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责任感是一个人的品质，我们应该积极投身公益事业。总结应该注重实用性，给读者带来有益的启示和借鉴。多参加语文活动，可以增强语文学习的乐趣和动力。
侵犯行为的案例与分析论文篇一
摘要：幼儿的行为问题一般是指对身心健康发展有重要障碍的行为的情绪方面的异常表现。弗洛依德的儿童精神发展理论告呼我们，0～6岁是一个人性格行为形成发展的重要阶段，如果在这个阶段，儿童身心需要都得到满足和受到父母良好的教养，儿童就会成为人格健全的人，否则，儿童可能会出现行为障碍、人格缺陷等问题。0～6岁时期，家庭是幼儿主要的生活环境，父母是幼儿接触最多的人，所以家庭因素在幼儿行为问题发生中起着最直接和最重要的作用。尽管幼儿行为问题产生的原因十分复杂，既有幼儿自身的生理和心理特质的原因，也有幼儿园和社会等方面因素的影响，但犯罪学家在研究青少年不法行为及其增长原因时，常常都追溯到幼儿时期家庭因素的影响。因此探讨幼儿行为问题与家庭因素的关系，对于防止幼儿行为问题，形成幼儿健康人格有着重大的意义。
关键词：幼儿行为家庭成因。
前言。
为探讨幼儿行为问题的家庭成因，笔者深入幼儿园、家庭进行观察和调研，选择两个有明显行为问题的儿童作为研究的对象，进行系统观察记录，对研究对象的教师和家长进行访谈，获得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一、案例介绍。
案例一。
某男孩，6周岁，有严重的自闭症。在幼儿园一整天的活动中，几乎从不开口说话，课堂上，从不主动举手发言，即使老师提问他，并对问题答案给予许多明显的语言和动作提示，他也一声不吭。课间，很少离开自己的座位到外面玩，从不参与其他小朋友的游戏活动，手脚协作能力很差，跳绳从未成功跳过一下。一些小朋友悄悄对笔者说：“老师，他是‘哑巴’，从来不说话的。”笔者试探地问其他小朋友：“你们请他一起来玩游戏，好吗？”小朋友说：“以前我们请过他一起玩游戏，但是他每次都不理人，现在我们都不喜欢跟他玩了。”
笔者友好地尝试跟他接近，主动跟他一起玩，逗他说话，小男孩并没有怕生的表现，没有排斥表现，甚至有时抬头对笔者笑，但从来不与笔者说话。班里的老师说，这位小男孩有语言障碍，说话模糊不清，刚进幼儿园时，不但不说话，也不听教师的指令，不会用语言表达自己的要求和愿望，憋尿憋急了，也只是发出哼哼的响声，而不会用言语表达出来，经过长期的努力，现在小男孩可以按教师的指令行动了，有时候在教师的耐心教导下，还可以说几个单词，但很少成句。通过家访，得知小男孩的父母至今仍两地分居，父亲是个生意人，母亲当过教师，家庭经济条件相当优越。小男孩2岁前由祖父母抚养，2岁后跟在父亲身边，一直上幼儿园才由母亲带养。小男孩的母亲对心理学有一定的研究，对儿子的自闭症很着急和忧虑，曾尝试过许多矫正的办法，但收效都不大。男孩的父亲则认为，儿子的自闭症是遗传于妻子，他认为妻子也不爱说话，非常文静，有点孤僻。在教育观念上，父亲认为对孩子应该从小管教，理由是现今社会风气腐化，道德败坏，青少年犯罪越来越严重，从小严加管教可以防止孩子以后误入歧途，而母亲却认为孩子有行为障碍，应宽容地对待孩子。
案例二。
某男孩，6周岁，非常好动，上课时根本不注意听，要么离开座位搞小动作，要么逗周围的小朋友说话，只有在教师斥责时才稍稍收敛一下，很快又会故态复萌。平时常常以打、踢、推、咬、威胁等方式攻击其他幼儿。在活动中，表现得比较霸道，常常跟其他幼儿抢玩具，难以协调他跟别的幼儿合作，几乎每天都会受到教师的处罚。一些小朋友说他经常打人，不喜欢跟他玩。这个男孩的接受能力较差，作业很马虎。见笔者主动跟他玩，跟他说话，表现得很开心，就主动与笔者分享玩具，常常缠着笔者，但好动的行为收敛不多。教师说他可能有注意缺陷和活动过度的行为问题，自我控制能力很差，因为班上孩子较多(30多个），教师无法分出较多时间和精力去约束他，只要他不对教学活动影响太大，一般任其自然。在与教师访谈和家访中，得知男孩的父母在香港，抚养他的是他姑妈姑夫，姑妈曾经在一间中学当过老师，已退休，现在一间公证所做公证员。姑夫是一个研究所的研究员，姑夫为人性情淡薄温和，平常对男孩教育过问不多，管教的任务主要落在姑妈身上。男孩的姑妈说，四岁前，男孩一直由姨妈抚养，姨妈对他很纵容，不管合理不合理总是尽量满足他的要求，使得这位男孩从小就非常霸道，无法无天，常以自我为中心，要求得不到满足时就发脾气摔东西，甚至离家出走。来到姑妈家后，姑妈对他要求非常严格，管教严厉，对他提出的要求合理就尽量满足，不合理的不管他怎样吵闹，发脾气也不理不睬，对他的一些过激行为，常会加以严厉责骂甚至体罚。因此，男孩对姑妈一直又怕又依赖。男孩的父母每四个月回来大陆探望儿子一次，男孩常向父母告姑妈的状，但是父母也赞同姑妈的.管教方式，不加理睬。男孩每次与父母团聚都很开心，缠着父母不肯放，如果他见到父母对其他孩子亲热点会非常不满。姑妈说，他对管教这个孩子已精疲力尽，有种受挫感。
二、案例分析。
从上面两个案例中，不难看出以下几点。
第一，缺少父母的直接抚养对幼儿心理发展有消极影响。
以上案例中的两个孩子由于种种原因都不能与父母生活在一起，虽然两个孩子的抚养者都非常爱孩子，但这种爱毕竟代替不了父母的爱。研究表明，父母在家庭中本身性别角色的扮演，对孩子性别角色的形成有密切的关系。孩子可从父、母之间的互动方式中，了解两性的互动方式，并认同模仿同性父母的行为。
如果孩子处于不理想的环境中，孩子可能会产生拒绝认同或认同错误的角色等认同方面不正常的现象，如此往往造成行为上的不协调或是心理方面的不平衡。
案例一先由祖父母抚养，再由父亲抚养，最后又与母亲生活，由于祖父母、父亲、母亲的三个生活环境中的语言都不同，孩子不断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过着动荡的生活，结果导致孩子语言障碍和缺乏安全感。而由于语言障碍，使儿童不善于与他人交流，心中产生自卑，环境适应能力差，社会性行为发展受到阻碍，从而形成孩子畏缩。孤僻的性格，慢慢把自己封闭起来，最终造成自闭症。案例二由于长期远离父母，缺乏父慈母爱，使孩子的心灵变得特别敏感和脆弱，过分在意别人对自己的态度，为引起别人更多的关注，而常常做一些反社会行为。
第二，家庭教育方式的偏差是幼儿行为问题产生的重要因素。
家庭教育方式直接影响孩子的行为。从亲子关系的角度分析父母家庭教育方式主要分为专制型、宽容型、民主型三类。专制型的教育方式是把孩子作为附庸，压制其独立性、创造性，对孩子的行为过多地干预，经常采取强制手段让孩子听命于父母，漠视孩子的兴趣和意见，不允许孩子对自己的事情有发言权，要求子女随时都要遵守父母的规定，稍有违背就会遭到训斥或惩罚，有时甚至是过于粗暴的惩罚。与之相反的宽容型的教育方式主要表现为亲子关系的淡漠。父母与孩子各有自己的活动范围及方向，父母任孩子自由地、不受约束地发展，他们虽然也与孩子进行交流和沟通，但对孩子的行为没有具体的规定和要求，很少奖励或惩罚。民主的教育方式是建立在亲子关系平等基础上的。其主要表现是父母把孩子作为独立的个体，注意培养孩子的主动精神，培养他们的自理、自制能力，对孩子的期望、要求及奖励、惩罚等比较恰当，经常与孩子进行思想与价值观的交流与沟通，尊重、听取孩子的意见，及时纠正自己在教育孩子中的失误。[2]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所的曾绮、卢咏莉通过调查研究，指出父母双亲的严厉的教育方式都与儿童被负提名、儿童的攻击性、学习问题等有显著的正相关，与儿童的被正提名。