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哲学思想论文 黑格尔的哲学思想浅析论文(汇总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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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思想论文篇一

黑格尔是十九世纪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由于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对后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哲学流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人们也常常将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当做是十九世纪德国唯心主义哲学运动的标志。以下是“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希望给大家带来帮助！

一、黑格尔的哲学思想

（一）坚持客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

由于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受到柏拉图等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的深刻影响，在对这些优秀的哲学家思想的批判与继承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2]。黑格尔在其整个的哲学体系中始终坚持客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在这一世界观中，他认为“绝对精神”是唯一的永恒存在之物，外界事物的一切变化都与我无关。这种客观唯心主义是与因我的存在而存在，因我的变化而变化的主观唯心主义是不一样的，认为理性是这个世界的唯一主宰。

（二）辩证法

辩证法是黑格尔哲学思想体系中最具价值，同时也是对后世影响最深的一部分内容。正是在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的深刻影响下，马克思等人才开拓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道路，为我们今天的生产、生活和实践指出了前进方向。黑格尔的辩证法观念认为，任何事物都不是独立存在和发展的，而是需要一个参照物来为我们的发展提供参照，也真是因为有了这个参照，我们才能够更加清楚地认识我们自己。辩证法理论框架的发展一共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是处于第一阶段的，即人在整个社会现实中占据完全主导的通知地位，科学等技术是受制于人的。

（三）美学思想

黑格尔将辩证法的思想贯穿到了他的美学思想当中去，他认为艺术中既包含感性因素，又包含了理性因素，二者之间的完美契合构成了美的艺术。而黑格尔这里所说的感性因素和理性因素也就发展为我们现在所说的主观与客观。

黑格尔除了上述这些哲学思想之外，他的思想中还包含法学、自然哲学、逻辑学等重要的思想，这些哲学思想又被相应的领域所继承和进一步的发展，为众多哲学分支奠定了思想基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黑格尔哲学思想对后世产生的重要意义

（一）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是黑格尔哲学思想重要的发展者和践行者，从马克思提出的政治经济学思想中就可以很好的体现出黑格尔的哲学思想[3]。马克思是对黑格尔思想的批判继承人，从黑格尔的思想中提取出了合理的内容加以继承和发展，对于其中错误的、不符合实际的观点加以剔除。他不仅仅通过自身提出的观点和理论来解释这个世界，而且致力于通过他提出的观点来改变我们生活的世界。但不管怎么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的主核都是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在这一思想基础之上，才使得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发展，进而发展为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辩证唯物主义。

（二）强调了精神的重要作用

在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体系中，他认为绝对理念是我们这个世界存在的本质，但是这一绝对理念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的，它是不断地运动、变化、发展着的。从这一角度来看，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中又包含了矛盾的思想。矛盾观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同时具有统一性和斗争性的，是一个对立统一的矛盾体，斗争性和统一性二者相互制约、相互发展，最终推动着事物不断地向前发展。对于我们当今社会而言，黑格尔强调精神的观点也给我们带来了重要的启示，让我们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去面对我们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也推动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事业的建设。

（三）催生了辩证主义方法

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最重要、最核心的观念，而这一思想得以在今天发展成熟，深刻的受到黑格尔辩证思想的影响。黑格尔的辩证思维让我们对世界有限、无限的认识产生了质的飞跃，从而形成了如今的主观与客观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思想。

结语：

在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体系中，虽然有坚持唯心主义的错误倾向，但也正是因为有这种错误的哲学倾向的存在，才能够持续的引导我们去对正确的哲学思想进行不断探究，从而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二十一世纪最为先进、影响最为深远的哲学思想的出现。因此，我们也应该从中认识到，任何思想的产生、发展都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在时代性的束缚下，也就使其思想成果具有了很强的局限性。所以我们应该积极的肯定黑格尔为我们的哲学世界带来的这种辩证思维方法。

[浅析黑格尔的哲学思想]

哲学思想论文篇二

持续增值获利是企业之本，是以企业的任何经营活动都应该围绕一个“赢”字，包括寻找策划服务公司，企业为什么找策划公司，其目的只有一个――赢利。营销策划公司作为服务类公司，其最大的价值体现是帮助企业“持续赢利”。

那么，营销策划公司如何帮助企业获得持续“赢利”呢，在此特摘录《华夏酒报》对北京方德智业营销咨询公司（以下简称“方德智业”）的一段采访。

一、想“赢”，首先控制“亡”

“赢”字上面是一个“亡”，企业要获得发展，首先就是要控制“亡”。方德智业服务过很多中小企业，对于此类企业，他们首要的策划是帮助企业度过难关，远离死亡，活下来比什么都重要，然后才能求发展。让中小企业活下来的方法有很多，比如河北味道府酒业有限公司立足本地精耕细作，在一两个县城成就几千万销售业绩，同样活得精彩。

二、学以致用的“营销”更重要

目前，国内更多的中小企业还不太会科学地应用“营销”，还在错误地认为“打广告就是营销”。电视广告、户外广告、售点广告，乱七八糟，浪费了很多的钱，其实都是“赔钱赚吆喝”，这样的做法不是“赢利之道”，而是“亡命之路”。

方德智业一直告诫企业，要谨记“赢”字中间一个“口”，出言必行，言行一致，营销和广告一个都不能少，两者要统一策划才能让“赢利”最大化。说同样的话做同样的事，才能“花一分钱做两件事”。方德智业在为陕西太白酒服务期间，从“大手笔”商标购买到明星代言都是低成本策划，在陕西糖酒会投入四百万，获得的是近亿元的市场效益。

营销策划强的公司，必须倾向于“以赢利为中心”的营销设计。中小企业更需要营销，而非广告，他们需要的是以渠道制胜、区域精耕、带队伍打天下的营销策划。

三、营销，一切都要为“钱”着想

既然企业找策划公司是为了“赢利”，那么策划公司就应该一切围绕“钱”着想，

营销策划公司不应该想尽一切办法让企业“去花钱”，而是要帮助企业“省钱”，“花小钱办大事”，“挣大钱”，“持续赢利”。方德智业认为这是策划公司最基本的职业道德和素养。

大家都知道“赢”字中间一个“贝”，“贝”就是钱的意思，增值获利是企业之本。方德智业在为河南月山啤酒集团做营销策划的过程中，首先强化的就是企业的“赚钱的欲望”，告诫企业“不赚钱的事情不做”，杜绝“乱花钱”，集中精力，专注为“挣大钱”而努力谋划。

