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的过程中，我们要客观冷静地分析自己，不偏不倚地看待自己的表现。总结要与实际情况相结合，关注未来的规划和发展。阅读总结范文，我们可以学习到别人在总结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和教训。
体育保险论文篇一
保险业如何提高各级分支机构经营效益，以提高公司整体经营效益，从而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关系到公司的生存和发展，也是保险公司财产管理所面临的最大课题。在新时期下，面对激烈竞争的市场及我国加入wto的巨大压力，我国财产保险公司必须完成从保费规模增长型向管理效益增长型的转变。本文通过研究和改进财险的业绩评价体系，并将其运用于分支机构，进而最终达到提升公司价值的思路和方法，对于中国财产保险公司来说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截止到20xx年12月，全国共有财产保险公司45家，其中外资公司15家。从各财产保险公司市场占有率来看，中资保险公司仍然占据绝对优势，20xx年中资财产保险公司市场份额为97.56%，其中市场份额居于领先地位的有太保财险、平安财险公司。虽然中资保险公司市场份额较大，但是与外资公司相比，固定资本所占比例较高，资产流动性偏低，偿付能力准备不够充足，资产利用率不高。利润主要来源于主营业务收入，即承保利润，与外资公司比较中资公司盈利能力较弱。
中国财产保险公司财产目标经历了从产值最大化、利润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演变过程。产值最大化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作为现代保险公司来说，追求价值最大化已经成为明确的管理目标。价值最大化的理论含义是：一是价值体现为未来预期收益的现值，而不是简单的资产的帐面价值；二是未来预期收益体现为现金流量，而不是简单的会计利润，现金流是可以折现的；三是未来预期现金流具有不同程度的风险，随着经济和竞争的全球化，风险、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构成了现代及以后的商业经营环境，也使企业的未来收益具有不同程度的风险；四是资本具有成本，资本的基本回报要求使资本成为最昂贵的一种资金来源。把价值最大化作为目标是很具重要意义的，首先它考虑到了资金的时间价值和投资风险；其次它反映了对企业资本保值增值的要求，克服了管理上的片面性和短期行为，追求长期利益最大化；再次能够优化资源配置方向，使资源向着回报高、效率高、风险低、创造最大价值的区域、产品和客户倾斜。
2.1eva评价分析方法的概念。
经济增加值eva是英文economicvalueadded的缩写，其公认的标准定义是指公司税后经营利润扣除债务和股权成本后的利润余额。它的核心思想是一个公司只有在其资本收益超过为获得该收益所投入资本的全部成本时，才能为股东带来价值。如果eva值为负，那么公司就是在耗费自己的资产；如果差额为零，说明企业的利润仅能满足债权人和投资者预期获得的收益。eva管理是市场价值实现的一个方式，它又是把与市场价值相连的激励机制得以实现的一个方式，市场价值的管理、薪酬激励机制的设计、预算管理、战略规划基于经济增加值的管理来实现。eva把股东、管理者、员工的意志和行为最大限度地统一起来，创造了管理上的奇迹，成为创造财富的基础。基于这种认识，eva不仅是一种有效的公司业绩度量指标，同时还是企业进行决策与战略评估，以及资金运用和出售定价的基本理念。eva评价分析方法实质可归纳为4个“m”，即评价指标(measurement)、管理体系(management)、激励制度(motivation)和理念体系(mindset)。
2.2eva与保险公司财务管理目标的关系。
根据概念上分析，eva的主要特征表现在：一是在计量上完整覆盖了包括资本成本在内的各项成本要素，这是它与传统的利润、资产收益率、现金流等评价指标的本质区别，从根本上体现了股东利益，诠释了企业创造财富的真正内涵。二是剔除了公认会计准则功能性的，偏离股东利益因素的影响，从内部管理角度，对财产收支和资本项目进行合理调整，设计出符合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绩效评价和激励机制。三是为企业经营管理确立了长远、清晰、唯一的目标，而且是反映绝对数额越大越好的指标。尽管eva本身是期间的流量指标，但长期滚动的eva则反映了企业长期价值的增长，企业价值的增长=市场增加值(mva)在数量上等于企业未来年度eva的折现值的总和，eva和mva具有本质的一致性，和对企业市场表现同样的解释力。要实现价值最大化，每年产生的经济增加值就要更多，或者说经济增加值的变化会带来企业价值的变化，实际上，这两个指标一个是存量，一个是增量。
3.1发挥eva的资源配置机制。
eva约束观念的建立本身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和进步。现在国内很多保险公司，还没有把eva的理论应用到实际中去，在承保的时候随意降低费率，抬高手续费，赔付时放宽标准，以赔促保，其最后的结果就是严重影响公司的长期价值创造。
如果不控制成本和风险，市场再大也不会创造价值甚至会毁灭价值。经济资本的约束是不是影响了市场份额，如果错误地理解了这个机制，就有可能影响市场份额，因为本来能够盈利的业务通过错误算帐误导了经营决策。事实上，保险最重要的市场是价值市场，只有那些能够创造价值的市场才是应该努力争取的市场，并不是简单的保费规模。经济资本总量的要求，使得经济资本与账面资本保持一致，其次，也体现了不同的风险，这就必然会造成有的业务系数高，有的业务系数低。实际经营中应努力使得相关资产组合的风险系数最低，而不要简单的追求单一产品的风险系数最低。因为开展的业务是相互联系的，片面开展单一品种肯定不能达到公司价值最大化。
3.2运用eva衡量各个业务单元的真实业绩。
将eva指标分配到各业务单元，以指标完成情况作为投入多少的依据。这样将企业资金真正投入到创造“创值”的机构和业务，并以此控制投入规模，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并同时注重到规模扩大与提高效益的结合。以一定的eva指标要求分支机构，如不能达到，则不能开设该新机构。同时，对于长期经营不善的机构，可予以撤、并。为确保新设机构质量，可制定人均eva指标，要求定期报告。对于业务单元，致力于结构调整，大力发展有效益的、边际利润率高的创值业务，坚决退出无利润区，将价值创造建立在每一张保单上；将扶持优秀业务和淘汰劣质业务结合起来，大力推出有效益的险种。业务结构调整的同时，公司要加快新产品的研制步伐，积极开发内含价值高的新产品，以代替那些内含价值较低、效益较差的产品，逐渐形成一方面有着人性化设计、符合客户需求，另一方面又有较高的边际效益、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的产品体系。
3.3选择合理的eva分析考核方法。
和间接驱动因素。前者指与eva指标存在直接数量关系的因素，后者指间接影响eva的因素。eva驱动因素还可以分为财产驱动因素和非财产驱动因素前者由各类会计数据组合而成，后者构成中不包含会计数据。一般而言，直接驱动因素大部分都属财产驱动因素。
3.4建立基于eva的薪酬激励计划。
基于eva的薪酬激励计划是将红利支付与红利报酬分割开，在红利银行制度下，将以eva为基础的管理者红利计入其红利银行帐户中，该账户在该期间的期初余额包括以前期间的红利报酬超过以前期间红利支付的余额。本期支付的红利则基于更新后的红利账户余额。具体运用时再以一个不变的比例支付红利奖金，如红利账户余额的三分之一。如果公司经营业绩始终良好，红利银行的余额会越来越多；如果红利账户的余额为负，则当期没有奖金支付，同时借记该账户；而如果管理人员离开公司，就会失去这笔奖金，本期的余额将被转存到下一期。这一制度下既允许了公司基于单一区间的高额报告业绩，奖励给管理者高额红利，同时奖金不封顶。但是如果以后的事实表明业绩的虚假的，更多的红利奖励将在被支付之前被终止。红利银行制度通过基于后续期间的报告业绩来修正红利支付，削减了管理者从事短期行为的动机，同时它也给具有高业绩的诚实的管理者提供了极大的奖励。管理者知道，增进自己利益的惟一方式就是为股东创造更多的财富。
陈超.公司财产管理案例[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xx.
管理评价体系的优势与不足[j].经济与管理，20xx，(19)：50。
体育保险论文篇二
随着医疗体制改革，国家对医保事业的重视，医疗费用是最受关注的问题。改革医疗体制，要求医保数据能全国互认，实现全国都能参保享受待遇。但目前本市医保系统并不能与其他地区的系统做有效衔接。
1打破局限性与各领域密切配合。
基本医疗保险信息系统不应局限于在政府医保办应用，把这些数据和信息纳入智慧城市的建设中，渗透到各参保企业、定点医院，甚至医药、教育等相关的行业，地域范围更广，实现对信息的共享，综合运用。
2改善医疗信息系统的结构。
医保信息系统建设必须专业化，使其具有集成性。系统的结构不够完善，兼容性不够好，系统应变性能差，数据之间交换困难，都是导致医疗信息不能有效对接的原因。因此，必须原系统的基础上进行研究，改善医疗信息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利用专有工具攻破技术上存在的难题，进而将医保信息合理的利用。
3按照标准化接口扩大医疗信息系统的应用范围。
医疗保险信息系统的开发建设应遵循国际、国内权威性强的标准流程。iso20001、cmmi、ital等标准，都有国际上公认的最佳实践。各地各行的信息系统与医保信息系统对接都采用国家统一的标准手册与准则。使得信息更加规范，处理的数据更加准确。在全国各地医保政策逐渐统一规范的大前提下，管理信息系统相应的建立对外报送数据、共享数据的接口。使医保信息系统可以将各项基础数据进行整合，结合利用当前大数据分析技术、云计算技术，更多的进行数据挖掘，并最终实现更大范围的共享。
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数据挖掘分析技术的突飞猛进，也被渗入到了基本医疗保险信息系统领域。医疗保险信息系统的应用，极大的方便了政府医保办对参保企业、定点医院的管理，保障参保人员的权益及医保基金的安全使用。北京市的基本医疗保险信息系统正处于发展当中，需要不断的完善。我们必须不断探索、运用新技术，使其有更大的发展。
体育保险论文篇三
本人认为应当允许财产保险中受益人制度的存在，理由如下:。
(一)从现实生活中受益人的现状而言。
从我国《保险法》对受益人的定义来看并不能得出财产保险中不能有受益人的存在的结论，法律没有明确指出在财产保险中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可以指定受益人，其原因可能是长期以来立法者只注重从现实生活中最为常见的财产损失保险和责任保险来观察。在这两种保险事故发生时，通常直接造成被保险人财产损失或承担向不特定第三者赔偿的责任。此时，由被保险人直接行使保险金请求权没有什么不妥。
随着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出现了许多新型的保险业务，如保证保险业务。当事人往往会指定银行为受益人，此时金融机构(银行)与保险公司会达成如下协议:即当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公司向金融机构(银行)给付保险金之后，金融机构(银行)将会把借款合同项下的债权转让给保险公司。
在此我们应当知道当事人订立保证保险合同，其目的在于使债权人即银行在借款人甲没按约履行义务时，从而实现贷款收回的目的，而不在于恢复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当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公司将保险金直接给付给债权人(银行)而非被保险人，这是实现当事人订立保证保险合同之目的最方便且有效的方法。相反，如果不允许指定受益人的话，此时财产保险中只能由被保险人即借款人行使保险金请求权。借款人是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到银行借款，在得到保险金后，可能处于道德缺失或其他现实问题并不将保险金偿还银行。此时，保险公司虽然履行了保证保险责任给付了保险金，但是银行订立保证保险的目的并未实现，这样也就失去了订立保证保险合同的作用。
(二)从受益人的保险金请求权的性质而言。
保险金的请求权是一种财产权，是在保险标的受到损害时，请求保险公司给付保险金的权利，这笔保险金无论是补偿性的还是给付性的，他都是一项财产权，可以转让和继承。［3］并且《保险法》遵循损失补偿原则，该原则的目的在于使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能够从保险人处获得保险金，从而尽快恢复生产和生活。保险金是在保险事故发生事故之后，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从保险公司领取。保险金的领取如同继承法上的继承人继承被继承人的财产一样，只有在特定情况下即:发生保险事故或被继承人死亡时，才会产生保险金的领取或财产的继承。因此可以说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对保险金的领取如同继续人继续被继续人的财产一样，是一种期待利益而非既得利益，允许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之前按自己真实意思指定受益人，将更符合意思自治原则，也更符合实际需要。
(三)从保险法的最大诚信原则而言。
《保险法》遵循最大诚信原则，该原则的根源是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保险合同的双方当事人都必须遵循，否则会引发一系列的道德风险。在人身保险中对受益人的指定，受益人受领保险金的条件都规定了严格的条件，当达到一定条件发生道德风险时都可能使得受益人的受益权丧失或被剥夺。在财产保险中被保险人对保险金的.受领同人身保险中受益人对保险金的受领一样同属期待权，属于私权，保险公司对受益人的给付其实也是对被保险人的给付。
前面我们提到过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持否定态度的人主要是从以下两个主要方面来考虑的:一方面他们认为按照现行有效的《保险法》明确规定，指出人身保险中才有受益人的存在。另一方面是他们认为，在人身保险中当被保险人死亡时，必须有受益人的存在，以便解决保险金的受领问题，这也是江朝国先生的受益人产生的原始动因。
受益人在财产保险中存在与否，能否存在它只是一个制度层面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财产保险中受益人是活生生的存在的。并且在人身保险中允许受益人的存在，这为财产保险中受益人的存在提供了现实可能性。我们可以吸收人身保险中对受益人的指定以及保险事故发生后受益人与被保险人死亡时间不同引发的保险金受领问题的法律规定，这样更符合现实需要，同时也可以防止道德风险的发生。
体育保险论文篇四
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所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是保险合同有效的必要条件。保险利益制度是保险制度的核心内容，对维持保险秩序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首先阐述了财产保险合同中保险利益的立法意义以及保险利益的产生方式，同时对财产保险合同中保险利益原则的适用问题进行了说明，最后提出了适用于财产合同中保险利益的完善策略。
财产保险合同；保险利益；问题；完善策略。
(一)投保人应当具有保险利益的法律规定，有助于防止投保人以他人财产进行投保的行为。确定保险利益原则，就限定了投保人仅可以自己的财产及其利益进行投保，有效地保护了社会经济生活秩序。
(二)对保险利益存在的要求，有利于防范道德危险的'诱发。虽然保险法规定，以欺诈方式骗取保险赔偿的，保险人可以拒赔。正是保险利益的存在，确定了保险人给付的范围，使得投保人实施的这种自害行为所能获取的赔偿与其所丧失的利益相等，从而有效地遏制了这种行为。
(三)对保险利益存在的要求，有助于限制保险责任范围。通过确定保险利益的范围，可以确定保险金额，这样当保险事故发生后，即可以有利于避免因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不及时救助而导致的损失扩大，又可以做到保险赔偿有依据，使保险合同真正发挥其保障作用。
(一)财产保险合同中保险利益界定在财产保险合同中，保险利益界定不明确，当前保险法没有具体阐述财产保险中的保险利益定义。通常情况下，财产合同保险中保险利益判断标准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来阐述：第一，从形式上来讲，保险利益主要体现的是利害关系；第二，从经济学角度出发，保险利益表现的是一种经济利益；第三，从法律角度来看，保险利益属于合法利益。
(二)财产保险合同中保险利益转移在财产保险法中，若投保人对保险标的没有保险利益，那么保险合同将会失效。因此，在签订保险合同时，投保人以及被保险人必须要确保保险利益，当发生保险事故时，有助于依据保险利益原则得到相应的赔偿。但在实际司法实践过程，即使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没有订立相关的保险合同，保险利益不明确，但当保险事故发生时，双方却享有保险利益。按照相关的保险利益原则规定，财产保险利益能够进行转让，但是对转让时间却没有相应的标准规范，因此导致发生纠纷的概率高。
(一)重新界定财产保险利益定义首先要界定保险利益的性质，明确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与财产保险的保险利益，从而具体分析被保险人或者投保者对保险标的所具有的法律利益关系。对于保险利益范围而言，在确定的过程中，主要的依据有四个：一是标的物，二是被保险人，三是赔偿项目，四是投保人。在保险合同上，投保人以及被保险人首先要确认投保财产保险利益，说明保险利益的合法性。其次，要掌握保险利益种类以及范围，主要体现在七个方面：第一，财产法律享有者；第二，保管者所保管财产；第三，占有者所占财产；第四，股东财产；第五，合同产生利益；第六，经营者对经营事业所期待的利益；七是财产保险标的其他相关利益。
(二)完善保险人的保险利益告知义务规定在保险法中，保险利益原则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保险合订立过程中，对于保险人的保险利益而言，首先要规定告知义务。当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人基于履行告知义务的基础上可以承担赔偿责任。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保险人的保险利益。
(三)强化财产保险利益转移规定首先，要明确保险转让定义。在我国保险法中规定，只有在完成物权占有转移下才能进行标的物转让。在具体标的物转移过程中，要以实体利益为核心标准，明确转让定义。其次，保险利益转移手续繁复，随着保险标的的转移，保险利益也会发生转移，为了确保保险人利益，要及时告知保险人保险利益转移状况。再者，要掌握保险标的转让时间。标的物在转移前，标的物所有人承担风险。而标的物发生转移时，风险也将会发生转移，买受人承担风险，因此要明确保险标的转让时间。
保险利益制度是保险制度的核心内容，对于维持保险秩序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现行的财产合同中的保险利益制度，或多或少会有写不足之处，需要在今后的实践和摸索中逐步完善以更好地保证投保人和保险人的正当利益。
[1]任以顺,陈夏.论新《保险法》对保险利益范围的界定[j].金融与经济.20xx(09).
