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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论文篇一
哲学是人类的智慧之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哲学的主题从宇宙本体转向了人类世界，它寻求着把握人类世界的根据，探索着人类的存在方式。
关于哲学毕业论文范文一：哲学视角下生存与生活研究
文章将从哲学的角度，探讨“生存”与“生活”的基本内涵，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二者的相互关系以及人的异化活动下的“生存”与“生活”的转变与出路。
哲学不是超乎于人类世界之外的遐想，它总是深切地关注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古今中外的哲学家们大都对人类社会生活表现出了极大的热忱，他们苦苦探索着人类的存在方式，寻找着人们生活的意义及价值。
人类作为万物之灵长，是一种最为矛盾性的存在，人类既与其他物种一样自然而然地生物性地“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又是能够自我意识、自我改造、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具有人类特殊性的区别于其他生物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
一、哲学视域下的“生存”与“生活”的基本内涵
“生存”，是指动物(包括人)本能地无意识地去适应环境来维持其生存的生命活动，是一种纯粹性的自然反映。
古希腊先哲柏拉图曾对其门徒说：“人就是没有羽毛的两条腿动物。
”强调了人的动物性与自然属性。
近代法国哲学家拉美特里在其名著《人是机器》中提出：“人归根结底却是一些动物和一些在地面上直立着爬行的机器而已。
人的身体是一架钟表，不过这是一架巨大的极其精细、极其巧妙的钟表。
心脏是什么?心脏是发条，神经是游丝，关节是齿轮，人的欲望、快乐、爱情、痛苦等等都是受到机械规律支配的;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多几个齿轮，多几根弹簧而已。
”指出了人的动物性和机械性。
我国战国时期思想家荀子也说道：“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表明了人与动物一样也具有生理层面的自然反映。
动物式的“生存”活动是没有意识的生命适应行为，它们依据与生俱来的本能维持自己的生存，因此动物可以说是一种“自然性”、“自在性”的存在。
“生活”，是指人类有意识地认识自我与世界、改造自我与世界以及能动地从事物质生产的生命活动，是一种创造性的超越本能的反映。
“生活”是人类特有的生命存在方式，同动物的存在是相区别的，正如马克思所说：“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
”早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普罗泰戈拉就曾用神话的方式说明了人类之所以不同于动物的根本特征是在于人类拥有技术和智慧，他主张“人是万物的尺度，存在时万物存在，不存在时万物不存在。
”该命题虽带有主观唯心主义的因素，但却肯定了人的思维的能动性，有别于动物的本能式反映。
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还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表明了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区别，即“人是理性的动物。
”动物是没有理性的，它们对世界的认知是出于本能的感性，人类自身虽并不完全排除了本能的感性，但却可以能动地发挥着自己的理性，凭借自己的意识和意志去“生活”。
人类特有的“生活”活动是有意识的生命创造行为，人类依据自己的意识与理性从事着社会实践活动，认识与改造着自己和世界，因此人类可以说是一种“自觉性”、“自为性”的存在。
人类的生命是“生存”与“生活”的既对立又统一的存在方式，是自在自为的双重存在。
人类既服从着宇宙的规律、以大自然所赋予的本能去适应自然，又以后天发展起来的意识在实践中去实现着理想、改造着世界、刷新着历史。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的“生存”与“生活”
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哲学的主题从宇宙本体转向了人类世界，它寻求着把握人类世界的根据，探索着人类的存在方式。
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创性地运用了实践的观点去把握人类世界，指出了人类的生命活动是用实践的方式去创造有意义的“生活”活动，而不单纯是动物式的无意义的“生存”活动。
近代机械唯物主义代表霍布斯认为人是一种“自然物体”，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自然本性”而生活，这种本性不仅包括本能，也包括“自然情欲”(如自我保存、趋利避害等);以费尔巴哈为典型代表的人本唯物主义流派虽强调人的作用、人的情感、人的意志、人的精神、人的理性，但强调的却是抽象的人、非现实的人。
马克思批评这些旧唯物主义只是从纯客观的角度去把握世界，忽视了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是“见物不见人”的、忽视人的主体地位的观点。
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开篇所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
”马克思主义哲学摒弃了前人观点中的错误因子，开创性地创立了实践唯物主义，认为人类和人类世界都需要从实践活动中去理解和把握。
实践活动使人从自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成为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体，把自然对象成为客体，使之成为“属人的自然”;另外，人类还通过实践活动来改变世界以满足自我发展的需要，突破本能的“生存”反映，创造有意识、有目的的“生活”方式。
首先，“生存”与“生活”是相互联系的，人类生命活动同样具有“生存”的层面，“生存”是“生活”的基础。
我国春秋时期思想家管仲曾提出著名论点：“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强调了本能生存需求对高层次道德意识的基础性作用。
无独有偶，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认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
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它东西。
”其次，“生存”与“生活”又有着本质的区别，而实践则使人类的生命活动从“生存”上升到了“生活”。
动物只是本能地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命活动，而人类却能按照双重尺度去改变世界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即“任何物种的尺度”和人的“内在固有的尺度”。
因此，动物式的“生存”是适应自然的一代又一代的种族复制，是非历史性的存在，而人类“生活”则是通过自我意识用实践改变世界的历史性的存在。
三、人的异化活动下的“生存”与“生活”
有意识的、能动的生命活动把动物单一化的“生存”模式与人类特有的“生活”方式区分开来，然而伴随着私有制和社会分工的出现，人的能动性却遭到了异己力量的的奴役，使人处于一种被压抑的甚至非人的状态之中。
马克思认为，人的异化是人类通过劳动所得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以及其产品变成异己力量反过来支配人的一种社会现象。
而后的法兰克福学派知名哲学家马尔库塞也曾提出一个重要命题——“单向度的人”，认为在当代工业社会的极权下，人们丧失了否定、批判和超越的能力。