四、策划，需要有一颗平凡心

随着策划行业的兴起，很多企业已经备受“洗礼”后，开始用“有色眼镜”来看待策划公司，企业的“防忽悠”能力也在增强。

从事策划需要有一颗平凡心。策划公司不能依靠“傍大款”成名，而是要踏踏实实立足专业，强化自身服务能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赢得客户的信任。对于策划公司来说，客户的信任大于一切。当然，企业找策划，也需要一颗平凡心，随意贬低任何有价值的事物都是欠缺考虑的。

“赢”字最后一笔是个“凡”字，我们都需要有一颗平凡心，不论遭遇多少失败，都能站起来，为事业拼搏，为赢利奋斗，为相互的信任而不断前进。

五、智业公司必须“以企业赢利为中心”

策划公司靠的是智慧，不是办公室规模。智慧是策划公司最大的优势，规模往往是一种陷阱。什么都能做的策划公司，跟包治百病的药品一样。

专业是用来赢利的，不是用来吹牛的。虚荣心太强的策划公司往往缺少一定的耐心。浮躁会酝酿冲动，冲动是魔鬼，魔鬼的心态会伤害企业。从事咨询行业需要一颗平凡心，务实一些会更负责，也往往会更有效。

很显然，方德智业是一个“以企业赢利为中心”的智业公司。他们更注重实战营销策划，习惯实实在在的从企业实际出发，把“智慧和实战武装到牙齿”。因为更多的企业需要的是务实、高效的“实战营销策划”，是一切以“赢利”为目的和导向的策划服务。

哲学思想论文篇三

葛兰西是较早对大众文化进行系统研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人的全面异化是大众文化流行的社会、文化、心理根源;而由于意大利法西斯统治导致意大利作家和艺术家严重脱离人民群众是大众文化产生的社会政治根源.葛兰西对大众文化的研究超越了精英主义全盘否定和平民主义的全盘接受思想,辩证地分析了大众文化对无产阶级夺取文化霸权的.重要作用.其大众文化思想对后来的文化研究尤其是英美文化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有宝贵的启迪.

哲学思想论文篇四

[摘要]方以智明确地反对将《通雅》视为一般的训诂著作而忽视其中的微言大义，表明他已经很自觉地将训诂工作擢升到作为追求天道的理想方法。他在“欲挽虚窃，必重实学”的思想指导下，提出了“欲通古义，先通古音”、“言者，载道之器”、“文章即性道”和“文章薪火”等一系列独具特色的语言哲学思想。

[关键词]方以智；训诂；道；语言哲学

晚明至清初的哲学，在反思汉民族巨大的政治失败的过程，将这种原因归结为宋明理学的空疏。他们在解经方面又极力反对两宋及明代中前期的义理之学，力求通过对经典语言、文字的确切解释，以求准确地理解经典的原意，从而发展出了一套语言哲学的思想。作为这一时期杰出思想家代表之一的方以智，在语言哲学方面取得超越同时代人之上的成绩，他一生所学涉猎广泛，“质测”与“通几”兼治，在音韵、文字、训诂、文章与道之间关系的研究方面，成就尤为突出。其早期《通雅》、晚期《易余》之《知言发凡》、《时义》、《薪火》和《东西均》之《道艺》、《神迹》、《不立文字》等篇，都是集中借“小学”阐发其哲学思想的重要著作、篇章，他曾提出了“欲通古义，先通古音”、“言者，载道之器”等一系列独具特色的语言哲学思想。而他率先提出的“以音求义”语言哲学思想，被戴震及其后学段玉裁、高邮王氏父子所继承并得到深化。

(一)“以音求义”

“以音求义”是贯穿《通雅》一书的一条重要原则，也是方以智语言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贡献。梁启超说：“密之最大的发明，在以音求义。”方以智十分重视文字、声音的研究，他说：“函雅故，通古今，此鼓箧之必有事也。不安其艺，不能乐业；不通古今，何以协艺相传。讵日训诂小学可弁髦乎?理其理，事其事，时其时，开而辨名当物，未有离乎声音文字，而可举以正告者也。”在方以智眼里，“鼓箧”不是故纸堆，不可小觑，其中“必有事也”。他认为古经之声音、文字涵理、涵事，是通晓古今之理事、传续古圣贤之道的重要途径。“小学”不是局限于表面的声音、文字而已，其中涵有古圣贤之心。他说：“小学有训诂之学，有字书之学，有音韵之学。从事《苍》、《雅》、《说文》，固当旁采诸家之辩难，则上自金石、钟鼎、石经、碑贴，以至印章、款识，皆所当究心者。”在这里他明确地说明了研究“小学”的目的是“皆所当究心者”，从而在新的历史高度总结了汉唐训诂与魏晋、宋明义理之学的辩证关系，开创了以文字、训诂的人文实证方法，求达古圣贤之道的新的哲学思考路径。

方以智借“小学”阐发哲学的方法就是从研究声音、文字开始的，即以“声音文字为缘，入之两端”。在早期著作《通雅》中，方以智尤其强调声韵在“小学”中的基础地位与作用，这是方以智语言哲学的一大特色。他说：“备万物之体用，莫过于字；包众字之形声，莫过于韵。”在方以智看来，古经之文字、声韵即涵有宋儒所谓的“体用”之道，而研究声韵乃是较文字更为基础的识“道”工作，这种说法明显是对宋儒贬低训诂工作而空谈性命之道的反动，表明方以智决意另立一种从声韵、文字人手的哲学思考路向。他说：“惟声音可通古今人物之情，文字其寄托者也。”意即人们必须通过语音来会通古今人物之性情，而文字只是声音的寄托者；换言之，只有语音才是圣人性情的原始载体，是古人之心与道的最初体现，所以他说：“今日定序、正音，为万世宗。”从求古圣贤之道与文化的传承方面来说，方以智的这种做法明显较朱子一系以哲学方式求古圣贤之道的方法更具有实证性的特征。

