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顾诵芬母亲篇一
“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顾诵芬的名字取自西晋文学家陆机的名句。1937年，7岁的顾诵芬在北京目睹日军飞机肆意轰炸，让航空报国的种子在他心里扎下了根。1947年高中毕业，他毅然选择了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从此，他的人生和我国航空工业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顾诵芬不甘步人后尘，决意要设计出自己的飞机。面对苏联、欧美对我国飞机设计的技术封锁，他忘我钻研，“连洗脚时也在看书”。为收集资料骑着自行车跑了一个星期，边摸索，边试验。为解决飞机抖振问题，他瞒着爱人乘飞机三上蓝天，冒着生命危险寻找问题症结。从歼教1、初教6到歼8、歼8ⅱ，一次次历史性突破的背后，都有他的身影，以至于有人感叹“翻开他的人生履历，就仿佛在阅读一部新中国的航空工业史”。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奋斗，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担当。志在蓝天、航空报国的顾诵芬择一业而终一生。在他的人生轨迹中，有着闪亮的三个关键词：航空报国、航空救国、航空强国。面对日机轰炸，他立下了航空报国宏志;迈出大学校门，他开启了航空救国征程;担当设计重任，他践行了航空强国理想。从青丝到白发，顾诵芬将自己的一切献给了祖国的蓝天;从空白到突破，他让新中国的“长鹰”不断迭代升级;从学子到大师，他用毕生心血书写了载入史册的航空事业发展成就。
壮心未与年俱老，一生钟情翼冲天。顾诵芬忠诚奉献、逐梦蓝天，敢担重任不怕挑战，苦心钻研不甘落后，以身作则不惧风险，以航空梦奋力托举强国梦。他只争朝夕、不负韶华，把奋斗情怀融入时代洪流，与时间赛跑、同强国竞争，以强国有我的使命感催生报国热情，以争先创优的紧迫感创造航空奇迹。他匠心不息、勇攀高峰，坚持走自己的路，搞自己的飞机，带领研制团队行进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历史轨道上，战斗在发展创新、蝶变跃升的报国天空中。
顾诵芬一生淡泊名利，也从不宣传自己。他只是说：“没有虚度这一生，干了几件事。”直至1978年以后，才逐渐进入世人的视野。即使是回忆录，他也坚持只谈飞机设计工作和航空科研有关的经历。诊断出直肠癌，他还是每个工作日“早晨第一个到办公室的人”。从住处到办公区，不到500米的距离，他要花十几分钟才能走完。顾诵芬在手术住院期间，还将外文书刊资料复印或翻译给一线设计人员。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顾诵芬胸怀“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坚持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默默无闻地挥洒着青春和热血，无怨无悔地贡献着智慧和力量。他坚定“功成必然有我”的历史担当，潜心钻研的报国志、强国心纯粹而坚定，一代代战机在蓝天掠过的是他呕心沥血的轨迹，翱翔的是他发奋图强的赤诚。他秉持“公烛无私光”的人格风范，把忠诚彰显一辈子，把大爱融入全身心，“事业摆当中，荣誉藏身后”是竭诚奉献的航空壮歌。
“癌患无所畏，暮年寄壮心”是其鞠躬尽瘁的人生写照。1986年之后，离开了飞机设计岗位的顾诵芬将主要的精力转向了飞机的主动控制技术研究，以及推动国产大飞机的发展。他力主并做出巨大努力促成新一代军用大型运输机运—20的立项。参加运—20试飞评审时，顾诵芬其实已经显现出直肠癌的症状，身体极为虚弱。可他在后来手术住院期间，还叮嘱资料室给他送外文书刊，看到重要资料甚至会翻译好提供给学生和年轻技术人员阅读。
这些年，他还心系母校发展。上海交大航空航天学院成立时，他作为“特班”班主任为首届36名硕士生开讲第一课。他还担任上海交通大学空天科技战略专家委员会主任、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大飞机出版工程》总主编……此外，顾诵芬还积极参与“思源校友年度捐赠”项目，为建设校园和帮助学子而慷慨解囊。
现在，办公室或是会议室里还常常能见到这位耄耋之年的航空英雄的身影，他依旧活跃在第一线，关心祖国航天事业的发展。他仍在思考如何建设新时代航空强国，中国航空工业未来如何发展，如何培养堪当重任的专业人才队伍。
他对年轻人充满期待：“中国航空事业发展需要年轻人才，他们是祖国的明天。我只想对年轻人说，心中要有国家，永远把国家放在第一位，要牢牢记住历史，珍惜今天的生活。多读书，多思考，努力学习，认真做好每一件事。”
顾诵芬曾在接受采访时说：“回想我这一生，谈不上什么丰功伟绩，只能说没有虚度光阴，为国家做了些事情。”
顾诵芬母亲篇二
1980年，歼8ⅱ飞机立项研制，其作战性能要求远超歼8飞机。顾诵芬任该型号总设计师，是航空工业第一位由国家任命的型号总设计师。他制订了两侧进气的气动布局方案，解决了二元超音速可调进气道设计等一系列问题。同时，他作为型号总设计师，组织和领导军地多个部门、上百个单位高效协同工作，仅用四年就实现了飞机首飞。