在当代工业社会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分工和生存竞争下，人类不同程度的被“扩大了的生产力”所制约，丧失了其区别于动物的自由自觉性，人类的种种能动性与创造性得不到机会激发或生成，其生命活动也逐渐沦为了同动物一般的单一机械式的“生存”。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求分为了五个层次，提出人要在满足了较低层次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等基本要素的基础之上，才能去实现较高层次的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
哲学的论文篇二
“技术哲学”研究起源于德国。1877年，德国哲学家卡普（e．kapp）发表《技术哲学纲要》一书，这是德国系统地进行技术哲学研究的开端。在这之后，基默扼（e．zschimmer！和德韶尔（f．dessauer）分别在19和1927出版了各自的《技术哲学》专著。从20世纪代到60年代，哲学家胡塞尔（e．husser1）、舍勒（m．scheler）和海德格尔（m．heidegger）从现象学和存在论角度对技术作了大量研究。近30年，德国的技术哲学研究又经历了持续的、系统的增长，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成果是德国工程师协会人文与技术委员会的研究。该委员会成立于1956年，会员中有德国当代最杰出的技术哲学家胡宁（a．huning）、伦克（h．lenk）、莫瑟（s．moser）、拉普（f．rapp）、罗波尔（g．ropoh1）、萨克塞（h．sachsse）、塔克尔（k．tuche1）、兹默理（w．c．zimmerli）。迄今，该委员会的技术哲学家们取得的主要成果包括：伦克的《技术时代的哲学》（1971）、《论技术的社会哲学》（1982）；罗波尔_的《系统技术：基础和应用》（1975）、《有缺点的技术》（1985）、《技术启蒙》（1991）；拉普的《分析的技术哲学》（1978）、《现代世界的动力学》（1994）；胡宁的《工程师的创造力》（1974）；萨克塞的《技术人类学》（1978）等等。
从整体上看，经过百余年发展的德国技术哲学，虽在学术界逐渐获得了承认，但仍属于哲学的边缘领域。德国技术哲学研究呈现以下特点：…其一，该领域的智力结构是多种多样的，而不是单一的和标准化的。大致有经验主义、存在主义、实用主义、人类学等不同的研究视角。其二，与技术社会学、技术经济学和技术政治学等相关的研究联系密切，彼此的界限不甚分明。其三，技术的伦理、生态和资源问题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有突出的现实主义转向。技术哲学研究由过去的玄思转向现在的实践导向。
就世界范围看，德国技术哲学首先在法国、荷兰和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和日本有所呼应。20世纪60―70年代始在美国兴起。1975―1977年，美国哲学与技术学会（sf，r）成立。1978年开始出版技术哲学年鉴，1981年开始了每两年举办一次的spt国际研讨会，1995年创办学会期刊（techne）。近30年，美国技术哲学研究发展迅速，出现了一批知名的技术哲学家及其优秀的学术专著。如：米切姆（c．mitcham）的《技术的思考：工程和哲学之间的道路》（1994）；伊德（d．ihde）的《技术与生活世界》（1990）；费雷（f．ferre）的《存在与价值：面向建设性后现代形而上学》和《认识与价值：面向建设性后现代认识论》（）；勃格曼（a．borgmann）的《技术与当代生活特征》（1984）、《坚持实在》（）；温纳（l．winner）的《自治的技术》（1977）；费恩伯格（a．feen―berg）的《追问技术》（1999）和《改造技术》（）；杜尔宾（p．durbin）的《科学、技术和医学中的社会责任》（1992）等。
我国技术哲学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初，经过20多年的发展，目前在学科建制上已成立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技术哲学委员会，已有几个以技术哲学为主要研究方向的科学技术哲学博士点和硕士点。从研究成果上看，陈昌曙先生出版《技术哲学引论》，这是我国第一部标有“技术哲学”书名的学术著作作。从总的看，我国技术哲学研究还少有人系统地进行，在哲学大家族中也处于边缘地位。
二、技术哲学研究的“自我反思”
综上所述，技术哲学研究虽然经历了30年左右的系统努力，但仍处于无统一范式、无哲学地位的困境中。与此同时，人类社会更急剧地步入技术社会，而技术，特别是当代高技术，更尖锐地激起一系列亟待研究的哲学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如何认识和进行技术哲学研究，便成为当代技术哲学家们思考的主题，从而产生了技术哲学研究的“自我反思”。
关于技术哲学的性质。技术哲学是否是一个新的独立的哲学分支，研究者们曾进行过争论。拉普认为，技术哲学既不是工程科学的元理论；也不是社会学或历史学等独立学科的一部分；更不能归结为某一个哲学分支。它与认识论、社会哲学、哲学人类学、历史哲学和形而上学有密切的联系，但并不从属于它们。鉴于技术的认识论、伦理学、文化、社会和形而上学问题之间的联系如此密切，拉普认为有必要发展一个新的哲学分支――技术哲学统一地加以研究。拉普的这个观点基本上得到了学界的认同：技术哲学是一个新的独立的哲学分支。作为一个独立的哲学分支，米切姆指出，技术哲学就是关于人工制品的制作和使用的哲学反思。陈昌曙认为，技术哲学大致上可视为自然改造论，主要是对改变自然的穷根究底的反思。
关于技术哲学研究的内容。通常认为，技术哲学要研究技术本体论、技术认识论、技术价值论、技术社会批判论等等问题。而其中哪一类问题是当今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哲学家有不同的理解。在我国，张华夏和张志林等先生认为，技术的认识论和逻辑结构问题是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他们呼吁“技术哲学要转向技术知识论和技术逻辑的研究”。陈昌曙和远德玉先生则认为，技术与科学相比，具有更直接、更鲜明、更强烈的价值性，鉴于此，应当把技术的价值论作为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在美国，许多学者主张技术哲学主要是对技术进行伦理的、政治的分析；而皮特坚持认为，“技术哲学的首要问题是认识论”。他说只有从认识论问题着手研究，技术哲学才可能容身于主流哲学讨论之中。应该强调，在讨论技术认识论和技术价值论研究孰重孰轻时，不要忽视了两者的密切关系，特别不要把两者对立起来，两者都是构成一个完整的技术哲学所不可或缺的。或许，洞察在特定情景下技术哲学应研究的特定问题更有实际意义。拉普认为，今日技术哲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是研究技术变革的动力学，关键是要明确在“技术决定论”中人们可能的作为。
在技术哲学研究中，处理好理论思辨和经验研究的关系极为重要，“唯理论”或“经验论”的方法都不可取。针对“唯理论”，拉普指出：“不能无视具体的经验证据，只根据对技术的逻辑的、不变的本质的思考，演绎出技术的现实特点。为了防止任意的和不可信的思辨，哲学分析和思考必须以有条件的事实为依据。从这一点出发，才能进行概括。”而针对“经验论”，拉普则指出：“技术哲学解释必须利用并努力整合于哲学传统之中。形象地说，哲学传统是任何哲学解释得以生长的土壤，不利用这个基础，为技术哲学研究重新发明‘轮子’是愚蠢的。”应该说，拉普的这个意见是非常中肯的。关于技术哲学的研究方法，费雷基于几十年的教学、研究和思考，形成了自己的四个信条：其一，技术哲学应联合西方主流的哲学传统思考技术；其二，应用认识论、形而上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哲学、科学哲学、社会哲学等学科的范畴，能够阐明技术现象；其三，技术哲学在理解何为合法的哲学方法时应该采取多元化的策略；其四，一种全面的、批判的、多元的技术哲学研究方法对认识技术和制定有关的社会政策是有益的。