方以智从声音、文字的起源来考查音韵、文字与古圣人之心、意的关系，提出“因形立事，附声见意”的音、义关系，说明“欲通古义，先通古音”的道理。他说：“人所贵者心，而不离五官。始造文字，皆意也，而不离五者，则当以意为第一。--然先形事者，以就可见者起意也。名为五官，用时并用；名为六书，一字并存，如见日月之事(自注：即指日月之事，即有日月之声)，而指为日月之意即会焉。特以因形立事，附声见意。而意多字少，转借为多。总言之惟形与声两端，而意在其中。”古人创造文字以立“意”为主，故人所贵于心；字有形涵事，皆从客观“可见者”起意，说明文字是古人对当时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反思的结果，是理性抽象的结晶，其中固然蕴藏着古圣贤之心与意。他还特别强调声音与事、意的对应关系：“指日月之事，即有日月之声”，“而指为日月之意即会焉”。这样，声、事、意一体并存于有形之字，有其事，即有其声，即可见意；见一字而知其形、声、事、意、心，五者同时并用，故可“因形立事，附声见意”，见字知音即可知古人之心与意，因此他将研究声音、文字等“小学”的'活动提升到“皆所当究心者”的哲学研究高度。

方以智认为对声音、文字等“小学”的研究目的是接续古圣人之道，使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他说：“删述大集与万世共熏，性与天道岂忧其断乎?”他考订文字、音韵是为了掌握与传承古圣人之微言大义，使圣贤之道流行不竭而与“万世共熏”。“性与天道”就是涵于声音、文字等“小学”中的“大者”，他认为《通雅》之作即在于“识其大”，他说：“客有过曼寓者，问《通雅》音义而及之，且识其小。”他明确地反对将《通雅》视为一般的训诂或仅仅是对音韵的考订工作而忽视其中的微言大义，表明他已自觉地将对声音、小学的研究工作擢升到作为体认天道的语言哲学高度。

方以智在主张训诂“达其实”的同时，也反对“诵死人之句”，他深知“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道理，所以他力主“虚实并济”、汉宋兼采，他说：“用实者虚，用虚者实，虚实本一致也。当合汉宋，及今参集大成焉。，，[。’(第2―3页)即是说在声音文字之实学的基础上要结合时代的要求有所创发，不能死守古人之章句，他甚至认为“朱子教人半日静坐，半日读书，有错行之用焉”。他说：“读圣作当虚心，以从经见，百氏当化，书以从我，察其两端，由中道行，中备四时，随其环应。”用传统的话来说，这就是从“我注六经”到“六经注我”；用现代西方解释学的话来说，这是从被动地解释文本到主动地积极创造。可见，方以智提倡训诂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一种不同以往的人文世界，这种理论与王夫之“六经责我开生面”具有相同的思想内涵。

(二)“言者，载道之器”――方以智工具论的语言哲学思想

方以智以“欲通古义，先通古音”为基础，积极探讨古人之心、道与言辞、文章的关系及读圣人之书对个人道德修养的作用，将语言哲学扩展到对文字、言辞、文章等“艺”的哲学与美学研究，丰富与深化了语言哲学的研究范围。他经史并济、兼采百家、采撷中西之长，使他的语言哲学理论既表现了通经致用的时代特色，又表现出深刻、系统的个性特征。

方以智以“气”论为基础，简明地揭示了“言”的形成过程及言与心的关系。他说：“气贯虚而为心，心吐气而为言，言为心苗，托于文字。”“言为心苗”，意即“言”是“心”外在表达，这里的“心”当然是指人的思想、思维或理性，将这种“心苗”记录下来的即是文字。“备万物之体用，莫过于字”，高度肯定了文字对思维的物化作用。他在《东西均，声气不坏说》一文中提出的“人心以言出气”的说法，揭示了语言与思想的关系。

在《药地炮庄・齐物论第二》的前序中，他明确地表达了“道”对“言”的依存关系，他说：“言者，载道之器，利害极大。”圣人之言承载着圣人所体认的天道，是圣人的思想结晶，是天地之心的体现，所以对待圣人之言一定要慎重，不可“糟粕文字”。在西方约3之后，像方以智一样，思想深奥又晦涩的大哲学家海德格尔说：“在，在思想中形成语言，语言是‘在’之家。”二者无论在语言形式上，还是在思想内涵上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体现了语言哲学的人类共通性及中国文化在此方面的优越感。

所以，读圣作不只是弄懂其中深奥的字词而已，他说：“吾少以辞为主，及长乃知文以明道也”，“古人深于义，当于理，文之以其辞而已。”对待古人之言，不可简单地视之为文辞的客体对象，要深明其中的“义”与“道”。不过，方以智并不否认言辞的重要性，他说：“辞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以言乎使命之辞也。”辞的“使命”就是行使“相传相示”古人之心与意的功能，所以辞不可以缺少。方以智即此提出“贵达”的读书方法，他说：“凡谓之辞未有不贵达者，亦未有达而犹贵枝叶者也”，“彬彬者，辞达之谓也”。“圣人之情见乎辞”，“达”就是要领会辞中圣人之性情、悟圣人之心，并化之为行动，“彬彬者”即是。否则，就会出现“六经既不尊，则师心无忌惮者群起矣”的社会现象。读圣人之作的最终目的小在教化以提升个人的德性，大在治理整个社会，从而将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以达到“善用”之目的。

(三)“文章即性道”

方以智除了对声韵、文字、语言等器与道的关系有精辟的论述之外，还深刻地分析了文章与性道、道与艺等关系，提出“文章即性道”和“道寓于艺”的独特见解。他以声音文字为切入点，全面展开对内与外、道与器的关系的分析，如他在论及道与艺的关系时说：“知道寓于艺者，艺外之无道，犹道外之无艺也”这样，他就将语言哲学扩展到艺术哲学。

他说：“士以读书明理为业，犹农工之刀耜也，志道游艺，外内一致，张弛鼓舞，全以此养之而化之。文章即性道，岂曼语哉。进德必居其业，立诚用在修词，大畜日新。道寓于器，会通典礼。赜不可恶，效天法地，道不远人，所贵振衣挈领，播种培根，一树全仁，何碍葱蔚。”在这段文字中，仅从语言哲学方面来说，他至少给我们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信息：第一是“文章即性道”，意指文章蕴含着圣人对性与天道的思考；第二是“立诚用在修词”，表述了读书对道德修养的作用；第三是“播种培根”，意即学问理应从字词等基础工作做起，因为“一树全仁”，字词之中自有天道在，故不能离器而言道、“偏上以竞高”。