儿童的害羞等有显著的负相关；父亲严厉的教育方式与儿童的社交能力有显著的负相关。母亲民主的教育方式与儿童被正提名、儿童的社交能力有显著的正相关，而与儿童被负提名有显著的负相关。父亲民主的教育方式与儿童被正提名、儿童的社交能力有显著的正相关，与儿童的攻击性和学习问题有显著的负相关。[3]天津社会学院的关颖等通过对天津市区、郊区各一所小学、一所幼儿园实施问卷调查，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证实了父母教育方式对儿童行为的影响，得出父母采取民主型教育方式的儿童，在社会化程度上高分组的比例大大高于宽容型和专制型的。反之，父母采取宽容型和专制型教育方式的儿童，在社会化程度上其低分组的比例远远超过民主型。我们的案例研究也发现了这一点，案例二的第一个抚养人姨妈，因为孩子不是自己的，生怕过于严厉的管教，会招来他人的非议，因此不敢用纪律约束孩子，采取宽容型的教育方式，对孩子过分纵容、放任，养成孩子粗暴、反叛的性格。而轮到姑妈抚养时，姑妈意识到对孩子采取宽容放纵的严重性，又过分控制、约束孩子，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结果非但没有纠正孩子的坏行为，反而激起孩子更强烈的反抗。可见，家庭教育方式对孩子行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家庭教育方式一般是父亲和母亲教育方式的综合体。由于父亲和母亲在家庭中的地位、作用及自身素质不同，其教育方式上可能是相同的，也可能是不相同的。而这种相同与不同对儿童行为的影响也有差异。如果父母双方的教育方式均不恰当，对儿童行为的消极影响比较严重；如果父母双方，一方采取恰当的教育方式，另一方采取不恰当的教育方式，则两种教育方式有一定的影响和抵消作用，因此在对儿童行为的影响上，不良因素少于父母均为不恰当教育方式的组合。[4]在案例一中，孩子的父母对管教孩子应采取什么方式一直存在分歧，父亲认为要严加管教，母亲则认为应宽容孩子。本来，由于父母两地分居，孩子生活环境几经迁徙，加上语言障碍，已使孩子缺乏必要的安全感和自信心，如果父母教育方式矛盾，孩子在父母两方摇摆，无疑更加深孩子对环境的不确定性而变得更加恐惧、犹豫、退缩和孤僻。此外，孩子的父母尝试过许多办法，也无法矫正孩子的不良行为，使父母产生绝望的情绪，从而放弃对孩子的行为教育，进一步加深了孩子的自闭程度。
第三，家长的个性、心理健康状况对孩子的行为有重大影响。
家长的个性、心理健康状况等通过遗传、言行和所营造的家庭环境等多种途径作用于孩子。在养育子女的过程中，母亲与子女的接触较多，关系也比父亲密切，对子女的影响比当父亲的大，若母亲有情绪问题，心理健康状况不良或是心理疾病，会对子女行为产生严重影响。在案例一中，孩子的母亲患有轻微忧郁症，沉默寡言，内向孤僻，必然比一般母亲给孩子的刺激少，而拒绝多，从而影响母子之间的依恋关系的正常建立，扰乱子女的身心发展，导致孩子的行为偏差。在案例二中，孩子不愿依姑妈的期望、指示行事时，姑妈就会变得懊恼、生气。这些敌意感受，其主要隐含的目的是想控制子女。这种感受与目的，接着可能影响姑妈对孩子付诸行动，责骂或处罚孩子。孩子长期生活在姑妈这种暴躁的情绪氛围中，往往会不自觉地模仿姑妈的言行，慢慢也会变得性情激动、脾气暴躁，并把这些模仿习得的行为在幼儿园，在他人身上发泄出来。可见，家长的个性、心理健康状况与儿童行为问题的形成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三、启示。
通过本次个案研究，我们认为要防治幼儿产生行为问题，家长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尽可能亲自抚养和教育孩子。
一方面，孩子有与父母在一起的强烈的心理需要，这一需要得不到满足就容易产生感情饥饿和被遗弃感等不健康的心理。另一方面，若把孩子交给祖辈抚养，孩子打容易受到溺爱，加之他们的文化水平和观念的差距，往往施以不正确的教育。若把孩子交给其他亲戚抚养，由于生怕教育不好孩子不好交待，这种强烈的责任意识和巨大的压力感往往使他们产生紧张和焦虑，因而对孩子的言行过分敏感，这些都是不利因素。
2.创设良好的情感环境。
家庭是孩子最早接触的环境，父母对待孩子的正确态度、和谐的家庭气氛、严而适当的教育方式及父母的榜样示范作用是孩子形成健康个性和行为的必要条件。家庭成员之之间的关系应当是和睦的、平等的、互相关心和互相爱护。孩子在良好的情感环境中生活、成长，他们会感到自由、舒畅、温暖、幸福，从而形成健康的人格。
家长还应做个有心人，多注意观察孩子的日常行为，注意他们的心理变化，特别是在环境发生变化时，如转学、家庭搬迁等，以便使一些不良情绪在开始产中时就能得到有效的控制。
3.转移教育重心，改进教育方式。
现在有不少的家庭教育把重点放在教孩子读书、写字、画画、弹琴上，把家庭教育等同于智力教育和文化知识的教育，而忽视健康人格的培养。我们认为，家长应在开发孩子智力的同时，更多的去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把注意重心转移到孩子的心理健康教育和人格素质的培养上，及时地发现和校正孩子的胆怯、消沉、偏见、妒忌、撒谎、孤独、恐惧等不良的心理疾病，及早防止行为问题的发生。
4.父母要以身作则，做孩子的好榜样。
在每一个孩子身上，都能看到父母的影子。这不仅是遗传基因的作用，而且是父母的性格、感情、行为、语言等多种心理因素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
研究表明，家长没有心理健康问题，其子女有行为问题的比例就比较少；而家长自身有心理健康问题的则其子女有行为问题的竟高达60％。这就是说，有一半以上的孩子的行为问题与其父母心理健康不佳有密切的关系。因此，要培养孩子良好的个性行为，必须先从父母自身做起，时时注意自己的言行。父母的言谈和行为是心灵的声和形，孩子会在耳濡目染中引起思想感情的共鸣。例如，父母在饭桌前、电视机前的种种谈论，对某些不正之风的痛心疾首，对周围生活中的好人好事的赞扬，对不良行为的谴责，对邻居的热情帮助，待人谦虚礼让等，都会在孩子心理产生影响，父母切不可忽视这些生活细节，琐碎小事。孩子纯洁的心灵如同一张白纸，最容易接受光辉形象的感染，也最爱听故事。父母要向孩子多讲古今中外杰出人物的童年、少年时代的故事，给孩子多读一些名人传记，以崇高的人物形象之感染孩子。此外，父母要做孩子行为习惯的表率。平时家庭中的琐事，父母要以身作则并严格要求，养成良好的习惯，如作息时间有规律，家长有良好的业余爱好，不要打牌，玩麻将成瘾，切忌浪费时间……这些都是“小事”，然而，孩子的行为特征就是由这些家常小事而点点滴滴塑造起来的。[5]综上所述，亲子关系，育儿方式，父母个性特征，心理健康状况对孩子行为有重大影响。我们的研究提示父母要尽可能亲自抚养孩子，对孩子采取民主型的教育方式，建立和谐的家庭氛围，父母教育方式一致，保持父母健康的心理状况，这些是预防孩子发生行为问题、保障心理健康的重要条件。
参考文献：
易杳、陈宝家。家庭教育在缔结中华民族的未来。嘹望，1995年第10期。
[2][5]董群。重视家庭对幼儿性格的教育与培养。石油教育（京），19第11期。
