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琼台书院在哪篇一
秋风度残影，几许花飘零。谁借西风瘦，填词缕缕愁。山水本无忧，雨过湖心皱。今朝故人走，回眸又是秋。
——题记
我哭了，是想你心疼；我哭了，是因你心疼；我哭了，是知道你会心疼。不要让伤口反复练习，不要把心扔到冰天雪地！疼不是习惯，是无法掩饰的脆弱开始泛滥。扭曲的光线，怎么对折，也无法穿越心底的昏暗。冷冷的日子不一定是冬天，无眠的夜就是血色试炼。
或许这便是花开荼蘼的一个缩影，岁月的藤蔓就像无解的绳，打了个死结。无论怎样拼命，想要重生，羽化的步伐还是跌入深坑，无法觉醒。山水依依夜锁城，谁人独自御风行？有些路注定是独走的，纵然万般风景都看透，依然难解曲中情。累了，就这样寂静中沉沦，虽然不想放弃那一丝光明，可也没了力气去挣扎。只求子夜无梦，一切皆空，让我忘了疼。
有没有一杯酒，喝下去就再也不会醒；有没有一种药，吞下去就再也不会疼；有没有一个梦，做下去就再也没有停；有没有一团火，点燃了就再也不会冷；有没有一个人，等下去就再也不会更；有没有一段情，给了你心都开始沸腾。没太多的时间让我绚烂，只想抓住流年的一角，让心停靠，哪怕是孤岛，我都很想要。
半壶烟沙，在谁眼中落下，风花雪月染指泪的挥洒。此刻把盏醉今朝，跌落水中央，心也飘，情也飘。眸里点墨，强压着的爆发，相思如何能放下。一步莲花为谁香做桥，回首疼到了珠玉零落天涯。倘若我心中的心中的山水，都狂纵的大笑，谁借东风笔如刀。
人在哪，心在哪？你问我，我也不知道，一条路没有尽头，零落水岸的蒹葭，无法熬成芽色的清茶。我的泪一路洒，心头的山水如何去描画，真的没法定格成超跋。梦里大漠扬沙，风云劫幻化，步履蹒跚，影伶仃。若说不是爱，一直会牵挂，若问情多深，真的不知道。
琼台书院在哪篇二
;背依五虎岭，面临龙江河。驻足凝望，一块高悬的黑漆描金木匾上，“龙江书院”四个大字，圆润饱满，古朴端庄，在绿树掩映下弥漫着文化馨香。
坐落在江西省井冈山市龙市镇的龙江书院，被誉为“我军军事院校的摇篮”和“朱毛会师圣地”。飞檐翘角的建筑传颂着久远的故事——1927年11月，毛泽东在宁冈龙江书院成立了工农革命军军官教导队。国防大学的“根”就在这里。
穿过黑漆实木大门，抬头环顾，整座书院呈赣派建筑风格。宇内九井十八厅，迴廊曲径相通；
文星阁高达三层，斗拱挑檐，登楼远眺，风光尽收，阁顶藻井饰双龙戏珠浮雕，栩栩如生。左右迴廊与南北厢房连通，分设启秀斋、崇文祠、报功祠、步月斋、梯云斋等，各祠斋名开宗明义，雅趣生辉。书院前用麻石条砌置泮池，辟“状元桥”拱跨其上。
虽说比不上岳麓书院、白鹿书院等大牌书院那么气派，但只要想想井冈山曾是那么一个闭塞落后的山区，在160多年前，茶陵、炎陵和原宁冈县的客籍绅民就有捐资兴建如此标准书院的胸怀和识见，就不由让人为之点赞。
在古代，书院是真正教书育人的所在。史料记载，龙江书院开办后，“士之负籍肄业者，咸视馆如归焉。”它仿州序党庠之遗法，远效鹿洞、鹅湖、岳麓、嵩阳四大书院，近学白鹭洲书院，进行严格治学，并定期派出在院生员赴鹭州、豫章等书院学习，影响极大。书院建成后的近70年间，从这里走出3位状元，38位进士，10余位举人。龙江书院与全国其他书院一样，至辛亥革命后逐渐废除旧学，推行新学，民国时改为县立第二小学。
历史不希望龙江书院如面前的龙江河一样默默流淌。1927年10月，一位独具慧眼的伟人率工农革命军来到宁冈，安家茅坪，为培养下级军官和地方武装指挥人才，于11月底在这里开办了一个工农革命军军官教导队（后改称红四军军官教导队），谭震林、陈士渠等150余人在此既学政治又习军事，前后两月余。国防大学寻根溯源，将龙江书院开办的教导队立碑称为“中国第一所军校”。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张震同志在此题词“我军军事院校的摇篮”。
明道堂，是当年红军教导队的教室。宽敞的大堂里，依当年的样式摆放着黑板、讲台和课桌，仿佛是凝固了的历史。我情不自禁地坐下，盯着黑板，恍惚看到一个高大的身影挥动着手势为官兵讲解战略战术。当年居无定所的工农革命军得到龙江书院这样一座豪宅，没有把它用来做工农革命军总部，而是用来办教导队，其对文化教育的重视程度不言而喻。红军教导队办了几期，总计有150名学员，为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斗争培养了优秀军政人才。
一群穿草鞋、背土槍的汉子，在龙江书院谈兵论战，到罗霄山脉的广大农村去宣传、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土地革命，还唱着“红米饭那个南瓜汤哟咳啰咳”的民歌天天打胜仗，有效地配合我们党在井冈山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龙江书院的教学实践抓住了战斗力要素之关键，不仅开创了我军院校教育的先河，也是中国革命走出低谷、走向胜利的一个新的起点。从学院走出了一大批治国、治军栋梁，我想，这或许正得益于巍巍井冈的烽火洗炼，玉汝于成。
强军之道，要在得人。人才强则事业强，人才兴则军队兴。从昔日的红军教导队到如今阔步迈向世界一流综合性联合指挥大学，岁月深处，有一个院校成长发展的精神宝藏，有昭示未来、导引前行的智慧密码。如果说实现强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宏伟方略，是人民军队的“诗和远方”，那么，一支世界一流的人才队伍，则是抵达彼岸的“桥和船”。