方以智依据“文章即性道”的理论，他将读书事业与道德修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名教寓于迹”、“道德寓于文章”，“名教”即在圣人文章中，“圣人收拾万世聪明人，正在《诗》、《书》、《礼》、《乐》足以养之、化之，鼓舞不倦。”而“学”是将这种外在的“道德”化为内在德性的关键，他说：“外内合矣，合不坏分。外学多，内学一，即多是一，即分是合，见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正以外内交格，一多通贯，而无内外无中也”“外学多”是指除古人文章之外，还包括“寓内之方言、称谓、动植、物性、律历，古今之得失”，大致相当于“博”；“内学一”意指内化文章之道德，大致相当于“约”，“博乃能约”，如果做到“外学多，内学一”，便可达到“内外合一”、“一多相贯”的境界。他批评理学家们“先挥文章、事业二者于门外，天下聪明智能多半尽此二者，不畜之而欧之”，日“本性自足者”，扫除文章，“欲离外以言内，则学道人当先从不许学饭始!”方以智将读书识道喻为人初学吃饭，旨在强调学而后能的道理以及圣人文章对人的道德境界的擢升作用。

方以智对“小学”研究的新方法和新认识开启了一种通过训诂方式来重新解释原始儒家经典的新途径，推动中国哲学经由语言训诂的实证方式追求经典中的“道”的语言学转向。正如《四库全书提要》所说：“惟以智崛起，崇祯中考据精核，迥出其上，风气既开。国初顾炎武、阎若璩、朱彝尊等沿波而起，始一扫悬揣之空谈。”这种“风气”发展到18世纪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学者，终于蔚为大观，完成了中国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哲学思想论文篇五

一、葛兰西的哲学思想的内涵

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人们通过语言使自己与他人、与外界建立起清晰明确的联系，从而形成了对世界的看法，产生不同的民族文化。而哲学恰恰就包含在具体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之中，成为其中的组成部分。任何一种哲学都不可能绝对自在，都必然与一个民族的文化形态和所处语境相互交融。所以，要理解一个民族的哲学必须也同时了解该民族的文化。因为，前者是以后者为依托和底蕴的。而一个民族具有什么样的文化精神和传统往往会从该民族的语言习惯中流露出来。语言可以看作是民族文化的折射，故哲学与文化史的内在交织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从语言中体现出来。正是基于这一点，葛兰西提出的哲学观包含在语言之中，包含在每个人的语言之中。对于常识和民间宗教，葛兰西认为，常识是历史的产物和历史过程的组成部分。每一个时代的哲学思潮都留下了“常识”的沉淀，它既是哲学发展历史过程中保留至今的印迹，也是每一哲学精华思想的历史的有效性的凭证。它不是僵死不动的，而是不断地用科学思想和进入日常生活的哲学观点丰富着自身，是同时包含着新旧哲学思潮的一个相对僵硬的阶段。而宗教问题，“不是从忏悔意义上，而是从一种世界观和一种相应的行为准则之间的世俗意义的信仰统一上来注意”［1］(p236)，它是断片化的常识要素之一。由此可见，在葛兰西看来，哲学也就是哲学史。既然如此，那么常识和宗教作为历史发展的印迹，也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哲学思想，体现着一定的世界观。生活在一定历史时期的人们对该时期广泛存在的常识和宗教表示认同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对它们所包含的世界观的一种不自觉的、不加批判的接受。总之，在第一个层次中，葛兰西极力打破那种把哲学看作是“由特定范围内的专家或专业的和系统的哲学家所从事的专门的智力活动”的陈旧观念，强调哲学以语言、常识、民间宗教的形式普遍地存在于人民大众之中。如葛兰西所论述的:“在职业哲学家、哲学领域中的‘专家’与其余的人之间存在着不是‘质的’，而仅是‘量的’差别。”［1］(p259)而这种量的区别指的是他们之间思考方式的不同:一种是零散的、不自觉的思考，一种是批判的、自觉的思考。因此，在证明了所有人都是哲学家，每个人都无意识地各有一套哲学之后，葛兰西紧接着就进入了第二个层次，即注意和批评的层次，也是职业哲学家所关注的层次。因为语言、常识和民间宗教虽都暗含着某种特定的世界观，但它毕竟是以一种零散的、不系统的、非批判的和偶发的方式存在的，这就决定了应该对这种世界观进行分析和批判，即哲学就是对宗教和常识的批判和克服。关于这一点，葛兰西在《狱中扎记》中这样论述:“它首先必须是对‘常识’的一种批判，尽管在最初它是把自身建立在常识的基础上———这种综合的目的`必然是批判这些问题，证明它们的真正价值以及它们作为智识链条上已被替代的环节所具有的意义，并且确定新的当代的问题是什么，旧的问题现在应当怎样去分析。”［1］(p241)因此，从葛兰西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他所提倡的哲学家的哲学不是局限于书斋里的纯粹理性的思辨、演绎，而是根源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而又超越于日常生活的。因为思想和行动在本质上是统一的，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行动，即使行动中所暗含的世界观只是外在胚胎状态，是偶然地和在瞬间表现出来的。所以，那种局限于哲学家头脑中的抽象思考是不能称为哲学的。真正的哲学不是理论教条，而是一种实践，一种历史性的政治实践。因此，人们往往把葛兰西的哲学称为实践哲学，也是其哲学思想最具有意义的一点。这种思想和那种仅仅将实践单纯地归为认识论范畴来理解的观点相比较而言，显然是深刻的。

二、葛兰西的大众哲学思想中的积极意义

当然，葛兰西在强调哲学的实践性，强调思想和行动本身的一致性时，也看到在某些情况下，思想和行动之间存在着断裂。这种断裂反映的是一种社会历史制度的更深刻的对立。因此，葛兰西在论述哲学与现实的密切联系时，更看重的是现实政治活动的意义。哲学与政治不可分割，对于一种世界观的选择和批判同样是一件政治性的事情。职业哲学家的哲学活动不仅仅是局限于对日常现实生活的批判，更是要通过政治活动将一种新的世界观在人民大众中传播开来，从而提高全体民众的道德水平。即“批判地传布已发现的真理。把它们所谓‘社会化’，从而把它们变成实践活动的基础，变成人们协调一致和活动的要素，变成人们精神和道德的结构要素”。换句话说，是要实现“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哲学化”［1］(p235)。以此为据，葛兰西详细论述了实现“哲学的世界化”的途径，提出了一系列极具特色的政治社会理论，如“有机知识分子”、“市民社会”、“文化领导权”、“政治国家”等。葛兰西认为要想使无产阶级大众获得真正的解放，首先必须通过政党构造本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然后通过有机知识分子构建本阶级的意识形态，并力图使这种意识形态为人民大众普遍接受，成为整个社会的世界观，从而在市民社会范围内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进而推翻政治国家。只有这样，人民大众才能摆脱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和意识形态的双重统治，获得真正的自由。综上所述，葛兰西在对哲学概念重新阐述时，始终关注人民大众。因为人民大众是实践的主体，哲学要想实现自身改造世界的终极理想，就必须使哲学与人民大众的日常意识和社会心理融为一体，为人民大众所内化。只有这样，哲学才不会流于现实生活表面，才会比单纯的理论教化更深入人心，才能真正发挥它的社会作用。因此，葛兰西通过实践哲学，不仅要解构暗含于常识、宗教中的旧世界观，更要在此基础上建构一个新的世界观，并通过政治运动(意识形态革命)达到真正改变世界，为人民大众构建一个合理化社会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也可以把葛兰西的哲学观称为“大众哲学观”。