[4]关颖等。父母教育方式与儿童社会性发展。心理发展与教育，1994年第4期。
侵犯行为的案例与分析论文篇二
职业学校学生的数量庞大，而大部分学生学习目标不明确，成绩不理想，学习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学习效率较差，这个情况严重影响职业学校的教学质量。分析其成因，解决其方法成为职业学校教师的主要任务。
关键词：职业学校学生教师问题。
侵犯行为的案例与分析论文篇三
公路施工个业正处在高科技信息化快速发展的环境之中，互联网的普及速度使人们的行为随之加快，并推动着管理组织行为以更快的速度发生着变化。这些有形和无形的变化必将涉及到公路施工个业管理的方方面面，从而使管理越来越表现在以人为本的行为管理上。对此，企业家或企业管理者，就非常有必要对组织行为学进行研究探讨，•并将研究成果运用到具体的管理实践活动中，以促进管理绩效的提高。
组织行为学至少应有三个层次的专题研究:个体水平的变量、群体水平的变量和组织系统的变量。在此，笔者仅对个体和群体水平的变最做一些论述。对当前公路施工个业来说，从细化目标、提高执行力的角度上，系统地研究分析员工的心理和行为，运用组织行为学来提高管理绩效是必要和现实的，这也是有很大效益潜力可挖的管理创新的方向之一。
一、运用组织行为学原理。
作为施工单位，不论是负责人还是劳务工人，其心理上都是干一天能拿上一天的工钱，装在自己的兜里。这种心理直接反映在劳动态度上，对此心理与行为，就要靠组织上的操作，用组织行为的理论，从完善组织行为上着手。否则劳务工人就观察着干，而不是理头苦干，所以，公路t程项目部经理和现场管理人员，要运用组织行为学的原理，从细处着手，才能避免出现进度不快，质量不保，效率不高的局面。针对这种现象，从组织行为学和心理学的观点出发，采取相应的措施，比如分阶段、按比例定期结算支付劳务费，用行为方式化解管理对象行为上背离目标的取向。
二、员工心理行为的重要性。
在现代科学管理中，‘高层管理人员或大型企业里的核心管理层，越来越关注员工心理行为对管理的影响，也就是对组织行为学的重视。如海尔集团个业文化建设中的人文管理，就注重了员工行为与组织的协调机制。其原因就是:过去的经济体制中，虽然招个社会资源配置不平衡，可对某个企业来讲，环境的变化不大，生产和销售有上级负责，因而无需，也没有必要对长远发展和风险作出清晰的规划。可现在是市场经济，特别是全球化的市场经济，生存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决策层或最高领导者的前瞻性，同时是否能够吸引凝聚优秀人刁’，留住并且使之满意地、自觉地充分发挥技能，形成全力即群体行为，对贯彻落实决策层或领导者的战略目标，也就显得非常重要。
三、积极强化激励机制。
在各种管理理论中，积极强化激励机制是改变个体的有效工具，实践证明，强化奖赏比惩罚更有效。在现实工作中，我们通过细心观察可以发现，在合适的时间和场合，对员工进行奖赏，可以极大地激发员工干劲和创造性。另外，在激励员工的过程中，管理者的表率行为是非常重要的。研究和实践都反映出，人心可快速地进入角色，被环境氛围同化。如果你的领导经常迟到早退、懈怠职责，那么其下属很容易变得自山散漫，不守信用。关爱员工的企业，要给予员工良好的工作和人际环境，给予员工或部属足够的工作上的支持，使他们安心地为之做贡献。现实中，关爱员工的管理者善于鼓舞员工的十气，提高员工的工作热情，激发员工创造性地工作。当员工做出成绩或有所创新时，管理者向大家公开地、及时地表示认可或奖励，并定期组织一些文化活动配合施工生产，使员工能够充分地享受成功的喜悦和成果。
四、保持信息的畅通。
公路施工企业的管理者，对人员的流动率和工作满意度都要进行不同程度的研究。如果员工的认知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较大时，管理者应能及时发现，尽快地努力消除那些造成差距的信息，对失真的信息要早发现，早阻止传播。虽然与员工之间沟通是多元化的，但应有主要的沟通方、式。从组织方面，充分发挥工会和群众组织的桥梁作用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必须承认，有效的沟通会使员工的生产效率有很大的稳定性，这也是很多跨国公司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都要进行组织结构改革，大量采用垂直、平行和非正式的沟通来促进信息快速地流动。信息的畅通能够降低员工对信息的不确定性，可以提高员工的满意度，进而提高管理绩效。在这方面，很多管理者需要努力将这种观念运用到实践中去，因为很多公路施工企业规模稍微大了点，官僚作风就开始萌生，这样的例子不仅公路施工企业中存在，其他行业也同样为数不少。
与前，劳动群体中占主导地位的年轻人的价值观己发生很大变化。如与他们的父辈相比，是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现在的年轻人有更强烈的实现自我的不确定性，近年来频繁“跳槽”现象就反映了这种不确定性。他们对周围的社会环境和生活态度持更加开放和宽容的态度，对组织的忠诚度明显降低，对个人的自山度更为看重。再加上公路施工现场条件艰苦，对拴心留人的组织行为要求更高。这就要求管理者应随时观察判断员工或部属的价值观，是否与组织主导的价值观相一致，只有那些价值观一致，同时又有能力的员工才值得培养和晋升，否则要及时予以淘汰。因为当员工的价值观与组织的价值取向一致时，他的才•智和满意度才能够促进管理绩效的提高。
五、公平感的重要性。
由于个体之问的差异相当复杂，尽管有相当多的国内外管理理论和管理经验可供借鉴，但很多管理者在实践中仍感到难以把握，这与目标不明确有关。合理明确的目标，对员工潜能开发和创造性培养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还有制度建设和规范化管理，以及公开、公正、公平的竞争环境，这些都是组织行为学管理中的组成要素。就公平而言，在群体中，个体的公平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其中的个体感到不公平，最能体现出来的就是积极性降低，甚至会使他离开所在的群体。现在有管理者在反思员工满意度不高的原因时，常常把薪资不高放在首位，认为如果大幅度提高工资水平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不然，这在科技含量高的知识型群体中更为显著。一项调查研究资料表明，有37%的员工离开原单位，不是因为报酬低，而是因为觉得自己付出与得到的不公平使然。在现代经营管理中，公平体现在方方面面，如招聘续聘时的公平，绩效考评时的公平，劳动强度与报酬的公平，对年轻有抱负的员工，其晋升机会的公平尤为重要。公平是每个诚实员工都希望所在群体具有的特征。公平的组织行为可以使员工满意而心无杂念地专心工作。
侵犯行为的案例与分析论文篇四
谈判专家认为：威胁不是达成谈判协议的最佳手段，使用威胁容易导致与意愿相反的结果。因此，优秀的谈判者从来不采用威胁手段，在表达同样的意思时，采用警告手段，这样就不会引起对方本能反感，有利于谈判的顺利进行。
四、。
又被称为暗盘交易。这种手段很容易凑效，一方获得紧俏物资、重要商业情报，出卖了滞销产品，而另一方则获得大量金钱、实物，肥了个人，害了国家。