进入新时代，世情国情军情发生深刻变化，我军军事教育正在进行世界军事史上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正在经历一场革命性变革、整体性重塑。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对优秀军事人才的需求从未像今天这样迫切；
适应世界新军事革命，抢占人才竞争战略制高点，赢得军事竞争战略主动权，对优秀军事人才的需求从未像今天这样迫切；
应对严峻复杂国家安全形势，锻造能打仗打胜仗人才队伍，有效履行新时代军队使命任务，对优秀军事人才的需求从未像今天这样迫切。习主席提出“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强军兴军服务，立德树人，为战育人，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的新时代教育方针，明确军队院校教育的基本任务是培养军事人才，发展军事科学，服务备战打仗，必将开启军队院校新的历史征程，汇聚人才强军的磅礴力量，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
琼台书院在哪篇三
在我印象中，古代留存至今的书院莫不是门庭若市、热闹非凡的。比如长沙的岳麓，广州的陈家祠——陈氏书院。尤其是后者，行走其中，满眼如织的游人，盈耳沸腾的语声。若不是那古色古香的雕梁画栋、典雅精美的屏风和厚实的红木书案、太师椅在处处提醒，我真一时分不清自己到底置身何处呢！
而东坡书院则恰恰相反：处处寂寞，处处安详。
我曾先后两次前往海南去拜谒东坡书院，一次是03年7月，一次是06年年底。去前，以为它也跟广州的陈氏书院一样是热闹非凡的。未料其情形与我想像的大为相左。
一个最好的例子便是：进门卖票处的工作人员清闲得可以躺在一条木质的长凳上大睡特睡，发出痛快淋漓的鼾声。
再则，通往厕所的地砖小道几乎可用“苔痕上阶绿”来形容，便是立有东坡塑像的讲学堂的四周也隐约可见青苔的影子。
气氛如此寂寥，除游人鲜见外，我想，还由于书院地处偏僻一隅的缘故。
去之前，从有关资料得知，东坡书院位于海南儋州市，去到儋州方知，东坡书院还在距儋州近50公里的中和小镇。而到了中和，寻寻觅觅，左右打听，才终于在小镇东郊一隅见其真容。
朱漆班驳的围墙一圈，深灰瓦顶的房屋几座，大门称不上器宇轩昂，门首右侧仄歪古树一棵——这就是书院外观给我的全部印象。
还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去游览书院的情形。
偌大一个园子，除三两工作人员外，游览者仅我一人：在荷花池畔，是我一人，在载酒堂，是我一人，在坡公曾经讲学的大殿，是我一人，在陈列坡公生平事迹的纪念馆，还是我一人。
这种冷清的气氛，与来时镇上熙熙攘攘、热闹非凡的景象形成鲜明的对比。实在让我颇为惊讶。
也好，正可让我放慢脚步静静地去细品和感怀坡公。
因两句“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的诗，苏东坡便再次获罪，于1097年7月从惠州再贬儋耳郡（如今的儋州）。
然而，有幸的是，不幸的遭贬的人遇到了有识有义之州官张中。张中敬重苏东坡的才识与为人，破例让他父子住官房，吃官粮。遗憾也者，好景不常，次年湖南提举董必赴广西查访，得知东坡住儋州官舍，于是派人将东坡父子逐出。从此，东坡父子只好住在临时搭建于小镇南郊桄榔林中的茅屋桄榔庵内，为时整三年。
好在此地民风淳朴，黎民乡亲不仅帮东坡父子盖好桄榔庵，还经常给他们送米送菜，使两颗冷寂如死灰的心顿时温暖复苏。
民风如此淳朴，文化却那般落后，苏东坡决意改变这种落后的现状，要用他的学识、修养来尽力教化这里的民众，也算是回报与感恩。想法一经提出，便得到张中的鼎力支持。那时，张中已然成为苏东坡的好友，他以好友的名义把位于小镇东郊的私人庄宅（而今书院的前身）送给苏东坡办堂讲学。
自此，这里教化日兴，中文风益盛，和镇更是成为远近闻名的“诗对之乡”，涌现出许多吟诗作对高手。说到这里，不由得想拿我的表姐夫李刚果来说一说。他文化程度不过初中，但自幼生活在儋州，三分天赋加上七分乡土文化的熏陶，吟诗作对于他不过小菜一碟。
记得我第一次去拜访东坡书院时，顺道去探望表姐，曾与表姐夫坐在屋前的木菠萝树下夜谈，他每每以诗代言，时时出口成章，令我这个学习中文出身且文化程度比他高许多的人也自愧弗如，敬畏几分。
你看这首：踏遍千山万水／享尽无限风光／暮观天星数斗／日闻百花异香。其诗平仄相合，用字押韵工整，既高度概括了一名地质队员（自学成才）的浪漫生活，也表达了他自豪的情怀。
再看他当初到我舅家相亲时怎么形容我表姐：刘姐姗姗胜春风／永似仙娥花月容／枝上黄莺报喜信／喜欢欢喜乐无穷。这首绝句不仅合辙押韵，而且前三句巧妙地嵌入了我表姐的姓名。
在短短两个小时的聊天中，表姐夫随口吟诗32首（也有律诗，也有绝句，我当场速记），作对联7副。内容涉及人情风俗、学习劳作、海南风光、名胜古迹等诸多方面。
上面一例，足见坡公当年于海南教化的功劳之大与影响之深。
可惜啊，坡公在儋耳郡讲学三年，正值这里文风大开，学风日盛之际，他却要走了，他接到了朝廷的一纸赦书。更为可惜的`是，内迁北归才短短一年，坡公便病逝于常州。
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