哲学思想论文篇六

从传统本质主义的缺陷、维特根斯坦的意义即用法、语言游戏论三个方面,来揭示维特根斯坦对本质主义的态度及其所引发的`哲学思考.指出维特根斯坦从日常用法的角度对本质进行新的思考,认为对本质只能进行描述而不能进行解释.他将“本质”一词的用法从人们对绝对主义的渴望和冲动中解脱了出来,不仅扬弃了传统的本质观的危险性而且使本质概念获得了新生.

哲学思想论文篇七

摘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马克思早期文化哲学思想的代表作之一。在《手稿》中，马克思抓住人的对象性本质，围绕“工业”和“异化劳动”两个方面进行深刻展开，并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带来的劳动异化、人的异化和文化异化进行无情批判，最终确立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哲学视角和基本发展倾向，彰显出马克思文化哲学的理论意义。

关键词：文化哲学;文化实质;文化现实;文化理想

由于文化史情节，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很少使用“文化”一词，“文化哲学”更是从未提及。但是，马克思早已把文化哲学的精神融入到他的哲学之中，《手稿》便是该精神的最有利体现。本文试图从前提、实质、现实和理想四个方面，对《手稿》的基本内容进行文化意义上的解读，以重新梳理马克思早期的文化哲学思想脉络。

一、文化前提：意识的分离

但是，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自为地存在着的、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人的这种“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是人所具有的类特性，人在有意识、有目的的实践活动中创造着人之为人的一切条件，并“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3]马克思指出，人的这种有意识的、类的生活即是“创造生命的生活”，正是在这种创造过程中，人把自己从动物界中提升出来，“动物是和它的生命活动直接同一的。它没有自己和自己的生命活动之间的区别。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人则把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直接把人跟动物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4]，“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5]因此，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生产自己本身，而人则再生产整个自然界。这里所说的抽象能力即人的有意识的活动，关系本身即符号。所以，人的意识的分离和抽象能力的实现，就是人创造符号即创造文化的前提条件。马克思把“使自己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作为人与动物生命的根本区别，充分说明了他肯定人的这种文化创造是人的一个类的规定性。

二、文化实质：人的对象性本质

马克思认为，人无论是作为自然存在物还是类存在物，都是在对象性关系中存在的，是“对象性的存在物”。在人类产生以前，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是人的“无机的身体”，“是直接的生活资料和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6]，人与自然是直接的同一关系。人类产生以后，人把自身从自然界中提升出来，二者的同一关系由直接性转变为间接性。文化成了衡量人的发展水平的尺度。人类通过文化创造活动，把“无机的身体”变成了“有机的身体”，变成了人类正在创造而又生活其中的文化世界。人不仅“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7]，可见，人正是通过人所特有的“对象性的活动”来创造人本身、人的世界和人的历史，并完成了从自然史向文化史的转变，完成从原始社会到现存社会的文化积累过程。

就主体——人而言，人的“对象性活动”即“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该活动过程的结果就是“人化的自然”。简言之，“文化的实质即人化，是人的创造性活动过程和结果的统一，自然、人与文化相互作用的过程，也就是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双向生成过程。”[8]马克思把文化实质定位为“人的对象性活动”的观点，为文化研究的深化和拓展提供了逻辑起点。

三、文化现实：文明与异化

资本主义的善恶双重面孔，带来了文化的正反方面影响。鉴于资本主义的文化现实，在《手稿》中，马克思首先从正面给予肯定的评价，他指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打开了的书本，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10]工业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或人的本质的表现，在工业的历史中折射出了人的文明与进步。但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由于私有制强化了人对物的占有，一切真实的关系通常被利益关系给掩盖，从而产生了文化的片面化。所以，马克思告诫我们：“如果心理学还没有打开这本书即历史的这个恰恰最容易感知的、最容易理解的部分，那么这种心理学就不能成为内容确实丰富的和真正的科学。”[11]其次，马克思“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即“异化劳动”出发，对资本主义所带来的非人的异化进行无情的批判。第一，劳动产品同劳动者相异化;第二，劳动本身与劳动者相异化;第三，人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第四，人与人的关系相异化。因为人同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与他人的关系，才能成为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必然要同他人相对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根本对立关系，就是人与人关系相异化的集中体现。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劳动本身、类本质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处在深度的异化之中。

“人的异化和文化异化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二者是同一过程的不同表现形式，都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人类面对的文化现实。人的异化导致文化异化，文化异化强化了人的异化。”[12]人类只有通过消除私有制这一非人的文化条件，才能完成对人的异化和文化异化的彻底克服，从而向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文化理想迈进。

四、文化理想：共产主义与人的解放

马克思认为，私有制是造成异化劳动的根源与结果，二者的相互作用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异化。因此，要消灭异化劳动，实现人性的复归，就必须通过消灭私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没有私有制、没有异化劳动的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人的真正解放。“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13]但是，否定个性、否定文明就是向简陋的原始社会的倒退。因此，人的异化的扬弃必须从根本上进行，必须消除产生这种自我异化的客观条件，即“必须消灭私有制，从而消除私有观念，这样自然界才不再是人的征服对象，人与人之间也才不是‘人对人是狼’的竞争关系。”[14]只有从这时起，人类才能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创造文化的世界。

人作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存在物，具有内在的超越性。正是这种超越性的存在，使得人不断地生产社会，不断地超越已有的文化现实、发展文化，从而创造历史，实现人的解放。“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15]赫舍尔也曾在《人是谁》一书中说道：“一个人从来不是完成了的，不是最后的。人的状态是初生状态。每时每刻都在做出选择，永远不会停滞。”[16]“只有被物化、异化的个体，没有凝固的人性，这就是人的未特定化带来的张力，也是人的生命可塑性凸显的活力。”[17]“人创造了人自己，人创造了人的实践;人永远创造着人自己，人永远创造着人的实践;人永远是未完成的存在，人的世界永远是未完成的存在。”[18]人永远处在不断再生产自己、再创造自己的过程中，人类社会的发展以及人的最终解放，也只有通过不断地文化创造活动，才能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便是人类克服异化现象、完成人类不断生产、创造过程，最终实现人的解放的必然选择。“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19]由此可见，共产主义通过对人的异化和文化异化的克服，是人性和自然的复活，实现了人与自然、自然史与社会史的统一，实现了自然解放、社会解放和人的解放的统一。

