责任风险，为将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向项目完成人转移转让提供了可能性。
但职务科技成果毕竟是项目完成人为完成单位任务或主要利用单位物质技术条件所形成的科技成果，劳动雇佣关系理论在现代社会职务科技成果产权界定中产生重要影响，职务科技成果所蕴含的国家利益、单位利益必须得到保护，因此为促进职务科技成果转化而赋予项目完成人一定产权不能以损失单位利益为代价。在此背景下，单位与项目完成人之间通过协商确定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就成为一种现实而有效的路径。实践中，四川等省市已于2017年开始有关职务科技成果知识产权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地方立法赋予项目完成人对职务科技成果一定比例的所有权，但由于当时没有上位法依据，并且《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还未作出上述修改，因此其合法性一直饱受质疑。
随着国家层面相关制度政策的变化，陕西推进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制度改革的时机已经来临。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明确提出“深化科技成果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改革，开展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而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到陕视察时提出“五项要求”，其中之一是“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重点是“围绕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加强系统集成、协同高效”。加强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改革，发挥科技创新对经济高质量發展的重要支撑作用，无疑是落实习总书记对陕西提出的“努力在创新驱动发展方面走在前列”“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出更大步伐”等指示精神的关键举措。从推进高校院所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改革的具体路径而言，一是可以在借鉴四川等省份经验基础上，结合陕西具体情况开展知识产权混合所有制改革实践，通过奖励、协议定价购买、股权激励等方式由高校院所等单位与项目完成人共同持有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二是由高校院所与项目完成人签订职务科技成果长期使用权合同，对双方权利义务以及利益分成进行协议;三是高校院所可以书面授权项目完成人转化职务科技成果，项目完成人可以作为单位的代理人也可以作为职务科技成果的托管人，并就期间的权益进行协商。对于以上路径如何具体展开，尚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4]陕西省人民政府新闻办：陕西举行“五个扎实谱新篇追赶超越再出发”系列发布会（第二场）介绍“充分挖掘好利用好滋养好科教资源努力在创新驱动发展方面走在前列”情况，资料来源陕西省人民政府网站，http：///xwfbh/gssxwfbh/xwfbh/shan_xi/document/1671600/，最后登陆日期，2020年5月5日。
[2]2019年陕西省知识产权保护状况，资料来源于陕西日报，2020年4月26日第八版。
[3]张梅：2019年我省认定高新技术企业1824家，资料来源于陕西日报，2020年1月20日第六版。
[5]陕西省人民政府新闻办：陕西一季度地区生产总值为5439.66亿元，同比下降5.6%，资料来源陕西省人民政府网站，http：///article/，最后登录日期2020年5月5日。
[6]2020年陕西省政府工作报告，资料来源陕西省人民政府网站，http：///info/？tm_id=398，最后登陆日期20204月30日。
[7]国家知识产权局：2018年知识产权保护状况，资料来源于国务院网站，http：///xinwen/2019-01/13/，最后登录日期2020年4月27日。
[8]王康：关于改革完善职务成果的产权分割？有效促进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的建议，资料来源中央统战部网站，http：///tzb2010/jcjyxd/201505/，最后登录日期2020年4月30日。