歼8系列飞机共衍生16种型号和技术验证机，装备部队350余架，一直是我军20世纪的主战装备。歼8系列飞机的研制，牵引构建了较为完善的航空工业体系，促进了冶金、化工、电子等工业的发展。顾诵芬被誉为新中国杰出的飞机设计大师、飞机气动力设计第一人。
大飞机是国之重器，是国家意志的体现。顾诵芬先后担任国家大飞机重大专项论证组副组长和大飞机方案论证委员会主任委员。20__年，他牵头论证并提交了《关于把发展大型飞机列为国家标志性重大专项工程的建议》。他基于对军用、民用航空技术相通的规律性认识，提出“军民统筹、大客大运并举”的大飞机发展思路，并得到采纳。20__年，国家批准设立大飞机重大科技专项。20__年，运20列装部队。20__年，c919成功首飞。
顾诵芬在航空事业耕耘70载，由于国防与航空工业的特殊性，直至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以后，因国家、军方、航空工业系统、地方政府多次的奖励、表彰，顾诵芬的名字才逐渐进入大众的视野。
顾诵芬还十分重视人才培养，他带领的团队走出了一位科学院院士，三位工程院院士，两位型号总指挥。他主持编纂了70余部航空科技书籍，主编的《飞机总体设计》一书，已经成为我国航空院校飞行器设计专业的必修课教材，主编的《现代武器装备知识丛书——空军武器装备卷》《大飞机出版工程》等多个系列、数十种航空专著与图书也都产生了巨大而广泛的影响。
如今，年过九旬的顾诵芬仍不断思考着中国航空工业的未来。
顾诵芬母亲篇三
1969年7月5日，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一型高空高速歼击机——“歼-8”，首飞成功。顾诵芬松了一口气，前一晚，他做了很多噩梦，担心飞机会摔下来。顾诵芬没办法不担心。“歼-8”的研发经历了太多的艰难。
研发中国自己的新型歼击机——顾诵芬第一次正式提出这个想法，是在1963年7月的一次技术报告会上。此前，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已经对米格-21进行了近3年“技术摸透”。顾诵芬认为，摸透只是初步阶段，我国最终还是要设计出自己的飞机。为此，他在会上提交了一份设计报告。
1年后，经过进一步准备，国防部第六研究院第一设计研究所提出，“现在应该把重点转移到自行设计上去了”。1965年1月，黄志千被任命为歼-8飞机总设计师，顾诵芬担任副总师之一。
不幸的是，4个月后，黄志千在赴西欧考察途中遭遇空难。新机研制工作由叶正大领导，以王南寿为负责人的总设计师办公室，成员包括蒋成英、顾诵芬等。接下来的几年里，顾诵芬主持解决了歼-8纵向稳定性、横侧向稳定性等技术问题，为其首飞成功作出了贡献。
但对顾诵芬等人来说，首飞成功只是一个开端。没多久，他们就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飞机在向大速度飞时出现了抖振问题。飞行员对顾诵芬说，就像坐在一辆破公交车行驶在并不平坦的马路上，颠得太厉害。
为了找出问题所在，顾诵芬带领团队想了各种办法，从机尾罩的设计到内外流的协调，再到方向舵上安装阻尼器，一步一步去排振，逐渐提高飞机的速度。然而，直到1978年，飞机的抖振问题仍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顾诵芬判断飞机尾部存在着气流分离现象，却苦于没有好的录像机和照相机，而无法证实这一判断。后来，他想到了一个“土办法”，在机尾罩周围贴上毛线，人坐在另一架飞机上观察，哪些地方的毛线是震动的，这样就可以看出哪里存在气流分离问题，而顾诵芬本人就是那个观察者。为了观察清楚毛线条的扰动，两机的距离和间隔都在5米左右。这样的飞行对飞行员和顾诵芬来说是一种冒险，更何况顾诵芬从未接受过飞行训练。但他还是承受着巨大的身体负荷，连续3次上天观察，终于找到了症结所在。
试飞当天，他像往常一样骑着自行车出门了。家里人以为他只是日常上班，没想到他会瞒着他们登上试飞员鹿鸣东驾驶的歼教-6飞机。由于姐夫黄志千逝于空难，他们家有一个约定：不再乘坐飞机。但从提出办法那时起，顾诵芬就没有再考虑这个问题。“心里想着的是国家，并不是想着自己怎么样。”顾诵芬说。
1979年年底，歼-8终于正式定型了。歼-8的横空出世标志着中国拥有了完全国产的高空高速歼击机。第二年，顾诵芬成为航空工业第一位由国家任命的型号总设计师，承担歼-8ⅱ的研发工作。歼-8ⅱ被评价为“我国空军装备的歼击机中最高档的机种，对改善空军装备、增强国防力量，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而整个歼-8系列飞机共衍生16种型号和技术验证机，装备部队350余架，一直是我军20世纪的主战装备。
1986年，顾诵芬离开他工作了30年的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调到北京的航空工业科技委工作，他将主要精力放在了为航空装备的体系建设、重点型号的未来发展，以及国防事业的宏观布局建言献策上。