五、“人质”战略。
即谈判一方在看准对方必须购买自己的产品(或劳务)时，乘机向对方提出进一步要求，抢高筹码，迫使对方接受。“人质”指对谈判双方有价值的东西，包括金钱、货物、财产或个人名誉。“人质”战略是靠手中王牌的压力达成协议，这样双方关系也不会融洽、长久。
六、假出价格。
在商务谈判中，谈判一方为了排除同行的竞争，故意虚报价格，以获得与对方的谈判机会，一旦进入实质性的谈判阶段，就改变原先的报价，提出新的苛刻的要求，这时，对方可能已放弃考虑其它竞争对手，只好同意新提的要求。
七、百般刁难。
挑些毛病是正常的，否则就无价可讲了，但是如果不顾客观事实，鸡蛋里面桃骨头，就过份了，尤其对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问题负有责任的一方为了掩盖过错、推卸责任，往往歪曲事实，编造假证，以期蒙混过关。施计一方不断纠缠、无理挑剔，故意拖延时间，把对方磨得精疲力尽，无计可施，在万般无奈情况下只好妥协、让步。
八、联手游戏。
一般而言，商务谈判的最终目的是双方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达成买卖协议，但有时谈判双方并不单纯地为了达成协议而谈判，而且是把谈判作为一种扩大影响，扩大宣传的手段。双方事先安排扣人心弦的谈判，通过媒介引起外界注意，或在履行协议时，一方故意违约，进行仲裁，引起舆诊**，这样，起到免费宣传的作用，扩大双方知名度，达到了谈判目的。这种谈判作法是对大众的欺骗，是不道德的竞争行为，利己而害人，因此，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
侵犯行为的案例与分析论文篇五
从当前我国物业管理的现状来看，市场化的进程比较慢，管理水平参差不齐，定位不准确等都影响着物业企业的发展。物业企业的经济效益相对于其他行业来说比较低，这是因为我国物业企业兴起的时间比较短，不同地区的生活水平相对较低，同时物业服务不够完善等，所以在新经济时代下，物业企业要想得到更好的发展，还需要从当前的管理问题入手，不断的完善管理方式，转变管理理念，提升服务能力，进而促进物业企业的发展。
一、物业管理存在的问题。
1.物业覆盖率低，市场化进程缓慢。
我国物业企业兴起的时间比较晚，同时发展的速度较快，但是与其服务的对象房地产产业相比严重落后。从我国物业管理的覆盖率情况来看，只达到45%左右，从市场化的程度来说，也只有35%左右，而物业管理市场化的主要影响因素为管理体制的落后，严重的制约着物业企业的发展。
物业企业是伴随着房地产行业而诞生的，但是我国房地产行业发展并不均衡，东部沿海地区房地产行业兴起比较早，同时物业管理行业也比完完善，通过多年的经验积累，物业公司也可独立存在和自负盈亏，并逐渐向市场化进行转变和发展。同时不断的创新，提出“氛围管理”等新理念[1]。但是同时我国一些欠发达地区物业管理发展的却比较缓慢，而且管理水平低，缺乏管理和创新意识，没有形成一套科学的体系。这也造成我国物业管理企业的发展不平衡，管理水平差距较大。
3.物业公司定位不准确。
在物业管理中，物业管理公司受隶属单位干预较多，缺乏市场调节作用，从而使得物业管理公司在实际的管理中仍然以管理者的姿态来对待业主，这完全违背了当代管理的初衷。在新经济下，管理和服务领域需要能够遵循“顾客至上”的原则。而我国物业管理中业主的地位却一直没有得到提升。由于物业管理公司定位的不准确，也使得物业工作缺乏服务标准，经常与业主间发生冲突和纠纷，使得物业的服务不到位、不完善。
经济的全球化发展使得我国的经济面临着新一轮的改革，在这场改革的`过程中，物业企业要想获得胜利，还需要加强管理，摆正自身的位置，注重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提升。
1.引进先进的管理理念。
我国当前的物业管理中缺乏先进的理论指导，还主要以经验为主，所以必须要能够将经验上升到理论，通过对管理经验的总结，对不良的管理方式进行改善，对有效的管理方式进行整合，从而形成一套完善的管理理论，保证物业企业发展的稳定性[2]。我国物业企业形成和发展的时间相对来说比较晚，缺乏完善、先进的管理理论指导，在变幻莫测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面临的风险也比较大，如果不能够有效的利用资源和分配资源将会使企业的利益不断降低，从而使得企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所以还需要能够加强对物业企业的管理，引入先进的管理理念来指导管理工作的开展。
2.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形象和品牌对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物业企业作为服务企业，其形象对于发展的作用更是不言而喻。所以物业管理中必须要能够对传统的管理理念进行总结，分析出其中存在的不利的地方，同时用长远的眼光去看待企业的发展，注重与企业的长期合作，能够取得业主的信任和合作单位的认可，不断的提升企业的公众形象和责任感，进而保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现代物业企业在监控管理的模式上已经固化，特别是一些比较高端的物业公司，为了保证服务，制定了很多硬性的服务指标，虽然这种固化的硬性指标方式能够保证服务的质量，但是缺乏灵活性和创新性也终将会被淘汰，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会逐渐的降低。所以在新经济时代下，在注重创新的发展阶段内，物业企业也需要能够根据社会的发展以及业主的需要等不断的对管理的方式、内容和形式等进行创新，建立其知识管理模式，提升管理的效率和业主的满意度。
4.建立业主至上的服务理念。
受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在企业的管理中，习惯了以领导为主体的工作模式，在工作中完全听从领导的指挥，服从领导的命令，缺乏以客户为中心的变通性。进而使得服务水平和质量难以提升，影响企业的形象，使企业的管理效率难以提升。因此在物业管理中，还需要能够建立起以业主为主导的工作理念，在工作中要能够将业主的需求作为工作的指导，尽可能的用自己的热忱和努力来满足业主的要求。同时对于物业公司来说，不仅业主是客户，员工也可以视为客户，所以在企业制度的制定中还需要充分考虑到员工的利益，使员工在企业中具有归属感和安全感，进而能够更好的投入到工作中，提升物业企业的工作效率，使企业的管理更加轻松、有序。
三、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的物业企业兴起时间比较晚，理论以及实践经验都比较匮乏，这也使得物业企业的发展受到一定的阻碍。特别在新经济时代下，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物业企业必须要加强对管理问题的总结，同时不断的完善管理方式，提升管理效率。
参考文献：
[2]沈建忠.物业管理转型中进与退的选择和考验[j].城市开发:物业管理,2016(7):1.