[2]邵祥东.论我国保险法中保险利益规则的完善[j].咸宁学院学报.20xx(08).
[3]张晓一.新《保险法》中关于保险标的转让问题的研讨[j].中国保险.20xx(07).
体育保险论文篇五
管理风险，也可称为行为风险。这是由于经营管理不善，或法人及个别员工的故意和非故意行为所至，如承保理赔的盲目性和随意性，资金运用的无序性，员工素质的差异性等。这些错误承保、理赔、资金的乱投乱贷，“三产”的随意开办与投入，给公司带来的巨大风险不容视。
当务之急是按照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的要求，夯实风降管理与控制的基础，充分发挥产险公司在人员、技术上的管理优势。为此，必须选准控制点，采取经常性的防范措施，坚持有约束力的规章制度，加强风险的防范与控制，并着重抓好以下几方面的实质性工作：
1.增强全员风险管理意识。由于我国保险业恢复时间较短，队伍素质参差不齐，对财产保险业经营的风险与管理认识也不尽一致。有些干部员工认为：保险公司就是经营风险的，还讲什么风险控制与防范，确实多此一举。也有的认为：风险防范是政府及有关部门的事，保险财产遭到损失，保险公司赔款，理所当然。这些不正确的认识反映了保险干部和员工在风险意识上的差异。因此，加强对干部员工的风险意识、防范手段的培养，求得认识上的统一，达到主动控制、共同防范、共同治理灾害的目的，对促进产险公司的更快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2.全面提高承保、理赔质量。继续强化理赔等各环节的责任控制和管理监督，是风险防范的重要环节。必须严格执行关于承保、理赔权限的规定，认真履行财产保险的实务手续，析杜绝不顾及风险程度，不验标的的盲目承保，要坚持风险评估，特别是要搞好高风险的评估，切实做到承保想防范。在理赔环节上要按规定严格把好理赔关，该赔的不能惜赔，不该赔的不能滥赔，真正做到合理赔付。对上级规定的核保核赔制度，要采取实际措施，加以落实，不能搞形式主义，必须搞好各环节的配合与协调，为风险控制与管理奠定坚实的基础。
3.加强对财务、资金、非保险实体的管理在财务管理方面，要继续改革和完善各项财务管理办法，切实发挥财务监督和管理的作用。严格财务管理制度和办事程序，以防大案要案的发生。在资金管理方面，要坚决贯彻执行资金运用和资金管理的规定，及时保证上划资金到位，不得变相搞投资贷款，不得以任何借口搞各种形式的担保。在非保险经济实体的管理方面，要继续进行清理整顿，不许以任何理由向非保险经济实体投入保险资金，对长期亏损的经济实体要坚决撤销。控制内部的自身风险，免除经营管理中的后患将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任务。
4.建立健全风险管理机构与制度。提高全员的风险管理意识是必要的，但没有专门机构和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也是不行的'。向防灾要效益是产险公司在多年经营中一直遵循的基本原则。然而，真正把防灾防损工作重视起来，摆正位置，设立机构，健全制度，与市场的发展和适应形势的需要还有相当的距离。因此，要搞好风险管理，一要在省和地市级公司设立专门管理监督机构，在县级公司设置专门岗位，做到层层有专人抓、专人管；二要形成保险公司、社会有关部门和保户“三位一体”的联防体系，走出保险防灾社会化的新路子，运用隐患跟踪、事故分析、信息反馈、防灾宣传、实践宣传等科学管理手段，把被动的赔付变为主动的防范，切实把风险管理工作落在实处。
5.强化内部监督制约机制的作用。要强化纪检、监察、稽核审计工作，加大内控和案件查处的力度。要发挥稽核审计部门在业务、财务方面的审计力度，把好第一关，防范违规违纪案件的发生；要加大纪检、监察部门的查处力度，对违纪违法等各种案件要及时查处，以遏制大案要案的再发生。同时，还必须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注重研究和把握新形势下发案的特点和规律，切实加强“三防一保”工作，采取积极措施，确保产险公司的财产和资金安全，防范和控制产险公司内部和外部的风险，以保证产险公司稳健经营。
体育保险论文篇六
医保定点医院、医疗保险中心与分中心是医疗保险管理体系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医疗制度不断改革的背景下，不断完善了医保定点医院医保政策。必须要强化医疗保险管理工作，积极地贯彻落实医保的制度，才能够为参保人员提供所需的服务。因为医院与医疗保险机构所追求的根本利益是相同的，所以，为了更好地促进双方的发展，就应该形成共赢的局面，并保证合作关系的长期性。因此，就需要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来开展医疗保险管理工作，不断创新管理的模式，这样不仅能够规范医疗保险工作，同时，还能够更好地落实医疗保险制度。
对医疗保险管理予以强化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提升医保管理工作的效率，节省医疗费用。在医保管理工作中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不仅能够构建费用控制的系统，而且还可以对统计数据进行详细地分析，对评价指标进行对比，进而真实地反映出医疗服务的水平，有效地控制医疗费用[1]。由此可见，需要充分考虑到医院实际的情况，科学合理地采用管理方式，加大监督与控制的力度，对于医疗费用进行严格地控制。而在管理工作开展的过程当中，若某科室医疗费用出现超标的情况，需要进行提醒，并且严格按照医疗保险管理制度的规定，对医疗保险的指标进行详细地分析，对超标的科室予以处罚。在每年的年末，需要向领导汇报医院各项指标的实际落实情况，将其作为具体的根据，进而更好地制定出下一年的工作规划，拟定出医保指标协议，并且同科室负责人一起完成签订的工作。而在管理中，信息化技术是十分重要的，所以，要想更好地开展医保管理工作，就一定要加强信息化管理手段的使用。
医院是盈利性机构，所以，要想获取理想的经济效益，必须要不断强化监控的力度，对于保险费用进行严格地核实。部分医院所使用的是刷卡结算的方式，所以，监控的力度不大[2]。而在医疗保险管理中，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管理问题经常出现。通过信息化手段的运用，能够充分利用计算机来对违规操作进行监控，这样一来，不仅能够对医生工作的态度进行监督，同时还能够避免违规操作出现的几率，使得医疗保险的管理效果不断提升。
通过使用信息化技术开展医疗保险管理工作，能够更好地细化管理工作，保证工作的具体性。其中，医保管理部门需要对医疗保险操作的流程进行深入地了解，并且针对医院的医保管理情况有效地提出具体的优化措施。如果医院已经具备医疗保险管理系统，但是，只是对各个科室的药品占据比重和次均费用进行了相应的分析，并且具体至各科室。然而，实际的管理方式却相对粗犷，仍然难以发挥管理系统的重要作用，而是根据医院指标来开展医保的调控工作，导致指标的细化程度不够[3]。所以，应该创建出三级管理体系，并且使用细化管理模式，积极地树立全新的管理理念，对医保指标进行细化，严格考核量化指标，并利用分级对比的方式，对各个指标进行反复地对比，如果存在异常的情况，则需要及时提醒，降低管理问题出现的几率。
患者在医院治疗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强化监控工作的力度，对于医生用药以及治疗合理性进行全面地监督，防止拒付现象的发生。而在医疗保险管理的过程中，需要利用计算机系统，对单病种的执行情况进行有效地监控，确保医生对单病种政策的了解，进而选择出最佳的结算方法，避免因为结算不合理出现患者拒付现象的发生[4]。另外，医保部门需要对单病种政策予以相应的了解，并且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来制作出电子模块，纳入到电子病历的'内容当中，使医生能够对政策内容与结算的方式进行充分地了解，避免拒付情况的出现。在每年年末，还应该统计医院最常用的药品，如果有药品同比增长超出了50%，那么就应该予以重点地审核，使医院用药更加合理。
第一，充分考虑医疗保险政策，并使用信息化技术合理地制定出开药限制，积极贯彻并落实，明文禁止同规定内容不吻合的行为出现[5]。同时，还应该向医保管理部门真实地反映出患者诊治的状况，并且对患者治疗处方进行实时地监控，在对评价治疗合理性进行审核的过程中，使得医保基金更加安全。第二，积极创建信息化的病例管理体系，对患者医疗信息内容进行审核。第三，利用his系统，并在信息化管理方式的帮助下，对影像报告进行严格地审核，保质保量地完成检验查询的工作，并对审核流程予以优化，确保审核工作效率的有效提升。在完成审核工作之后，还应该按照审核结果来开展二次加工，将市医保的审核重点当作重要依据，合理地制定出全新审核标准。与此同时，还需要增强诊疗监管的力度，找出病例当中存在的不合理情况，并如实汇报给医生，保证医疗处方更加合理，并使得医保服务的质量得到提升。
要想更好地发挥信息化技术在医保管理工作当中的重要作用，使得信息利用效率不断提高，就应该构建资源共享平台，使信息更加准确与完整，有效地改进并完善信息化的管理体制，提高数据保存工作的质量[6]。另外，还应该积极地开发管理软件，保证信息化的管理系统实用性不断增强，与此同时，还应该随着医保业务的发展对管理系统进行实时升级，进而更好地提高医保管理工作的效率。
综上所述，要想积极地提升医疗保险管理工作效率，就一定要充分利用信息化方法，对管理模式予以完善，构建出信息化的管理系统，使得管理制度更加合理。与此同时，还应该不断加大监督管理的力度，保证管理要求的经济贯彻和落实，更好地提升医保管理的质量与水平。文章对信息化技术在医保管理工作中的具体应用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具体的完善措施，旨在更好地推动医院医保管理工作的开展。
[2]廖威,刘宗明.信息化手段在医疗保险管理中的作用[j].中国医药,20xx,07(6):773.
[6]杨爱荣,史丽波,赵红梅,等.探寻完善医疗保险管理信息化建设的有效途径[j].中国管理信息化,20xx(13):72.