总之，马克思在《手稿》中，从意识分离的文化前提出发，时刻抓住人的对象化本质，阐释出文明与异化的文化现实，最后提出建立消灭异化的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人的解放的文化理想，揭示了“自由自觉的人—异化的人—解放的人”这样一个人类演进的文化逻辑。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条件造成了劳动异化、人的异化、文化的异化，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对异化进行积极的扬弃，最终实现人的解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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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赫舍尔.人是谁[m].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38.

[18]孙正聿.哲学通论[m].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194.

哲学思想论文篇八

明年将是中国近代逻辑学先驱王延直先生诞辰140周年，也是其代表作《普通应用论理学》问世100周年。谨以此文纪念先生诞辰140周年暨《普通应用论理学》问世100周年。

一王延直(1872－1947)，字穆若，号仲肃，又号剑秋，贵州贵阳人，留日学者，清末庚子辛丑并科举人，中国近代引进和传播西方逻辑科学的先驱之一，其逻辑学代表著作《普通应用论理学》［1］(以下简称“王著”)突出地代表了西方逻辑系统输入成熟阶段所达到的水平，在中国近代逻辑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王著”写于1905－19，历时七载，于中华民国元年七月(1912年7月)由云南印刷局印刷，贵阳论理学社发行。1981年由云南逻辑学者黄恒蛟先生在旧书摊上发现，随即被带到当时正在昆明召开的云南省逻辑学会成立大会上。应邀参加大会的贵州省哲学学会逻辑组副组长张同生先生(后曾任贵州大学副校长、贵州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将该书借回贵阳复印了几份，之后，贵阳师院政教系(现贵州师范大学政经系)按原样制作成油印本数百份供研究参考，即今之所见《普通应用论理学》。

二“王著”重现受到了学术关注，其学术价值也得到了学界的认可。

底，北京隆重出版《中国学术百年》丛书，其中的《逻辑学百年》一书多次提及并高度评价“王著”，特别指出:“严复等人译著的问世及严复、王国维、王延直等亲自讲演或授课，受到学界、思想界热烈欢迎，‘一时风靡，学者闻所未闻，吾国政治之根柢名学理论者，自此始也’”［9］。因此有学者提出，“王著”是“继《穆勒名学》出版之后，可以跟严复翻译的《名学浅说》、王国维翻译的《辨学》相提并论的逻辑学著作”［10］58－60。其次是对于“王著”纂著的时代背景的`讨论。

有学者认为，“王延直先生是受强烈的民族使命和社会责任感的驱使，来完成这部书的”［11］16－20;也有学者指出，“王著”的写作目的是“开发民智，促进中国的革新自强”［6］42－43;还有学者认为，“王著”所体现的思想，基本上属于当时“科学救国”或者“教育救国”一类的基本思想［2］43－49。

再次是关于“王著”内容的研究。《中国逻辑史·近代卷》特别提出:“王著”一是“内容丰富，演绎归纳并重”;二是“注重历史沿革，明确肯定中国名辩、印度因明、希腊亚氏逻辑为世界三大源流”;三是“逻辑术语好记易懂，已趋稳定”;四是“理论系统，强调应用”［8］。也有学者认为，“王著”“内容全面、融贯中西”［12］75－78，“简明扼要、眉目清楚、行文流畅、好读易懂”［4］81－82，更为重要的是，她“包含了深邃的逻辑思想”［12］75－78。

综观已有研究，“王著”的学术价值尤其是其史料价值受到一定程度的关注。学界同行的真知灼见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启迪，但仍存在以下不足:其一，在研究视角上，已有研究大多局限于逻辑基本理论的分析，缺乏从逻辑哲学层面的考察;其二，在研究内容上，已有研究均没有关于王延直逻辑源流思想、逻辑客体思想、逻辑归纳思想以及逻辑演绎思想等重要的逻辑问题的系统研究。因此，立足于逻辑哲学的视角，深入挖掘“王著”所包含的深刻的逻辑思想及其理论体系，仍然是一个亟待开拓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全新课题。

笔者认为，“王著”不仅具有学界所认同的史料价值，更重要的是，她包含了深刻的逻辑哲学思想，许多思想即使在今天看来，仍具有重要的学术启迪。

三就内容而言，“王著”并未涉及现代逻辑理论，这似乎意味着该书未涉及逻辑哲学问题。

若按此理解，当然也不存在“王著”所包含的逻辑哲学思想。然而，对“逻辑哲学”也可以广义地理解，即不论现代逻辑还是传统逻辑，都存在由逻辑本身所包含或提出的一系列哲学问题，以哲学的眼界来探讨、解释和回答这些问题的理论，就属于广义的逻辑哲学的范围。

尽管“王著”未曾涉及现代逻辑的内容，但其讨论的大大小小诸多问题，在而后数十年间一直是逻辑哲学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而这些问题大多都是在现代逻辑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才引起人们关注的，如逻辑的源流及中国古代有无逻辑的问题、逻辑的研究对象问题、逻辑科学的学科地位问题以及归纳与演绎问题，等等。

从而有力地驳斥了西方学者所谓“中国古代无逻辑”论。但是，“王著”并非完全认可中国古代各家各派的逻辑理论，认为孔子、荀子而后无人继起;至于惠施、邓析、尹文、公孙龙等，无非诡辩派耳;韩墨诸家之文章、苏张诸家之辩论，纯属偶合，决非由逻辑法则得出。“王著”指出:“孔子首创正名之说”，“荀子蹱之”，“于是有大共之说。即今之所谓归纳也。有大别之说，即今之所谓演绎也。”“惜乎荀子而后无人继起而光大之。”“若夫惠施邓析尹文公孙龙辈，无非徒逞诡辩，取快一时。”“韩墨诸家之文章，苏张诸家之辨(辩)论，证以论理法则，合者也颇多，然此不过偶然之符合，决非皆由论理法则而出者。”［1］9－10这种认为孔子、荀子而外无逻辑的观点，难免是对古代一大批逻辑家的逻辑学说及其贡献的抹杀，恐难为今之逻辑史研究家们所接受。至于惠施、邓析、尹文、公孙龙之理论是否诡辩，迄今仍在争论。