[9]张晨悦：陕西高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成效凸显，资料来源陕西省教育厅：http：///jynews/rdjj/201910/14/，最后登录日期2020年5月3日。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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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观的3所幼儿园中，两所是在英国早期教育联盟登记注册的公立性质的幼儿园：一所是被英国教育部质量标准办公室年度评定为“出色”等级（为该评定系列的最高等级）的幼儿园poppies nurs？ ery；
另一所是被评为“良好”等级的幼儿园camelot pre-school。
poppies nursery位于伦敦东北部，距离伦敦市区车程约3小时。幼儿园所处的社区家庭大多收入不高，多数家庭的幼儿不是以英语为母语，且以穆斯林家庭为主，幼儿园是幼儿唯一使用英语的地方。幼儿在园半天，幼儿园不需准备三餐，幼儿在园会吃些香蕉、坚果之类的餐点。幼儿园规模不大，招收0～5岁的幼儿，为混龄班设置。幼儿园室内、室外有多个活动区，室内外活动区域自然打通使用，符合幼儿园环境应该具备的属性：适宜性、安全性、自然性和自由性。
在英国早期教育联盟主席尼尔的陪同下，我们参访的第三所幼儿园是著名的潘格润幼儿及家庭教育中心（pen green center for under 5s and their famlil？ ies）。pen green是英国著名的优质幼教中心之一，是英国教育和技能部确定的优质幼儿教育资源中心。这所建于1983年的幼教中心是为5岁以下的儿童以及家庭提供教育与多功能服务的幼教机构。该中心由北安普顿郡县委员会提供财政资助，并由国家教育与社会服务部和地方卫生部门联合管理。中心目前有包括教师、社会工作者、保育员和助手在内的35名员工，为超过500名儿童及家庭提供服务。
一是充分体现平等、尊重、理解、包容、支持的关系和氛围。
意大利瑞吉欧教育奠基人劳瑞兹？马拉古奇在一次演讲中说道：“儿童对于他们的世界里那些成人的关系是很敏锐的。他们很快就能感觉出这些成人之间的情绪是怎样的。他们看得出这些成人的工作是不是真正的合作还是各干各的，相互之间有没有什么互动。”“儿童能和他人一起工作并且乐于身处各种关系之中是很重要的。儿童需要乐于来上学，学校要能让他们喜欢，喜欢发生在那里的各种互动。他们对那里各种关系间互动的期望是很关键的。”著名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提出的个体发展模型，强调发展个体嵌套于相互影响的一系列环境系统之中。在这些系统中，系统与个体相互作用并影响着个体发展。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通过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构成了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有机整体。为了维护动态平衡，通过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把生态系统中的各个部分有机连接在一起。每一个系统都与其他系统以及个体交互作用，影响着发展的许多重要方面。
教育本质的实现得益于积极关系的建立。英国幼教联盟以及英国教育标准办公室的专业人员都十分强调在评判一所幼儿园质量优劣时，真正优质的幼儿园很重要的评判标准应该体现在是否有好的氛围上。在参访过程中，可以看出幼教联盟的培训者与幼儿园之间、幼兒园的管理者与教师之间、教师与教师之间、教师与幼儿之间关系自然、和谐，相互尊重、信任、支持。我们在讨论中达成共识，即成人爱孩子是教育发生的最关键因素。英国幼教联盟质量改进部门主管迈克尔还特别强调，在讨论教师的资质、条件时，政府也曾提出要提高幼儿教师的入职门槛，在学历条件上提出更高要求。但是这个条件的设置，有可能会将一些具有良好素质，有爱心的人排除在外。他想强调和突出的是学历不是衡量一个好老师的最重要的条件，而是有爱心，爱孩子，喜欢这份职业，有热情，真投入，才是真正重要的条件。
二是高度重视师幼互动，强调师幼互动的质量。
师幼互动的质量是衡量一所幼儿园质量高低的关键因素。在英国学前教育机构中非常关注师幼互动的质量。英国教育标准办公室将幼儿园的教学定义为：成人通过许多不同的途径来帮助儿童进行学习。在英国的幼儿园里设置有“关键人”（key per？ son），每名幼儿在班级中都有“关键人”照护，每一名教师（关键人）会负责5名左右的幼儿。欧洲公共政策研究所研究显示，影响学前教育质量的五个要素分别为：成人与儿童语言互动的质量、对课程的知识和理解、对儿童如何学习的理解、成人有能力帮助孩子解决冲突、帮助家长在家里学习互动。成人与幼儿之间的有效互动是孩子发展的重要因素，成人要思考如何为儿童提供一个有效支持的学习环境。经常的、温暖的、回应式的、支持性的师幼互动是优质幼儿园的典型特征，这能从根本上保障并推动幼儿的身心健康发展，也是教师发展的重要专业能力之一。
关于如何实现高质量的师幼互动，以及高质量的师幼互动的标准什么，英国学前教育机构中非常强调的“共享思维”的理念及做法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研究表明，在英国高质量的学前教育机构中，一种特定类型的互动经常发生，这种特定类型的互动称之为“共享思维”（sustained shared thinking）。就是在持续的共享思维中实现高质量的师幼互动，促进儿童的深度学习和发展。比如在实践中强调成人和儿童互动，共同解决一个问题，成人给儿童提供所需的信息来解决问题；