从大飞机专项到第四代战机技术的革新，再到最新前沿技术探索，顾诵芬一直关注着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希望尽可能给年轻人一点帮助。“有顾总在场，我们就踏实了。”不少年轻飞机设计师这么说。
20__年，顾诵芬被确诊患有直肠癌。虽然后来接受了手术，但他至今仍处在癌症的康复期。可即便如此，他依旧每天雷打不动地按时出现在办公室里。从家到办公室，距离约500米。这段路程，常人走起来用不了10分钟，顾诵芬却需要花上至少3倍时间才能走到。但他从未想过要停下来。“了解航空进展就是我的晚年之乐，”顾诵芬认真地说，“希望我们的航空工业能够真正发展起来，成为世界先进国家之一。”
获颁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之前，顾诵芬不小心摔了一跤，当被问到康复后最想要做什么时，他缓缓说道：“还是搞飞机设计。”
“还是搞飞机设计”，说这句话时，这位已过鲐背之年的老人，眼中隐隐有光。
顾诵芬母亲篇四
1950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研究我国航空工业建设问题时提出，国家准备5年内拿出60亿斤小米用来支援发展航空工业。60亿斤小米，按当时的物价算大约是5.35亿元人民币。对百废待兴的中国来说，这绝不是一个小数目。但“没有制空权的军队就要被动挨打，没有制空权的国家必然遭受侵略”，就算一穷二白，中国航空工业还是在抗美援朝的硝烟中艰难起步了。
1951年，刚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顾诵芬来到北京，加入刚刚组建的航空工业系统中。1956年，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机构——沈阳飞机设计室成立，顾诵芬继续北上。在沈阳，他作为首批核心成员，在徐舜寿、黄志千、叶正大等开拓者的领导下，开启了新中国自行设计飞机的新征程。
对年轻的顾诵芬来说，离家北上建设航空工业，不仅是响应国家号召，也是在践行他从小的理想。多少年过去，“七七事变”爆发后频繁出现的飞机轰炸声，总是在他的耳边回荡。“没有航空的话，我们国家将来还得受人欺负，我以后想造飞机。”顾诵芬坚定地说。从此，他在高考志愿上填报3所大学的航空系，是因为这份初心;大学毕业后，投身航空工业一线，也是因为这份初心。
到沈阳后，顾诵芬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设计一架亚音速喷气式中级教练机——歼教-1。在这之前，中国航空曾迎来一批苏联“老师”。可他们的“课程”里，只有如何制造飞机，并不教我国如何设计飞机。仿制而不自行设计，就等于命脉在人家手里，这怎么能行?但自行设计，就意味着一切从零开始。
按照时任沈阳飞机设计室主任徐舜寿的方案，他们要设计的喷气式飞机需要从两侧进气，而不是用机头进气。这在国内根本没有先例。准确说，那时我国在气动力设计方法和手段上完全空白。而作为气动组组长，顾诵芬在大学时就没接触过喷气式飞机。因此，在听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以下简称“北航”)图书馆有一份相关国外文献后，他立刻动身来到北京。为了不影响学生白天使用资料，他借了一辆旧自行车，天天晚上跑北航查找抄录资料，整整跑了一个星期，自行车前叉在土路上都颠裂了。就这样，靠着硬“啃”国外资料，顾诵芬最终提出了亚音速飞机气动参数设计准则和气动力特性工程计算方法，出色完成了歼教-1飞机的气动布局设计。
歼教-1首飞成功后，几乎是无缝衔接，顾诵芬又通过完成我国首型初级教练机——初教6飞机气动布局设计，建立了亚音速飞机气动力设计体系;随即又在国内首次建立了超音速飞机气动力设计体系，实现了超音速飞机气动力设计、计算、试验与试飞的闭环。他所创立的飞机气动力设计方法体系至今仍被国内飞机设计采用，为后续歼击机设计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但在1978年之前，顾诵芬的名字并不为人所知。虽然我国第一架自主设计的喷气式教练机歼教-1，早在1958年7月26日就在沈阳飞机厂机场首飞成功，但考虑到当时的国际环境，首飞成功的消息并没有公开。周恩来总理知道后还托人带话，“告诉这架飞机的设计人员，要他们做无名英雄”。
顾诵芬和他的同事们从不畏惧做无名英雄。“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这是他们共同的追求。到了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以后，因国家、军方、航空工业系统、地方政府多次的奖励、表彰，顾诵芬的名字才逐渐进入世人的视野。他却总是说：“党和人民给了我很多、很高的荣誉。这些荣誉应归功于那些振兴中国航空工业的领导和默默无闻、顽强奋斗的工人、技术人员。”
顾诵芬母亲篇五
有报道说，一个短跑选手最大的年龄限度为28岁，苏炳添参加20__年东京奥运会时已经32岁。
在20__年的国内比赛中，苏炳添发现，参赛名单上的运动员内，他是唯一的“80后”，在以“00后”为主力的赛场上，他的年龄有些突兀。
大方无隅，大器晚成，苏炳添在本该退役的年纪，坚持自己的夺冠梦想，用实力证明了，只要付出努力，一切都不晚!