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
在诗中，坡公将出生地和寄居处本末倒置，这种有意的本末颠倒，包含了多少坡公当年对儋耳人民的深情厚谊啊！望着坡公离去的背影，儋耳人民又有多少的依依与不舍！
站在苏东坡生平事迹、尤其是他被贬儋州后生活记录的陈列馆的玻璃橱窗前，我想象着他孜孜矻矻在儋耳、在中和讲学、劳作，与黎民百姓打成一片的情景；想象着他离开儋耳时的背影：他来时是寂寞的，走时也一定是寂寞的。一个思想自由，品格坚贞的旷世奇才，注定了其人生是寂寞的。
此时书院的寂寞与冷清，正是九泉之下的坡公所需要并喜欢的。我想。
离开东坡书院时，我也是寂寞的一个人。
琼台书院在哪篇四
;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在湖南长沙、在江西庐山、在河南嵩山，这些书院如今都是著名的旅游景点，许多人对书院的认知似乎都来自这里。那么书院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机构？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又在什么时候消失的？它与今天的学校有什么区别？让我们回眸，看看书院的历史踪迹。
书院的起源
在书院之前，久远的殷周时代就已经有专门的教育机构了，谓之“庠序”。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对“庠”字的解释是：古代的学校。庠序，指古代乡学，泛指学校。庠生，科举制度中府、州、县学的生员的别称。在《辞海》中，“庠”同样被解释为古代的学校，《孟子·滕文公上》：“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说文·广部》中也有：“庠，礼官养老，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尽管前者所述“周曰庠”，后者说的是“殷曰庠”，但不难看出，古人将学校称为“庠”，是取其“教养教导”、“培养教化”之意。
从“庠”字本身来看，“庠”为形声字。从广，羊声。“广”的本义为宽大的房屋。“羊”为“善”省，表示美好、完善之意。“广”、 “羊”为“庠”，可会意为专门用于教化人从善、向善、识礼，从而使得人品更加完善的地方。庠序可以说是书院的雏形。
既谓书院，书院与书就有着密不可分的紧密联系。宋代学者王应麟的《玉海》曾经对书院作过解释：“院者，垣也”。书院是指用一圈矮墙将建筑物围起来而形成的藏书之所，似乎就是古代的图书馆，今人常将“图书馆”三个字缩写成一个方框，里面填个“书”字，可能就是沿用此意。
书院的萌芽可以追溯到汉代，与汉代的“精舍”、“精庐”有一定的承继关系。“精舍”与 “精庐”为汉代聚集生徒、私家讲学之所。《后汉书·包咸传》载：包咸“少为诸生，受业长安，师事博士右师细君，习《鲁诗》、《论语》。后住东海，立精舍讲授。”《三国志·魏武帝纪》载：“筑精舍，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后汉书·儒林传论》载：“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不过汉代的“精舍”、“精庐”，私家讲学皆由口授，限于当时的出版技术水平，尚不具备藏书条件，将它们当作书院的前身未尝不可，但还不能算作真正的书院。
书院这个名称始于唐代。随着纸张的大量使用和雕版印刷术的发展，书籍越来越多，必须建 造较大的院子来安置藏书，以方便读书人，于是就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书院”。元代欧阳玄在《贞文书院记》中说：“唐宋之世，或因朝廷赐名士之书，或以故家积书之多，学者就其书之所在而读之，因号为书院。及有司设官以治之，其制遂视学校……”唐中央政府最早设立书院，其本意是用于收藏和校勘图书。书院初显，分官私两类。私人书院最初为私人读书的书房，唐贞观九年（635）设在遂宁县的张九宗书院，为较早的私人书院之一。
由藏书到教学，书院的内涵逐渐确定了下来，既，书院是实施藏书、教学与研究三结合的高等教育机构。书院制度前后历经千余年的历史，对中国封建社会教育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北宋时，以讲学为主的书院日渐增多。南宋时随理学的发展，书院逐渐成为学派活动的场所。宋代最著名的有四大书院：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商丘的应天府书院、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书院大多是自筹经费，建造校舍。教学采取自学、共同讲习和教师指导相结合的形式进行，以自学为主。它的特点就是为了教育、培养人的学问和德性，而不是为了应试考取功名。
清代书院达2000余所，但官学化也达到了极点，大部分书院与官学无异，如张之洞在武昌建立的两湖书院、广州越秀书院等等。到了光绪二十七年（1901）诏令各省的书院改为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的书院改为中学堂，各州县的书院改为小学堂。至此，书院退出了历史舞台。