侵犯行为的案例与分析论文篇六
(一)完善竞争法律制度，明确不正当竞争的法律责任。
在现阶段，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成分的多样性相适应的竞争道德应当是反映竞争参与者正当利益的道德，即义务权利并重的价值取向的道德。所有竞争参与者的直接经济目的无一不是追求经济效益，即物质上的利益，没有这样的目的也不会导致竞争，所有的竞争道德都是自利的道德。社会主义的竞争道德也不例外。重利自然是竞争的核心，但自利只能是在法律和道德允许的范围和限度内利己不损人的正当的利益，只有损人利己才是违反道德的观念。所谓不损人就是平等待人，互惠互利，又要讲义，义利并重。只有提高经营者的竞争道德水平，才会有公平竞争的环境。
此外，提高消费者的自身素质，增强对欺诈性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辨别意识，提高辨别水平，同时还要同一切欺诈性不正当竞争行为作斗争。这样这种行为就没有了市场，直至消声匿迹，才能达到市场经济下公平竞争的良性状态。
侵犯行为的案例与分析论文篇七
会计行为动机，是会计行为主体进行会计行为的内在动力，是诱导、引发、维持会计行为的来源。由于会计主体的需求不同，选择会计行为的动机也有很多，其中影响企业会计行为选择动因的因素有以下几方面：
（一）道德伦理的因素。
（一）经营管理者的会计监督行为。
（一）不断完善经营管理的治理结构。
侵犯行为的案例与分析论文篇八
【论文摘要】我国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大量出现欺诈性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原因主要有立法不完善、不健全以及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不法经营者在利益驱动下违背竞争道德；自身缺乏法律意识和消费知识。其欺诈性不正当竞争行为已经成为一大社会公害。应完善竞争法律制度，明确不正当竞争的法律责任，运用非法律手段，提高和加强竞争道德，以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
商品经济的发展历史表明，竞争是社会经济活动，尤其是商品交易活动的重要机制。市场经济就是竞争经济。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通过竞争才能得到贯彻。在竞争过程中由于竞争者的共同愿望是最大限度地获取各自的经济利益，而在利益的驱使下，必然会产生违背竞争道德和法律秩序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由其是在我国市场经济刚刚启动，受文化、道德、经济利益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各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已大量表现出来。而欺诈性不正当竞争行为已经成为一大社会公害。
一、对两种主要欺诈性不正当竞争行为的透析。
(一)盗用他人的智力成果或商业信誉的欺诈。
1．假冒他人的注册商标。商标是区别商品来源的标志，现代经济社会，驰名商标在引导人们认牌购货和为其所有者创造利益方面更是起着无法估量的作用。商标，尤其是名牌商标所凝聚的人类智慧和金钱投入所沉淀的经济利益及消费者对名牌的信任往往为不法分子所利用。假冒他人的注册商标既是不正当竞争行为，也是一种侵权行为，其手段有：未经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或类似商品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或相近似的商标，销售名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销售伪造、擅自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等等。
2．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的或与其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造成和他人知名商品相混淆，使购买者误认为是该知名商品。一般来讲，知名商品是指能够得以较长时期并广泛地销售、使用，在其相关领域广为所知并有较好信誉的商品，包括我国评选的驰名商标所指向的商品在内。知名商品“知名”的原因，除了产品质量和知名商标外，还包括知名商品自己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等识别性标志。它会随商品的闻名而闻名，从而成为消费者认购商品不可缺少的重要标志。但是很多经营者不是采用提高科技进步与效益，而是采用侵犯他人知名商品的手段进行非法获利。现实生活中，尤以侵犯驰名商品和一些未注册包装、装潢者居多。
3．擅自使用他人的企业名称或姓名，引人误以为是他人的商品。企业名称是表示企业的性质与其他企业相区别的标志，直接代表了经营者，在一定条件下也能起到与商标同样的识别作用。企业名称由字号、行业或经营特点、组织形式三部分组成。这里，字号是企业名称的核心部分，反映了企业的独创性。保护企业字号是保护企业名称的实质内容。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除了擅自使用企业名称之外，还包括擅自使用那些无名称字号的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的投资者在市场交易中使用的自己的姓名均应受到制裁。
4．在商品上伪造或冒用认证标志、名优标志等质量标志，伪造产地，对商品作引人误解的虚假表示。在现阶段，我国已批准三种认证标志，即方圆标志、长城标志和prc标志。获准认证的产品，除接受国家法律和法规规定的检查外，免于其他检查，并实行优质优价。享有优先推选评为国优产品等国家规定的优惠。拥有名优标志的商鼎容易取得消费者信赖，有利于扩大产品的影响和销路。因此，伪造或冒用质量标志的行为不仅会直接侵害其他竞争者的合法权益，而且还会造成产品市场混乱，导致消费者误认误购，危害社会公共利益。伪造产地，主要是通过伪造原产地标志来实现的。根据《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的有关规定，伪造原产地标志主要是指伪造货源标记和原产地名称。伪造产地的本质特征在于其本身的特定标志是用以说明商品的出处，而该标志具有良好的知名度．足以标明商品的质量和信誉。
它主要是取决于当地的自然环境、特定的历史传统、民族习惯、工艺等促成其独具特色的某种商品，如中国的丝绸、日本的家电，因其独特的质地品味在世界上赢得广泛的好评．获得盛誉。这时的产地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名称或厂家名称，而是具有了知识产权性质的特定标志。
(二)广告欺诈。
所谓广告欺诈是指经营者通过内容与事实不相符或可能使人产生模糊判断的广告宣传推销商品的行为。这里“广告”应作为广义理解，它还包括标签行为在内。因此广告欺诈既包括狭义上的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广告行为，也包括虚假或引人误解的标签行为。以上两种行为一般只反映商品的优点，而商品的缺点和瑕疵在广告中都只字不提，所以消费者在广告的诱惑下，很容易上当受骗而蒙受损失。
所谓虚假广告宣传，主要是通过夸大事实、隐瞒真相等手段，对商品进行与事实不相符的宣传。他们或通过用“举世无双”、“绝代佳品”、“誉满全球”、“领导新潮流”等夸大言辞，对商品质量、性能、原材料构成、制作方法、用途、生产者、有效期限、产地等情况以及对其所提供的劳动服务、技术服务的质量规格、技术标准、价格、效益等作言过其实、欺骗性的虚假夸大宣传，或者隐瞒产品质量低劣、假冒货、滞销品、过期失效品等真实情况，作虚假的名不符实的宣传，故意引诱消费者上当受骗。如：“正宗名牌”实际上是冒牌；“出口转内销”实际上是积压滞销产品，“全市最低价”实际上比正常价高等等，或者发布一些根本不存在的或无法达到广告中所吹嘘的水平的子虚乌有的虚假信息，引诱消费者上钩，从中牟利。
所谓引人误解的宣传是指就一般的社会公认的合理判断而言，宣传的内容会使接受宣传的人或受宣传影响的人对被宣传的商品产生错误的认识，从而影响其购买决策的商品宣传。对虚假宣传的认定较容易，因为认定的标准是客观的，即宣传的内容是否和商品的真实情况一致。而对引人误解的宣传，在认定上就不容易。因为对其认定的标准有很大的主观性，即以消费者、用户的主要认识为判断的依据。有些广告在字面上可能是真实的，但很容易造成广告对象对其所宣传事实的错误理解，实际上隐含着广告主的欺骗意图。另外不应只看广告主是否有主观上的故意，即使有些广告因没有仔细推敲而发布，也应认定为引入误解的虚假广告。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广告与合理夸张的广告之问的界限。经营者为使商品广告具有感染力，给广告对象留下深刻的印象，常常使用某些合理夸张的手法。而独特的合理夸张，往往是一则好广告的`特殊价值所在。但合理夸张必须是一般的消费者或用户依常理即可分辨出的，不致造成其误解和误购，对市场的公平竞争也无妨碍。如某化妆品的“今年二十，明年十八”的广告，属合理夸张，因为消费者依常理不会得出年龄上倒退两岁的判断，而且能体会其明显的养颜效果。
标签作为广义上广告的一种形式，也常常被某些不法经营者用作欺诈的手段，主要是经营者在商品上隐匿依法应当标明的商品质量、制作成分、性能、用途、生产者、生产日期、有效期限、产地等，或对此作虚假的引入误解的表示，它不仅导致消费者误认误购，还可能在使用中给消费者带来不合理的危险，如在食品或药品上倒填生产日期、虚假延长有效期限的行为，往往会给消费者造成身心健康上的危害，因此这类行为应严格禁止。