“我觉得我还能跑”，苏炳添怀揣着这句话，一直跑进东京奥运会男子百米比赛中，以9秒83 的成绩，成为亚洲第一位站在百米决战现场的黄种人，又一次刷新了亚洲纪录。
这场让苏炳添封神的比赛后，他在网络平台发文：回头再看这场比赛，好多情绪都涌上心头，32岁了，当时外界有很多声音认为我的成绩很难再有突破……
然而，“超龄”苏炳添的名字成了中国优秀运动员的代名词，15岁开始练短跑，32岁才站上事业的巅峰，苏炳添庆幸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目标，并为之付出了毕生心血。
苏炳添提高0.01秒的成绩，用了近十年的时间，追梦的人，总会跑着与梦想相遇，没有天赋就靠努力创造奇迹。
在接受一次采访中，苏炳添说到：
当运动员不就是这样吗?到了一个高度，就想要另一个高度。
人生没有捷径，所有的成功都是要靠自己干出来的，所以，你只管付出，命运总会在不经意间给你最好的回报。
苏炳添用自己的实力打破黄种人无法进入田径短跑赛道的魔咒，让世界看到中国速度!
刷新纪录后，苏炳添又有了新的目标，他将身披红色铠甲，飞出亚洲、飞向世界!
顾诵芬母亲篇六
【颁奖词】梦想天开
父亲留恋那油菜花开的芬芳，儿子就把他葬在不远的山上。三十年花开花谢，两代人春来秋往，一家人不分昼夜，守护最微弱的希望。一粒种子，蕴含着世代相传的梦想。
【事迹】沈昌健，男，46岁，湖南省常德市临澧县杨桥村村民。
1978年，养蜂人沈克泉在贵州山区发现了3株花期长，生长结构好的野生油菜，将其带回家乡播种，想为养蜂场提供新的蜜源。继而想到改良培育出产量高的油菜品种，为家乡解决吃油难的问题。
一开始，乡亲们嘲笑他"泥腿子想当科学家"。直到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沈克泉培育出了优质油菜种，得到了乡亲们的认可。
上世纪九十年代，由于沈克泉的油菜品种未经国家审定，当地部门对沈克泉进行了罚款、拘留。但他仍刻苦自学有关油菜遗传育种和生产栽培的知识。在没有专业分析、没有专业仪器的情况下，父子俩用肉眼观察，凭记录总结规律。
1996年，家里为搞油菜研究欠债不少。沈昌健卖掉中巴，带着卖车款回家投入油菜研发。
20xx年，沈克泉父子繁育的"贵野a"不育系获国家发明专利证书。20xx年，沈克泉带着自己培育的巨型油菜"独闯"在武汉召开的第12届国际油菜大会，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20xx年，沈克泉去世，沈昌健依然是坚持着油菜育种。家人将沈克泉葬在离试验地不远的山坡上。家人知道，这些油菜是老人最后的心愿和牵挂。
如今，沈昌健的"沈油杂"202、819已进入区域试验环节，五亩送检试验田里有300个单株样本，每个样本送检一次就是200元;300亩的示范片里还欠着两万多的工钱，马上要施肥又是两万的肥料钱。对于已经35年没有主业收入的沈昌健一家而言，"吃饭靠田，科研靠借"。几十年来，沈克泉、沈昌健父子自筹资金150多万元，这几年政府也常有资助，可沈家里欠下了不少债，"几乎所有亲戚都借遍了。"家里最值钱的是两台用来贮藏油菜种子的冰箱。
35年父子相继，只为一株油菜的梦想。沈昌健说等现在的种子通过审定了，会卖给种子公司，拿着资金去滚动开发下一代油菜杂交新组合。自己的油菜育种路也许得"慢慢走"，但怎么也会走下去。
顾诵芬母亲篇七
【颁奖词】秋兰为佩
技不在高而在德;术不在巧，而在仁。医者，看的是病，救的是心，开的是药，给的是情。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你是仁医，是济世良药。
【事迹】胡佩兰，女，98岁，解放军3519职工医院和郑州市建中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坐诊医生。
1944年，胡佩兰毕业于河南大学医学部，70岁时才从郑州铁路中心医院的妇产科主任位上退休。退休后，她一直坚持坐诊。
胡佩兰生活节俭，舍不得在自己身上多花一分钱。但她经常大方地给病人垫付医药费。她还拿出微薄的坐诊收入和退休金，捐建了50多个"希望书屋"。
胡佩兰患有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进出都要坐小推椅。20xx年7月，98岁胡佩兰心脏病突发，经抢救后，第二天她依然准时到医院坐诊。
胡佩兰根据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平时看病不太依靠高科技仪器。因为慕名找上门的病人多，胡佩兰每天都会坚持看完所有病人才下班，对患者也极有耐心，给病人开药，很少超过一百元。如今，胡佩兰的记忆明显下降，耳朵也不如以前，但病人的情况她却记得清清楚楚，耳朵里放着助听器，听不清的地方，便由旁边的学生解释。
胡佩兰对病人的态度有目共睹，她经常说："医患关系搞不好是因为交流不够，医生只要对病人认真负责了，病人也自然会对医生极力配合，不管面对哪一个病人，都要把患者当成自己的第一个病人来对待。"