体育保险论文篇七
1财产保险合同能否存在受益人根据目前我国保险法规定只有在人身保险合同有明确规定了受益人，而有关财产保险中的受益人并没有明确条文规定。笔者认为，财产保险与人身保险的受益人在法律实务中具有不同的含义。人身保险中的受益人主要是根据投保代替被保险人领取保险金，财产保险合同的受益人是根据其合同约定顺位提领保险金。
人身保险中设定了受益人是为了被保险人出现人身事故后，避免无谓的亲属之争等，可以明确受益人并使其能及时领取保险金。可以说人身保险中考虑到应对可能出现投保人死亡的情形下约定第三人的领取保险金的受益权。然而中国目前保险法未有条文明确财产合同受益人条款但随着保险业在经济发展活动扮演角色逐渐重要。受益人的运用也被引用到财产保险中，更是在财产保险中出现了受益人条款。特别是在实务中房贷险、车贷险等多种保险合同中保险受益人多有出现。为了解决这个法律和实务中的矛盾，学者们对财产保险合同中是否可以存在受益人主要持肯定和否定两种态度。肯定说认为保险合同同样应适用私法的意思自治原则，被保险人能够指定他人为受益人。
国内否定说的持有者居多，认为财产保险的目的在于填平损失，指定受益人在保险事故中并没有直接的损失，因而只有被保险人才是唯一的受益人。笔者认为，受益人在财产保险合同中是可以存在的。受益人通过被保险人的指定的同意，表明其对于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即财产保险受益人的范围局限在与保险标的有利害关系。这样不仅尊重了投保人、被保险人的意思自治的权利，同时又能够实现保险法损失补偿的目的，因此受益人的设置在此应被视为有效。
保险合同的第一受益人，是随着社会经济市场发展需求下广泛出现在保险合同中，用以保障第三人利益。本文从财产保险合同能否存在受益人入手，对财产保险合同中受益人的效力和受益人条款效力进行分析，以期对以后研究者提供一些帮助。摘要有关设立财产保险合同的第一受益人的法律地位大致存在两种说法：“债权转移说”与“第三人利益合同说”。
2.1“债权转移说”
“债权转移说”是指财产保险合同的受益人作为财产保险合同的第三人，基于被保险人将其保险金的请求权转移于第三人，而享有保险金请求权。如果根据“债权转移说”意思，是投保人将其保险金获取的请求权转让第三人，自己就丧失了保险金提领请求权。这样的话如果投保人在某些情况下发生财产事故时没能通知第三人，容易造成在第三人不及时或不知情等情况下，无法实现保险目的'。
2.2“第三人利益合同说”
“第三人利益合同说”是指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是为第三人的利益而在签订财产保险合同时指定第三人为受益人，该第三人可到保险人领取保险。笔者认为，此说法相对合理，但仍然有不足之处。对“第三人利益合同说”存在分歧是第三人是否享有直接向保险人行使保险金的请求权有不同的观点，形成狭义的第三人利益合同与广义的第三人利益合同。广义的第三人利益合同认为投保人与保险人订立财产保险合同，约定了第三人的受益权，但对第三人是否可以直接对保险人行使保险金请求权并未明确。广义第三人合同大多会变成要经投保指令保险人给付非真正的第三人利益合同。狭义的第三人利益合同为真正的第三人利益合同，在投保人与保险人签订合同中明确规定了第三人可以直接、独立地向保险人行使保险金请求权。但这样就破坏了合同的相对原则。所以财产合同中第一受益人应是广义还是狭义的第三人对保险金受益权行使就存在较大差异。笔者认为，由于实务中财产保险约定受益人的理由比较复杂，不同类型的财产保险合同中的受益人应分别考虑。对于最常见的普通的财产保险，设置受益人的目的在于当标的物有毁损、灭失时，可以借用保险赔偿金清偿债务，保证受益人的债权不会因此受损。对于此类受益人条款，法院应尊重当事人设定受益人的真实意思加以确定，将之视为附期限的部分债权让与。即发生有可能损毁受益人债权的情况时，被保险人对保险人的保险给付请求权以标的物发生毁损、灭损时债务人对受益人所负债务金额为限发生转移。明确在财产保险受益人的地位，有利于此类纠纷的解决。
由于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各地裁判类似的案件还存在不同认识。本文就几种常见的财产保险合同中受益人条款的效力简要分析。一是在房贷险中的受益人条款，现实生活中，此类条款的购房者可能迫于银行的指示而将银行设为第一受益人。购房者只有义务没有权利，而银行则可以获得保障。此类条款中的受益人应为购房者自愿设立时才应认定为有效，对于可能受银行的限制而被迫将银行设为受益人，侵害了投保人的自主选择权的，应当予以否认这类条款的效力。二是机动车责任险种的受益人条款，由于实践中的挂靠等现象的存在，实际车主和登记车主可能存在不是同一人的情形，而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实际车主最终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因此常指定实际车主为受益人。
但保险公司却以无财产保险受益人为理由，在理赔的环节拒绝进行赔偿。笔者认为应承认此条款的效力，达到投保的目的，也符合当事人订立保险时的意愿。财产保险合同中的受益人条款源于当事人的约定是保险合同的一般性条款，因此只要不违反保险法的强制性规定，在一定范围内的受益人应允许其存在。受益人条款的有效与否不仅要考虑设立的受益人是否符合保险法基本原理，同时也要遵守合同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符合诚实信用、公平正义的民法原则。
体育保险论文篇八
：在不断推动我国社会保险制度改革进程中，社保经办管理工作愈发受到重视，从而为经办管理服务能力的提高乃至经办管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加强提供了更加清晰的方向，并且也需要我们不断对社保经办管理体系的建设进行强化，从而加快经办管理能力的提高。
在我国社保体系逐步完善下，参保人员逐渐增加，由于工作愈发繁重，逐步增加的参保人员和相应的服务量令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在管理与建设方面愈发艰难，从而束缚了社会保险行业的发展。
在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发展当中，社会保险管理服务行业也经受了历史性的改变，窗口服务身为社会保险工作的先锋工作，获得了显著的进步，社保经办服务人员通过对所有社会保险制度以及政策的贯彻实施，却并未令广大群众的所需得到满足。将提高社会保险经办管理为核心，源于提高社保经办管理能力的影响因素，探讨提高社保经办管理服务能力的相应方法。
（一）提高窗口管理能力。
窗口服务工作在价值体系方面尤为显著，其中新思想则为不断追寻进步，具有公平、合理的价值标准，需要经办人员具备良好的专业能力，周到的服务，正确的价值观，正确的行为准则。在发展当中，需要通过文化作为根基，保险行业也应如此，应当将保险文化当作灵魂所在。保险经办人员通过长时间的管理实践，逐步建立了“外树形，内树魂”的文化，从而提高人们的责任意识、学习意识以及服务意识，并且也成为经办人员坚定不移的目标及标准。
（二）有效推动经办资源的整合。
社保经办资源的整合，则为目前企业在各种险种限定时，不同险种相融合的结果，从而逐步组成了机构，再通过这一机构对业务进行统一办理及管理，这也成为完善我国在社保经办管理方面的重要工作，并且在提高社保经办管理能力方面也极为关键。长期以来，我国社保经办机构分成了各类险种，机构尤为繁琐，具有职能重复的现象。企业为员工办理的保险通过分别设定险种、多头进行管理的方式，会令经办资源较为分散，令信息无法被实时共享，从而令行政成本提高。不论是经办效率还是经办能力均较低，造成较多怨言，为社保经办机构在管理能力的提升方面带来恶劣的影响。经办资源整合完成之后，依照精简、统一乃至高效的方针进行经办管理，从而显著提高了经办管理在服务方面的能力，为参保人员给予更为快捷的服务。
（三）注重干部团队建设。
在当前社会保险行业高速发展阶段，特别全面推行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后，经办机构在业务的数量上急剧增长，可是由于社保工作人员严重欠缺，导致了人员不足的现象。由于经办机构业务量的提升，令经办人员在工作方面的压力逐渐增加，即便时常加班也较难按时完成工作。经办机构人员在数量方面无法随着业务量进行增长，从而会影响到工作的顺利进行，也会影响到参保人员的信心。所以，在业务量大增的情况下，必须加大工作人员的数量，才可以令工作保质保量。并且，提升干部团队总体素质则在于强化培训，完善干部审核、奖惩制度，以此令干部的综合素质乃至专业能力有所提升，并且不断运用素质审核以及业务审核等方式，加快干部团队的综合素质，令其成为具备高素质、高能力、高涵养的干部团队。
（四）持续加强标准化建设。
（五）持续完善信息管理体系。
我国在社保事业高速发展时，社保覆盖面持续扩大，并且基金数额也在持续攀升，这一状况下，令社保经办机构中人少事多的现象愈发明显，一旦想要解决人员不足及提高经办效率等问题，则需要增加人员数量，增加在编名额，提高人员素养。通过运用高科技而提高人员在办事方面的能力。由于我国社保信息系统并未真正实现统一，令信息系统联网也无法实现，从而令参保人员在异地进行就医、结算、社保关系专业等问题形成阻碍，所以参保人员具有较大的不满，需要强化信息系统的建设，持续加快经办管理服务的信息化。对于所有省市范畴中经办管理信息系统的统一，加快社保数据能够实现数据统一、联网数据全覆盖等问题，完成资源信息的即时共享。面向全国范畴创建社保管理信息体系，搭建源于社保经办管理服务的网络平台，从而完成跨区域社保关系的对接、异地待遇等方面的运用，如此则能够令信息资源达成全国范畴的共享，参保人员更加适宜流动。设置社保一卡通，有效运用信息网络技术，提高经办效率，在我国所有范畴都可以通过社保一卡通，管理参保人员的位置和时间。
（六）强化人员服务理念。
社保经办机构服务大多需要面对失业、老人、病患等人员，这些人员的社会保险经办中的弱势群体，应当给予重视，以便令工作状态有所提升，持续更新工作与服务氛围。对于工作人员，需要持续完善工作的方法以及服务设备，从而令广大参保人员能够随时通过温馨舒适的环境进行参保。并且，不断更新服务理念。创建服务则为职责的理念，逐渐将我是第一责任人的理念进行演变，令其变成职业习惯与职业精神，把参保人员的满意程度当成工作的职责所在，以服务参保人员作为出发点，为参保人员给予良好的措施。
社会保险文化建设指的是我国在发展社会主义的前提下，不但能够令在职人员拥有更加丰富的文化生活，还可以显著加大社会团队的凝聚力。显著加快社保文化的建设，将社会工作的特点展现出来，不断开发社会文化的潜能。透过相关文化活动的实施，极为有利于强化思想道德理念的建设，能够显著提高干部团队在文化方面的素养以及精神方面的状态，通过以人为本、廉洁高效为方针，不断为社保事业的发展提供精神力量。并且，社保宣传工作不断提高，透过不断加强媒体对社保政策的宣传，令人们在更加关心社保、了解社保的环境中生活。
（一）形象标识需统一。
在已经实施垂直管理的社保经办机构中，市与县名称并不相同，较易令群众出现误会，目前，需要尽可能快速的将市、县的经办机构业务大厅进行统一，内部科室都使用相同的装修风格，市、县两级社保经办机构的工作人员的标牌编号需统一，且需要具备相同样式的工作服装或服装款式，办公用品比如档案盒、稿纸等用品均设计成统一的样式及规格。
（二）机构设定统一。
通过社保局的有效分析，为县、区逐一给予正确的机构科室设定规划，所有县、区都应当严格依照规定设定科室，不可任意更改，绝不可发生因人设岗的状况。
（三）业务流程统一。
在五险一金逐步变成四险一金的状态下，严格执行最好的`途径、最简便的程序、最快的时间以及最佳的服务作为目标，对所有险种、所有业务范畴、报送资料、办理程序等相应环节设定准则，在降低职权互溶时，做好查缺补漏，寻求在工作当中的不足之处。并且各类业务表格应当进行统一，切不可随意印制。
（四）管理制度统一。
身为建设的一个主要环节，需要融合本身的实际情况，参考外地经验，极力打造符合社保机构所需的管理制度，将机构内部的管理进行统一，提升经办能力，并需要各市、各区严格依照规定给予实施。
（五）服务标准统一。
通过标准化与量化的方式评估经办服务，参保人员办理业务需进行几个环节，办公业务最长能够等待多久，均需具备一个标准及承诺，如此才可以令经办服务更加富有效率，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并且需对工作人员的服务行为方面通过强硬的标准进行规范，真正提升经办服务的层次与品质。
总而言之，在我国的社保经办机构中，将完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管理制度，建设更为有利于民的服务体系作为主题。社会保险经办机构需随时将完善社会保险经办管理体制与提升社保经办管理服务能力当作首要职责，需极力提升社保经办管理服务的能力，为参保人员给予极为有利的服务。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建设属于全新的环节，也属于极为关键的工作，成为强化社会保险经办能力，提升经办水准的必备环节。需要通过不断深入学习、科学发展，有效运用社会保险经办制度的特点，掌控机遇，不断努力，真正将标准化建设的特点以及成效展现出来，通过积极的工作态度获取上级以及群众的认可，加快社会保险行业科学化的发展。
[1]覃双凌.制度全覆盖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经办管理服务能力的思考———仅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j].劳动保障世界(理论版),20xx(12).
[2]钱振伟,王翔,张艳.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经办服务体系研究：基于政府购买服务理论视角[j].农业经济问题,20xx(02).
[3]吴振亚.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经办管理服务问题研究———基于政府购买服务理论视角[j].劳动保障世界(理论版),20xx(07).