除了上述盗用他人的智力成果或商业信誉的欺诈和广告欺诈这两类最常见、最典型的欺诈性不正当竞争行为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种类繁多的表现形式。如价格欺诈，主要是通过虚假降价、模糊标价、两套价格、价外加价等手段达到其目的；有奖销售中的欺诈，即谎称有奖，实际无奖或故意让内定人员中奖的欺骗性有奖销售行为，经营者用“托儿”销售的行为，签订欺骗性合同进行骗买骗卖、骗取货款或商品、损人利己的行为等等。
二、关于制止欺诈性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建议。
(一)完善竞争法律制度，明确不正当竞争的法律责任。
通过追究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来严厉制裁和打击进行欺诈性不正当竞争的经营者。同时还要加强执法力度，提高执法水平，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尽管我们已经有了《民法通则》、《产品质量法》、《药品管理法》、《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等，它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某方面具有特殊内容的假冒、伪造等欺诈性不正当竞争行为作了规定，但总的来看，这些规定过于零散和原则化，缺乏系统性和可操作性。如关于假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问题，除了《民法通则》规定的“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外，没有相应的具体立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又过于笼统。这种立法状况不利于保护名优特产品和鼓励企业公平竞争。因此应该加紧制定有关法律的实施细则，对实践中操作困难的条款应优先作权威性解释，以确保准确有效适用。待条件成熟时，再制定专门法律，强化对知名商品的保护。又如关于企业名称专用权的保护问题，现有各种法律保护的都是整体意义上的企业名称专用权，对字号的专用权尚未规定。因此应加快企业名称规范化立法，改变只保护企业名称整体，忽视独立字号保护的状况，适当扩大著名企业名称专有使用权的范围。
法律明确规定行为人严格的法律责任，包括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是使关于禁止欺诈性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定落到实处的最重要的制度。法律责任的不明确、不严格是造成对此种不正当竞争行为打击不力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如果经营者通过多次甚至一次性欺诈性不正当行为所获得的非法经济利益，远远大干其承担法律责任时所受到的财产及其他方面的损失，就使法律难以起到其应有的惩戒作用，而欺诈性不正当竞争行为也难于禁绝。《反不正当竞争法》虽已在条文中规定了其法律责任，但应加重对这种危害性极大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处罚的力度，除严格其法律责任外，还要提高罚款和罚金比例或绝对数额，使经营者从事欺诈性不正当竞争行为无利可图，并蒙受重大损失，因而不再进行此类行为，其他经营者也畏于惩罚，望而却步。正如许多老百姓所说的对制假售假者“罚他个倾家荡产”。同时还要加强执法工作，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并赋予行政执法机关强有力的执法手段，以使主管机关能通过积极主动的查处，将某些欺诈性不正当竞争行为禁止于未然，而将已发生的行为尽可能地排除于初始阶段，或将其危害后果控制在最小限度内。
（二)运用非法律手段，提高和加强竞争道德，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
在现阶段，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成分的多样性相适应的竞争道德应当是反映竞争参与者正当利益的道德，即义务权利并重的价值取向的道德。所有竞争参与者的直接经济目的无一不是追求经济效益，即物质上的利益，没有这样的目的也不会导致竞争，所有的竞争道德都是自利的道德。社会主义的竞争道德也不例外。重利自然是竞争的核心，但自利只能是在法律和道德允许的范围和限度内利己不损人的正当的利益，只有损人利己才是违反道德的观念。所谓不损人就是平等待人，互惠互利，又要讲义，义利并重。只有提高经营者的竞争道德水平，才会有公平竞争的环境。
此外，提高消费者的自身素质，增强对欺诈性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辨别意识，提高辨别水平，同时还要同一切欺诈性不正当竞争行为作斗争。这样这种行为就没有了市场，直至消声匿迹，才能达到市场经济下公平竞争的良性状态。
侵犯行为的案例与分析论文篇九
语言对法律的规约性分析。
摘要：语言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交工具，法律是人们最基本的社会行为准则和规范，从这个角度讲，二者都是人类历史上源远流长的社会现象。语言同法律有着密切的联系，主要表现在法律的记载、表达、解释、演进发展以及意义的实现都依赖于语言。
关键词：语言法律规约。
一、引言。
语言是人类重要的交际工具，是思维的外在表现。语言是人们认识事物的方式，事物通过语言而获得了其规定和存在。正因如此，海德格尔（heidegger）曾指出，“语言是存在之家”。语言不仅使得人类成为万物之灵，赋予它通向理想和现实的路径，甚至可以说，语言就是世界，世界存在于语言及其意义之中，世界不能独立于语言而存在。透过语言，人类不仅能够描述世界、改变世界，而且取得了与他人交往沟通的能力。
语言同法律有着密切的联系。法律是人摆脱自然的控制而由自己掌握自身命运以及从自然生存状态到社会生活状态的过程中逐渐产生的。公平、正义等道德情感和个人对自己的自由意志行为负责是法律产生的基础，而法律的这种基础乃是人类语言发展的结果。
二、语言对法律的意义。
德国法学教授伯恩・魏德士曾指出：“法和语言间的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同时也表明语言对法的制定和适用产生的影响：法的优劣直接取决于表达并传播法的语言的优劣。”法律的意义世界是由语言建构起来的。如果没有语言，法律就无从表述，法律工作者就只能失语。
（一）语言是法律演进的活记录。
人类只有通过语言才能表述、记载、解释法律，语言与法律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语言对法律的产生和发展有深远的影响。语言不是与生俱来的，语言的掌握必须经过不断的社会实践，并在社会交往中达成一致。从语言演化的角度来看，人类社会的文明史乃是一部语言从低级到高级，从口头语到书面语的演进史。只有通过语言，观念形态的规范才能被深深地根植于国家政治制度的架构之中。语言是法律传递价值的手段，并形成法律的概念和逻辑，从而为法律提供特有的思考手段。人类的语言并非只是把特定的名称赋予特定的事物，它的非凡成就在于创造出许多普遍的概念，使人类的思考、沟通与决策能够有重要的凭借。实际上，对于法律的历史起源，语言起着决定性作用。
从语言发生学的角度看，语言首先以口头形式存在，继而出现文字形式，形成书面语言形式，所以从时间上看，法律的演进也必然如此。在人类法律历史发展的早期，由于文字还未产生，法律的保存主要靠人们的记忆，并由部落或氏族群体中的首领、长老们和相关的祭祠人员一代代地传延下去。为了保证这种法律形式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它往往披上宗教的神秘外表，以习惯或习惯法的形式表现出来。正是由于它们依赖于社会中少数人的记忆力，习惯的真实性才能尽可能地得到保证。随着人类文字的发明及成熟，法律也相应地从习惯、习惯法转化为成文法，法律的自发阶段才宣告结束，法律的发展才进入了新的成文的“法典时代”。可见，法律的产生、演变和发展均与语言有着内在的本质的联系，人类的语言从口语到文字、书面语言的演变过程自然也伴随着法律从习惯、习惯法的不成文法状态向成文法状态的历史演变。
（二）语言构建起法律的指称世界。
语言学上的“能指”与“所指”是一对重要的概念，“能指”意为语言文字的声音、形象，而“所指”则是语言的意义本身。正是有这一对概念，事物才通过“命名（其结果为对应的词语）”而获得其在语言中的存在，人们也只有通过“词语”才能去感知它们并进行交流。在此基础上才产生出语言的其他功能，如：信息功能、社会功能、人际功能、标记功能等。