直至今日，胡佩兰已经在一个工厂职工医院和现在的地方，连续坐诊20xx年，坚持每周出诊6天，风雨无阻。
顾诵芬母亲篇八
20__年10月16日6时23分，神舟五号载人飞船返回舱着陆在内蒙古中部的阿木古郎草原，当航天员杨利伟身着乳白色航天服跨出返回舱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为祖国感到骄傲”。此后，聂海胜两度飞天、景海鹏三上太空，每次凯旋后的第一句话，还是“我为祖国感到骄傲”。
八个字，字字恳切，重逾千钧，折射出航天员对祖国和人民的挚爱。这份挚爱源于深知：为托举他们一飞冲天，在祖国航天的各条战线上，多少人把铺盖搬到车间，多少人伏在桌案上入眠，多少老专家透支了健康，多少年轻人霜染两鬓……
“祖国托举我飞天!”景海鹏记得，为了研制我国自己的舱外航天服，女设计师张万欣先后7次赴俄罗斯参加学习培训，不仅刻苦钻研技术原理，还主动参加操作训练。由于身材瘦小，她穿上充气加压后的舱外服，关节活动非常吃力，每次训练结束后都浑身湿透，累得瘫倒在地，半天也站不起来……俄罗斯专家十分惊讶地问：“她不会就是你们中国选出来的女航天员吧?”科研人员把一天当作两天用，硬是靠着这种坚韧执着的拼劲，只用了4年时间，就完成了8年才能干成的事。翟志刚完成出舱活动后自豪地说：穿着自主研制的舱外航天服漫步太空，感觉真棒!
说起国家，航天员们似乎总有说不完的话，但提到个人，他们却常常轻描淡写：
20年来，在很多人看来，邓清明是个“消失”的人，甚至不少老家的亲戚都会这样问起：“只听说是航天员，咋不见他上天哩?”作为目前航天员大队唯一没有执行过飞天任务的首批现役航天员，邓清明二十年如一日训练备战，3次入选任务梯队，却始终没能圆自己的飞天梦——“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年华都献给了漫长的等待，你后悔吗?”邓清明这样回答：“不管主份还是备份，都是航天员的本分!战友飞就是我在飞!”
“神九”出征前，北京航天城里回荡着《祖国不会忘记》这首歌，航天员们至今都感动不已……刘洋说：“如今当大家对我说‘你没有变’的时候，我知道我不曾忘记初心，不曾迷失自己。因为我清醒地知道托举我们飞天的双手，一只叫‘科技’，一只叫‘国力’。”
顾诵芬母亲篇九
20__年8月6日进行的东京奥运会男子4×100米接力决赛中，意大利队获得冠军，英国队第2个冲过终点线。
由汤星强、谢震业、苏炳添、吴智强组成的中国队用时37秒79完赛，仅以0.09秒的微弱差距落后加拿大队，排名第四无缘领奖台。
不过比赛结束后数日，国际检测机构便宣布，作为英国接力队成员之一的乌贾，其a瓶尿样检测结果为阳性，而相关样本是在接力决赛后收集的。
之后乌贾申请了b瓶检测，但去年9月中旬公布的结果显示，他b瓶尿样仍为阳性。两次阳性的结果，意味着乌贾的兴奋剂检测样本中含有违禁成分。
国际检测机构随即将该事件转交至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反兴奋剂部门。该机构将裁定乌贾是否构成兴奋剂违规，以及英国队的接力银牌是否会被收回。
经过约5个月的等待，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as)终于公布了相关结果。如外界所料，乌贾被认定兴奋剂违规，英国队的成绩也被取消。
东京奥运会上，除了参加男子4×100米接力决赛外，苏炳添还在男子100米半决赛中以9秒83的成绩打破亚洲纪录、排名第一进入决赛，成为我国首位进入男子100米决赛的运动员，最终排名决赛第六。
顾诵芬母亲篇十
6月17日9时22分，他和战友聂海胜、刘伯明乘坐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在火箭的托举下飞向太空。
这是汤洪波的首次太空飞行。
汤洪波出生在湖南湘潭的一个小乡村，从小听着毛泽东、彭德怀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故事长大, 心里早早种下一个英雄梦。
1995年秋，校园里的一纸招生通告让汤洪波心潮澎湃：空军招收飞行学员。
“我要守卫祖国的蓝天。”体检、考试、政审，一路“过关斩将”后，汤洪波顺利被录取。
可入学后，汤洪波遭遇了学业上的“拦路虎”——体能成绩班里垫底。如果体能通不过，就会被淘汰。怎么办?一个字，练!汤洪波每天风雨无阻，在操场上一圈一圈地跑。一年后，他的体能成绩从垫底“跑”到了优秀。
“我一直加倍努力，争取实现更大进步。”汤洪波说。
空闲时，他总是拿着飞机模型一遍遍比划起飞降落;夜深人静时，他还在脑子里一次次“演练”操作飞行，琢磨眼手脚如何更好地协调。就这样，他的飞行成绩经常获得满分，战友们都评价他是“教科书式的飞行员”。
毕业时，队长跟他进行了这样一番对话。
“选择飞直升机还是战斗机?”