关于逻辑的研究对象，逻辑学界给出不同的回答，至今仍未达成一致。但归结起来，逻辑的研究对象大致可分为三类:思维(自弗雷格［g．fre-ge］以降，改称推理或推理形式有效性)、语言和客观世界。“王著”开篇指出:“论理学者说明思考之法则之科学也。”“语云:有物有则。宇宙间现象，虽千变万化，然皆必循一定之规律，此一定之规律，即法则也。”法则有二:“天然的”和“人为的”。“天然的法则，凡属实物，皆不能不遵循;至人为的法则，不过行于知识发达之人类间而已。例如伦理法、文典、美学的规范等，皆人为的法则也。思考之法则，亦人为法则之一种。”“思考之法则虽属人为之法则，然与任意所设定之规律不同，必以天然的法则为其基础。”［1］7－8显然，“王著”所谓“思考之法则”乃“以天然法则为基础的人为法则”。因此，关于逻辑研究对象，“王著”具有明显的逻辑客观世界说倾向;在认识论上，“王著”纂著者属于唯物主义反映论者。

关于逻辑科学的学科地位问题，“王著”赞同西方学者所倡“论理学为科学中之科学”之观点，指出这“足以表示论理学范围之广大”。值得一提的是，“王著”从语源学的角度，论证了逻辑学与各科学之间的关系。如生物学:西语称为生物论理学biology;动物学:西语称为动物论理学zoology;昆虫学:西语称为昆虫论理学entomology;生理学:西语称为生理论理学physiology;地质学:西语称为地质论理学geology;植物学:西语称为植物论理学phytology;矿物学:西语称为矿物论理学miner-alogy;心理学:西语称为精神论理学phychology，等等。“可知，多种科学皆不能离乎论理学”，“欲深究各科学，自不可不先究论理学”［1］12－13。从语源学角度考察逻辑学的学科地位，不仅让人耳目一新，而且使人们在理解上更加直观清晰。

关于归纳问题，在逻辑哲学上主要探讨归纳推理是否能得出必然性结论，如果不能，其合理性何在?如果归纳推理的合理性不能得到辩护，将影响归纳逻辑的合理性;如果归纳逻辑的合理性不能得到辩护，“归纳逻辑就没有牢靠的哲学基础，这样的话，归纳逻辑学家就一刻也不得安宁”［14］12。关于归纳推理的合理性问题，“王著”不得不寻求哲学上的假定，指出:“归纳推理之基础不外二大原理，一曰因果律，一曰自然齐一律。”［1］99“王著”认为，一切现象必有原因，一切原因必有结果。此原理谓之因果律。“此律系吾人当思考时自然不能不发生之假定也:例如由果推因，因虽未见，在吾人不以为无因，此时之所谓因自是假定的”，故“因果律又称为先天的原理”。因此，“必有因果律而后归纳法始能应用于实际也。”关于“自然齐一律”，“王著”曰:“时无论古今，地无论东西，一切生灭起伏于自然界之现象，其性质其活动有不期其同而同者。此原理谓之自然齐一律。”“王著”关于自然齐一律的论述，已相当接近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了，在“五·四”之前能够认同这些观念，是很不容易的。由于此律“系吾人由经验视察之结果所得之原理”，故其“又称后天的原理”。此律具有“举一反三之妙用”。因此，“必有自然齐一律而后归纳法始能应用于实际也”。

可见，“王著”认为，因果律和自然齐一律共同构成了归纳推理的基础。不仅如此，“王著”还在“附识”中指出:“因果律”比之演绎法中之原理正与充足理由律之原理相同;“自然齐一律”不但为归纳推理之基础，且为“演绎推理之根本原理，盖此律即演绎论理中所谓同一律之变相也”。尽管“王著”对“因果律”和“自然齐一律”寄予厚望，但此二律终究只是哲学上的假定，因此，归纳推理的合理性仍待辩护。

演绎问题，是指演绎推理是否能够出新知的问题。推理的中心任务是从已知获取新知。演绎推理的结论被认为是包含在前提中的，何以给人以新知?若不出新知，又何以为推理?这一问题的哲学意义，事实上不亚于著名的归纳问题，因此，我们称之为“演绎问题”。关于“演绎问题”，“王著”一方面坚持逻辑之要处在能推知事物之真理，使人知识扩充，另一方面又认为演绎推理不能够使人知识扩充。“王著”指出:“论理学之所以可贵者，其要处即在能推知种种事物所含之真理，使吾人知识愈加扩充”［1］7;“演绎的推理，其断案当包含于前提中，决不许及于前提上。”［1］99“王著”因此认同了演绎推理不出新知的观点。归纳问题和演绎问题，不仅是“王著”面临的问题，也是逻辑学家们共同面临的逻辑哲学问题。因为，逻辑的任务本身要求能推知事物之真理，使人知识扩充，但如果归纳推理不具有保真性，那么其真理性无法保证;如果演绎推理不出新知，那么就无法使人扩充知识。这势必导致的结论是:无论归纳推理还是演绎推理，均不能独立完成逻辑的使命。因此，寻求归纳与演绎的统一是逻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

尽管“王著”对诸多问题的解释和回答并不完美，甚至陷入理论困境。但在那个时期，能够提出那么多大大小小的逻辑问题，本身就是一种贡献。

哲学思想论文篇九

音乐教育是全面素质教育的重要手段，对学生自身素养、审美能力、创造能力等提高都有较大的帮助。然而在我国正如火如荼进行全民音乐教育的同时，也出现了大量的问题，如灌输式教学理论、应试性教学制度等。这对国民接受音乐教育起到很大的抑制作用，阻碍了音乐教育的发展。

这些问题都归结于对音乐的认知程度还不够。因此，在认知心理学向艺术拓展的背景下，文章站在认知心理学的视角下重新诠释音乐课程和教育理论，从认知心理学中得到对音乐教育的新启发，以尝试构建音乐教育的良性循环机制。

一、认知心理学与艺术

1967年，美国哲学家纳尔逊?古德曼在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设立了“零点计划”的研究项目，其目的是为了研究哲学和心理学在人体符号上存在的缺陷，所谓人体符号即音乐、诗歌、美术等。这些符号在发展的过程中对人类的心理有特殊的影响，对艺术概念和学习也产生了新的观点和启发。“零点计划”的理论基础是形成于这时期的认知心理学，计划的实施意味着认知心理学拓展至艺术领域。艺术类别中的认知主义表现在：艺术不是作为知识存在，而是大脑活动的一部分。