从语言的角度看，法律法规在本质上都是一种社会规范，而任何一种社会规范表达出来仍然是语言。法律作为一种体现国家意志的'社会规范，必须以语言的形式存在。一切的法律规则、法律原则和法律概念都是体现立法者的意志和思想的。语言的形式及内容随着社会的历史变迁而不断地发展变化，它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极其漫长的历史过程，并伴随着人类文明史的始终。一切人类社会的法律均须以语言为载体才能表达出来。人类也只有通过语言才能表述、记载、解释法律，语言与法律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语言对法律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语言本身又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含着语言使用者的一套习惯和信念，这种习惯和信念可以长久地世代传承。中世纪诺曼人入侵英国并没有使英国像欧洲大陆那样对罗马法全盘接受，可能正是因为英国法坚韧且不易受外来的影响――这是因为它具有高度技术性，它的高度技术性是因为英国法学家有能力创造了一种词汇，并且像具有科学思维的人那样敏锐地思考。许多流传至今的历代优秀法律语言作品包括有关法律语言认知和运用技术的著述都是对本民族优秀法律文化的记载与传承。仅以古代汉民族法律语言而论，它既是中华法系的独特法律文化的产物，又是这种法律文化的记录、表述工具，从而使中华法系的法律文化精髓得以保存、流传并得以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交流。
法律正是借助语言被表达出来，并在法律判决书、裁定书等法律文件中得到确证。比起文学或史学等其他语言产物来，法律和语言的联系更为紧密。其他语境中的观念在语言中经常能够得到清晰准确的表达，但在法律中我们处理的却是真正的概念。法律语言往往是一种技术性的语言，它与日常语言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
（三）语言是法律思维的工具。
一个民族的语言是一个民族存在的标志，一个民族的语言对该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也意味着语言对思维具有深层的制约作用；同样，语言，尤其是法律语言必然影响着法律思维。一般地说，任何思维活动的进行，都要以语言为工具。语言是人们进行思维活动不可缺少的因素。语言与思维二者的关系十分密切。从一定意义上说，人们思维活动的过程就是对语言（符号）操作的过程。法律思维与法律语言有着密切的联系。法律思维就是运用一系列的法律词汇和法律语言进行思考。
法律工作者在其职业生涯中，每时每刻均与语词、句子和文本打交道，可以说离开了语言，法律工作者们将寸步难行。对于法律工作者，语言不仅是理解客体（既包括法律规范又有案件事实）的工具，其本身也是法律工作者工作的核心对象――他要理解法律，描述事实行为，根据规范对案件进行推理。进一步说，法律工作者还需思考具体的语言产物如成文法律、先例、法律原理甚至是法律观念，且寻找对应的事实行为、法律关系等。可见，一切人类社会的法律均须以语言为载体才能表达出来，任何社会的法律思维也只有借助语言才能实现，语言之外是不存在法律、法律思维的。法律的意义世界和思维结构是由语言建构起来的。人们的法律思维之所以可能，归根结底来源于语言的上述功能。
（四）司法领域的语言学研究。
语言学进入了学科的相互依赖阶段后，迎来了另一个发展高潮。对两个学科之间的交叉地带的探讨是这一阶段语言学的明显特点，这从学科命名上就可以看出。语言学和社会学结合，产生了社会语言学，心理学和语言学家的共同兴趣，催生了心理语言学。语言学本身的研究跟法律方面的研究互相结合、相互依赖，就催生了法律语言学，这是学科产生的客观环境。利用语言学解决司法领域的问题，语言学便成为一种非常有用的司法技术。
美国家喻户晓的连锁快餐店麦当劳，英文名是mcdonalds。上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有一家经营连锁旅馆的公司，叫qualityinnsinternational（oi），他们公开宣布，推出一系列新的旅馆服务，其中一项叫作mcsleepinns。麦当劳得知这个消息后，马上状告oi侵权。麦当劳觉得mc这两个字母组合，是它的商标；oi的新旅馆店以“mc”开头，会误导消费者，让大家觉得这个旅馆和麦当劳有关。这是商界一个很著名的文字官司。1990年，美国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庄严投票，结果以5:4的投票结果宣布维持加州法院一项死刑原判（california）。法官们的分歧，源于对英文中形容词mere的修饰范围认定不同。原文句子结构其实很简单，就是“主语+谓语+状语”。状语由一个形容词“mere”和后面7个名词组成，排列结构如下：“adj+n1+n2+n3+n4+n5+n6+n7”。这句话出现在法官给陪审团的书面指示中，而陪审团成员又根据这个指示为犯人定罪，并且判了死刑。九位大法官中四位认为形容词只跟第一个名词有关，而另外五位认为这个形容词与所有的名词有关。这些案例都表明，语言学在法律领域的突破和运用，必将有助于法律的规范使用以及正确解释应用。
在当代西方，法律语言学发展的重要标志就是语言学理论越来越多地直接参与案件审理，给予司法实践以特有的动力，研究对象包括诉讼与非诉讼法律事务中涉及各种活动的语言行为。通过对书面或口头语料的话语分析来断定犯罪嫌疑人、涉案人员甚至执法或司法人员所言是否真实，是否有欺骗性以及话语的真实意图或动机，通过词汇、句子和篇章层面的研究有助于准确地解释法律文件等。
三、结语。
语言和法律是人类历史上源远流长的社会现象。语言是人们最基本的交际工具，法律是人们最基本的社会行为准则和规范，二者贯穿于人类社会形成和发展始终。语言是人类相互理解的基础，法律的规范目的隐含在语言的外衣之下。新分析法学学派的代表人物麦考密克曾指出：“法学其实不过是一门法律语言学。”在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其法律的形成、解释、理解和运用，在很大程度上是凭借语言而获得落实和执行的。另外，语言本身又蕴含和承载了一定的文化和传统特征，所以，特定的语言往往会决定特定的法律思维，因此，对法律的理解以及应用必须从理解和探究它的语言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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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磊天津宝坻北京科技大学天津学院301830）。
侵犯行为的案例与分析论文篇十
高考已进入倒计时，就在广大教师、学生和家长努力备考的同时，全国各地的招考部门也都在绞尽脑汁地防范作弊现象，围绕考场之间的作弊与防作弊的斗争也拉开序幕。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各种高科技设备在考试舞弊过程中也不乏应用，使考试舞弊更加快捷和隐蔽。尤其是就业竞争日趋激烈，考试违纪作弊现象突出，考试环境十分严峻。
去年高考期间我市就爆出“高考舞弊案”。官某、陈某、郝某共谋利用高考作弊挣钱，并分工由郝某负责寻找“抢手”，官某和陈某分别联系了代某、杜某、姚某等19名想作弊的高考考生，并与考生或其家长谈价,先交作弊设备费1000至1500元，高考分数达到预期的分数后，每科付现金5000至8000元。之后，官某、陈某找来他人的身份资料和高中毕业证，在高考报名时为官某及“抢手”等人报名参加高考。高考前夕，官某在酒店为作弊考生的家长开了13间房间，并委托刘某负责管理并教给家长从互联网qq群中获取答案的方法，同时联系了考场附近某考生家作为信息接收点。高考期间，郝某和“枪手”等人进入考场，采取用手机发送选择题答案、利用针孔摄像头传送试卷图像的方法，把高考内容发送给在信息接收点的官某，并由他协调场外“抢手”，根据发回的图像把答案做出，再由官某通过互联网上qq群把答案发布出去。在酒店等侯的家长从qq上接收答案后，通过电话把答案告之考场的考生。
三名被告人随已获刑，但该案涉及舞弊的人员甚多，包括不少在校高中学生及其家长。而该案在处理时却遇到了法律盲点和空白，笔者就此对考场舞弊案件的特点、存在的问题做一分析。
一、考场舞弊案件的特点。
与传统的作弊手段相比，现代考场舞弊现象呈现出一些新特点：
一是从作弊工具来看，高科技被运用到作弊当中。与传统的作弊手段相比较，如今的作弊工具的高科技程度是越来越高，诸如“针孔摄像头、无线接收器、考试作弊器、短信手表、考试王”等等不乏在考场作弊中使用。比如在我市高考舞弊案中，作案人员把无线电传输设备、网络利用起来，与手机相比通过无线电和网络传输隐蔽性更强，可以更快地把答案传进考场。
二是从作弊人员来看，在校大学生、研究生充当“枪手”成为舞弊的主角。如今代考的“枪手”现象在一些大学校园非常兴盛，许多高校作为营利手段替人考试已成为校园里一种近似公开的新兴“职业”。而且“枪手”的“业务范围”不断扩大：英语考级、自学考试、成人高考、职称考试等等。如本案中的官某、郝某均系高校学生和研究生，多次在各种考试中充当“抢手，为他人考试作弊。更有甚者网上有“枪手”网站、某些高校枪手还成立“考研小组”开价千元短信传答案。有位教授对此曾痛言：“如果一两个人找‘枪手’，那是道德问题，但当这种现象普遍存在，而且屡禁不止时，就是一种社会问题，一种时代病了。”
三是从作弊方式来看，群体性作弊和作弊经纪人的出现使考场舞弊的社会危害性更大。作弊方式也由个体行为逐步演化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群体性作弊。这部分人事先安排抢手以“应试”人员进入考场，然后通过无线传输设备将考题传出考场，场外枪手将答案做出按事先谈好的价格卖给考生家长后直接往考场内发送。
四是雇主（舞弊者）雇用抢手舞弊已成为趋势。从近几年发生的考场舞弊来看抢手在各种考试中普遍存在，而且屡禁不止，只要你打开网络，就可以很容易地登录到“枪手”网站与之联系，而且可以提供包括考研、高考、四六级、自考在内的多种教育考试和职业资格考试的助考业务。本案中郝某就是从网上与抢手陈某取得联系后雇用的。
五是考试舞弊已形成了“作弊产业链”。由于作弊花样的不断翻新，作弊也由过去的以枪手代考作弊的初级“作弊产业”形态，发展到为获利而专门为考生提供作弊服务的网络组织“地下产业链”，而且有滋生蔓延之势。
二、存在的问题。