“战斗机!”
“你选择留在内地但飞行次数少的地方，还是偏远但飞行次数多的大西北?”
“飞行员生来就是要飞行的。”汤洪波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西北大漠。
20__年，我国开始选拔第二批航天员。此时已经担任飞行大队大队长的汤洪波义无反顾报了名，并于20__年成功入选。
“我要飞得更高，飞得更远。”汤洪波说。
天空太空，一字之差，却是巨大的跨越——航天员要完成体质训练、航天环境耐力与适应性训练、航天专业技术等8大类上百个课目的训练。这些训练既挑战学习能力，更挑战生理与心理极限。
20__年12月，汤洪波梦想成真，入选神舟十二号飞行任务乘组。
可模拟失重训练，一度是汤洪波“迈不过去的坎”。
“训练服加压后像一艘人形飞船，硬邦邦地套在身上，限制了四肢的活动。”汤洪波说，“刚开始，我一穿上训练服，心里就特别烦躁，恨不得马上出来。”
那段时间，汤洪波寝食难安。“训练都完成不了，还谈什么飞天呢?”他心里暗暗自责。
起初，汤洪波不敢把这种自责和痛苦告诉家人和同事，怕大家替他担心。后来，他请教执行过出舱任务的刘伯明，并且请工作人员把训练服的温度尽量调低，让心情冷静下来。经过多次训练后，他终于越过了这道难关。
“经历过这些极限考验，以后哪怕再难再苦，也都能扛过来。”汤洪波说。
对于这次飞行任务，汤洪波很有信心。他说：“首先，我一定要确保每个步骤都零失误。其次，保证每天身心健康，以免让地面的工作人员担心。”
一路走来，妻子夏宜一直给予汤洪波支持和鼓励。
来到航天员大队后，大量的学习训练使得汤洪波没空照顾家庭，夏宜独自一人边工作边带孩子，从不给他拖后腿。
夏宜在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航天服工程室工作，她参与了这次任务舱内工作服的研制过程。
“航天员在我心中，航天员的安全在我手中。这是航天员中心科研人员对航天员的庄严承诺，也是我最真挚的祝福。”夏宜说。
妻子爱写毛笔字。这次汤洪波上太空携带的个人物品中，有妻子贴心制作的小卡片，上面写满寄语。
儿子是名中学生，从小就崇拜爸爸，立志要当飞行员。这次出征前，儿子郑重地对汤洪波说：“爸爸，你要安全回来。”
顾诵芬母亲篇十一
1970年8月30日，在西南大山深处的“909”基地，由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设计研制的核潜艇陆上模式堆顺利达到满功率，发出了中国第一度核电!这意味着，新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的心脏——核动力装置开始运行了!
这一天，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五个拥有自主核动力技术的国家，大家欣喜若狂，而总设计师彭士禄却在闷头大睡，在这之前，他已经连续五天五夜没有合眼。
彭士禄这个名字，鲜有人知。直到1988年9月27日，中国导弹核潜艇发射运载火箭成功，他才作为中国第一任核潜艇总设计师、中国第一个核动力装置的主要设计者，走进人们的视野。而在这之前，他隐姓埋名30年，他的名字和他从事的工作一样，都是中国的最高机密!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无产阶级革命家、烈士彭湃的儿子。
时隔50年，又是一个8月30日，重温历史，致敬这位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
“他是个大人物,全家都要为他隐姓埋名”
1925年，彭士禄出生在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是彭湃的二子。上世纪二十年代，出身工商地主家庭的彭湃，冲破阶级的“枷锁”，成为“中国农民运动的第一个战士”。
“一个漆黑的夜里，奶妈背着我逃难。”这是彭士禄关于人生最早的记忆。1928年，他3岁，母亲蔡素屏不幸被捕，英勇就义。1929年，彭湃在上海被捕，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高唱《国际歌》，慷慨赴死。那一年，年仅4岁的彭士禄成了孤儿。尽管彭士禄才4岁，他就已经成了敌人的“眼中钉”、全国悬赏搜捕的“通缉犯”。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斩草除根”，彭士禄过起了姓百家姓、吃百家饭、穿百家衣的生活。他先后在几十个贫苦百姓家生活过，每到一家，他都要改名。8岁时，彭士禄被国民党当局抓进监狱。在那里，他吃的饭里满是沙子、虫子，浑身都是虱子、疥子，晚上睡觉盖的是破麻袋。
1935年，在狱友们的掩护下，在监狱受了一年苦、差点被饿死的彭士禄终于出狱。之后，他从监狱转到广州感化院，患重疾又差点病死。10岁时，他开始沿着铁道流浪，一度靠乞讨度日。后来，彭士禄再度被捕，这一次，祖母周凤将其营救出狱。此后他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在香港、澳门学习和生活。直至1940年，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彭士禄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周恩来见到彭士禄时凝视了一阵子，亲切地拉着他的手说：“终于把你找到了。你爸爸是我的好朋友!”“要继承你爸爸的遗志，好好学习，努力工作。”