总观书院教育，其教学内容与官学并无太大不同，但它以研究和讲解理学为根本，除了名师讲授，注重学生自学，同时提倡学术自由和辩论，这都是书院教育有益于后世的特点所在。
书院详解
山长——书院的“一把手”
已故的国学大师汤一介有一个头衔；中国书院院长，这是现在的叫法。古代书院的“一把手”可不叫“院长”，而是多称“山长”、“洞主”。这是因为古代书院多建在环境优美、景色宜人的山上，喜欢与道观、寺庙为邻。宋代以后，书院成了古代中国读书人心目中的学术圣地。而成就书院这一崇高地位的，是其办学理念。
书院与官学的办学理念和模式完全不同，不设门户，完全开放，讲学自由。学生的培养目标不是政治精英，而是学术精英。书院刻意与官学保持一定的距离，老师保持独立的学术品德，学生尊崇独立的自学精神。
书院实行“山长负责制”，山长相当于如今的大学校长，虽然没有行政级别，但山长有绝对的权力和权威，既是书院最高行政领导，也是首席教学主管和“学术带头人”。
山长始终把教学放在第一位，参与一线教学工作。如程颢、程颐、司马光、范仲淹、朱熹、张栻等名儒大师，在主持书院日常教学的同时都也亲自进课堂给学生授课。
北宋教育家范仲淹当年在应天书院执教时就曾“勤劳恭谨，以身先之”。据《范文正公集·言行拾遗事录》记载，范仲淹“出题使诸生作赋，必先自为之，欲知其难易及所当用意，亦使学者准以为法”。
给学生出试题作文，自己先做一篇，这样能不受学生欢迎吗？范仲淹由此名气远播，“四方从学者辐辏”。
书院的特点——平民教育
古代书院最大的特点之一是其平民教育情怀，即便在元明清时期好多书院改为“官办”，这种情怀也没有改变。
“大公无类”一直是书院的办学准则，也是“有教无类”办学理念的升华。虽然招生不设门槛，但入学要求还是有的，名气较大的书院，因为报名的人多，“招生标准”也很严格，文化水平和自身素质都相对较高。考核包括学业在内的综合素质测试，光学习好还不行。如白鹿洞书院，一度要求入学者是举人，朱熹的《招举人入书院状》可以为证。
古代书院的招生指标由各书院依办学实力自定，人数从几十到上百不等。除了招取测试成绩优异的“正课生”，还会录取稍次一些的“附（副）课生”。如清道光年间安徽阜阳的聚星书院，每年招生名额（学额）为正课生20名，副课生20名。
从中可见，如今天的官方推荐生、拿着领导人介绍信的照顾生是不受书院欢迎的。即便入学了，如果主管老师（洞师）测试后觉得不行，仍会将其辞退，领导（上司）不能干涉。
书院经费——学田
古代办书院的办学经费除了“官助”之外，主要靠民间集资、捐献和书院创收、自筹，其中“学田”收入是办学经费的主要来源。每个书院都会尽可能地减轻学生的经济负担。很多时候，学生在书院读书，不仅不要学费，而且“食宿费全包”。如文昌书院，学生便“不需一束，均得入院肄业”。另外该书院“更欲立书舍，给膏火，招徕来学，以广栽培”。
所谓“膏火”，就是学生学习期间的花费，古人俗称“养士费”。“膏火”原本为资助困难学生的，实际使用时已普遍发放，生徒都有份。或给钱两，或给粮谷，或钱粮兼给。
“膏火钱”补助的高低历代不一，不同书院之间也不同。以建康（今南京）明道书院为例，在元代至正年间，此时已改为官办的书院，每名学生每月给零花钱5贯钱。5贯即5000文，当时书院的勤杂工每月工资才300文，做学生比打工还来钱。另外，每名学生每天还有口粮“米2升半”。
清道光年间，安徽阜阳聚星书院的正课生每名每月膏火钱1200文，副课生500文；童生正课1000文，副课500文。正副课生住院肄业者，每名每月另给小麦3斗。
有的书院因办学经费有限，学生食宿费无法全包下来，也尽可能给学生提供免费伙食。一般来说，古代书院是没有“考试费”、“材料费”等现代学校常见的学杂费的。
古代书院大多希望所培养出来的学生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栋梁之才，所以对学生的要求极严。以作息时间来说，不分冬夏，每天早上五时头鼓，五时半二鼓，六时三鼓上课。
为了使学生都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书院还设有奖励制度。奖励的形式很多，既有精神鼓励，也有物质奖赏，如月课奖赏，积分升级。还有相当于现代奖学金的所谓“奖赏钱”、“花红钱”。
月课奖赏是依据每次考试的成绩来定的，于考试之后兑现。如南宋嘉定二年（1209）延平知府陈宓在南平城南九峰山麓，仿白鹿洞书院模式建造的延平书院，便设“奖赏钱”，书院规定每月三课，上中下旬分课本经、论、策不同内容，“课册待索上看，佳者供赏”。对学生予以奖赏，在清代的书院中似乎规定得最清楚，标准也较高，可能与清代书院“官学化”有直接关系，书院将膏火钱改成“奖金”发放，凭“奖票”领取。
清《蕲州志·学校》记载，同治年间湖北蕲州书院的奖励标准是这样的：生员参加相当于今教育局或考试院组织的考试（官课），每次取超等4名，每名膏火制钱二串文；特等12名，每名膏火制钱一串二百文；文童则每课取上卷8名，膏火制钱一串四百文；中卷20名，每名膏火制钱一串文。
除了书院应给膏火、花红外，教育主管部门也会“酌给花红”，以示鼓励。
清代张之洞任湖北学政时，在湖北武昌所设的经心书院将考试时的优秀作文结集刊出，先后出版了《经心书院集》和《经心书院续集》。这种“荣誉奖励”，比奖金带给学生的激励更大。
清代蕲州书院的学规中也明确要求：如果在山长课期生员超等旷课一次，扣钱六百文；特等旷课一次，扣钱四百文；文童上卷旷课一次，扣钱四百文，中卷旷课一次扣钱三百文，再旷遂加录成文或雷同全数扣除。