体育保险论文篇九
近年来，财产保险业的发展蒸蒸日上。以陕西省为例，20xx年省内24家财产保险公司原保费收入总计达到1，600，037.96万元，同比增长率为16.73%。但是，不能只看保费收入而评价公司，应该用经营绩效评价体系来判断公司经营水平。目前，财产保险公司经营绩效评价体系存在一些问题。具体如下：
（一）非财务指标较少。
有些财产保险公司仍然对非财务指标不重视，认为只需财务指标就可以得出经营绩效，这一理解是片面的。经营绩效是一个公司的整体能力体现。它既需要财务方面的能力体现，也需要非财务方面的反映。非财务方面可以用非财务指标说明。非财务指标包含很多方面，本文关注的是产品开发与组织管理能力和市场能力的指标。产品开发和组织管理都需要人才，人才是公司发展的动力和推手，人才的储备和培养对于财产保险公司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关系到公司未来的发展和命运。同时，人才也是公司产品开发与组织管理的中坚力量，所以公司人才储备方面的指标应受到重视。另一方面，市场能力是经营能力的核心，它很大程度上说明着公司目前的实力和影响着公司未来的发展。市场能力包含有市场开拓与市场保持及产品线长度等方面能力，它们应得到关注。
（二）反映业务质量指标较少。
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各个财产保险公司都急切地想扩大市场规模，赢得更多保费，使得市场份额进一步提升。有的保险公司将财务资源与保费规模相挂钩，导致小机构为了获取更多的费用资源，不断盲目地扩大保费规模，而忽视业务质量，致使赔付成本逐步攀升，公司盈利逐渐减少。如果长期下去，看似公司保费节节攀升，但忽略了赔付成本，实则是处于下降的。所以，应该重视反映业务质量的指标。
（三）与费用相联系的指标较少。
目前，各财产保险公司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费用高。纵观这些费用，有的费用是用在了业务发展上，例如日常展业费等。而有的费用却和业务的开展不相关，例如大量的激励费、耗材费等。这些费用没有直接用到创造价值的业务上，没有对公司的经营绩效的提升做贡献，不利于公司的经营和长期的发展。控制费用是目前财产保险公司都急需解决的事，因此与费用相联系的指标应受到重视。
构建财产保险公司经营绩效评价体系时，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它既是标杆，也是目标。本文在构建财产保险公司经营绩效评价体系时，指标较多。所以这些指标必须遵循一定的设计原则。这些原则能更好地促进经营绩效的评价。主要包含以下五项原则：
（一）科学性原则。
科学性原则是指在构建评价体系时，应该保证指标的选取过程是具有科学性的，是符合经营绩效相关理论的。首先，要大量阅读文献。需参考相关文献，以文献为基础；其次，要结合财产保险公司的.实际情况，考虑到财产保险公司的发展，做到有的放矢；最后，体系中所选取的指标，必须要既能很好地反映经营绩效，又符合科学性原则，而不能与经营绩效脱离了关系。
（二）关键性原则。
关键性原则要求选取的指标应该是评价体系中的关键性指标。即最能准确客观地体现财产保险公司的经营绩效。指标有很多，没有办法做到面面俱到，不能把每一个指标都选取，只能选择最能够代表财产保险公司经营绩效的指标。必须要在工作量和选取的指标具有代表性、客观性方面仔细权衡，使得选取的指标既能客观反映公司的经营绩效，又具有可操作性。
（三）兼顾财务和非财务指标原则。
以前，财产保险公司在评价经营绩效时，都只注重财务指标。财务指标可以反映出公司的财务经营情况，但却不能体现公司其他方面的情况。这样经营绩效评价就不客观。所以，需要增加非财务指标来反映经营绩效。非财务指标评价也涉及到公司很多方面要素。它一般体现的是公司的储备力量及长期能力，所以也应在财险公司经营绩效评价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只有把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相结合，才能更加全面、客观反映公司的经营绩效，为各方信息需求者提供准确的决策依据。
（四）层次性原则。
一个完整的财产保险公司经营绩效评价体系含有多个指标。这些指标不是平行的，它们归属于不同的层次。同时，它们对经营绩效的影响程度也有差异。所以，我们需要选择合适的方法进行权重分配，确定好权重后，可以先进行每一层次的评价，然后做出总评价。这样，结合各个方面对经营绩效的影响程度，使得评价的经营绩效更贴近公司实际情况，更加真实。
（五）可操作性原则。
设计财产保险公司经营绩效评价体系时，可能会有较多指标。这些指标有的可以通过计算来衡量，有的指标则不能进行衡量和相互比较。所以，应该选择有准确数据来源、可以通过计算进行评价、并且评价结果能够分析比较的指标。同时应使得各指标的计分方法和度量标准保持一致，可以进行对比，增加评价指标体系的可操作性。评价体系的构建最后要求用体系评价出结果，并且可以对结果进行分析对比。所以，可操作性的指标才可能被纳入经营绩效评价体系中。
本文在构建财产保险公司经营绩效评价体系时，选取指标的标准和依据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财务指标的评价。
财务指标的评价依然是经营绩效评价的重点，应继续加强财务方面的评价。财务指标的评价相对来说已非常成熟。本文选取了盈利能力、偿付能力、营运能力、发展能力四个财务方面的指标评价，力求通过以上四方面财务评价，更客观地反映出财险公司的财务能力。
（二）非财务指标的评价。
在对财险公司进行财务评价的同时，不能忽略对其非财务指标的评价。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经营绩效评价体系才是完整的、全面的。非财务指标一般反映的是公司的长期能力以及潜在能力。它是说明公司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本文构建的非财务指标评价主要是两方面：人才方面和市场方面。人才在公司间的竞争中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人才是公司不断前进的重要推动力量。市场方面指标评价可说明财险公司所占的市场份额和所处的市场地位等。在评价财产保险公司经营绩效时，不能只关注现阶段的指标评价，也应重视公司未来发展能力的指标评价。经营绩效评价反映的应是公司综合能力。所以，兼顾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的评价，既可以体现出财险公司目前的能力，又可以反映公司未来发展能力。这样，经营绩效的评价结果才会是更加真实、客观、全面的。
（三）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的可操作性。
一般而言，财务指标评价都是可量化的，计算出来的结果是可以进行比较的。但是，有的非财务指标则不能量化。它更多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这样得出的结果可能准确性较差，而且也不方便于对比。所以，应选择具有可靠数据来源、能通过计算得到量化的结果、结果可比较的指标。
保险业是一种特殊行业，它通过同时增加保费收入和控制赔付的风险来获得利润。另外，财产保险公司经营绩效评价体系目前存在非财务指标较少、反映业务质量指标较少、与费用相联系的指标较少等问题。同时，构建经营绩效评价体系时，必须遵循上文分析的五项设计原则和三项构建标准。本文在阅读并参考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基于现状、设计原则、构建标准的分析，构建了财产保险公司经营绩效评价体系。该体系共有三级指标。首先，一级指标是财产保险公司经营绩效评价；其次，有九个二级指标：盈利能力、偿付能力、营运能力、发展能力、产品开发能力、组织管理能力、市场保持能力、市场开拓能力、财产保险种类健全程度；最后，有十六个可以量化、比较、分析的三级指标。
完善的经营绩效评价体系可以引导公司改善经营情况，提高经营水平。为了增强财产保险公司的竞争力，应加强经营绩效评价体系的运用。并且公司内外部信息相关者都需要参考经营绩效评价结果。本文通过分析财产保险公司经营绩效评价体系现状、设计经营绩效评价体系的五项原则、构建经营绩效评价体系的三项标准，构建了财产保险公司经营绩效评价体系。该体系克服了以往较少关注非财务评价指标的缺陷，增加了人才方面和市场方面等非财务指标的评价。这样，使得评价体系更全面、准确地反映出财产保险公司的经营绩效水平。
体育保险论文篇十
:近些年来，人口老龄化问题不断地被反复提及，西方发达国家首当其冲的面临了老龄化所引发的一系列有关老年人长期护理方面的问题，但对于具有家庭养老传统的亚洲国家来说，带来的冲击和压力则更为显著。中国作为传统家庭养老的代表性国家，在面对老龄化引发的老年人护理方面的问题仍然没有一个完善且有效的解决办法，在这一方面，韩国率先建立起的系统且完善的护理保险制度对中国来说具有着较大的借鉴意义，也为中国的老年人护理制度带来了一些启示。
:人口老龄化;老年人护理制度;借鉴与启示。
韩国护理保险制度是在人口老龄化这个大环境下建立起来的，与中国相比，韩国的人口基数小，人口少子高龄化趋势发展较快，相对于中国而言，韩国几乎不存在什么人口红利一说，其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也较中国而言要快得多，这就使得韩国不得不迅速找到一条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老年人长期护理问题的道路。由于生活条件的改善、医疗条件的进步，人的寿命也在逐渐延长，同时带来的突出问题就是老年人的长期护理问题，对于以居家养老为主的亚洲国家、尤其是韩国来说，青壮年数量的下降与老年人数量的增多及寿命的延长，使老年人的长期护理愈来愈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同时，家庭结构的变化也使得家庭对老年人的护理功能越来越弱，原本以女性护理为主的传统的大家庭模式逐渐解体，核心家庭于单身家庭越来越多，妇女更多的是选择外出工作而不是选择留在家庭中扮演照顾老人和小孩的角色。单纯的依靠家庭养老已经无法解决老年人的长期护理问题，这种居家养老模式越来越需要社会的支持。最后，在韩国护理保险制度正式建立起来之前，传统的对老人的救助已经无法满足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的养老护理需求，关于老年人的长期护理也需要以一种制度化的形式确定下来，使其更加的社会化。
韩国的护理保险制度集中解决的问题是老年人的长期护理，因此整个制度的核心是针对该问题的《老年长期护理法》，该法的`主要内容是被保险人为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年龄在65周岁以下的、患有老年痴呆或者心脑血管疾病以及其他老年疾病的老年人，包括享受医疗救助的老年人，但其中不包括轻度老年病患者与残疾人。老年长期护理基金主要由政府的财政负担，享有护理的老年人承担部分费用。基本的标准是实行统一服务标准、统一服务费用、统一保险费标准，其实施程序为:首先，当被保险人需要长期护理保险时，应由其本人或其家属提出正式申请;第二，负责长期护理保险的组织或部门在接到申请之后，应对被保险人进行实际调查，经过严格的审定之后按照被保险人的病情级别确定为其提供的长期护理等级;第三，确定对被保险人提供何种护理之后，应由申请人或申请人家属与提供长期护理的机构共同协商制定护理计划，也可以直接接受机构提供的长期护理计划。
韩国护理保险制度之所以能够取得较大的成效，从其内容上看主要是因为其服务内容之丰富、服务范围之广泛能够基本上满足所有需要长期护理的老年人的需求。例如在服务种类与服务时间上面，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并且包括日常护理与特殊护理，因此也能够满足老年人多样的护理需求。韩国护理保险制度实施以来，主要取得的成效可以分为四点:第一，韩国护理保险制度以立法的形式将对老年人的护理确定下来，实现了老年人长期护理的制度化与规范化。第二，护理制度的确定，缓解了老龄化背景下家庭的负担，免去了家庭的后顾之忧，许多年轻人得以全心的投入到工作中去。第三，将护理保险统一，也有利于对整个护理保险市场的统一管理，避免医疗资源的浪费，是真正有需要的人得到照顾。第四，护理保险法中明确了政府、护理机构与个人三方的权利与义务，缓解了政府的财政在老年人护理方面的压力，同时也有助于或与老年人护理时长，增加就业。
4．1老年人长期护理的合理市场化。由于老年人对养老护理的要求越来越多样化，单一的由政府统一提供的养老保险已经无法满足所有老年人的养老需要。中国老年人长期护理制度的建设，不仅要重视国家、家庭以及社会上非营利组织的力量，还应将部门养老护理服务进行合理的市场化，对那些具有高层次高标准护理要求且能够负担得起护理成本的老年人提供更好更全面的长期护理。4．2加大力度发展社会服务。从老年人的长期护理制度发展来看，韩国在老年人服务机构与护理人员相对缺乏的情况下，能够根据地区差异采取不同的老年人护理方式，例如对缺乏养老服务机构的欠发达地区的老年人直接进行财物救助，而对较发达地区的相对富裕的老年人，则鼓励一些企业或社会组织以市场竞争的方式合理的开放老年人长期护理市场，确保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老年人的养老需求都能够得到满足。4．3发挥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功能，为护理制度提供充足资金。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说，老年人的养老与护理仍然主要以家庭和政府为主，老年人的经济来源通常是儿女或者是政府给予的补贴，因此，充分发挥社会保障的收入再分配作用，能够合理利用社会资源，充分发挥社保制度对养老保险以及老年人长期护理的支持作用。
体育保险论文篇十一
雇主责任险一直以来都是保险制度中最为基本的业务，而随着相关工伤保险的出台，并进行了一次修改之后，对雇主责任险造成不小的冲击，这样难免有不少人为雇主责任险的发展产生担忧。但在工伤保险第二次整改之后，雇主责任险又出现了新的转机，综合各商业保险市场发展来看，市场中有小规模的快速发展趋势。雇主责任险只有满足市场发展的需求，才能保证其健康有效的发展。
经过仔细的分析讨论，再结合市场的多方面的因素，新出台的《工伤保险条例》主要在两个方面影响着雇主责任险。
(一)有利的影响。
1．人民保险意识得到提高随着《工伤保险条例》的出台，在政府的相关实行措施下得到了有效的宣传、推广，在这种趋势下，相关的社会组织以及企业法人等各界社会群体都具备了良好的法律、责任意识，从而使得工伤保险全面普及。人们这种意识的提高不仅体现在雇主责任险方面，而且在民众的各类保险以及多种风投保险方面也有所增强，政府大力实行的措施可以说是在很大程度上为保险公司的保险工作做出宣传。
2．商业责任险保障需求得到提高国家保险法对于因工而亡的赔偿补助金从20xx年有所提高，提高到上一年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这种工伤保险待遇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责任保险市场，从而增加了对保障额度的需求。在最近几年中保险限额需求的不断提升，相关执法管理部门也随之提高了保险最低保障额度的标准，《工伤保险条例》的出台以及大力实施使得保险保障额度也有所提高。另一方面，根据《工伤保险条例》中的相关规定:用人单位没有投保工伤保险，在事故发生时工伤保险责任必须由用人单位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标准给予相应的赔偿。这种条例的明确规定，使得多数存在人员流动性较大或由于保险压力过大而没有投保的用人单位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赔偿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对商业责任险的保障产生需求。
(二)不利的影响。
1．雇主责任险的保险范围有所减小由于新的工伤保险法的出台，使得工伤保险的覆盖范围也有所增加，法规中的参保单位由原先的存在雇员的个体户和各行业公司企业逐步扩展到企事业单位、各种事务所、民营公司、社会组织等团体;再加上各个省份大力响应这一政策，积极颁布落实条例，使得民众对于雇主责任险的需求明显下降;最后由于工伤保险条例在社会保险法的基础上行使权力，这样更加得到法律的保障，而且社会保险法也加大了工伤保险的强制力度，在处罚条例方面使得处罚条例更加规范，这一力度的加大，使得那些想要逃脱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受到更为严重的处罚，而用人单位就会通过减少雇主责任保险方面的财务支出来节省企业的成本。在社会各界大力支持和工伤条例的强制约束下，对于工伤保险的参保力度有很大的提升，这势必会导致雇主责任保险的保险范围有所缩减。