关于技术哲学研究的未来走向。从技术的文化环境看，随着冷战的结束，20世纪90年代以来，技术的文化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如果说过去人们蜷缩在防空洞中，那么现在人们畅游在网络中。伊德认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应对这种文化环境的变化，反思当代技术世界的新问题，而不能仅是继续研究与埃吕尔、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相同的主题。从技术自身看，随着全球电子媒介基础设施及其文化的发展，米切姆认为，现代技术（与背景分离化）正在被一种新的“元技术”（meta―technology）取代。元技术正以虚拟的形式重新使分离的世界连接成一个整体。在这样的情况下，米切姆指出，“过去二十年，技术哲学努力思考我们做的技术，下一个二十年必须努力思考我们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元技术。”从认识与实践的关系角度，杜尔宾则呼唤行动主义。杜尔宾说，虽然需要理论的进步，但更需要的是在解决技术社会的现实问题上取得进步；虽然理解技术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围绕它们的有关的社会问题做些什么。为此，他呼吁学院的技术哲学家们走进行动主义的领域，加入到解决实际问题韵行列中来。从根本精神看，无论技术哲学研究将怎样发展，陈昌曙先生提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要有自己的学科特色、基础研究和应用。他讲，技术哲学研究“没有特色（学科特色）就没有地位，没有基础（基础研究）就没有水平，没有应用（现实价值）就没有前途。”
三、技术哲学研究之关键：技术创新研究与技术启蒙
基于上述的技术哲学研究的“自我意识”的考察，本文以为，技术哲学研究在走向繁荣之途中至少有两项的关键任务：其一，面向技术，进行技术创新研究；其二，面向社会，进行技术启蒙。
其二，从理论逻辑来看，技术创新是技术成为技术的过程，技术哲学研究只有牢牢抓住这一技术形成的过程，才能向技术“敞开”，与技术现实相切近。通常认为，技术归根到底是一种实践活动，而技术创新又是一种最基本的技术实践活动，因而，技术哲学研究若要反思技术就必然要首先研究技术创新。技术从构思到社会的实际应用，是一个复杂的创造性的技术一社会过程，其中，技术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文化的和自然地理的诸多因素相互作用，最终产生与社会相适应的技术。这个技术产生的过程，这个技术成其所是的过程，被称之为技术创新。所以，技术哲学也只有研究技术创新，才可能切实知晓技术是什么，它何以可能、何以产生、如何产生、产生什么。
其三，从技术哲学自身发展看，技术哲学研究之所以分裂为工程的和人文的两个对立的流派，主要是因为各自偏执于一端：工程的技术哲学，如德绍尔等以技术发明为研究对象，只关心纯粹技术是如何可能的，而忽视了技术与整个社会的复杂关系；人文的技术哲学，如埃吕尔等以技术的社会影响为研究对象，只关心从人文社会的角度评价技术，往往对技术持敌对态度，而忽视了对技术自身的全面认识。由前所述，技术创新是技术成其所是的技术一社会过程，技术哲学研究技术创新，既能向技术“敞开”，又能向社会“敞开”，因此，研究技术创新可以在工程的技术哲学与人文的技术哲学之间架起桥梁，实现两者的融通，从而为建立一种健全的、连贯的、一致的技术哲学奠定基础。
技术创新哲学研究至少要包括技术创新实践论、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等内容。技术创新实践论，是研究技术创新实践活动的本质、特性、类型、结构和形态。技术创新本体论，是研究技术创新实践的“本原”或“本体”，是寻求技术创新成其所是的“最高原因”。技术创新认识论，是研究技术创新认识的发生、发展及其规律。技术创新价值论，是研究技术创新的价值标准、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等问题。显然，这几方面的研究内容是相互依赖、融会贯通的，比较而言，技术创新实践论是其它研究的基础，由它们共同组成的技术创新哲学研究，实质上可以被视为广义的技术创新实践论。
正是通过技术创新，人类创造了属人的技术世界。今天“技术无所不在，却又无处可见”。首先，与其说我们栖息于大自然之中，毋宁说我们已经栖息于技术世界之中，并且我们仍然越来越深、越来越广地陷于其中。“技术是现代人类的栖息地”。其次，对于这个人类自己创造的“第二自然”，人类似乎是熟知的，而实质并非真知。今天的技术越来越“厚重”、越来越“深沉”，普通民众与之接触的只是其外围“终端”或“显示屏”。
现今人类的境况是：自文艺复兴以来，随着自然科学的兴起和发展，人类逐渐从对大自然的无知中解放出来，人类是通过科学而解放；与此同时，随着技术的兴起和发展，人类又重新陷入了一个无知的技术世界，人类是通过技术而蒙蔽。于是，技术启蒙就成为了技术哲学研究的时代任务。技术启蒙关键是要对社会的关于技术的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批判，籍此，建立起人与技术的自由关系。
哲学的论文篇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批苏联双簧管专家的到来，让国人第一次见到了来自西方的双簧管演奏和教学方法。当时苏联专家的教学风格是注重手指技巧，轻视对音色的控制和基本功训练，哨片偏薄，音色也薄而亮。当时国内乐团因急需双簧管演奏员，多从唢呐演奏员里挑选人员转学双簧管演奏。到了上世纪50年代，我国聘请了德国演奏家魏切西和捷克演奏家亨邓塔在北京开办大师班，经他们培训出的双簧管学员，首次接触到了有别于苏联的教学方法和演奏技巧，使我国双簧管演奏和教学水平有了很大提高。[1]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我国文艺事业翻开了新篇章，大量西方古典音乐唱片、磁带以及cd出现在市场上，音乐爱好者们见到了不同演奏家、不同演奏风格的音乐作品。双簧管作品录音在当时的市场上虽数量极少，但以霍利格尔、谢林博格为代表的德国体系演奏家录音资料的出现，仍然极大地开拓了国内双簧管爱好者的眼界。能够赴欧洲特别是西欧学习，成为了当时国内双簧管学者的梦想。有个别学者通过罕有的机会得以赴欧美留学，如今这些学者除个别留在欧美工作外，大部分都已归国任教，并成为第一批将西方双簧管教学体系带回国内的教师。他们经过近二十年的教学积累，已总结出一套适合中国学生的科学方法，他们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双簧管教学领域的顶梁柱。进入21世纪，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中国社会经济的飞跃发展，大批国内音乐学院学生得以赴欧美学习双簧管，这其中又以赴德国、法国、英国等西欧国家的居多。他们大多在国外学习多年，能够全方位地接触到西方音乐和教学方法的精髓，这些学者归国后大多成为了当今各大音乐院校和乐团的青年教师与演奏员，为中国双簧管事业注入了新的血液和生机。更有甚者，通过自身努力已与欧美著名演奏家、教育家比肩而立，例如现担任纽约爱乐乐团首席双簧管演奏家的王亮，以及年纪轻轻就已获得德国著名音乐学府莱比锡音乐学院双簧管教授职位的林卿。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开放，当代国内各大音乐院校的双簧管学习者既能通过互联网接触到大量音乐资料，也有机会在学习期间参加国内外各类双簧管专家的大师课，学习到更多先进的演奏技巧和方法，最终通过科学的练习达到更高的演奏水平。经过几代双簧管教育者的努力，中国双簧管学者正处在一个史无前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
二、哨片和基本功训练
哨片对于双簧管演奏者来说无疑是最重要的发声载体，它就好比人体声带对于歌唱者一样重要。以德国为代表的西方双簧管教学体系非常重视学生对哨片的控制以及基本功训练。通常学生在初学阶段，必须掌握单独吹奏哨片的技能。一般的教学方法是:让学生在哨片上练习从低音到高音，再由高音返回低音的长音、音阶以及滑音，学生需要通过哨片尽可能吹奏出最低音(通常是低至小字一组的so或升fa)至最高音(通常为小字二组的re或升re)的每个半音，直到能够将音阶节奏吹奏得平稳均匀且音准准确，然后再练习由最低音到最高音的上下行滑音，有的教师还要求学生能够在哨片上吹奏出部分乐曲的旋律。这一练习旨在提高学生对哨片的掌控能力，体会如何使用嘴型和气息的变化去控制音高和音量，因为在单独吹奏哨片时，嘴和气息的压力要远大于在乐器上吹奏，所以当学生能够很好地掌握吹奏哨片的方法时，也就能在吹奏乐器时更加轻松。近年来，此种哨片练习法已逐渐被国内双簧管教育者熟知并加以运用，对于快速提升我国双簧管初学者演奏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哨片制作方面，西方双簧管教师一直主张学生自己动手制作哨片，并在课堂上为学生讲解哨片制作的全过程，有些音乐院校还会定期举办哨片制作研讨会。反观国内在此方面的现状，虽然教师们特别是有留学经历的教师大都具备教授学生制作哨片的能力，但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学生们更多地选择直接购买成品哨片，很多学生甚至不具备对哨片做细微修整的技能，这不得不说是极其遗憾的。