学生在书院学习时的学业等级是动态的，实行“积分制”，有“升降级”。即使录取时的优秀学生，即所谓“正课生”，如果旷课，平时考试成绩不能保持在前列，也有可能被降为“附课生”。
清代均州南阳书院规定，以缺考的次数和考试的等级来确定升降，内课生如有一次不应课者，停止发放一月膏火；两次不应课者，降作附课；正课一连三次不考，超特等者降作附课以内，附课连考三次超等者，可以升补为正课。降级的同时，其膏火钱也会降低标准发放，甚至不发。
与现代教育理念一脉相承的是，古代书院同样“德育”先于“智育”，当然，由于封建社会的局限，古代的“德育”大多是“忠、孝、廉、节”等内容。如果“缺德”，后果很严重，轻者重罚，重者开除。
书院是中国古代教育的文化组织，自唐至清，千年以来，它为我国的教育、学术、藏书、出版、建筑等文化事业的发展，对民俗风情的培植、思维习惯及伦常概念的养成等都作出过重大贡献。
而随着我国文化的向外传播，书院制度也被移植到国外，为传播中华文明，并促进这一文明与当地文化的结合，进而推进世界文明的向前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海外书院的分布范围，主要是东亚、东南亚这一儒家文化圈内。如朝鲜半岛，历史上曾有过六百七十所书院；日本书院也很多；印度尼西亚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的明诚书院 （1729） ，马来西亚槟榔屿的五福书院（1819） ，南华书院，新加坡的萃英书院（1854） 、养正书院等，都很有名。此外，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城有圣家书院（又名文华书院） 创建于（1732） ，在美国旧金山有大清书院。如果说书院在东亚、东南亚流传是因为传统的东方文化的培植，那么它在欧美的立足则说明：在西方文化圈中它们也可保持强大的生命力。
海外书院的创建者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寓居海外的华人，这些人因为侨居异国他乡，在异族文化的氛围中，常有一种飘浮无根之感，对母体文化有一种执着的依恋，于是就兴办起很多以传播中华文明为首要任务的华侨书院。
海外绝大部分书院的创建则是外国人，这些外国人之所以移植中国书院于其国土之上，概而言之，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在吸收中华文明的过程中，将其视作一种传播文化的管线；而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它本身也成为当地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完全本土化，这方面最成功的例子是朝鲜半岛和日本。在朝鲜李氏王朝四百余年的时间里，使书院遍布南北各地。直至今天，朝鲜一千元的纸币上还印着陶山书院图案和在院中传播朱子学的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李冕的画像。在日本，江户时代称作书院的学校就有佐贺藩多久邑的鹤山书院、多度津藩的弘滨书院、大沟藩的腾树书院、大洲藩的止善书院、大阪的德书院、和田藩的育英书院等十余所。除了教学之外，书院的出版功能也得到了强化，刀江、明治等几所书院在今天仍在出版图书。如东京明治书院，从其院名我们就可以知道它创立于当时中国清代后期的明治时代（1868-1911） 。东京善邻书院作为一所历史悠久的中文学校，则以传承中国书法为重要任务。书院的创始人宫岛大八（又称宫岛咏士） ，光绪年间留学中国，追其师张裕钊游学保定莲池、武昌鹿汉、襄阳鹿门等书院共八年（1887-1894） ，深得其书法之道。回国后在东京创建书院，致力于中日友善事业和弘扬其师技法，终成日本一大书法流派。
外国人移植中国书院的另一个原因是想将其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管线，这方面最典型的代表是意大利那不勒斯城的圣家书院。圣家书院亦名家修院，又名中国学校（collegiodei ch inesi）中国人则称其为文华书院，它的创始人是马国贤（1632-1745）。马国贤原名metteo ri pa，意大利天主教布教会教士，康熙四十八年底（1709）抵达澳门，次年奉召北上，以画家身份进宫，成为中国皇宫画师，以长于雕琢绘塑而得康熙皇帝器重。他热心传教，并主张培养中国籍神职人员。康熙六十一年（1722） ，在北京为罗马布教总会设立了第一个机关。次年，雍正皇帝登基，他请求辞职回国，得到批准之后，遂于十月（1723.11）带着谷文耀等四名中国学生西行返国。回国八年之后，他终于征得罗马教皇同意，在那不勒斯创建培养中国人的书院，自任总管，直至1745年逝世为止，可谓将毕生精力奉献于书院建设。
圣家书院最初以专收中国留学生为目的，后来兼收有志到远东传教的西方人、土耳其人。经费由教会负责，学生毕业后授予学位。书院自创办至1868年被意大利政府没收，历时一百三十七年（1732-1868），前后总招收中国学生一百零六人，其中还不包括1868年转学的三人。据记载，同治以前中国赴欧洲留学的共有一百一十三人，其中九十一人（不包括同治后去的十八人）在该院肄业，占这一时期留学生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一，余下的百分之十几则散居意大利罗马、葡萄牙里斯本、法国巴黎等地的学校。从以上这些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圣家书院在早期中国留学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