2．雇主责任险的保障需求不再必要工伤保险条例在项目支出费用方面有所增加，以前用人单位需要支付工伤医疗赔偿金、就医医疗费、伙食补助以及医院看病的医药费等一系列费用，现在全部由工伤基金会提供，这一变动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单位纳税人的经济负担，这样也使得纳税人对于雇主责任险的保障不再需要。除此之外，工伤保险条例在工伤待遇方面也有所提高，对于伤残的赔偿补助根据伤残等级来给予不同程度的补助，这种待遇的提高，是得人们不再需要雇主责任险。
(一)硬性需求。
国家颁布的《工伤保险条例》中明确规定事故发生时，需要有人单位来担负起赔偿损失的责任。在事故赔偿过程中，工伤保险赔偿与用人单位赔偿出现差额的部分，要由用人单位承担责任，支付差额部分。事故发生时，虽然工伤保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减少用人单位的经济支出，但也不是全部的承担赔偿费用，还需要用人单位支付一定费用，对于赔偿中出现的差额的地方，用人单位需要全权支付。对于那些有个性化的需求的用户，需要特殊对待。大部分股份企业、国家企业以及外商企业都有较强的保险意识，需要从以下三点来完善雇主责任险。首先，对于工伤保险条例中用人单位的保险责任需要改变;其次，工伤保险条例中明确细化了各个方面的责任，但风险描述的范围却不是很完善，存在遗漏;最后，工伤保险条例中没有明确指出合同责任，但多数企业与雇员之间约定着更为明细的保险条例。这样一来就需要针对不同客户制定适合他们的方案。
(二)柔性需求。
工伤保险条例的出台，在各地的执行情况不尽相同。可以根据各地部门对于条例执行的不同情况，找出保险执行力度不强或由于多数单位压力大而放松执法保险的地区，当地执法部门可以深入了解，注重工伤保险的执行。再者，可以根据企业间各类需求的不同，以工伤保险为核心设计独特的商业方案，以此来满足大多数企业的需要。
体育保险论文篇十二
2009年欧洲理事大力促进成员国罕见病计划的制定。根据建议，每个成员国都应该尽快地在适当的水平内建立和实施罕见病计划或战略，目标是保证欧洲所有的罕见病患者都能平等地享有优质的诊断、治疗和康复服务。目前欧洲各国孤儿药的可获得性和居民可及性不尽相同。孤儿药指定、方案援助和上市批准这些程序集中由欧盟负责，但这些产品的定价和报销工作仍然由各成员国自己负责，罕见病治疗可及性方面主要取决于成员国医疗保险体系和相关疾病基金中的药品定价与报销系统。对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和荷兰4个典型国家的研究发现，孤儿药定价主要以价格管制为主；报销体系以社会医疗保险为主，主要基于预算决定是否报销，部分国家同时考虑成本效益指标，大多数药品全额报销；均存在孤儿药同情用药程序，部分国家拥有孤儿药标签外使用程序；孤儿药处方权主要由专科医生掌握，通过医院药房发放。
澳大利亚境内采取国家医疗保险模式，全体居民均享受全民健康保险，部分居民同时购买私人健康保险。其全民健康保险包括医疗服务保险项目，药品收益计划，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在提供全民健康保险项目上的责任合同和专项补助基金，并且在其国家医疗保险基础上配套建立了罕见病特殊药物计划，部分药物补偿比例高达95％－100％。澳大利亚的药品受益计划（pharmaceuticalbenefitsscheme，pbs）旨在为澳大利亚居民提供可负担的、有质量保证的处方药物。通过实施该计划，患者可以及时地获得其所需要的处方药物，并能够负担药品费用，政府对处方药物进行高达80％的费用补偿。对于药品受益计划未涵盖的药品，经澳大利亚卫生部和财政部联合制定的标准，可以将其纳入到救命药品项目（lifesavingdrugsprogram，lsdp）中，基本实现对处方药的全面覆盖。pbs采取的是共同支付机制，受益者在支付费用达到一年的共同支付限额后，每一份处方药政府补偿的比例为80％。对于老年人群、低收入人群等符合评审标准的患者补偿比例更高。救命药计划不设置共同支付机制，该计划主要针对高度专业化的药物进行保障，只有专门认定过的医院才能使用，以保障治疗药物的高品质。而患者必须符合一系列的医疗、非医疗的条件，才能获得该计划里面的药物支持。
加拿大的卫生保健计划（publicservicehealthcareplan，pshcp）是联邦政府的综合项目，保障对象主要是联邦政府雇员，包括国会议员、联邦法官、部队成员、指定机构和企业的雇员以及服务过这些部门的退休人员等。该计划较大幅度的保障了该部分人群的用药需求。对于没有覆盖在pshcp中的人群，加拿大有扩展健康服务（extendedhealthprovision）提供支持，该计划涵盖了一些特定的服务及产品（未覆盖在省或地区的医疗保险计划内），同时也为加拿大境外的居民提供。扩展健康服务中设有灾难性药物保险计划（cata－strophicdrugcoverage），为承担高额医药费用的患者提供帮助，一年内药品费用低于现款支付限额3000美元的部分，符合报销条件的药品可报销80％的费用，超过现款支付限额3000美元部分，符合条件的药品不用自己支付，政府全部覆盖该部分药品费用。
目前我国罕见病临床病情误诊，预防效率差，患者无药可医或者无法承担药物费用等情况十分突出，在现有非针对性的医保政策下，罕见病患者的医疗保障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从国家罕用药相关政策来看，我国缺乏对罕用药生产、税收、市场专有、知识产权等方面的倾斜政策，罕用药的研发严重滞后。目前中国上市的罕用药中只有57种药品进入国家医保目录。2012年1月，由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药品安全“十二五”规划》中指出“鼓励罕见病用药和儿童适宜剂型研发”，代表着罕用药的研发与生产已经正式纳入了国家药品规划范畴。从卫生筹资角度来看，我国具备将罕见病纳入或部分纳入医疗保险的能力，但是由于我国一直没有专门的管理机构明确定义罕见病及其种类，直接造成了无法对罕见病开展一系列扶持措施，在相关法律领域、医疗保险体系中要维护罕见病患者的合法权益也十分艰难。因此，为了提高罕用药的可获得性，切实为罕见病患者提供可靠的医疗保障，应做到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应统一罕见病合理定义，可以依据我国国情适当放宽或调整罕见病界定标准，纳入合理的界定指标；其次应该推动罕用药研发，加强专利保护，驱动合理的价格竞争，降低罕用药价格；第三，应制定专门的罕用药目录或者将罕用药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以提高其可获得性；第四，应紧密结合我国目前医疗保障现状及保障水平，合理制定罕见病的筹资及保障标准，建立长久可持续性发展的罕见病保障体系。
体育保险论文篇十三
国务院颁布的《工伤保险条例》标志着我国工伤保险从立法角度初步建立，然而在《条例》中没有清晰界定农民工的工伤问题如何解决、解决主体等，针对农民工工伤保险保障领域基本上属于一片空白。而且参照城镇职工稳定的月薪薪酬制度制定的支付标准这一规定从文字上将农民工利益排除在保障体系之外。我国农民工由于和土地依然保持一定的纽带和经济联系，农民工的职业性存在一定的不稳定因素，表现为随着农业季节变化而流动的特点，企业对农民工的劳动报酬计算和支付的也有其自身特点，和城市稳定的职工有所不同。但是以法律形式出现的《工伤保险条例》，针对农民工保险赔偿的标准制定是参照城市职工稳定工作和相对固定的薪酬体系而制定，因此并不能简单地应用于农民工群体。农民工自身随季节性流动性的特点，使得其工伤保障的收入指标与城市职工有明显的偏差，因此也无法享受城镇职工的权益标准。
(二)执法不严，无法做到坚实有理的监督。
从表面上看，农民工工伤保险是属于社会保证的一部分，应该和其他社会保险一起统一收到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管理。但实际操作管理上，农民工工伤保险与其他社会保险制度没有相关联系。工伤保险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安全生产，进而减少工伤事故和补偿。然而目前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无法发挥工伤保险促安全的职能要求，大多数工伤保险是与医疗保险机构相挂靠，安全生产工作缺少监管机构。部门职能的重合导致工伤保险问题产生时责任不清，职责不明，效率低下。
(三)固有思想严重。
我国的工业化进程是伴随着牺牲农民利益的代价这一歧视性政策发展的，城市政府考虑的重点是本城市居民的既有利益，城市管理者通常忽视或忽略农民工的权益，甚至往往针对农民工群体采取限制和排斥的政策。特别是农民工聚集量较高的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型产业，长期以来追求的是以低成本创造高利润的盈利模式，因此企业处于节约用工成本的角度，使得企业主往往牺牲农民工利益，避免为农民工缴纳工伤保险，降低企业成本。而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工自身缺少法律意识，当利益受到侵犯时不知通过什么途径来维护应有的权益，缺少用法律保护自己的认识，也使自身陷入被动的境地。
(四)社会排斥导致农民工群体处于社会弱势阶层。
社会排斥是指农民工群体作为社会弱势群体在二级劳动力结构体系下和单一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受到歧视，而逐渐处于社会保障的边缘群体，孤立无助缺少维权途径，并且这种排挤可以通过社会“再造”而进一步累积并传递下去。在城市中的劳动力市场，普遍存在企业或者用人单位农民工权益的现象。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的现象。农民工所处的工作环境条件恶劣，休息时间少，劳动强度高，获得劳动报酬不稳定，社会缺乏对农民工的劳动保护，在劳动过程中也缺少安全和防范措施对人身安全提供有效保护，在现实中农民工如果出现工伤伤害，无法享受应有的工伤保险赔偿。城乡二级社会制度为城市人和农村人贴上的标签，使得即使农民工和城市人做着同样的工作，身份的差异依然将农民工划在正式劳动力市场之外，这种分割就产生歧视。农民工在非正式劳动市场寻找到的就业机会，自然缺少种种应有的健康、福利、安全保障，在政治少缺少维护利益的诉求机制。
(五)农民工职业的流动性。
农民工的劳务关系紧紧依附于市场需求，与企业雇主的雇佣往往随着工程业务的完结而完结，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双向流动，哪里有工作机会就流向哪里，缺少长期稳定的雇佣关系。这种职业流动性和现存的工伤保险基金区域跨省流动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农民工因工伤事故原因返回农村从事农业生产，无法转移保持原有的保险关系。
农民工工伤保险内容涉及领域广，同时农民工自身的特点流动频繁也使得工伤认定及补偿的类型种类也需要多种多样。围绕工伤保险，应该建立起涵盖安全生产、工伤风险预防以及职业康复等多方面内容的系统体系。因此农民工工伤保险应该是一个包含伤害医疗保障和现金补助、涵盖工伤责任赔偿和风险防范的系统体系。农民工工伤保险制度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无过失认定原则:无论农民工在劳动或者生产经营中受到何种伤害或导致何种疾病，应由国家社会保险机构承担补偿的责任，无论伤害责任由谁负责，受害当事人都应得到补偿。这样不仅受害者利益可以得到保障，也可以保障企业或雇主利益，利于用人单位开展和维持正常的经营活动。个人无负担原则:农民工工伤保险经费应由企业或雇主缴纳，社会及政府承担保险经费，农民工人人无须做出经济承担。社会与企业风险分担原则:社会及企业建立保险基金，由社会集中调配使用，以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
首先对企业应明确其缴费义务，企业必须承担对农民工的职业保障，以立法形式强征性缴纳保险费以建立保险基金库，再经由社会建立的保险机构再分配，共同承担风险。自由流动原则: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区域性统筹制度与农民工自身高流动性之间的矛盾是改革必须解决的问题。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要适应农民工流动性特点，农民工工伤保险账户应实现跨市、跨省的自由转移，使得农民工社会保障的账户使用不受地区区域的限制，跨省市享受工伤保险权益。
1．完善立法，有法可依加快《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法》的立法建设，从法律层次上完善明晰农民工工伤保障，建立全国统一的保障体系。在总原则下，各地区根据各自身经济水平发展和社会保障程度制定符合条件的地方法规。加强并细化惩罚措施和力度，建立相配套的惩罚机制，对违法企业的处罚做到有法可依，增加违法成本。
2．强化执法，提高参保率企业严格按照《工伤保险条例》《关于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法律法规的内容对农民工群体缴费参保，明确工伤保险的责任人和收益人，并通过强制性手段严格监督用人单位为雇佣的所有农民缴纳工伤保险的'实施情况。有效落实参保缴费工作，建立监督检查机制，工伤保险经办机构不定时检查企业缴费情况与被雇佣农民工人数，进行调查统计。对违反企业除进行严厉的经济处罚外，还要追究法律责任。另外，可以通过建立准入机制对企业进行有效控制，只有为农民工参保才可以获得相关经营权利。
3．放开户籍制度，消除社会排斥取消身份的歧视，为农民工提供工商保险是保障农民工的基本权益的体现。长期以来，由户籍制度带来的身份不平等剥夺了本应该属于农民工部分的社会保障。使得农村人口在经济、医疗、保险、教育等多方面处于社会弱势地位，承担更大的风险。逐步改革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实现“同籍化”。消除因户籍带来的资源限制。
4．建立可自由转移流动的保险账户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区域性统筹制度与农民工自身流动性较强的特点，形成天然的矛盾，该矛盾是改革必须解决的问题。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要适应农民工流动性特点，农民工工伤保险账户应实现跨市、跨省的自由转移，使得农民工社会保障的账户使用不受地区区域的限制，跨省市享受工伤保险权益。
5．预防为主，辅以保障进一步挖掘农民工工伤保险机构的作用和功能，深入挖掘资金上的优势，结合社会其他机构资源，从上下游深化农民工安全生产、工伤和职业病预防、事故防范等服务措施，与用人单位开展安全生产知识与技能培训，对特殊行业和岗位提供防护措施。同时加大安全生产知识技能的普及和职业疾病预防知识的培训，与相关科技单位合作，提高风险防范和预防水平，从源头上降低工伤事故发生几率，逐步进入预防—减少事故—减少工伤赔付—降低企业缴纳工伤保险费率－预防的良性循环。
体育保险论文篇十四
当劳动者发生工伤时，是否可以寻求工伤保险赔偿与侵权损害赔偿的双重救济是切实关系到劳动者权益的重大问题。要研究此问题，首先应对工伤保险赔偿与侵权损害赔偿的关系进行明确的界定，这也是劳动法领域多年来困扰着我国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一个问题。而在我国现行立法中，未以法律或司法解释的形式对此问题进行明确规定，仅在一篇“两高工作文件”中提及，这容易导致司法实践中处理此类问题时尺度不一，既不利于切实保护劳动者权益，又严重影响了法律的权威。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大多采取了支持工伤保险赔偿与侵权损害赔偿的态度来进行处理，但是，拥有更高位阶的法律或司法解释才是处理此类问题的更理想依据。本文通过比较国际上工伤损害赔偿适用模式，并通过实证分析的方式，对该问题从理论及实际的角度进行不同的探究，最后从切实保护劳动者权益的角度谈对两种赔偿适用关系的思考，希望找到平衡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关系的“黄金点”。