哨片制作虽然工序繁琐，耗时费力且成品优质率较低，但通过制作哨片，学生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哨片的发声原理，并明白在吹奏时哪些问题出自哨片，又应该如何调整而使吹奏变得更容易。笔者认为，只有通过亲手实践，才能充分了解哨片乃至乐器的工作原理，从而提升自己的演奏水平。值得庆幸的是，近两年来，国内出现了以葛克迅先生为代表的具备工匠精神的发明人才，研发出了具有世界领先技术的做哨机。他研发的做哨机可在法式和德式哨片模具中切换，且体积小巧，容易操作，在哨片精修步骤中为双簧管学习者节省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使哨片制作变得更轻松、灵活且具有很高的成功率。这一研发成果得到了中西方双簧管演奏者和教育家们的广泛认可，成为中国双簧管人对全球双簧管爱好者的一大贡献。基本功训练主要指强化学生在气息、音色、音准、节奏等方面的训练，此类训练对学生掌握优美的音色、正确的音准和稳定准确的节奏等，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在这方面的训练尤其以德国教学体系最为系统和科学，德国拥有世界公认的最优秀的交响乐团和双簧管演奏家，这和他们历来在教学中注重学生基本功训练密不可分。近些年来，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深入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强化基本功训练已成为国内双簧管教育者的共识，并着力在提升学生气息、音色、音准等专业素养上创造出更多的科学方法。首先，在强化学生气息运用上，中西方双簧管教育者有着一致的方法和见解，即通过有节奏的吐气、吸气练习，以及运用吹吸管、吹纸巾、变换站姿和坐姿等方法，让学生充分了解到吹奏双簧管的呼吸原理和控制气息的能力，然后将这种呼吸法逐渐运用到长音、音阶和乐曲的练习中去。其次，在熟练掌握气息运用的前提下，通过嘴型的配合让学生吹奏出圆润而优美的音色，同时加强训练学生的听力，让其逐步摆脱对校音器的依赖，最终靠听力分辨所奏音符的音准。在节奏训练方面，由浅入深地使学生掌握好每一种节奏型，从最简单的四分音符开始，运用各类教材上的节奏练习，强化学生对每种节奏型的记忆。在练习乐曲时，应让学生分段、慢速练习，当学生在慢奏时既能做到节奏准确，又能做到运指清晰，接下来便可提升到下一个更快的速度，如此反复练习。最后的目标是让学生在演奏中既拥有优美松驰的音色，又让听众在音准、节奏上找不出问题，从而达到具备一定专业素养的演奏水准。
三、乐感的培养
双簧管的演奏既要有“器”，更要有“乐”，要使二者融为一体。[2]如何培养学生在演奏时的音乐感觉和处理方式，一直是音乐教育者的重要课题。在此方面，中西方具有各自的教学特点。在西方，以德国、法国为例，德国的双簧管教师往往要求学生熟知所吹奏乐曲的时代背景、作曲家和作品特点以及当时的音乐风格，并在遵循乐曲时代风格的前提下进一步分析和声变化，从而确定乐句的走向。学生对乐句的处理和衔接，以及对音准、节奏的准确把握，是他们所看重的。而在法国乐派，教师们注重学生的情感体验，更偏好启发学生的想象力，着力培养学生在音乐处理上的个性化，在遵循乐句基本走向的同时强调突出重音、强弱对比以及音头音尾的细节处理。由此可见，在乐感的培养方法上，中国的教学模式与法国体系相近，擅长采用启发式教育，注重学生的个性培养，更多的是通过给学生讲故事或营造画面感的方式，调动学生想象力。当然，这种教学方法的缺点也很明显，由于缺乏对乐曲和声、旋律的分析，音乐处理过于自由，容易出现学生每次演奏同一首乐曲时都有不一致的处理，并且音乐线条不够连贯，乐句走向不够清晰，学生受自身情绪和心理状态的影响很大，容易造成音乐处理时好时坏的结果。针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应该结合学生实际来确定教学方法。如果学生具备较好的基本功，即拥有优美圆润的音色，能很好地控制节奏和音准，则应对其在音乐处理上着重进行启发式教学，在学生分析完作品背景和乐句走向的前提下，充分调动学生的想象力和画面感，增加学生在演奏时的肢体动作。应针对不同风格的乐曲段落，营造不同的场景和故事。如果要演奏一段忧伤的旋律，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想象出一个忧伤的故事情节或回忆一段忧伤往事。而如果要演奏一段节奏明快的舞曲，则可以在演奏前先带领学生编排一段相同节奏和速度的简单舞蹈，用脚步或手掌击打出重音的位置，帮助学生找到所演奏舞曲的`韵律和节奏特点，在吹奏时也可以加上之前编排的肢体动作，从而演奏出作曲家想要传达的效果。反之，如果学生基本功较差，在演奏时需要顾及诸如呼吸、音色、音准、节奏等诸多方面的问题，演奏负担较重，则应在加强学生基本功训练的同时，引导学生从作曲家、乐曲时代、乐句走向入手分析，在乐谱上为学生明确规划好音乐处理的细节并加以标注，尽力让学生在演奏时有一个清晰的线索和轻松的状态。
四、重奏、合奏课程及舞台艺术实践
重奏、合奏课是音乐演奏专业不可或缺的课程，它能够帮助学生增强对音准、节奏、音乐处理等全方位的控制能力，训练学生在与其他乐器一同演奏时协调音量平衡、强弱对比等方面的合作技能，为学生毕业后加入职业演奏团体打下基础。现今中西方的音乐院校普遍都开设了重奏、合奏课，中西方在课程开展方式上也基本相同。重奏课多是由指导教师布置乐曲，牵头组织不同专业学生搭建重奏组，也可由同一专业的多名学生组建重奏组或室内乐团。西方音乐院校极其重视学生的重奏课程，除要求学生每学期必修此门课程并完成学分外，还鼓励学生登台演出。不管是在校内免费音乐会，还是在校外的商业演出，抑或在教堂里的公益性演出中，经常可以见到学生重奏组或室内乐团的表演。在国内，近些年来重奏课程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但学生们登台演出的机会，特别是在校外舞台展示的机会仍然不多，社会中还没有形成一个偏爱室内乐重奏的观众群体，学生们的重奏技能和曲目难度也与西方院校有较大差距。笔者认为，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与国内院校较少邀请国外重奏专家来做有关重奏技巧的专题讲座有一定关系。在合奏课程的设置方面，中西方均是以学生乐团的形式来开展这一课程的，不同的是，国内院校的学生乐团多采用标准的乐团编制并只选拔优秀学生参加乐团，虽有个别院校设立了不只一支学生乐团，但仍然会出现一部分学生难有机会加入乐团排练和演出的情况，特别是像双簧管这样在乐团里只需两到三人编制的声部。针对此问题，西方大型音乐院校采取了较为灵活的方式，比如将乐团双簧管声部由双管编制扩大到四管甚至更大编制，或者每学期轮换不同的学生加入乐团，通过这种灵活的方式尽可能让每一位学生都有参加乐团排练和演出的机会，增强他们的舞台实践经验。除此之外，西方音乐院校还普遍开设有乐队片段课程，由具有丰富乐团工作经验的教授为学生授课，指导学生演奏交响乐中的困难独奏片段，这一课程不仅是为学生加入学生乐团作准备，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提前学习职业交响乐团招聘考试必吹的乐队片段，为学生顺利就业打下基础。近几年，一些国内音乐院校也开设了此类课程，以期达到同样的教学目的。在舞台艺术实践方面，除了中西方共有的重奏、合奏演出形式，更重要的是还举办学生独奏音乐会。在西方院校，每一位双簧管教师在每个学期都会组织一至两场教学班音乐会，音乐会多以免票入场的形式在校内音乐厅举办，目的是吸引社会群众和学生的亲朋校友前来欣赏教学班的教学成果，同时也见证学生们的专业进步。学生需演奏一至两首完整的或节选的乐曲，积累舞台经验，也为未来登上更大的舞台或其职业生涯做准备。国内院校也常常举办双簧管教学班音乐会，但举办频率不及欧美院校，且国内部分教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认识:学生登台演出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所以在曲目选择上往往要求学生演奏难度较高的曲目，或必须完整演奏整首乐曲。在笔者看来，大可不必对学生登台演奏设置过高的门槛。此类教学班音乐会的主要目的应为展示学生在一段时间内的学习成果，如果学生在演奏中有较多失误等不理想的状况发生，或者通过演出发现与其他同学存在较大差距，也许他们会因此自责或产生一定的挫折感，但带给他们更多的是在心底暗自与自己较劲，从而增强与同学的竞争意识，也找到了在下一次演出时应注意的问题，从而带给他们长远的专业进步和舞台经验。
五、中西方各具特色的演奏曲目