与圣家书院类似的还有日本东京的亦乐书院，它是日本明治三十二年 （1899，即清光绪二十五年）日本教育家嘉纳治五郎创建、专门接纳中国留学生的教育机构。当时日本已经完成学习西方的明治维新改革，迅速强大起来，并刚刚将大清帝国打败（1895） 。甲午战败，使中国知识阶层普遍感到非学习西方开始近代化进程不可，同文同种的日本自然成了当年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榜样，他们纷纷东渡扶桑，开始了救亡图存的探索。亦乐书院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它是中国人透过日本人学习西方，以进行中西文化交流的机构。当时留学“东洋”的中国人很多，类似这样的书院在日本各大城市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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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台书院在哪篇五
;山林密布，公冶长书院就藏在山坳中。
村庄少而小，屋舍俨然，三三两两，遗落在山间平地。
书院若隐若现，欲往书院，需先征服长长的石阶。两棵参天的银杏树，在未登石阶之前，远远就能望，人们叫它们“夫妻树”。据传，是孔子与公冶长亲手栽下的，距今已近三千年，饱经沧桑，当地人又称其为“中华第一雌雄银杏树”。
树后是青云寺，缘山而建，庙宇宏阔。书院与青云寺东西为邻，一个逼仄的院落，两厢低檐琉璃瓦的石屋，三四块伫立的碑碣，五六棵不知名字的树木，七八根翠绿的修竹，真有点“环房皆山，裂石出泉，树稳风不鸣，泉安流不响”的幽静。
公冶长，春秋时齐国人，孔子入室弟子，名列七十二贤之二十，潜心治学，终生不仕。他还是孔子的女婿，夫妻二人远避闹市，遁迹山林。她援夫开座讲学、传道授业，與公冶长夫唱妇随、伉俪情深。因此，后人把两棵比肩而立的银杏树唤作“夫妻树”。
据我查找，史料中并没有公冶长在此聚众讲学的记载，坊间相传也许是人们一种美好的愿望。世人用公冶长的名字来命名书院，因为书院是个文化传承的处所，人们来这里探幽访古，感触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倒也是乐事。至于书院起源于何时，又始自于何人，对游客而言就不再是多么的重要，也不会有多少人去认真在乎这些。基于这样的认识，我非常理解世人的初衷，也不反对为书院贴上一张名人标签。但是，我是一个遵从自己内心的人，更愿意相信它始自唐朝，兴于明清，这从院中尚存的三四块碑碣上的记载应该可以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说到书院，在我脑海中赫赫有名的还属白鹿洞、岳麓、应天和石鼓四大书院。或许，有人质疑我的记忆出错了，不是白鹿洞、岳麓、应天和嵩阳书院吗？不！石鼓书院虽连遭日军兵燹，如今只见山石，不见书院。然而，石鼓书院就像当年的圆明园一样，即便只剩下些许断壁残垣，留给后人的却是永不屈服的精神和绵亘不断的文化传承。历史岂能忘记？石鼓书院不会也不应该就此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之外。否则，一座书院，即便“其为书，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怕也是徒有虚名，又何谈什么文化传递与育人效应。
论名气，论规模，论影响力，公冶长书院自然无法与四大书院相提并论，但是它的精义和内涵却同样的久远和深邃。我不禁想，书院经过了千年的发展，其间有兴衰，有起伏，它传承国学文化的功能始终没有改变。在不断加强传统文化学习的今天，书院作为历史文化传承链条上的重要一环，应当继续承担起它的社会教化责任。书院在传播传统文化精髓，复兴中华文明伟大进程中的作用是无可或缺的。
想到此，我似乎对自己心中所缺少的东西有了一个大概的答案。
要离开公冶长书院了，然而，我又忍不住多回望了几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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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月的一个正午，希望小学的琅琅书声暂时消失了，行人车马的喧闹也被远远地隔在墙外，寂寂大厅中，只有那一条汉白玉雕凿的盘龙依然十分鲜活地游目四顾…… 那一刻，我仿佛步入了一个闲置已久的历史瞬间，竟无法相信，眼前这一处已见斑剥的明清式建筑，就是如膏书院，就座落在鄂西大山深处的利中盆地──南坪。
一