成人和儿童共同参与思考过程，使得思维切实得到发展和扩展。英国专家还向我们介绍了一些在实践层面如何保证共享思维持续性进行的具体策略和方法。如注意听：仔细听孩子所说的话，观察孩子的肢体语言和孩子在做什么；
表现出真正的兴趣：如全神贯注，保持眼神交流，肯定，微笑，点头；
尊重孩子们自己的决定和选择，邀请孩子们详细阐述，如“我真的想知道更多关于这个的事情”；
邀请孩子详细讲解“我真的想知道更多”，提供你自己的经验“我喜欢在家做晚饭时听音乐”；
澄清想法：“对吧，戴伦，你认为如果我把石头放在水里煮沸，它会融化吗？”提醒：“不要忘记你说过，如果我把石头煮沸，它就会融化。”用鼓励来进一步思考：“你真的想过把这扇门放在皇宫的什么地方，但你究竟会把窗户放在哪里？”等等。从以上策略及方法不难看出，充分发挥儿童的主体地位是建构积极有效师幼互动的基础。保证儿童的主体地位，把自己当成儿童的朋友，走进儿童的心中，了解儿童心中想要的是什么，并从儿童的真实需要出发，满足他们的需要，支持他们的发展。
总之，在实现高质量的师幼互动中，一个专业的老师所扮演的角色就是：配合、顺应儿童的学习节奏，与儿童进行持续的共享思维，做儿童游戏的伙伴，做儿童倾诉的对象，做儿童学习的“脚手架”。良好的师幼互动就是师幼共同成长的过程。
三是注重发挥环境的作用，合理安排、有效利用室內外环境。
所参观的三所幼儿园都有共同的特点，就是科学、合理布局，有效利用空间，室内和室外因地制宜。幼儿园都设置了多个活动区，室内室外活动区域自然打通使用。当然最为突出的感受是氛围自然宽松，幼儿活动自由，可以在各区之间，在室内室外间自主选择。
所参观幼儿园开放、自主、丰富的环境，使我联想起日本教育家高杉自子所说：“站在孩子的立场思考，站在孩子的立场设置环境，站在孩子的立场创造生活，与孩子们共同游戏、同悲同喜。”英国的幼儿园都非常重视并提供给幼儿大量的户外活动机会，幼儿每天在户外有足够的时间自由、自主地在玩耍、嬉戏、学习。正是这种游戏化的自主学习方式，给予了不同孩子充足的时间、空间和自由度，他们依据自身的情况在老师的观察、支持下学习发展。
四是关注家长的参与是幼儿园的重要理念。
一方面，家长参与幼儿园设计、建设和运营。参观访问当日，社区一位年龄较大的女士就在幼儿园参与孩子活动，与幼儿互动。她主动介绍自己参与了该幼儿园的设计，她的孩子和孙子都在这所幼儿园；
另一方面，幼儿园鼓励家长参与幼儿园活动，鼓励家长观察孩子的行为，积极参与幼儿学习发展计划的设计，积极参与到幼儿园办园及教育过程中。
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的是pen green幼教中心。该中心秉持家长和教师是伙伴关系的原则，让家长深度参与儿童学习与发展，如针对家长需求，建立多样化的家长参与模式，家长能够在孩子入园的整个期间参加研究小组，和教师一起讨论儿童在家和幼儿园的发展。研究小组鼓励家长通过日记在一周中观察记录其孩子的活动情况，并通过教师和家长的对话和记录构建幼儿园课程。在此过程中，教师与家长的经验起到了互补的作用。两种经验之间的相互交流和促进，使成人和家长对儿童的了解更加丰富和精准。家长和教师之间真正成为合作者和共同构建者，共同实现对每个儿童认知和情感需求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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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高质量发展八项要求篇四
【摘要】实体经济是社会财富的根本源泉，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是增强综合国力的重要支撑，也是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保障。本文对如何大力发展实体经济为实现更高水平、更好质量的发展进行了探讨分析。
【关键词】实体经济;持续发展
大量企业偏离实体经济方向，必然对一个地方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实践证明，缺乏实体经济基础的虚拟经济，是危机四伏的经济;虚拟经济离实体经济越远，泡沫越大，泡沫破灭后的灾难也越大。任何一个国家和地方，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实体经济，都难以保持长期平稳健康发展。对此，我们一定要有深刻的认识。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加快经济转型升级是提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水平、实现基本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加快经济转型升级是迈向基本现代化乃至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实体经济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是其它经济形态无法替代的。要“咬定青山不放松”，切实坚定勤劳创业的决心、创新引领的雄心、脚踏实地的耐心和实业致富的决心，努力在加快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实践中，不断提升实体经济的品质、档次和国际竞争力。