中西方在传统的双簧管演奏和练习曲目上并无太大差异，特别是随着近年来互联网技术和电子商务的兴起，双簧管乐谱和教材都更容易分享与获得，但中西方在曲目选择上仍然具有鲜明的特点和区别。西方国家特别是西欧国家在选择双簧管独奏曲目时，除选择传统的从巴洛克到古典再到浪漫主义时期曲目外，越来越多的现代新音乐曲目被演奏家演奏或被国际双簧管比赛选作规定曲目。这些新音乐乐曲多由当代作曲家(大多是西方音乐院校的作曲系教授们)创作，乐曲往往并不悦耳，所表达的意境多与当代社会现实紧密结合，如表现现实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们内心的挣扎、现实生活的压力与焦虑、战争与饥荒、环境保护等，甚至有模仿现实生活中各种噪音的作品。这些作品虽不被当今大众所接受，但仍然是西方严肃音乐未来发展的趋势。许多西方作曲家认为，这类新音乐实质上并非为讨好现代人而作，而是面向未来的人类听众，相信它们终有被理解并接受的一天。这类作品对双簧管演奏来说极其困难，需要用到多种新指法、新技巧，作曲者大多要求演奏者通过夸张的形式吹奏诸如颤音、顿音、重音、弱音、滑音、范音、多音以及二分之一音、四分之一音等音型，以期达到作曲家所想表达的意境或诉求。在中国，音乐院校的严肃音乐作曲家们也在创作新音乐作品，但他们通常会在作品中加入中华民族音乐元素，并且不会过多使用西方新音乐式的极端技巧。可惜的是，在这类新音乐作品中，为双簧管而作的曲目极其稀少。当今可供双簧管演奏的中国曲目大多改编自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民族音乐作品，其中有反映民族生活题材的作品，如辛沪光的《黄昏牧归》、黎国荃的《牧羊姑娘》《小放牛》、祝盾编曲的《蓝花花》、赵季平的《陕南素描三首》等，还有自然风格主题的作品，诸如朱践耳的《春天的歌》、何占豪的《草原上》、钱恺的《伊犁之歌》等，此外还有孙亦林的《喜讯传到瑶山寨》等社会题材的乐曲。[3]笔者经过多年教学观察发现，当国内学生演奏这类民族作品时，往往能较好地把握乐曲的曲风、节奏和韵律，吹奏起来也比吹奏西方乐曲时更加从容自信，这当然是因为他们生长在这片文化土壤上，对自己的文化和历史更加了解，但也从侧面证明，若想演奏好西方音乐，也必须从学习西方文化和历史入手，充分了解西方音乐产生的背景和乐曲所要表达的思想。结语综合以上几方面来看，近些年随着我国音乐事业的快速发展以及与西方学术交流的进一步深入，我国在双簧管教学方法上大都与西方主流教学方法接轨，并且在某些方面保留了中国特色。虽然在针对学生的基本功训练和艺术实践等方面还需努力，但总体上我们的教学水平正在快速缩小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双簧管这一来源于西方的乐器一定能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让更多中国人享受到它纯美的韵味。
参考文献:
[1]杨光.双簧管教学及演奏在中国的发展[j].艺术教育，(9).
[2]杨华玉.近十年双簧管教学之得[j].艺术教育，(6).
[3]王向东.试论中国双簧管音乐中民族风格的体现[j].文艺生活文海艺苑，(5).
哲学的论文篇四
哲学缘于怀疑，也缘于对话，它是书斋中的沉思冥想，也是社会生活的经验体悟。柏拉图与苏格拉底的对话，孔子与弟子的间答，都是哲学史上的经典画面。基于这样的背景，陈先达《散步·路上—我与学生聊哲学》一书的意义可谓不言自明。
翻开目录，不能不感叹该书主题的包罗万象。全书十章，每一章都有一个大词，人性、世界、命运、社会、历史、文化、认识、学术、思维、哲学。每个大词下，又是一连串的大词或小词，日常用语或学术概念。纵横捭阖，无所不谈，人情、性情，游泳、风雨，命运、风水，考古、话语权，数据、思潮，界限、条件，多难兴邦、古今之辨，等等。大话题下做小文章，小话题则从小见大，不是掉书袋，也不是玩弄概念，而是文本、历史、思想、生活浑然天成，韵味横溢。
思想愈是深刻，表达方式愈是从容淡定。《散步·路上》作为一种哲学之“聊”，更是呈现散淡的姿态和语气.无论什么话题，都是举重若轻，沉稳大气，随手拈来一个句子，随随便便从哪里开始，都是自然而然，而又恰到好处。当然，陈先生的学生一定懂得，这样的水到渠成并非轻易之举，其中蕴含了陈先生数十年的哲学思考和生活积累，投射出他的思想智慧和人生感悟。历史感油然而生，“眼睛向下”的必要性脱颖而出，所映照的是社会的年轮、时代的沉淀和思想的光晕。
《散步·路上》是和学生“聊哲学”的产物。陈先生对学生说:“你们读博士，严格说来并没有进人实践领域，仍然是在认识领域，是在学习如何认识世界，以备毕业后投身实践。这个学习阶段很重要。”寥寥数语，实践和认识的关系、认识的重要性，连带着对学生的期许，一并脱颖而出。写论文一定要有问题意识，要提倡论证，避免简单引证;只有追求社会意义上的学术性才是真正的'学术性，哲学最大的危险就是玄谈，等等。从问题中聊出哲学的同时，也从哲学中聊出问题，针对哲学研究中的一些热点、难点和疑点，陈先生都有理有据，拿出自己的看法，在思想的碰撞中寻求和阐明真理。
诚如该书封底摘录的两段话所言，“思想自由不仅是一种权利，而且是一种能力”，“一个按习惯思维的人，成不了思想家，也上不了思想史”，一个按习惯思维的人也是了无生趣，没有意思的。随着社会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人们整日为生计奔波，忙忙碌碌，难得有时间思考人生、社会和世界的大问题、老间题、新问题，也很少思考日常生活的意义和道理。其实，“小日子”也是离不开思考乃至哲学思考的，一些时候，我们不妨放慢脚步，走走想想。翻阅这本《散步·路上》，就宛若在人大校园里，和陈先生一起散步，听他谈天说地，这是一种休闲，一种享受，也是一种情感交流和思想历练。
哲学的论文篇五
——没有泛系方法论，就无法实现广谱哲学的基本目标
正当张玉祥教授已失败了多年、苦于找不到哲学的量化建模工具时，在中国，另一门新兴的学科——泛系方法论正以江城武汉为中心，在学术界“悄悄地”传播和发展着。1986年，有人向张教授介绍了吴学谋的一组论文《泛系分析与科学方法论》，他读后深感意外：居然有这样一种方法论兼顾普适性和相对精确性于一身？这是不是我多年要找的武器？但多年的失败不敢使他盲目乐观。1987年，张教授到秦皇岛认真听取了吴学谋先生的学术报告，并与吴先生进行了多次面对面的交流，这次会面使张教授认定了吴学谋创立的泛系方法论正是他多年要找的锐利武器。从此，为了真正掌握泛系方法论，张教授“拜师学艺”，跟随吴先生五年，潜心钻研泛系理论，并努力把它和哲学联系起来。在此期间，张教授发表了一系列哲学问题泛系化的论文，使哲学问题的精确性、数学化的研究发生了重大转机。张玉祥教授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曾明确指出，没有泛系方法论，就无法解决哲学的普适性与精确性的矛盾，因而也无法实现广谱哲学的基本目标，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泛系方法论，就没有广谱哲学。可见，泛系方法论对建立广普哲学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为什么泛系方法论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呢？因为它把含义及其宽泛的一系列基本概念（如广义系统、广义关系、广义转化、广义对称、广义优化等）建立在同样宽泛的数学模块基础上。这些数学模块来源于离散数学，又经过了泛系化的改造，因而与传统的建立在数值化基础上的数学有本质区别。这使泛系方法论概念的相对普适性与相对的精确性的统一，而张玉祥教授多年要解决的课题正是哲学的普适性与精确性的矛盾。因此，泛系方法论首先给广谱哲学提供了一个范例，即如何把普适性很高的概念与同样普适性很高的数学模块结合起来。
同时，泛系方法论也为哲学问题的广义量化建模提供了具体的理论、模式和方法。泛系方法论对一般事物机理的广义量化建模有自己的一套泛系量化理论、基础模块和具体方法，例如，它所提出的泛数、泛模拟、泛系单值化定理、十五种泛系转化方法等等，对于哲学问题的量化建模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张玉祥教授在《广谱哲学探索》一书种所概括的“广义数学观”、“哲学问题量化建模的基本思路”正是在吸取了泛系方法论有关思想的基础上并结合哲学问题的实际所提出来得。
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是讲工具的作用。高科研也一样，需要有与课题的水平相称的方法论。当年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之后，时隔七年才发表广义相对论，最主要的原因是爱因斯坦需要补充学习表达广义相对论原理的数学工具——张量分析，同样可以说，爱因斯坦晚年从事统一场论的研究没有成功，除了物理上的原因之外，当时的数学也没有提供适合的工具（例如，后来对统一场论有重要作用的纤维丛与联络理论还没有产生）。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泛系方法论，广谱哲学的提出也许还要推迟许多年，因此，泛系方法论对广谱哲学来说，是一个必要的社会历史条件，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广谱哲学何以在20世纪的下半叶在中国产生。