对于兼具藏书和讲学功能的书院，应该定义为高等学府吧。步入書院的学子们早已完成了塾师们耳提面命式的蒙学教育，他们一个个踌躇满志，期待着文化知识以及仕途经济的一次全面的积累。铺展在他们面前的将是一个亦官亦儒甚至高官鸿儒的金光大道;而书院令人仰视的地方，还在于它拥有张轼、朱熹、王阳明、顾宪成这样的文化巨匠作为“山长”（书院受业者称创办者为山长），作为“博士”和“直讲”（书院的讲授者与管理人员），甚至作为切磋知识的学友！
书院不仅是中国文化的荟萃和总结，更代表着中国文化的传承和批评：从唐代的丽正书院，宋代的白鹿、应天、石鼓、岳麓四大书院，一直到明清遍及全国的各种为“习举”而设的书院。明清是我国古代科举制度的极盛时期，而其中一个重要的特点是科举与书院相合，也就是说，在明清时期，进入书院正是进入科场的必由之路。事实上，到了明清，书院已经兼而具有文化垄断和文化普及两个层面的含义了。
当然书院的最终结果，也是企图演绎儒家的“兼善天下”与“独善其身”的人生两极。每一个只要接受过初等教育的中国人，可以不知道这些书院的名称和来历，但却不能不承认他们也是这些书院的最终受益者，因为知识的接受过程，也是知识的传播过程，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书院文化传承的长长链条上的小小一环。
二
一直以为，物质贫瘠的地方，文化必然是一种奢侈，但越是贫寒边远之地，文明的一丝一毫的亮光也就越显珍贵和醒目。正如星星之火，因为天时地利的种种诱因，可以顿成燎原之势！比如公元16世纪初期的贵州，在修文县境内的一个深山小驿站，因为王守仁（阳明子）的一次短暂的流放，而成就了一所对未来中国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书院──龙冈书院。又如天涯海角的琼州，因为苏东坡、李光等文化大师的辗转流放，而留下了许多奇光异彩的文化遗迹！
让我非常惭愧的是，我生活的这片天空，从物质到文化都是那样的贫乏，直到20世纪末期还被外界定义为“老、少、边、山、穷”。“老”是革命老区，“少”是少数民族地区，“边、山”是地理环境，而“穷”则是对经济状况的准确界定。我的家乡曾经是一片蛮荒之地，也曾有几位文化大师成为匆匆过客：刚刚听过“两岸猿声”，李白的轻舟已过三峡;找到水生植物“葛仙米” 的葛洪也就解脱了他的悲凉命运;倒是刘禹锡命运多舛，在这块土地上反反复复地折腾，正如他诗中所说：“巴山蜀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这二十三年难道就没有一刻的愉悦时光吗？我想应该是有的，你听，在一些春光明媚的日子，他在唱着“杨柳青青江上平”“山上层层桃李花”。
唱完竹枝词，刘禹锡也走了。我的家乡还有什么呢？文明的幼芽什么时候才能枝繁叶茂，长成一棵参天巨树呢？在北京国子监林立的进士碑上，我找了许久，才找到一个与家乡有关的名字：利川清末进士向英定。感谢进士碑组成的文化长廊，它没有遗忘我的家乡！ 只是向英定已无事迹可考──事实上，在列强环伺的清朝末年，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又能做些什么呢？只能在家乡的土地上留下一座浮雕精细、双层镂空的墓碑。
三
古语说，地灵必定人杰。在湖北西部的大山丛中，只有利中盆地盛产大米，时人号称“银利川”。利川也确实出现过不少人才，传说巴国将军巴蔓子就葬身于利川（在周朝属巴国）的都亭山，巴蔓子在向楚王借兵平定内乱时，曾许下城池为谢。为完成诺言，他宁愿割下自己的头颅，也不愿损失故国的一寸领土。
巴人勇武，利川亦是武将辈出：牟文绶，明末人，甲申之变中随着风雨飘摇的小朝廷一路出生入死，为明右军都督并诰封凤卫侯;陈世凯、牟大寅，清初人，在平靖南王耿精忠的叛乱中，骁勇善战，赐号“陈铁头”“牟老虎”，分授浙江提督，松江提督。他们在外建立不世奇功，死后又落根故土，其墓葬自然极尽奢华，规模宏大;石人石马威武轩昂，金银饰品随葬丰富。
与他们同样选择造一座豪华坟墓来显耀门庭的是利川的一些文士们，如清末进士向英定、清末监生向梓。
生前文才出众，死后楹联满碑，向梓葬于利川鱼木寨松树湾，碑前抱厦与正碑连为一体，碑顶高托印绶，中嵌“皇恩宠赐”匾额，全碑金漆涂饰，远远望去俨然一座五彩楼阁，碑上雕刻丰富，文字尤见功力：“秋信渐高红叶老，日光忽暮白云封。”“千秋功名承雨露，一身啸傲寄烟霞”。碑称向梓曾入国子监，钦赐九品。
向梓墓落成于同治五年。与此同时，利川知县，一个七品芝麻官，却在四处奔波，劝捐重建钟灵书院，当向梓后人行礼祭之仪时，利川县的学子们正鱼贯走向钟灵书院。
利川这一代代功成名就的文人武将，真的就自私得只顾自己身后的荣名令誉或者不顾自己身后的荣名令誉吗？或许读书求仕的道路太险太窄太艰难，或许向梓太了解一个乡间纯朴子弟一路挣扎向上的个中酸楚，或许这种自上而下的雨露般的恩宠不足以支撑开办书院的庞大的人力和物力的开支，或许动乱的岁月实在难以放下一张安静的课桌？首建于清嘉庆二十一年的利川城南钟灵书院，在战乱中几经兴废，同治五年知县邓师韩再次重建，但仍于不久的岁月毁于战火。
许多年的纷扰过去，只有这座藏在利中盆地深处的如膏书院保存得最为完好，也最不为人所知。
四
纯粹是偶然，也许就是一次必然，一次五一长假，我们的摩托车队往鱼木寨骑行的半途，在南坪镇短暂停留，就见到了那座凌云塔，与如膏书院互为守望的凌云塔。
凌云塔座落于阡陌田畴之间，与我见过的塔相比，实在难当“凌云”二字，七层空心石塔仅高十余米，塔体斑剥，诉说着岁月的沧桑，在葱茏茂盛的田野中，显出了苍老，也显出了疲惫。大失所望中，我却在依稀可辨的碑文中了解到，凌云塔竟然连系着一个“如膏书院”。它是仿唐科举题名大雁塔而建，是为如膏书院的弟子金榜题名而预备的;塔门两侧有一对联“撑天剑气连齐岳，拔地文星映少微”，可知“如膏”弟子的凌云壮志。