工伤保险指用人单位向社会保险机构缴纳一定的保险费，社会保险机构依法对劳动者的工伤事故进行必要的经济补偿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而工伤事故中的侵权损害赔偿是指劳动者在工作中因侵权行为，人身权遭受侵害，劳动者作为侵权行为的受害人，可根据《侵权行为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要求侵权人赔偿损失以寻求救济。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在《工伤保险条例》出台以前，工伤事故大多数采取侵权损害赔偿的方式进行救济。从工伤救济的历史发展看，工伤保险赔偿是由传统的侵权行为法的侵权损害赔偿演绎而来，是侵权责任社会化的结果。相比传统的侵权损害赔偿，工伤保险赔偿的优点昭然若揭：更为便利，得到赔偿的时间更短，不用经历繁琐的诉讼流程，大大节约了劳动者的人力物力财力。但其缺点也非常显著，在我国现行《工伤保险条例》下，较低的赔偿数额往往难以对工伤事故中劳动者的身心损害进行充分的安抚；且因采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无论用人单位有无过错，其承担的责任大体相当，难以体现对工伤事故中有过错的用人单位以惩戒性；另外，由于有的工伤事故是由于第三人侵权所致，仅通过具有“合同性质”的工伤保险赔偿来对劳动者进行救济难以体现对侵权行为人的惩罚和对被侵权劳动者的补偿。因此，在工伤保险赔偿与侵权损害赔偿具有诸多交叉点和相似点的工伤事故领域，如何处理两种赔偿的关系从小处说事关平衡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侵权人的利益平衡，从大处说事关法律制度的惩戒和预防功能的实现以及社会的安定与稳定。
在讨论工伤保险赔偿与侵权损害赔偿的关系时，学界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有的学者认为，工伤保险和侵权责任在进行工伤事故赔偿时存在着责任竞合的关系。有的学者则认为，工伤保险与侵权责任在一定意义上存在着竞合关系，但是一种“非真正竞合”。他们提出的理由是在真正的责任竞合中，两种责任的义务主体应为同一人，但是在工伤事故中，工伤保险赔偿的义务主体是工伤保险基金会，侵权损害赔偿的义务主体则是侵权行为人（用人单位或第三人）。笔者认为，工伤保险与侵权损害在责任上并不是竞合的关系。因为要判断两种责任或请求权存在竞合，借用史尚宽先生的话，两者必须“依同一法律事实，于同一当事人间具备二个以上之法律要件，成立有同一目的之二个以上之请求权之状态。”且在责任竞合的情况下，一般存在多个请求权，但为了不使权利人有获得双重救济之嫌，只允许权利人行使一个权利，行使完毕后其他请求权随之消灭。但无论是从工伤保险赔偿的目的——充分保护劳动者权利，还是从侵权损害赔偿的目的——补偿被侵权人兼以惩罚侵权人来看，仅允许权利人行使一个权利都是不合理的，因为两项救济方式的目的不完全相同；而从目前世界各国的法律规定来看，后文中讲述到的“择一模式”也因饱受社会诟病而被废止。因此，在研究工伤保险赔偿与侵权损害赔偿的关系时，应首先明确二者虽有“交叉和重叠”之处，但绝非竞合的关系。
如何对劳动者工伤损害进行赔偿，是平衡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权利时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此，各国普遍经历了一个从传统的侵权责任法一元调整模式向多元调整模式的转变过程。目前，在国际上存在四种模式，与其说其各有优劣，不如说其着眼点和落脚点各不相同，侧重于对不同利益的保护。
取代模式又称免除、排除模式，即以工伤保险赔偿取代传统的侵权损害赔偿。此处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工伤保险赔偿均能排除侵权损害赔偿，王泽鉴先生指出仅在特定人、特定事故类型、特定损害、特定原因的'情况下才适用。目前，有德国、瑞士、法国、挪威等国采该模式处理工伤损害赔偿。在价值取向上，选择模式是一种偏向保护用人单位利益的模式，它的利弊均十分突出。优点在于统一的工伤保险赔偿机制能使劳动者获得赔偿更为便捷，减少了繁琐的诉讼流程，节约了司法资源。但是，在这种模式下，劳动者能获得的赔偿数额往往仅能维持生存所必须，丝毫不能体现劳动法对劳动者的“倾斜保护”，亦缺少对加害行为的制裁性以及对工伤事故的预防性，因此该模式自开始适用其就遭受了广泛的诟病。
选择模式又称择一模式。择一模式赋予了劳动者在发生工伤事故时以选择权，可以选择其中一种来主张权利，不可同时主张。若劳动者有充分证据证明用人单位对工伤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即可以侵权损害主张赔偿；若劳动者没有充分证据证明用人单位的过错，则可选择工伤保险赔偿。英国及一些英联邦国家早期的雇员赔偿法曾采此模式，后被废止。选择模式赋予了劳动者充分的选择权，看似体现了对劳动者的“倾斜保护”，其实则不然。笔者认为，众所周知，侵权损害赔偿与工伤保险赔偿相比，虽一般情况下可获得的赔偿额更多，但缺陷在于须经历较长的诉讼阶段。对于一个急需获得赔偿金进行治疗或维持生活的、处于劣势地位的劳动者来说，恐怕会被现实所迫选择能够较为快速获得较少赔偿金的工伤保险赔偿。有的学者认为，这实际上剥夺了事故受害人在侵权行为法上的救济权。
补偿模式又称补充模式，该模式吸收了民法中的“填平原则”，建立在抵消和求偿两项原则之上。当劳动者遭受工伤时，可同时主张工伤保险补偿和民事侵权赔偿，但其所获赔偿额不得超过工伤所遭受的实际损失。目前有日本、智利和北欧等国采此模式。补偿模式是一种较合理地平衡劳动者及用人单位利益的模式。一方面，其以“填平原则”为指导，避免了劳动者或者双份赔偿，降低了用人单位的风险，保障了用人单位的权利。另一方面，其保障了劳动者同时寻求两种救济途径的权利，保证劳动者获得的赔偿可完全而切实地抵消工伤带来的损失。但是，笔者认为，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这种“平衡”实际上是不利于劳动者的。第一，对于劳动者来说，工伤保险的赔偿额普遍较低，只起到了一种“弥补实际损失”的作用，但对于劳动者因工伤所遭受的间接损失、精神损害却得不到合理赔偿。第二，对于用人单位来说，有的工伤是意外事故，有的工伤是劳动者过错导致，而有的工伤的确是用人单位监管。第三，对于立法目的来说，劳动法应体现“倾斜保护”的原则，该模式只是站在中立的角度对工伤事故的赔偿进行规制，不符合现阶段社会劳动法的理念。
兼得模式又称双重救济模式，即允许劳动者得到工伤保险赔偿、侵权损害赔偿的双重赔偿额。仅英国与爱尔兰及美国的少数州采此模式。兼得模式将劳动法对劳动者的“倾斜保护”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兼得模式下，劳动者作为与用人单位利益博弈中的弱者，其权利可得到充分而完整的保护。对于劳动者来说，此模式的优点在于可以使劳动者在工伤事故中所受损失得到充分补偿，尤其是在现行工伤保险标准较低、难以囊括劳动者所受所有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的情况下，对保护劳动者的权利最为有益。对于用人单位来说，可使用人单位采取一些措施防患于未然，毕竟在此模式下用人单位并不能因工伤保险的赔付而免除自身侵权责任。另外，在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的情况下，兼得模式的优越性也显而易见。在此种情况下，如果采以上三种模式，加害人可能会因工伤保险的赔付而得不到应有的惩罚，而兼得模式则避免了这种情况的发生。
研究我国法律体系的历史沿革可发现，现行《民法总则》、《民法通则》中并未对工伤保险与侵权损害赔偿的适用关系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涉及到两者关系适用的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目前有《安全生产法》、《职业病防治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20xx）。虽然我国对于工伤的规定绝大多数由《工伤保险条例》来进行规制，但遗憾的是《工伤保险条例》并未对此问题作出规定。《安全生产法》及《职业病防治法》中规定受害劳动者及职业病病人除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要求。”解读这两个法条似乎可以得出我国的工伤保险赔偿及侵权损害赔偿的适用应参照国际上的“兼得模式”进行处理。但是，仅规定了侵权人是用人单位的情况，对侵权人是用人单位之外的第三人的情况却未作出规定。《人身损害赔偿解释》中对此问题的规定则区分了侵权人是用人单位和第三人的情况。对于因用人单位侵权造成工伤，应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进行处理。这说明当工伤中的侵权人是用人单位时，应采“替代模式”。对于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的情况，除了获得工伤保险赔偿外，赔偿权利人可请求第三人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在没有规定工伤保险机构的“代位权”的情况下，似乎又支持了“兼得模式”。在《会议纪要》“关于社会保险与侵权责任的关系问题”中，规定“侵权人的侵权责任不应社会保险而减轻或免除”，而若“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费，劳动者因第三人侵权造成人身损害并构成工伤，侵权人已经赔偿的，劳动者有权请求用人单位支付除医疗费之外的工伤保险待遇。用人单位先行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可以就医疗费用在第三人应承担的赔偿责任范围内向其追偿。”说明在“第三人侵权造成工伤”这一问题上主要应采“兼得模式”，但医疗费不得获得重复赔偿，且赋予了已经先行支付医疗费的用人单位以追偿权。
在“吴新与某纺织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上诉案”中，审理法院认为：因为交通事故造成吴新在上班途中的人身损害，不仅构成第三人侵权，同时也构成工伤保险赔偿关系。在向侵权人王海索赔后，仍然应当享受工伤保险赔偿待遇。法官指出，第三人侵权赔偿是因为侵权而承担赔偿责任，而工伤保险赔偿是基于工伤保险关系作出的赔偿，这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不能相互替代。在这个案例中，法官显然支持了“兼得模式”，即使原告吴新已与侵权人达成了调解协议，也不会导致吴新工伤保险赔偿请求权的消灭。侵权人是公司以外的第三人是实践中最常见的情况，该案例法院根据《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规定采用了“兼得模式”作出判决。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案例中审理法院均支持了“兼得模式”。由此也可见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并未把工伤保险赔偿责任与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看做是一个竞合的法律关系。在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以及侵权人的利益平衡中，法院选择了倾向于对劳动者的倾斜保护，这也符合我国劳动法的立法精神。而当侵权人就是用人单位本身时，法院又会如何处理呢？在“陈某某与佛山市南海中南铝车轮制造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案”中，审理法院认为劳动者遭受职业病工伤中，除依法享有工伤社会保险外，还可以请求民事赔偿作为补充。用人单位所承担的侵权赔偿责任应当扣除与劳动者已享有的工伤保险待遇性质相同的项目，对其差额予以支持。这说明该案审理法官支持的是介于“兼得模式”与“补充模式”之间的模式，在请求权上支持兼得模式，但在具体的赔偿数额上，劳动者已在工伤保险赔偿中获得的赔偿不再在侵权损害赔偿中获得。另外，如果同一用人单位，一工作人员因执行职务行为造成另一工作人员损害时，受害人（工伤职工）是否可以在请求工伤保险赔偿的同时是否可以请求单位进行侵权损害赔偿？在“宋培安等诉郑州大亚兽药有限公司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中，审理法院认为：国家建立工伤保险制度，其目的不仅在于补偿受害人，也是为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其中，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在执行工作任务时造成其他工作人员损害的风险，正是工伤保险制度要分散的一种风险。因此当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在执行工作任务时造成本单位其他工作人员人身损害，构成工伤的，用人单位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该案显示在审理法院的判决思路中，工伤保险赔偿作为一种补偿性的赔偿，是优先于侵权损害赔偿的。虽然同一用人单位侵权与第三人侵权必然不可同等对待，但是若按照《安全生产法》和《职业病防治法》的规定，即使将该侵权人侵权视为用人单位侵权，被侵权人（受伤职工）获得侵权损害赔偿的权利也不该消灭。显然，该案的审理法官未采取《安全生产法》和《职业病防治法》的规定，而采取了《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的规定，遵循了“替代模式”。
我国立法体系中对于两种赔偿的适用关系的规定存在着矛盾的情况，笔者认为对此现象可理解为，各个规范性法文件出台的时间不相同，出台时的社会发展情况亦不相同，导致了当时立法者的立法目的不尽一致——对劳动者的保护程度存在区别。兼得模式更注重保护劳动者的权利，替代模式更注重保护用人单位的权利，而《会议纪要》中规定的模式则是对劳动者权利保护的小小让步——医疗费不应重复获得赔偿。笔者认为这体现了“受害人不能因损害赔偿获得额外的利益”的侵权法理念。遗憾的是，关于用人单位侵权和第三人侵权这两种不同情况我国法律并没有系统而具体的规定。这会导致各地处理法院处理此类问题不一致的隐患，影响法律的公正与权威。
“效率”与“公平”作为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在经济飞速发展并已完成了相当积累的当今中国，“公平”或许才是我们的社会发展更需要的要素。《劳动法》是作为弱势群体的劳动者的权利保护法和救济法，其立法目的应更多的在于切实保护劳工权益。但是，这种“倾斜保护”也要在合理的限度之内，毕竟现代工伤保险制度设立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充分保障劳动者的权益，另一方面是为了减轻用人单位的用工负担，分散部分风险。作为一个成文法国家，司法实践处理依据的来源应是具体详实、内容完善的法条，即使从判例的角度可以发现我国法官处理此类问题的“一般逻辑”，仍应对规制该问题的法条进行完善和补充，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提高法律的公平及权威。基于以上论述，笔者认为“兼得模式”最有利于切实保护劳工权益。但是，鉴于实践中存在侵权人为用人单位和侵权人为第三人和侵权人是用人单位的职工（因职务行为侵权）三种不同情况，应作出不尽相同的规定。具体而言，当侵权人即用人单位时，采“补充模式”，但法官应根据用人单位的过错程度——即违法合理的管理、注意义务的程度来确定用人单位具体的赔偿数额。当侵权人是用人单位之外的第三人时，应采“兼得模式”，但是根据《会议纪要》的规定，医疗费不可重复获得赔偿。当侵权人是用人单位的职工（因职务行为侵权）时，应采“补充模式”。侵权行为的责任归于用人单位，受害劳动者可向用人单位索赔，但若侵权职工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将责任完全由用人单位承担有失公平正义。由于用人单位的赔偿能力较个人更好，应赋予受害劳动者向用人单位索赔、用人单位根据侵权职工的过错按比例向其追偿的权利。