解决重大科研课题，需要坚韧不拔的毅力
——广谱哲学十八年探索历程
1981年张教授提交第一篇论文《辩证法三大模型初探》算起，到出版《广谱哲学探索》一书止，广谱哲学探索经过十八个春秋，这其中的艰难曲折、个中滋味，只有张教授个人知道，我们感到钦佩的是他矢志不渝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
这十八年是中国打破僵化体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思想大解放，经济大发展的时期，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特别是年轻一代，追求高收入、生活高质量成为一种时尚。20世纪80年代初，张教授也是一位20多岁的青年教师。谁都明白，搞哲学研究是一个既无经济效益又难见社会效益的事业，更不用说搞哲学的数学化了。张教授本来是学实用工程技术的，有不少同学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靠所学的实用工程技术发了大财，但张教授一旦选定了奋斗目标，便矢志不渝，甘坐“冷板凳”，一坐十八年，这种精神、这种境界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所无法企及的。
这十八年，是中国教育大发展、高学历大发展的十八年，青年一代追求高学历，出国一浪高过一浪。张教授却选择一个看不出有什么解决希望、别人想都不会去想的课题，为了这个课题他放弃了所有考研、进修的机会，放弃了所有的寒暑假。“泡”图书馆，跟踪新兴学科，为了弄懂建立广谱哲学所必需的泛系方法论，他像学徒工一样，从一点一滴学起，“缠”住吴学谋教授不放，一“缠”就是五年，这使得吴学谋教授深为感动。他说：有些人学泛系是想借泛系的名声发几篇论文，好评职称。因此，他们浅尝辄止，致使学了一点皮毛。张玉祥学泛系是抓住不放，五年如一日，一个模型一个模型地啃，一个模块一个模块地敲，不彻底弄清楚决不放手，因为他是真心想掌握泛系做点事。
事实证明，张教授抓住泛系不放是抓准了，这为他解决多年艰苦探索的哲学现代化难题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但他为追寻解决问题的工具的执著精神，这十八年探索背后表现的坚忍不拔的毅力，对我们青年教师不是更有意义吗？张教授的十八年却一直在追寻着一个既没功利、在当时又没有任何把握的目标，致力于一个几乎注定要成为学术上的“孤独旅行者”的目标，我们不得不感叹斯大林的精辟论断：伟大的目标产生伟大的毅力！
哲学的论文篇六
关键词：信仰，幸福，源泉
一、引言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在构成人的幸福感的诸要素中，人类的信仰对幸福感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论文参考网。
信仰是对某人或某种理论、学说、主张、主义、宗教等的信服、敬仰和尊崇，并以此作为自己行动的榜样或指南。信仰有“信”和“仰”两层含义。“信”是信任和信念，“仰”是仰慕和追求。由此，信仰可分三个层次：一是相信;二是仰慕;三是加入追求行列，并为之奋斗终身。
作为人类最一般、最普遍、最深刻的精神活动和精神现象，信仰与幸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二、信仰的作用决定了信仰是幸福的源泉
人类为什么需要信仰?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为在茫茫宇宙中短暂有限的人生，建造一个确定的精神家园，让人“充满诗意的栖居”。这种精神家园是人创造和享受精神生活的主观凭借和心灵依托。它负载着和支撑着人崇高而伟大的精神生活、审美享受，满足着人心灵的发育和成长，保证着人心灵的滋养和健康，决定着人的生命品位、生活质量和精神生活水平，也决定着人是否幸福或幸福的程度。
(二)设定一个理想的社会模式和一套有关社会运行的行为准则、价值尺度和伦理规范，以便让人生活在合理的社会之中，过一种有秩序、有道德、明是非、辨善恶的社会生活。信服和尊崇这种社会模式和行为准则、价值尺度和伦理规范的人，在宇宙、社会中的生存观念、生存状态、生存价值就找到了可靠的依据，其精神生活也就有了确定的基点和坚强的支柱。由此，“人便可以排除围绕人生的无知、孤独、怀疑、虚无与绝望，获得知识、关怀、安慰、确定、充实与希望”[2]，从而获得幸福感。
(三)在彼岸世界或精神领域为人们设定一个终极性人生目标，让人们终身去追求。信仰的确立， 在于对人类自身的本质力量和生存发展方向即终极性人生目标的把握。恩格斯说：“即使是最荒谬的迷信其根基也是反映了人类本质的永恒本性，尽管反映得很不完备，有些歪曲”[3]。当工业革命的新时代到来时，由于原有的.“信仰逐渐削弱了，宗教随着文化的日益发展而破产了，人处在这种不自觉而又没有信仰的状态，精神上会感到空虚，他对真理、理性和大自然必然感到失望”[4]。这些都表明，信仰(包括它的特殊历史形态—宗教)是以人而不是神为本质的，它实际是人们的生存发展状况的反映和表现，是人对自己生命、生活和前途的选择，有了这种选择，人的精神就有了“支柱”，安身立命就有了“根据”，感情、心灵就有了“寄托”，就能时时体验到一种幸福的感觉。
以上说明，人的幸福感常常依赖于人的心灵的完满，来源于人的信仰的确立。
三、信仰的力量决定了信仰能始终给人以幸福
作为统摄其他一切意识形式的最高意识形态，信仰具有特殊的力量：
(一)信仰可以使精神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驱动着和引导着人们沿着幸福之路前进。比如，无数仁人志士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百折不挠，勇往直前，其深刻根源在于他们具有伟大的性格，坚定的信仰。这种信仰就是希望并坚信着穷苦人的世界的到来。这种最朴素、最现实的信仰，最集中、最高度地体现了千百万劳动人民千百年来谋求翻身的愿望。这种愿望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精神导向，调动各种精神因素为它服务，并将其价值信念置于思想和行动的统摄地位上，成为价值意识活动的调节中枢。正是在这种愿望的招引下，他们才显得如此英勇无畏、前赴后继。而且，在追求信仰的过程中，也体现了他们不仅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者，而且也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者，更是伟大的乐观主义者。因此，人不能没有信仰，没有信仰的生命等于没有灵魂，而没有灵魂的生命无疑没有任何幸福可谈。
(二)信仰可以使人在困难中仍然感到幸福无比。这种困难，归纳起来有三种：
一是逆境。顺境有利于人们获得幸福，但也容易使人在得到暂时的幸福后不再有所追求;而逆境则会影响人们正常地实现幸福，但如果保持坚强的意志，坚守心中的信仰，奋力拼搏，顽强奋进，也许能够使自己的能力得到超常的发挥，获得更令人陶醉、令人神往的幸福。“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膜脚，兵法修利;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国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也”[5]。这些伟人正是因为胸怀伟大的信仰，从逆境、困厄中奋起，才写出了辉煌的传世之作，同时也体验到了逆境中特有的幸福。
二是苦难。有时，苦难能够催生幸福，幸福反过来又能够使人感觉苦中有乐，这其中的缘由仍然归根于信仰。论文参考网。比如，《天仙配》中的七仙女和董永，“寒窑虽破”却感觉“能避风雨”，“夫妻恩爱苦也甜”。因为他们坚信忠贞不渝的爱情，爱情的力量使他们虽处凄风苦雨却仍能感觉温暖如春。又比如，革命战争年代，战士们虽然吃着“红米饭”，喝着“南瓜汤”，把野菜当干粮，把干稻草当棉被，那种苦难日子可想而知，但因为有“毛委员”和他们在一起，因为他们心中装有伟大的“主义”，便感觉“餐餐味道香”，“心里暖洋洋”。
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当属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长征中牺牲的人是难以统计的。过雪山时高寒缺氧，经常有人坐下就起不来了;有的战士还要用担架抬人，其负重更难以承受;有的人为背战友而自己倒下。过草地时，有的人为救助陷入泥沼的战友，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有这样一则资料：