后来，15岁的彭士禄来到了延安，于194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回顾过往，彭士禄总是饱含深情地说，“坎坷的童年经历，磨练了我不怕困难艰险的性格，我对人民永远感激，无论我怎样努力，都感到不足以回报他们给予我的恩情。”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1951年，彭士禄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留学苏联的名额，前往喀山化工学院化工机械系学习。
1954年1月，美国东海岸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个巨大而灵巧的“黑色水怪”转眼潜入太平洋，游过墨西哥湾、荡过南美洲、横穿大西洋，途经欧亚非三大洲后又回到了美国东海岸，而这一切所消耗的全部动力来自一块高尔夫球大小的铀燃料。如果换了石油作燃料，需要整整90节车皮的石油，消息一经公布，举世震惊。这就是继原子弹之后再度震惊世界的美国核潜艇“鹦鹉螺”号。
1956年，陈赓大将到苏联访问，正准备回国的彭士禄被密召到中国驻苏大使馆。陈赓问他：“中央已决定选一批留学生改行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你愿意改行吗?”“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彭士禄坚定地说。
“从未在晚上12点以前就寝过，我们要学的东西太多太多了，一头扎进去，就像沙漠中的行人看见了湖泊那样。当时，那种奋进不息、为祖国夺取知识制高点的心情是难以用语言描述的。”回忆这段时光，彭士禄这样说道。也正是这段时光让彭士禄与核动力结下了一生的缘分。
顾诵芬母亲篇十二
6月16日上午，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了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公布，飞行乘组由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和汤洪波组成。
六月的湘潭县云湖桥镇飞栏村，屋舍俨然，山色青翠，一眼望不到头的农田里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就是汤洪波的家乡。
今年46岁的汤洪波，是一位航天员“新人”。出生在湘潭县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汤洪波，曾励志走出农村，奔赴广阔天地，实现人生理想。通过成功招飞，从航校顺利毕业，汤洪波来到新疆成为一名空军飞行员。在20__年5月经过层层选拔，成为我国第二批预备航天员，在20__年入选神舟十二号飞行乘组。从飞行员到航天员，汤洪波克服转型的艰难，用十一年的努力与坚守，等来了“飞天梦”的圆梦时刻。
汤洪波成功入选这次飞行任务的消息传来时，他的父亲和弟弟正顶着烈日在田里忙活。汤洪波的父母已年过七旬，是村里出了名的勤快人，全家人以务农为生。老两口有两个儿子，哥哥汤洪波是能“上天揽月”的航天员，弟弟是与父母一起“下地”的农民。目前，全家一起流转了一百多亩土地种植水稻，还承包了20多亩鱼塘。
勤劳质朴的一家人，谈及汤洪波，眼里满是自豪感。“他每天放学回来，还会帮我们分担家务。”在母亲伍兰清的眼里，汤洪波是一个文静、诚恳、踏实、孝顺的孩子。上世纪80年代，以务农为生的汤洪波家并不富裕，父母白天忙种水稻，晚上还要守夜烧砖。十多岁的汤洪波便利用空闲时间，帮父母分担农活，到田里除草、施肥。在飞栏村，全村的人都知道汤海秋家里的洪波伢子能吃苦。母亲伍兰清说，儿子进入部队后，虽然回家的机会不多，但是只要一回家，就会帮着父母干农活。
但是孝顺懂事的汤洪波，偶尔也有自己的“小叛逆”。“他小时候喜欢看小说，经常在外面看到很晚才回来，但又怕被我们骂。”汤洪波的父亲汤海秋笑着说。
父母勤劳、质朴的品质，深深影响着汤洪波。航空与航天，只是一字之差，但完成这个转变是一个艰苦而又难忘的经历。坐转椅、沙漠野外生存、72小时狭小环境剥夺睡眠训练……无论汤洪波遇到什么样的挑战，都努力咬牙坚持了过来。
“他能为祖国完成航天任务，为国家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感到很高兴!希望他能够不负重托，顺利完成任务归来!”对于即将出征，征战太空的汤洪波，全家人充满信心与期待。
顾诵芬母亲篇十三
20__年是杨振宁的“望九之年”。6月18日至19日，南开大学陈省身数学研究所举办了一场“理论物理前沿讨论会”，以此纪念该所的理论物理研究室诞生25周年，并为研究室创办人杨振宁教授预先庆寿。30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及近百位杰出的学者与会，使之成为该领域罕见的学术盛事。