[3]王显勇．工伤保险与侵权法竞合和理论与立法构想．社会科学．20xx(5)．。
[5]史尚宽．债法总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xx．。
[6]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xx．。
[10]沈宗灵，等．法理学与比较法学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xx．。
体育保险论文篇十五
［］本文主要以在新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下，推进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整合为出发点，分析了当前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并针对问题从创新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管理等方面探讨了优化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管理途径，以期进一步提高医保经办机构的管理效率和管理水平。
［］新医改；医疗保险；基金；管理；创新。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医药卫生体制的不断改革，医疗保险的经办管理和发展与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息息相关。为完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要全面贯彻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精神，进一步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统筹城乡居民基本医保政策。当前，国家鼓励有条件的统筹地区进一步实行城乡居民基本医保政策和经办机构统一。因此，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优化管理和创新已成为需要深入探究的问题。
1.1长效的筹资缴费制度尚未建立。
城乡医保的筹资与资金管理是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立、稳定和持续发展的根本。筹资渠道畅通、筹资方式简便和筹资成本较低等，是城乡医保统筹发展的关键。从20xx年开始，每年政府提高的补助标准趋于稳定（每年增加40元），农民个人缴费标准也相应提高，但每年提高幅度不一（20xx-，每年增加20元；20xx-，每年增加10元；20xx-，每年增加20元；20xx-每年增加30元），使农民群众对年年提高个人缴费标准难以理解，看法不一并存有意见。为了消除城乡居民群众疑虑，应当建立一个稳定、低成本的长效筹资机制。
1.2城乡居民医保筹资方式落后。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从20xx年进行试点，20xx年全面推行，城镇居民医保则从20xx年开始推行至今。城乡居民医保现行筹资缴费方式基本相似，均由经办机构提供上一年度参保参合花名册给乡镇（街道），乡镇（街道）负责发动村（居）委会工作人员筹资收费、手工开具发票，再由村、镇工作人员整理、统计，并逐级汇总上报，最后由县级经办机构核销发票，统计确认参保人数并批量开通缴费。筹资方式过于落后笨拙，而且由于工作量巨大，环节繁多，往往因数字不符而需要层层重新核对，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工作人员疲惫不堪，产生厌倦应付情绪，工作效率低下，甚至影响到参保人员的及时就医和办理报销。
1.3经办机构在基金监管方面压力加大，面临新的挑战和困难。
城乡基本医疗保险（特别是新农合）由刚开始的只开展住院补偿，扩展到住院统筹补偿、特殊门诊补偿、普通门诊补偿及大病补充补偿等业务，受益面扩大，工作量成倍增长。而经办机构人员编制不足，经办日常工作业务繁重，在加强基金运行监管方面已显得力不从心。医疗行业技术的特殊性及不对等性，对经办机构精细化管理及业务监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和挑战。跨地区异地定点联网结算的医疗机构不断增多，依靠原来的监管方式，组织几支专家组对某些医疗机构抽取部分病历查阅分析、入户随访的监管方式已远远不适应当今全民医保情况下的监督与管理，更需要一个完善的医疗服务质量智能稽核信息系统，一个能够积极促使医疗机构自主控费的运行指标管理制度，让医疗费用的控制方法更趋规范、更加公平合理，让广大农民群众受益更大。
把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经办整合，建立城乡一体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已是大势所趋。
2.1科学立法，建立稳定长效的筹资缴费制度。
要解决这一问题，第一，应把筹资机制制度化、法律化，将筹资规范、程序和操作手册等系统成文，从法律高度贯彻执行，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医保筹资增长机制，方能确保医保基金的健康持续。第二，拓宽筹资渠道，建立多元筹资机制，通过合理划分政府、单位、家庭和个人的医疗保障责任，督促其履行相应义务。第三，可以建立连续参保激励机制，建立参保档案，制定连续参保的优惠政策，逐步使城乡居民从自愿参保向自觉参保转变。第四，必须摆脱每年靠村干部挨家挨户上门收费的方式，政府应提前半年确定个人缴费标准，或每3年确定一个个人缴标准，政府补助标准可逐年增加，但农民个人缴费标准不宜每年提高；然后建立一个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筹资缴费信息平台，连接到各村（居）委会，每年下半年就可启动缴费信息平台让下一年度参保居民缴费，利用信息系统打印参保票据和核对人数，确保金额数据的准确性；改变现在的手工登记造册、手工开具收款票据等笨拙的方式，提高工作效率。第五，科学设计不同的缴费标准和补偿政策，政府补助标准要一视同仁，但城乡居民的个人缴标准可设计两个不同档次供个人选择，有关补偿政策可根据个人缴费的不同档次适当改变补偿比例，鼓励经济条件较好的城乡居民多缴费，体现城乡一体化医保制度的互助共济作用，提高保障水平，使人们真正受益。
2.2建立城乡基本医保筹资缴费平台。
现行落后的筹资缴费机制制约着经办机构的服务效率，现代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为信息的处理提供了先进的技术条件，为人们使用有序的信息提供了方便。多年的实践证明，城乡医保的实施，使广大城乡居民获得到真真正正的实惠，城乡居民的自主参保意愿和互助共济意识基本成熟，为建立城乡医保筹资缴费平台奠定了基础。
2.3加强信息系统智能稽核软件的开发，加大基金监管力度。
以城乡基本医保政策一体化信息系统改造工作为契机，建立城乡基本医保信息化监管平台。一是建立健全医疗保险信息库，特别是药品编码库、医用耗材编码库、疾病诊断分类编码库、医师库及医疗服务价格数据库等；二是完善医保信息化监控手段，全面开展医保智能化审核监控系统建设，科学制定监控基础指标，扩展监控项目和内容，发挥系统智能审核功能，对医保药品使用率、自费药品控制率、药占比、次均费用、日均费用、平均住院日及入院条件符合率等指标进行实时监控；三是在加强医保基金安全管理方面，还要采取多种有效措施，建立医保协会组织，定期聘请中介机构或抽调协会专家成员，使用科学技术手段，多措并举，保障基金安全运行；四是建立医师档案库，建立医生不当处方公示点评等制度，探索建立定点医疗机构信用等级管理和黑名单管理制度，有效约束医疗机构的不良行为。
2.4加强医保经办队伍专业化培训，实现精细化管理。
发展城乡一体化医保管理制度，首先要理顺体制、整合资源。将城乡一体化基本医疗保险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整合归属一个部门管理，构建三位一体的医疗保障体系。其次，充分利用现有条件，整合信息系统和经办队伍，做好三种医保制度的衔接。实现“六统一”，即统筹区内统一覆盖范围、统一筹资政策、统一保障待遇、统一医保目录、统一定点管理及统一基金管理，并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和城乡医疗救助制度。这不仅便于医疗保险制度的统一规范，更是实现新农合与其他医保制度相衔接并同步管理的基础。最后，强化信息系统技术监管，全面实现就诊数据的实时审核，提高审核效率，通过制定临床规则和经验规则对定点医疗机构进行交替审查，自动识别可疑和待核实结果，规范定点医疗机构、医生的医疗服务行为，规范参合人员的医疗行为；不断提升医保经办机构的精细化管理水平，不断完善系统审核规则并公开，充分体现审核的公平与公正。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一体化管理还有待完善，经办机构要为社会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体系，把医疗保障基金用在刀刃上，提高基金使用效率，合理、安全用好基金，不断提高群众医疗保障水平。这不仅需要制定和完善一套合理合法的管理制度，还需要建立一支拥有专业水平、综合素质高、责任意识强的管理队伍，才能让城乡基本医疗保险一体化建设这一项目得民心，成为一项利国利民的民生工程。
体育保险论文篇十六
根据国家统计年鉴，我国从20xx-共发生环境污染和破坏事故18762起，这也意味着环境污染事故平均每天有4起发生，这些环境污染事故的直接经济损失达4亿元。巨额的经济损失，大部分受害者仅能得到少得可怜的赔款，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此时，推行具有“分散风险功能”的环境责任保险有重要意义。环境责任保险是由公众责任保险发展而来，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发达工业国家对环境保护的不断重视，各国的环保法纷纷出台，环境责任保险迅速发展起来。我国的环境责任保险发展始于20世纪90年代，整体处于起初阶段，存在环保法律法规小健全、险种少、费率高、赔付率低等问题。本文通过介绍国际上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概况，对环境责任保险制度较成熟的美国进行分析，提出了关于完善我国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构想。
环境责任保险是指承保被保险人因污染包括大气、水、土地等环境而应当承担的损害赔偿或治理责任的责任保险。其中，责任风险是指法人或公民因侵权行为或违约行为损害他人财产权和人身权依法应对受害人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的可能性。在我国，20xx年7月1日施行的《侵权责任法》明确对于环境污染，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是一种法定责任，是指即使没有过失也必须承担赔偿责任。由于我国立法机关尚未建立相应的社会化承担机制，无过失责任原则使企业面临较大的赔偿风险。
在实践中，环境责任保险主要有三种模式:强制责任保险制度，任意责任保险为主、强制责任保险为辅的制度，强制责任保险与财务保证或担保相结合的制度。分别以美国和瑞典为代表，以法国为代表，以德国为代表。
对于承保机构，主要有: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专门保险机构承保方式，二是以意大利为代表的联合承保方式，三是以英国为代表的由现有产险公司自愿承保的方式。
对于环境责任保险保单的承保方式，主要有两种:事故发生制和赔款发生制。事故发生制是指承保的损害事故必须在保险期限内发生，而索赔可以在以后的任何时候提出;赔款发生制是以索赔时问为准，索赔必须在保险期问或后续的扩展报告期内提出，事故则可在保险期问或之前的追溯期发生。
针对承保范围，保险人一般只承保突发的、非故意的社会经济活动、意外事故及小可抗力导致的财产损失或人身伤害，对于污染性企业正常、积累性的排污造成的损害可特别承保。
20世纪60年代以前，由于环境风险小突出，环境责任案件较少，由公众责任保险直接承保环境污染风险。随着工业化进程,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府为了遏制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加大立法强度，相继颁布《清洁水法》、《清洁空气法》、《有毒物质控制法令》、《自然资源保护和恢复法案》,((1980年环境综合治理、赔偿和责任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对污染者采取严厉的货币赔偿和刑事制裁。巨额赔款和高额罚金使一些非故意污染企业面临破产风险，由此环境责任保险受到重视并不断发展。
美国实行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危险物质，即经鉴别有危险特性的固体、液态废物、《清洁空气法》列举的危险空气污染物，以及任何有毒污染物和高度危险的化学物质为环境责任保险主要涉及对象。由1988年成立的专门的保险机构环境保护保险公司进行承保。
美国的环境责任保险主要分为两类:一是以约定的限额下，被保险人污染环境而造成邻近土地上任何第三者财产损失或人身损害的赔偿责任为标的的环境损害责任保险;二是以约定的限额，承担被保险人因污染自有或使用的场地而依法支出的治理费用的.自有场地治理责任保险。由于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不确定并且危害较大，保险公司一般只针对突发性的、非故意的事故承保，但企业正常的、累积的污染损害也可特约承保。
针对环境责任保险的赔偿限额，美国采取有限赔偿制，通常约定的赔偿限额有4种:每次事故赔偿限额、每次事故每人赔偿限额、累积最高赔偿限额、被保险人的自行承担的赔偿额。以特定场所环境损害责任保险单为例，它适用赔款发生制，并规定一次污染事故的所有索赔当成一次损失事件，适用一次赔偿限额，只扣除一次免赔额。同时，由于环境污染有长尾效应，为明确保险责任，往往在保单中使用“日落条款”，即约定被保险人向保险人索赔的最长期限为自保险单失效之日起最长30年。
此外，美国也通过社会力量保障环境安全，设置了为防比废弃物污染的舒坡儿基金，并在《1980年环境综合治理、赔偿和责任法》中规定由该基金支付尚待责任人归还的清理费用。
我国环境污染的法律法规小健全，现有的法律规定了污染企业的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民事责任主要针对损害赔偿和治理污染费用，但都是原则性的规定，缺乏实践操作性，加之污染企业往往是当地纳税大户，地方政府处理事故纠纷时多有偏袒。法律的完善与执行是环境责任保险发展的基础，我国应建立《环境责任法》，明确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并具体制定相关的赔偿、惩治措施，完善立法，严格执法。
3.1环境责任保险应采取强制保险为主、任意保险为辅的模式。
目前我国公民环保意识小高，企业相比环境保护更注重经济效益，所以在没有外力约束的情况下，他们小会主动将环境污染的成本内部化，也就是说，完全任意责任保险在我国无法实行。可在核燃料生产、火力发电、采矿、石油化工、印染等高风险、高污染的行业实行强制环境责任保险，在商业、公共事业等低风险行业由政府进行引导，鼓励投保环境责任保险。
3.2实行保险公司联合承保的方式。
由于我国环境责任保险小成熟，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巨大，单一保险公司往往无法承担如此大的风险;而如果效仿美国成立专门的保险公司进行承保，政府的负担过重，也是对现有保险公司的一种资源浪费。因此，可由政府提供政策支持和资金支持，在现有的财产保险公司中遴选合格的保险公司进行联合承保，同时进行再保险分散风险。
体育保险论文篇十七
企业违法转包给无用工资格单位或个人的，该单位和个人受伤的，企业承担责任。
用工单位；工伤保险；劳动关系。