然而，更为巧合的是，在南坪餐后的暂歇时，我信步走出旅馆大门， 信步踱进对门巷道的希望小学校园，吸引我注目的不是整齐的教学楼和平整的操场，而是校门内樱桃树后隐约可见的具有明清风格的硬山式屋顶：高大的山墙上青砖历历，石头缝隙间绿草葳蕤，我一路从侧门进入厅中，首先看到的是正面一排巨柱以及厅中落地的六根合抱粗的圆形木柱，两侧墙壁上镶嵌着一排排石碑，碑文清晰可见。
我来不及理清思路，急忙奔向石碑，《重修如膏书院记》七个大字跃入眼帘，仿佛一道闪电昏眩了我，我揉揉发涩的眼睛，再看一遍：这里的确是凌云塔上所称的“如膏书院”！当我明白我已置身书院之中时，对众多的碑文记载我已无暇顾及了，我只想细细阅读这一处容纳了太多梦想的乡间学堂。
如膏书院高两层，三进一院二天井，大院完好，藻井精工别致，一楼为学堂，二楼分前后两部分，大约是为了分开教师和学生的住宿。后厅部分有大约半米高的台子，这或许就是如膏书院的直讲们讲学的地方。
按照书院的大小来推算，应该可以容納百来学生。偌大一个厅，该怎样安排不同的学子呢——到了明清后期，各地书院更多带有普及教育的成分——是按当今部分乡校的复式班教学，还是不分级别地统一讲学？因为大厅中间没有间隔（落地木柱上也没有曾经间隔的痕迹）。济济一堂的学子，特别容易令人产生人才荟萃之类的联想，难怪凌云塔可以毫无愧怍地说：“冲天剑气”“拔地云星”！
为此，我拜访了南坪中心小学的前校长──1954年就读于该校，后又在学校任教，当校长至退休，一直居住于书院二楼的一位博学长者。这块龙石让他琢磨了半个多世纪，同样的问题困扰了他五十余年！与我不同的是，老校长对龙石的崇敬到了神化的地步：当他作为学生到书院（已改名为学校）时，龙石就斜立于藻井之中;当他调任该校任教时，龙石已被文革带来的烟尘覆盖于地下了。他和他的同事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慢慢地锄去泥土，细细地洗去污垢，使龙石再次面世，那时正值拔乱反正，高考制度恢复前后。
或许这就是在经历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浩劫以后，幸存的几个乡村文化人对幸存的一点文化载体的一种寄托，而这种寄托又只属于山乡中极小的文化圈内。所以当华中理工大学的古建筑权威张良杲教授悄声告诉他：“这块龙石来路、寓意不详，石质为汉白玉，在此出现应弥足珍贵”时，老校长就自发地成了龙石的守护神，若干年来一直保守着龙石的秘密。但当我一口道出龙石乃汉白玉质料时，老校长惊愕地睁大了眼，忽闪了几下之后，伸出手来，使劲与我握住，久久说不出话来。
汉白玉石质好，常在高规格的建筑、雕塑中用到，在偏远及周边地区较为少见。然而就在与南坪一山之隔的齐岳山背斜东南翼的谋道，便有厚三十米，长约两百米的矿藏。只是知之者甚少罢了。土生土长的利川文人们，在历史的延续中，又为文明的积累作了多大贡献呢？或许正如如膏书院一样，虽然存在，但后人却知之不详。
五
如膏书院建于清乾隆五十八年，算得上盛世兴学了。是由当地举人范如膏带头劝捐修建的，从书院命名推断，举人范如膏当是出资最多的人。
举人范如膏肯定没能一登殿试，否则就应叫进士了。中了举的范如膏，要么赴大挑而步入仕林，要么直接进入乡绅序列。范如膏显然属于后者──广积田产，家财殷富，已拥有“独善其身”的经济基础，但范如膏却选择了另一种“兼善天下”的生活方式：建书院，收门徒，将名字刻在书院的门楣上，留在历史长河的记忆中。当他倡修书院并带头捐资时，我想当地的乡民是很难踊跃响应的：山高皇帝远，齐岳山的莽莽群山早已隔断了省城或者京城的繁华梦想。躬耕于垄亩之间的乡民，似乎更注重那种塾师式的蒙学教育的实用性，但范如膏在一个个风和日丽或风雨交加的日子来回奔波，着实鼓舞了他们送子入学求仕、光宗耀祖的激情，他们纷纷出资捐物，建起了书院并送来了第一批学生。
落成书院时，范举人也许是要求官府认同，也许是为了进一步教化弟子，他策划并实施了一次盛大的开学典礼──请当地最高军政长官巡检王霖植下了两棵枝繁叶茂的桂花树（一棵已经枯死），以寄托书院学子“攀桂步蟾宫”的美好愿景！
一切的一切，都需要山长范如膏的亲历亲为，我想他又该会怎样的身心俱疲呢！设想一下：在一个高天朗朗的秋日，在藏书房检查整理了一整天的范举人，回到自家庭院，面对怒放的菊花，他还会有陶渊明一般“悠然见南山”的闲情逸致吗？我想没有，举人范如膏甚至没有留下一两篇唱和之词！但所幸的是，书院开办四十四年后仍红火如初，学子云集，甚至在清道光七年还树立了一座逐层收减、远观如春笋的凌云石塔，巍然屹立于南坪镇东，印证着如膏弟子渐渐成长起来的雄心和梦想！
我不知道如膏弟子有多少能在凌云塔上题名，也无从考证从如膏书院走出了多少杰出人才。与岳麓书院、龙冈书院、东林书院相比，无论是创办者的名声，还是书院弟子的造就，以及对文化历史的贡献，如膏书院都是远远不及的。但深山书院，是学子之幸，更是文化之幸！
喇叭声一声紧似一声，这是同伴对我的呼唤和催促，该结束这次短暂的拜访了。我挥一挥手，告别如膏书院那条欲起未起的盘龙，也告别它的守护神——那位鬓发苍苍的老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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