校方在数学所大厦前特别打出横幅，上书“杨振宁先生学术青春长在”。南开大学校长龚克解释，杨先生本不喜做寿，因为真正做科学的人是“没有年纪的人”。
1986年，刚刚创办南开数学所的数学大师陈省身，邀请老友杨振宁到此创办理论物理研究室。尽管“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杨振宁却欣然从命，只因“陈先生的邀请是无法拒绝的”。
25年来，这间起初仅有一位、目前也只3位教授的研究室，已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培养的25名博士中，有人当选院士，有人成为大学副校长，有人拿到海外名校终身教职。
用研究室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墨林的话形容，研究室如今算略有成就，“毕业了一批人、做出点事”，总算对陈、杨两位先生有所交代。
葛墨林1986年由陈省身、杨振宁自兰州大学聘至南开大学。他最初问陈先生该怎样发展，陈先生提出要“不开会、无计划、多做事”;再问研究室该做什么方向，陈先生回答“就做振宁的方向”。
杨振宁则说，不善做研究的人，看某个菜园里人多，就挤进去找个角落，花大力气刨个坑。一定要找一个较空的园子，一刨就出个萝卜。他为研究室设定的“杨——巴克斯特系统”相关的数学物理方向，当年并不被人看重，日后逐渐成了该领域的重要方向之一。
如今，葛墨林认为，南开理论物理研究室的师生，不仅在学问上受惠于杨振宁，人品、学风上也受益颇多。杨振宁“宁拙毋巧，宁朴勿华”的要求，影响极大。
25年来，这里一贯奉行“不宣传”方针，数理学界之外，少为人知。数学所共计12位全职教授，理论物理室占四分之一，在葛墨林看来已不算小。陈省身初期就提出不希望扩大规模，永久教职保持很少。这个方针坚持至今。
“就叫研究室，也不扩大，不叫‘中心’。”葛墨林说。
此间风气的一处体现是，本次讨论会不少大腕到场，但葛墨林在开幕式上说：“恕我不能一一介绍各位的头衔，大家都是重要的人物。”他给同行鞠了一躬，“一介书生，无权无势，对大家无可贡献，鞠个躬表示感谢”。
物理学家、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院士因公爽约，专门发来长信，但大会决定节省时间，不再当众宣读。由于学术报告安排极为紧凑，葛墨林提醒在座上了年纪的院士们，感觉累了就去休息，也可腾出座位，让给后面站着听讲的年轻人。此语令与会者不禁莞尔。
顾诵芬母亲篇十四
1959年10月，当时的苏共中央的赫鲁晓夫率团访华，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为中国核潜艇研制提供技术支持的请求。赫鲁晓夫傲慢地回答：“你们中国搞不出来，只要我们苏联有了，大家建立联合舰队就可以了。”他甚至提出，在中国设立长波电台，建设供苏联的潜艇停靠的基地。
毛泽东同志听后愤怒地站了起来说：“过去英国和其他外国人占领我国多年，我们再也不会让任何人为了自己的目的使用我国领土!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1962年2月，彭士禄开始主持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的前期开发。然而，当时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想要造核潜艇，简直比登天还难!无图纸资料，无权威专家，无外来援助，包括彭士禄在内的所有人，谁也没见过核潜艇长什么样，仅有的参考资料，是从报纸上翻拍的两张模糊不清的外国核潜艇照片，和一个从美国商店买回来的儿童核潜艇模型玩具。在这种状况下搞核潜艇不得不全靠“自教自学”。
“那时候，条件艰苦啊，我们都能够干出来，不容易!”彭士禄深知，仅凭一腔热血是不够的，需要把自己和别人已有的经验和技能进行转化，同时大量吸收新的前沿知识。
彭士禄针对全室大多数人只会俄语不会英语、而外文资料又大多为英文的状况，组织了集体英语学习。大家从早晨5点多钟起床就背英语单词，甚至上厕所时也在背，夜深了也要背上几遍新学的单词才去睡。这样边学英语，边看与各自专业有关的英文资料，经过两年的努力，全室基本上过了英语阅读关，并且摸清了国外核电站、核动力装置的基本情况。
“那时候，交通不便，我们吃住都在工地上。那里阴暗潮湿、毒蛇蚊虫肆虐，生活非常艰苦。我们是吃着窝窝头搞科研的，连窝窝头都吃不上时，就挖野菜和白菜根吃。没有电脑，仅有一台手摇计算机，大家就拉计算尺、打算盘，那么多的数据都是靠这些工具没日没夜地算出来的。”彭老回忆说。
就这样，通过边学习边实践，他们逐渐扎实地掌握了核动力装置的基本原理及各系统、各专业间的内在关系。默默攻关，这些“门外汉”悄无声息地站到了核动力科学研究的前沿。
【本文地址：http://www.xuefen.com.cn/zuowen/247090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