当前，一些建筑、矿山等危险性较高的行业中，存在不规范用工状态，即将建筑工程分包、转包给没有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来实际完成其所承包的工程。而这类工作由于其危险性较高，导致工伤事故案件频发。这种类型的非规范用工状态，往往不签订劳动合同，不缴纳各种保险，造成劳动者维权难度增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1]中规定，企业违法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单位或者个人，该单位或者个人聘用的职工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用人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上述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单位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司法实践中，由于各地法院没有统一适用裁判依据标准，导致此类案件维权困难。
司法实践中，多数此类案件以提起确认劳动关系的劳动仲裁申请为第一个法律程序。大多数劳动仲裁机构会依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行政法规[2]的规定，而作出予以确认劳动关系存在的裁决书；用工主体不服裁决而起诉至法院，一些法院又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文件不是法律为由，不作为裁决依据，而依据种种内部解释等等来判决不予确认劳动关系。劳动者由此被切断了追求合法利益的途径。一种观点认为这种情况不予确认劳动关系。如果工程是转包、分包给无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该单位或者个人又招用劳动者的，则认定该单位或者个人与其招用的劳动者，双方之间为雇佣关系，其前手具有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人、承包人、分包人或转包人与劳动者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3]。另一种不予确认劳动关系的观点认为，该承包单位应该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因为劳动关系是一种法律关系，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并不一定以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而是一种补充责任。只有符合了劳动法律法规和劳动合同的规定，才能成立劳动关系。人社部（20xx）第34号文第七条规定，“由该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承担用人单位依法应承担的工伤保险责任”[4]。该规定认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确认劳动关系不妥。不予以确认存在劳动关系的法律依据如下：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5]规定，建设单位将其所承包的工程发包给承包人，该承包人又非法转包、违法分包的，实际施工人招用的人请求确认与建设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不应予以支持。
2）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内部处理参考意见[6]中根据其第二条规定，真正的干活的劳动者虽然与发包单位不一定能被认定劳动关系，但是依据该项规定，发包单位，违法承包者或者说无相应资格的承包者也是要对该劳动者的伤亡承担赔偿责任的。也就是说虽然不一定被认定劳动关系，但是相关民事赔偿责任还是要承担；换言之，此种情况下有资质的用工单位和违法用工的无资质的单位和个人要共同连带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实质上是用人单位可以依据此项规定来规避承担更重的工伤保险责任。
3）除了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外，关于劳动争议纠纷案件较大市也有地方性法规，比如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其内部指导文件[7]通知（20xx年6月18日下发）中第二条中规定，具备用工主体资质的用人单位将所承包的工程违法分包、转包给无资质和用工主体责任的单位和个人后，该单位和个人招的农民工等人与该单位之间不认可是劳动关系，该劳动者对其遭受的损害应通过民事赔偿途径予以解决。对于此项规定，笔者不予认同。此项规定只能依据侵权责任法及相关法规解决侵权问题，对于视同工伤的问题并不能予以解决。即劳动者如果发生了视同工伤的情形，因法院的适用法律不当而不予以确认劳动关系，则劳动者面临没有权利的救济途径来解决问题，其合法权利也无从保障。
一种观点认为应予以确认劳动关系，依据法律法规如下：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8]规定，企业违法转包的，实际施工单位私自招聘的人与发包的企业之间用人单位违反了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单位或者个人，该单位或者个人聘用的职工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用人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上述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单位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2）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10]规定，具备资格的企业违法将工程转包或者分包给无资格的组织或者个人的，该组织或者个人招用的工人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由具备资格的企业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3）《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发布工伤保险行政纠纷典型案例，江苏南通六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是某工程的承包人，但该六建公司将工程以承包的方式分包给李某，李某又将部分油漆工程转包给王某，王某雇了张某施工干活。李某和王某均无用工主体资格，也无承揽油漆工程的相应资质。后张某在进行油漆施工中不慎受伤。后上海市松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行政案裁判结果为予以确认劳动关系，该机构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张某在该项目中进行油漆施工不慎受到事故伤害，属于工伤认定范围。笔者认同第二种观点，这种情况下应予以确认劳动关系。我国劳动法规的制定指导原则是保护广大劳动者的合法利益，并使劳动者的权益不受侵犯为最大目的。建筑、矿山等危险性行业的从业人员也是劳动者，亦应受到我国劳动法规的保护，应予以确认劳动关系并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依法保护此类行业人员的合法权利，同时也是对于非法用工行为的一种有效管理、约束；只有让非法用工的主体感受到了法律的威严，依法承担责任并接受相应制裁，才能规范此类非法用工行为。各级法院的内部文件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冲突的，应适用司法解释来判案的问题，属于法律法规的位阶问题，应适用高位法判案的规定已非常明确。法院内部的文件并不是我国法律法规的组成部分，仅就本区域内法院内部裁判案件具有指导意义。但是在裁决此类案件过程中，依然会出现依据三级法院内部文件而不予确认劳动关系，从而使此类当事人不能进行工伤认定，得不到相应的工伤赔偿而严重侵害到了当事人的合法利益。此类问题也属于同案不同判的我国特有的司法现状。
关于此类案件中法律适用的问题，我们认为从立法的角度考量，应当由法律或者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予以明确阐述、规定此类情况该不该予以确认劳动关系，从而与法律、司法解释、行政法规陈述相一致，否则司法程序与行政程序解决走两条路，最后还要归入行政程序来申请认定工伤、确认赔偿数额等，由于规定与执行依据的不一致性，导致不利于解决实际问题，极易造成司法不公正和社会的不稳定。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xx〕9号)第三条规定.
[2]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xx〕12号)第四条规定.
[3]王林清.人民法院出版社,20xx年10月第2版，第28页.
[4]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通知(20xx年6月18日下发)中第二条规定.
[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法办[20xx]442号)第五十九条规定.
[6]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我省劳动争议案件若干疑难问题处理的参考意见”.(20xx年6月下发)中第二条规定.
[7]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通知(20xx年6月18日下发)中第二条规定.
[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xx〕9号)第三条规定.
[9]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xx〕12号)第四条规定.
[10]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人社部发〔20xx〕34号)第七条规定.
体育保险论文篇十八
我国自1951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共劳动保险条例》，就对工伤保险制度进行了确定，该制度对工伤保险待遇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为保护工人的利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该制度也在不断的完善中。本文对工伤保险待遇进行了概述，介绍了我国工伤保险制度的发展现状，并提出了现今我国工伤保险基金待遇支付存在的问题，最后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完善的策略。
在我国的工伤保险制度中，其核心就是工伤保险待遇，该制度实质上是一种提供补偿的制度，补偿的对象就是遭遇工伤或职业病伤害的劳动者及其亲属。其中支付的补偿中，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伤残补助金都是由劳动保险基金来支付，在此之外的工伤赔偿依据企业的规定来进行支付的。工伤保险制度为从事危险职业以及有较大安全隐患的劳动者提供一定的保障，使得社会更加的稳定。
我国工伤保险基金的覆盖范围随着时间的发展在不断的扩大，其中将具有营业执照的企业纳入社会工伤保险基金的范围内，使得其企业覆盖范围扩大，并且将与企业有劳动合同关系的网罗在其中，其中最明显的乡镇企业以及个体户被纳入其中。参与我国工伤保险基金的企业以及职工数正在增加。现今我国工伤基金的缴纳资金由用人单位支付，且保险基金的收入逐年增长。
工伤保险基金主要是在当已经参加工伤保险的员工出现职业病或者遭受工伤时，基金将为员工提供其伤残待遇、医疗费用以及劳动能力鉴定费等。因我国现今工伤保险制度日益完善，参与工伤保险的员工日益增加，这就使得工伤保险基金的支付日益增长。缴纳人数增加，基金收入增加，同时其支出也日益增加。
（一）待遇支付水平低范围小，易导致社会不公平的现象。
3、在进行一样的赔偿项目时，人身损害赔偿的金额比工伤保险基金待遇支付的金额更高。我国对于参加工伤保险的和未参加的员工的赔偿金额将依据不同的规定予以支付，因规定的不同，两者支付的金额将会产生一定的差异，这就会导致社会不公平的现象出现。
（二）现今待遇支付的范围仍较狭窄。
现今我国将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范围进行了扩大，工伤保险基金现在将原属于企业支付的一些工伤待遇也纳入了自己的支付范围。又因我国工伤保险制度的层次依旧不高，且其覆盖范围仍较小，致使工伤保险基金出现支出面变窄，大量节余基金收支不平衡的现象。我国工伤保险制度多注重时候赔偿，只重事后补偿，轻视事前防范，为对工伤预防以及工伤康复缺乏应有的重视，只重事后补偿，轻视事前防范，对这两方面的支出也相应较少，致使工伤保险基金的支出结构不够平衡。
（三）工伤保险基金待遇支付无法彻底转移雇主风险，实现社会化补偿。
工伤保险的实施原则是无过失补偿原则，即缴纳责任由雇主承担，职员个人不需要承担缴纳的责任，而进行待遇支付时，有一部分是由工伤保险待遇支付，另一部分由企业进行进行承担，由其激进行支付，企业承担了一部分责任，工伤保险基金未承担所有的责任，这就使得企业披上了企业赔偿责任的色彩。（四）实际工伤保险基金的覆盖范围与预期范围存在差异现今我国多数企业仍旧未重视工伤保险，将目光局限于医疗、失业、养老保险，并且部分企业在为职工投了商业保险后就不投工伤保险了。并且部分个体户以及私营企业只为城镇职工提供工伤保险，对于农民工则不为其缴纳工伤保险，这种做法严重侵害了员工的合法权益。对于工伤保险政策的宣传力度不足，致使部分农民工对于工伤保险制度未有一定的了解，使得工伤保险基金的参与人数与实际上岗人数差距较大。对于乡镇企业的职工以及农民工，他们多从事的高危的`职业，参加工伤保险的必要性更大，但因其文化水平有限，对于工伤保险认识有限，该群体参与工伤保险的工作难以开展，致使该部分群体未纳入工伤保险范围内。
（一）健全工伤保险的相关法律法规，扩大受保主体。
法律是对工伤保险制度的最好的保障，必须做到主体、内容、权限以及程序合法，才能使得工伤保险行政执法有序的进行，因此，必须加强工伤保险的相关法律法规的立法层次，增强法律的执行力度，坚持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执行原则。想要建立一个健全、完善的工伤保险制度，就必须先确实结合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法律体系促使其发展的更好。
（二）完善工伤保险机制，使得工伤保险扩大。
覆盖面，均衡发展在市场经济中，实行工伤保险就是为经济提供一道安全屏障。在其中，不仅应将高危行业收入在其中，还应该将低风险行业也收入在其中，扩大涵盖领域，并且重视对弱势农民工以及乡镇企业、私营企业职工的安全保护，对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以及社会团体人员提供有针对性的措施，使得工伤保险体系的范围不断扩大，体制不断健全。
（三）对工伤保险基金结构进行调整，将待遇水平提高。
工伤保险的发放是以货币的方式进行的，而货币作为流通机构，易受物价水平等的影响，因此必须定期对工伤保险基金待遇进行适当的调整，建立一个相应的与之适应的调整体系，可有效依据职员的平均工资以及生活费用等情况进行及时的变动，确保职员的待遇水平。
（四）建立健全工伤事故预防机制。
对于工伤保险，应该先注重事前预防。应当建立专业的安全监察部门，监督企业进行安全生产，对于企业的安全隐患予以提醒，并督促其对安全隐患进行排除，促进工伤保险与事故预防进入制度化的阶段。对于一些重视生产安全、工伤事故发生少的企业，可适当降低该类企业的工伤保险费率，并且予以适当奖励，使其成为其他企业的榜样，利用工伤保险费率与奖励机制促进企业注重事故预防，事后补偿，保护职工安全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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