即一个从事艺术工作的人能够用抽象的形式表达出喜悦、悲伤等心理状态，而艺术“读者”也能够分辨并且明白这种抽象表达。20世纪70年代后，“零点计划”研究转向学前至大学阶段的艺术教育，并获得大量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应用于艺术教学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论证了艺术对人类所产生的重大影响。“零点计划”在心理学、教育学，尤其是艺术教育观念都造成了巨大冲击，形成加德纳多元智能理论。目前该理论在我国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并应用于教学实践。加德纳多元智能理论与传统智能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前者加入了心理和行为，产生了音乐、人际关系、空间信息等更多元化的自我认识。

音乐是认知心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其被证实为人类智慧的形式存在，为音乐教育方向点亮了一盏明灯。认知学习理论是认知心理学研究的成果之一、其与认知心理学的观点基本一致，但在其基础上丰富了学习过程方面的研究。

认知学习理论强调意识的重要性，学习的过程：提出学习者是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性;认为主体的学习效果除了已有的知识水平、认知结构之外还包含外部刺激和个体主观意识;思考、认知等意识性活动在学习中能发挥重要作用;强调学习者的创造力;重视主体内在强化的作用;强调心理和外部环境对主体学习的影响。认知学习理论就是照亮音乐教育前方的明灯，对音乐课程和教学理论有很大的启发。

二、认知心理学与音乐教育

根据认知心理学的启发，在音乐教育的过程中，应该从心理学角度出发刺激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培养其创造能力。同时，创设有利的音乐教育环境，开放的音乐课程，进而发展音乐教育，提高教学成果。

(一)认知心理学对音乐课程的启发

第一、开设音乐课程，完善音乐课程。在我国中小学当中普遍存在忽视音乐课程，重视文化课程的“应试体态”。除了一些艺术生之外，文化生几乎与音乐隔绝，这直接阻碍了学生对音乐进行认知行为，也构成了中小学跨越大学的音乐教育断层。音乐教育是进行素质教育的重要手段，如此状况下根本无法实现全民音乐教育的愿望。大学中尽管开设了音乐课程，但仅仅只是单线条的存在，在课程结构上并没有把学生的心理需求考虑进去。

中小学缺乏对音乐的认知能力，大学音乐教育又未考虑这一因素，课程结构设置较难，导致大部分的学生对音乐课程不太满意，进而失去兴趣。大学的音乐课程应该根据普遍大学生对音乐的认知能力，由浅入深、从易到难、循序渐进地进行。课程内容也不能只停留在音乐欣赏方面，应该结合一定的理论知识，调动学生思考和分析的主观能动性，使其通过音乐认知世界。

第二，音乐教材的极端性。在中小学中不乏在课余时间进行音乐教育的学生，但是这些学生接受音乐教育很多都不是出自主观意愿，而是把音乐作为一种知识，为了接受家长、教师、社会的考核而学。进而也就有了音乐考级一说，所配套的还有考级教材，完全将“应试教育”搬到了音乐教育中。考级教材尽管是专家为不同程度的音乐学习者所精心编写，但是从认知心理角度来看，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学习者的行为意识，更不用强调学习者的创造能力。而普通高校中，则缺乏相对应的音乐教材，有些教师要么凭个人喜好选择教材，要么直接把专业音乐院校的教材作为教学内容。教材的极端性使普通高校的学生无法接受适合自己的系统音乐教学，造成不良心态，形成恶性教育机制。教育者应该努力编写适合音乐教育各个阶段的教材，其目的主要调动学习者的主观能动性，让其对音乐进行不同阶段的认知，而非目的性的应试。

第三，开放性“音乐课程”。这种课程的形式自由，没有强制性的内容和课程地点，纯粹以培养学生对音乐的兴趣以及刺激学生对音乐的创造力为目的'。无论是中小学，还是普通高校都可以开设音乐社团，一切以学生为主体，开展社团活动，教师只作为辅助指导而存在。课程内容方面则可打破传统的音乐知识灌输，而是交流大家对音乐的认知程度和水平，沟通音乐学习过程中的难点，积极调动学生意识的发展，让其充分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

(二)认知心理学对教学理论的启发

认知心理学对教学理论最大的启发就是要将理论建立在学生的心理之上，遵从学生学习的自然发展规律，重视不同年龄的心理特征，不拔苗助长，不强加教师主观意识。比如幼儿在学习音符时，首先学习四分音符，因为这个节奏与其走路的节奏一致，幼儿容易接受;学习音阶时则从二声音阶人手，即“sol-mi”，因为这个音调和幼儿最早掌握的词汇妈妈的音调一致，随后再慢慢加入la、do、re，以形成完整的五声音阶。如此教学理论则充分体现了学生自然发展的规律。

其次小学生大都有活泼好动的性格特点，静止的音乐教学对其不太适合，教师则需要采用“游戏教学法”引起学生的兴趣，寓教于乐，在玩乐的过程中让学生认知音乐，感受音乐。普通高校的大学生心理、认知能力各方面都发育成熟，对其进行音乐教育以启发主观意识为主，大学生一旦主观意识上对音乐进行学习认知，就能自我探索创造力等。教师可从火爆的选秀节目中吸取精华，采用“pk教学法”，让学生在pk的过程中，认知自我音乐学习能力、学习水平和创造力，进而自我开发探索，以求pk获胜。

三、总结

综上所述，从认知主义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待音乐教育，有助于提高教学理论的创新以及音乐课程的完善。认知心理学从心理角度出发，突出重视学生对音乐学习的意识和主观能动性，主张从从内至外地刺激学生对音乐认知行为的意识和主观能动性，进而开发其创造力。

音乐教育的目的本身也就是让学生获得终身的兴趣、素养、审美能力以及传扬音乐文化。学生主观意识的形成有助于其主动认知音乐，探索音乐和创造音乐，为自身音乐能力以及音乐发展带来了无限的可能，可见认知主义心理学的积极作用。长期以来，家长、教师都没能从学生心理的角度出发，让其学习音乐，传统的灌输型教学和强制性手段反而减退了学生对音乐学习的主观能动性。至此，希望教师、家长能够站在认知主义心理学的视角下看待音乐教育，找到最适合学生的教学理论，最终达到音乐教育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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