哲学的论文篇七
近年来，我国加大对劳动价值论的深入研究，对社会主义发展十分有必要。但是对马克思哲学中的财富问题却没有引起注意。笔者认为，在当前社会主义制度下，加强对马克思财富论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 全面阐述人在生产力中的地位
根据马克思哲学观点，所有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并具备客观“实体”特征。但是，前人留下的生产力会在新一代中将它作为既定力量，并为“过去”注入“现在”的活力，转变成现实生产力。可见，生产力的历史就是“个人力量发展”的历史。根据马克思哲学中“真正的财富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生产力”这一论述，是对财富问题本质的追问，这种生产力显然就是“个人独特主体的生产力”，因此具备“主体”特征。正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认为人的全面发展实际上是“自然力”与“人本身力量”的双重享用和占有。可以看到，“生产力”这一概念正是人的发展与生产财富的统一，并从中获得“实体即主体”的本体规定，可见，生产力不是自然永恒的，而是历史性地生成、发展、变化。
在马克思看来，人作为生产力中的首要因素，可以让生产力的发展呈现循环型或者维持型，并实现生产力发展质的飞跃。人作为社会劳动的主体及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在前者还不属于“发达生产力”，只有后者才是真正的“发达的生产力”。
人作为生产力发达与否的衡量根据，在于个人能否在自由时间中获得“劳动能力”与“真正自由”，能否在充分得以发挥的基础上，作为最大的生产动力而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中。因此，在当前社会自由时间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如何让人成为最大生产力，并真正在生产力中发挥重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问题。近年来，学术界已经将对人力资本的研究，上升到国家与党提升自身创新能力、建设国家发展的核心战略地位。
二、人学意蕴中的重要意义
西方经济学家多用“物质”来界定财富，马克思哲学中，却认为：“人们为了创造历史，必须保证生活、为了生活，又需要衣、食、住、行等各种东西，因此，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为了满足这些需要的新材料，而并非物质生活自身”实际上就是生产财富的过程。因此，人们为了满足自身需要，应该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创造并使用财富。
在人学语境中，财富是对人们具有一定作用性，并满足人的需要的对象或者使用价值。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无论财富是什么样的社会形式，使用的价值最终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因此，在物质生产活动中，物质产品是财富载体，因此物质产品的使用价值实际上就是财富的内容。马克思已经对财富分为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两大类。同时又将精神财富又分为两大类：物质产品形式的精神产品、活动形式的精神产品。可见，财富问题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发展是沿着人的维度进行的。
三、 “以人为本”的财富发展观念
当初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革命，主要以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高度发达生产力”作为物质的逻辑起点与基础。由于当时马克思研究的主要是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因此更多关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而并不是生产力自身发展问题。但是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在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同时，进入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时期，面临了生产力严重不足问题，并需要加大发展生产力。因此，从财富对人的发展主体角度出发，再加上财富对于社会发展的动力，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机制中已成为现实问题。
马克思哲学从财富出发，体会人的发展；又从人的发展反过来理解生产力，最终从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来理解社会发展逻辑，这对大力发展生产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随着生产概念的提出，虽然促进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不再以个人发展为主，而是依赖于生产力的发展主线。但是生产力自身的快速发展也要依赖于财富源泉，并真正开辟社会财富。正因如此，马克思已经在《马达纲领批判》中，将“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充分涌流”与“他们的生产力增长”和“个人的全面发展”相结合，并作为发展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条件。从现实角度出发，当前“放手让一切劳动、技术、知识、管理及资本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的思想，充分体现了大力发展生产力，落实马克思财富思想的实践。
以我国发展情况来看，我国社会主义通过大量生产并创造财富，实现社会生产力的全面发展，还应充分考虑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避免在生产资本主义财富过程中产生的“以物为本”的发展观，以及由此产生的生活悖论、生产悖论及生态悖论，最终确立“以人为本”的财富发展观。只有这样，才能在确保我国社会生产已创造大量财富的同时，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生态良好、生活富裕等，促进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并更好实现“解放与发展生产力”这一历史任务，实现我国提出的“通过发展来提升社会物质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并通过发展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促进建立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奠定财富理论的基本地位与作用。
哲学的论文篇八
懦弱说：“挫折是成长道路上不可逾越的高山。”
成功说：“挫折是成功路上的必由之路，需勇敢前行。”
在人生道路上，我们都会面对各种困难和挫折。挫折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能遇到挫折就气馁。挫折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经受挫折之后一蹶不振。对待挫折应保持一颗乐观向上的心态，勇敢面对困难，不轻易言败。
张海迪自幼就严重高位截瘫，几次濒临死亡边缘，身体可算弱的了。可是这些年来，她学会了4门外语，翻译了16万多字的外文著作，获得了哲学硕士学位，并自学了针灸技术，为群众治病，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挫折挡不住生活中的强者。