实体经济涵盖农业、工业、建筑业以及服务业中的绝大部分产业。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必须坚持做优农业、做强工业、做实服务业这个大方向，切实做到统筹兼顾、协调发展。
（一）做优农业
农业是天然的实体经济，也是基础性的实体经济。农业的基础性不仅体现为农业是人类社会的衣食源泉，是工业原料的重要来源，同时体现为农业的现代化是工业现代化、城乡一体化的基础。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不断下降，发达国家目前只占1—2%。因此，如何防止农业发展偏离实体经济方向，切实做优农业，就显得尤为重要。做优农业，防止农业偏离实体经济方向。
（二）做强工业
工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其产品技术含量、品质及其加工工艺水平和技术装备水平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发展水平乃至文化发展水平的综合体现。从发展规律看，进入工业化后期以后，工业的比重呈下降趋势，大部分发达国家目前普遍在20%上下。做强工业，必须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努力在若干领域赢得技术优势和竞争优势。战略性新兴产业建立在重大科技突破基础之上，代表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方向，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要从实际出发，认真贯彻落实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扎实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工程，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建设，力争在新能源、新材料、新医药等新兴产业领域取得突破，形成若干个新兴支柱产业，抢占产业竞争制高点，形成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持续动力。
（三）做实服务业
服务业总体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有些是经典的物质生产部门，如商贸流通、交通运输。有些虽然不完全属于实体经济范畴，但在国民经济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如金融业。强调做实服务业，是因为随着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服务业必然要成为经济的主体。同时，不少服务业在发展中常常容易形成泡沫。因此，在加快服务业发展中，防止服务业偏离实体经济方向，对未来形成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至关重要。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推进金融改革发展势在必行，同时必须牢牢把握服务实体经济这个基本方向。要紧紧抓住_批准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重大机遇，着力在民间融资规范、地方金融创新、信用体系建设、个人境外直接投资等方面先行先试，带动金融改革和发展。
（四）扩大有效投资
投资是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直接手段，也是推进转型升级、调整产业结构、保持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举措。要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扩大有效投资对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切实增强实体经济发展后劲。以实施一批重大产业项目、重大基础设施项目、重大技术改造项目为切入点，推动大平台加快构筑、大产业加快形成、大企业加快发展。围绕改善民生扩大有效投资，重点抓好教育、卫生等领域的项目建设，以及城镇保障房建設、农村危旧房改造等项目建设。
（五）力拓展国内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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