古今中外，历史上有太多的伟人经历过挫折。因为有极强烈而有效的乐观主义，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取得成功。牛顿发明地心吸力学说的时候，全世界反对他；达尔文宣布进化论时，全世界反对他；贝尔第一次造电话时，全世界人讥笑他。许多人都因抱着乐观主义的精神，而为世人所称道。
高士其是我国科普作家。在外国留学时，有一次做实验，一个装有培养脑炎过滤性病毒的玻璃瓶子破裂了，病毒侵入了他的小脑。从此留下了身体致残的祸根。他忍受着病毒的折磨，学完了芝加哥大学细菌学的全部博士课程。回国以后，他拖着半瘫的身子，到达延安工作。解放后病情恶化，说话和行动都十分困难，连睁、合眼都需要别人帮助。但他仍以惊人的吃苦精神进行创作，先后写成100多万字的作品。有人问他苦不苦，他笑着说：“不苦！因为我每天都在斗争，斗争是有无穷乐趣的。”
极强烈而有效的乐观主义，能使人们战胜全世界的糊涂、盲从、冷酷、恐怖、怨恨和反抗。而且工作愈伟大，所受的反抗也愈厉害，简直成了一种律令，对付这种厉害的反抗，最重要的武器就是乐观主义。一个人，缺少了乐观主义精神，难免在各种恶魔面前败下阵来。
贝多芬说：“要在挫折面前扼住命运的喉咙，挫折会使你自信起来。”
想不经受任何挫折而成长起来，那是神话。挫折是成长过程中的必需品。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不要逃避挫折，只有挫折才能让我们坚强，让我们自信，让我们奋斗，让我们有更多的经历，让我们成长。
哲学的论文篇九
在今天看来，对这样的理解我们还可以做进一步的推敲。唯物史观本身并不是道德理论，它只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社会问题时使用的基本方法，其中包含了一些他们对道德问题的看法。根据这一方法，我们可以说道德是有阶级性的，是历史地发展着的，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但这些结论取代不了对现实生活中各种道德问题的具体研究。如果只是重复这些尽人皆知的结论，不但于事无补，而且会妨碍我们面向实际生活进行独立的创造性的研究思考，更何况唯物史观究竟应该如何理解，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至于共产主义道德，实事求是地讲，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直接的相关论述，为数太少，远远不足以让我们形成完整的认识。这不奇怪，因为按照唯物史观，道德属于上层建筑，只有当经济基础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反映这种变化的思想观念才能形成。
哲学的论文篇十
摘要：科学与哲学之争历来已久，对于二者之关系，牟宗三先生分别从中西方哲学家思想中去找寻。通过辨析，他将哲学与科学做了较为明确的区分，指出了自近现代以来，人们对哲学概念的错误理解。同时，也进一步阐释了哲学对科学所产生的引导意义，开启了当代哲学发展的新方向。
关键词： 心思哲学科学
一、“哲学底科学之误”
1、科学的兴盛与哲学的萎靡
用“底”这个助词来表示所属，已是一些哲学家的所爱。“哲学底科学”，即哲学是依附于科学而诞生、发展的。这种观点对于我们学习哲学的人来说，真乃大谬。他们真不知哲学。那么，何为哲学？哲学与科学又有何关系？此间，又回到何为哲学该问题上来。牟宗三认为：“科学是为人之学，哲学是为己之学。己以外即为物，我以外之人也是物。科学在忘己而取物。”此处，他虽没有很具体、明确的给哲学下定义。然而，却以比较的方式，将哲学与科学做了细致、明白的划分。这种区分就表现在“内外的划分与物我的合离”。然而，从另一角度来看，科学多是与思（意识）有关，哲学则和“心”同在。依科学而言，对象是思维运行的前提条件，对象不现，思维便无法运行，目的就不可能达到，科学的意义也荡然无存。但是，从实际生活中来看，思，无不是无时无刻都在运动的。毕竟，在现实生活中，与人们交往最密切的仍是无限量的物(外)或 对象。因次，在急需物欲的社会之中，一些人“预言”哲学将会消失。然而，就事实来看，哲学并不因科学的繁华、压制而退出历史舞台。
2、现当代的“玄学”
此处所言之“玄学”并非魏晋时期的玄学，而特指科学之后之对象之学。言科学之后，是指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推论出在目前已发现的最新之物（对象）之背后必然还“有”（隐藏）着一个“对象”。只是该“对象”在目前之科学的能力下尚不可解除。因此，将其悬起而称之为“玄”。也即是该“对象”还看不见，摸不着。―――“存而不实有，内而不外现。”比如：在物理学中，已能通过数学方法推出“超旋”的表达公式。然而，就目前物理学的情况来看，其尚无能力凭借实验、作用以将其找出。因此，超旋也暂时被赋予“至小”的概念。但若仅仅从理论上来推断，那么，则又可分析出在超旋之下必也有更小之“对象”而将其构成，使其成为可能。由此，这些只可通过理论推出但仍无法科学验证的“存在”――“科学之后之对象”便成为所谓的“玄学”或“哲学”领域的分子。依此言说，那么，此处所谓之“哲学”实质与科学无异。这就好比是“已开花但尚未结果之大树一般”；“开花之树”为科学，“未结果”则为“哲学”。因此，牟宗三说：“但以为整个哲学即在依附，则不是好事。因为依附科学，从科学的根据上抽绎出道理，这无异于锦上添花，仍是锦耳，于锦之本质并无所增益。同样，于科学根据上抽绎道理，亦仍是科学耳，于科学本身并无所增益。”
二、上下合一，一体平铺
此处言“上 下”是指形而上与形而下。《周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那么，将科学划归为形而下，而把哲学归于形而上则未有不可。目前，人们对“道、器”的解释不少，取任何一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结合本文，“形”可作为“两境”之界线。“两境”――即形上之世界与形下之世界，“形”暂定为具体事物。其，上可归宗于其之所以存在之依据，保障（向内）；下可探究为对其他存在所发挥之功用（向外）。冯友兰讲：“一物之存在是以整个宇宙作为其存在之依据、背景。每一事物之本身功用又反作用于整个宇宙。”正所谓：万物一体，彼此联系，互为因果。犹如亚马逊“蝴蝶效应”――亚马逊蝴蝶扇动翅膀，美国西海岸将产生飓风。若依此说法，那么将会陷入一个不可调和之境。先设一命题：你以非你作为你存在之保障；我以非我作为我存在的依据。那么，按照数学原理将“你”与“我”做一个交集，得出的结果即是独立的“你”与“我”。因为，除你与我之外，其他均为一致。亦即是从“非你”之中抽出“我”之后所剩下的部分完全等同于从“非我”之中抽出“你”所剩余的那部分。这是从形式逻辑上来推的。毕竟“我”与“你”都是所属于大全宇宙。正如熊十力所言：即体即用，体用不二，不可分而别论之。然，为了便于说明也只能依形式的方式展开。由此，所分离出来的“我’与“你”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性体”，而非生物之我（意识）之你。因为，他们(思)都是科学的产物，不是真我。故而，对真我的感悟则如牟先生所言，须：“主客不离，一体平铺，物我双忘，然而，我们不讲认识则以，即讲认识，则不能不抬高主体，即不能不特显主体的特殊性能。而且若不显主体的特殊性能，亦不能达到最后境界的一体平铺，到处皆是。”
科学的任务是认识对象的构造以及其变化发展之规律。使人们明白，什么是什么。这主要强调的是自然科学的作用。而对于社会科学而言，则往往表现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之中。如：被就业、被买房等等。然而，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即是：客体的彰显，主体的隐退。主体即是作为认识的我，客体就是被认识的“他”。目前，对客体的追溯与主体本身的遗忘，已成为当今人类的现状，它占据了人们的整个思维空间。同时，也相对的屏蔽了人们本来所固有的“性体”“本心”。使得本来就难得被人们所显之“主体”被埋藏的更深、更隐秘。因此，对主体的彰显便成为了当今学科的任务，思想的革命。彰显主体不仅可以填补空虚的精神世界，更可以调节、平衡已失衡的客体世界与主体境界的结合，使其回到和谐的状态之中。以至人类与自然界能更好的、有序的、健康的发展。然而，受科学学科本身性质的影响，其在对主体的彰显方面似乎“无能为力”。哪怕是所属于其的心理学也只能是做向外的认识，而无法行“自我”的内显。所以，只能由专注于向内的哲学来予以分解，参悟其中之根本，彰显主体的自我，最终让科学与哲学达到高度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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