国家考试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是一项涉及为国选才的大事，也是关乎参加考试人员切身利益和社会稳定的大事，容不得丝毫懈怠。然而考场作弊问题却屡禁不止，主要原因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国家对考场舞弊的立法严重滞后。就本市发生的高考作弊案件来看，其涉及人员众多，有组织者、抢手、提供场地的考生家长、考生本人及家长，有为作弊提供服务并教家长从网上获取答案方法的人员，还有出售作弊器材的销售者。他们在考场舞弊过程中为实现各自的目的，分工合作共同完成舞弊行为，以达到各自的最终目的。这些人在法律边缘行走是否涉嫌犯罪、该如何定性处理，现行刑法对此并无明文规定，实践中对于在考试中泄漏（窃取）国家秘密的行为，可以找到相应条款来“对号入座”，而对于围绕考场舞弊实施作弊行为的相当一部分人员，却难以从现行刑法中找到合适的条款定罪处罚。目前，对考场舞弊行为的处理散见于部分法律法规中：一是5月19日教育部颁发的《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第10条第2款规定：“盗窃、损毁、传播在保密期内的国家教育考试试题、答案及评分参考、考生答卷、考试成绩的，由有关部门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第3章“违法治安管理的行为和处罚”的第4节“妨害社会管理的行为和处罚”的，第52条第1款规定：“伪造、变造或者买卖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的公文、证件、证明文件、印章的”，可以“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在我市的高考作弊案中，有“枪手”冒充考生进入考场，就有伪造或者变造考试证件之嫌。三是《刑法》第282条规定的“盗窃国家机密罪”，即以盗取、刺探、收买方法，非法获取国家机密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第283条规定“非法生产、销售间谍专用器材罪”：非法生产、销售窃听、窃照等专用间谍器材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第284规定的“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只有考场舞弊中涉及窃取国家秘密（试题）的，才能以“非法获取国家机密罪”处罚。对于使用、出售针孔摄像机、接收器等设备是否属于刑法上的“专用间谍器材”要由专门的机构予以确认，且使用后造成严重后果的方能以刑法第283、284条处罚。刑法的上述规定并不是针对考场舞弊行为做出的。由于国家立法的严重滞后，法律并未规定考场作弊行为是犯罪，按照罪刑法定原则，对这种行为就不能以犯罪论处。
2、界定作弊行为的违法程度难。考场作弊行为往往涉及到其违法情节的认定，由于法律未将此行为规定为犯罪，实践中对在考场舞弊的整个环节中，哪些行为是一般的违法行为，哪些行为是犯罪行为认定起来就非常困难。如发生在我市的高考舞弊案中，涉案人员达二十余人，其社会危害性甚大，但在界定其违法性时就难以把握，究竟哪些行为属于犯罪行为，哪些行为属于一般违法行为，如果都认定为犯罪行为将导致打击面过宽，如果不认定犯罪行为或界定过窄试必造成对作弊者的放纵，对此十分棘手。
3、防范考场舞弊的手段落后。当今，考场作弊的手段越来越多，从原来的手机、呼叫器接收答案，到针孔摄像头、内藏接收仪器的“钢笔作弊器”、“隐形耳机”，到如今的“短信手表、oo型第三代考试作弊器”、“隐形作弊笔”等等，各类高科技作弊器材五花八门层出不穷，堂而皇之地“公然上市”，而且样式一直在不断更新和升级换代。与之相对应的考场作弊的防范手段却未能跟上，虽然教育部为加强考场监控和管理，提倡在考场配置必要的手机探测仪和监控制备，但就全国而言，各地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投入防范作弊的设备也不尽相同。经济发达地区的投入相对要多些，配备了手机探测器、金属探测器、无线电耳机探测器、电视监控录像等防止考场作弊的设备，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投入相对不足，甚至根本没有投入，要防范考场作弊显然是杯水车薪，任重而道远。
4、对考场舞弊行为和出售作弊仪器行为打击不力。一方面由于国家法律未将“考场舞弊行为”纳入犯罪进行调整，仅以意见、规定等非法律规范的方式进行调整，导致考场舞弊行为得不到法律的有效制裁，使考场作弊屡禁不止，严重影响了国家考试的公信力和权威性，也极大地损害了广大诚实考生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对出售“考试作弊器、隐形耳机”等行为的，国家有关部门虽然禁止销售，却未能进行有效地查处和打击，特别是对网络上销售的各种“暗藏针孔摄像机的眼镜、内装接收器的钢笔、通过特殊光照才能现形的‘隐身笔’”等打击不力，使考试作弊器材在市面上“公然兜售”，考场成了“反间谍战场”。
三、几点建议。
1、完善法律，将“考场舞弊行为”纳入刑法进行调整。针对目前国家统一考试违规作弊成本低、考试环境严峻、而国家考试立法严重滞后的状况，加强对考试的立法建设，从完善法律制度入手，在刑法中增设专门的“考试舞弊罪”或者由人大以立法解释的方式，将“考场舞弊行为”纳入刑法的调整范畴，加大惩处力度;同时，尽快制订《考试法》，预防、打击和惩治一些后果严重，情形恶劣的考试舞弊行为。从法律制度上清除各类考试作弊赖以生存的土壤。
2、立法中应对“考试舞弊罪”的客观行为作出明确界定。对“考试舞弊罪”客观行为作出严格界定，是确定罪与非罪的关键。“考试舞弊罪”并不适用于所有考场舞弊的行为，仅适用于那些全国性的，有重大影响的考试，例如高考、研究生考试以及各种全国性的资格考试等；适用于那些后果严重、手段恶劣、损害巨大的情形，例如有牟利行为、人数多、致使重考等。唯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考场作弊无法可依的局面。
3、强化对考场舞弊行为的防范，减少和杜绝考场舞弊行为的发生。要防范作弊，必须要有一定的技术手段。在作弊者都开始使用高科技手段的今天，考试管理部门如果不能提高技术含量，显然是不能适应时代要求的。因此各级政府及教育部门要加大高科技反作弊设备的投入，采取必要的技术手段对考场实施监控或屏蔽，阻断考场内外非正常的无线通讯联系，强化对考场的管理。同时，要对考生交卷、离场时间进行必要的限制，压缩考场内外串通作弊的时间和空间。要改革和完善制度建设，有关部门要把建立国家教育考试诚信档案管理系统，作为考生个人信用系统的组成部分（据悉教育部已出台相关规定），将考生在国家教育考试中严重违规作弊的，记入国家教育考试诚信档案数据库，供学校、招生单位和用人部门在入学、求职、晋升等领域使用这些资料，加大作弊成本，使一些考生在作弊时望而却步，通过制度建设防范考场舞弊行为的发生。
4、重拳出击，严查考场舞弊和销售舞弊器材行为。在道德手段和行政手段都无法解决考场舞弊行为时，法律手段仍然是解决考试作弊问题的最终手段。对在国家教育考试中组织“枪手”进入考场窃取试题、专职代考、团伙作弊，或者作弊后果严重、手段恶劣、损害巨大，或者可能造成一定范围或地区的重考，严重破坏考场秩序行为的，应当用刑法进行调整予以严惩。对于通过互联网或公开兜售“作弊器材”、制造假证件的，公安、工商、电信等部门一方面要加大对互联网的监控，对违规网站要坚决关闭和取缔；另一方面要加大查处力度，严厉查处违规销售“考试作弊器”行为，构成犯罪的要根据《刑法》的有关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
有了法律，各职能部门形成合力严查重处，相信考场的天空会更宁静。
侵犯行为的案例与分析论文篇十一
内容摘要：票据市场是货币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国的票据市场发展非常迅速，已经初步形成了区域性的票据市场。但是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票据市场在票据功能的挖掘方面仍然存在着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本文从社会信用基础、票据交易方式、流通的活跃性、专业化的票据专营机构以及相关的制度政策等方面，对我国目前发展融资性票据市场所面临的障碍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融资性票据与真实性票据相对应，是指没有真实商品交易背景，纯粹以融资为目的的商业票据，是发育成熟的票据市场中一种重要的资金融通工具。
作为货币市场的一个重要的子市场，我国的票据市场经过2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票据市场的承兑发生额、贴现发生额均呈稳步增长态势。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融资性票据依然为我国法律所禁止，票据的融资功能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票据融资在整个社会融资中占的比重较低。
从近年货币市场的运作看，票据市场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融资性票据业务的健康发展与否，将直接关系到票据市场向深层次的发展，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的良好运行。但是从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开放融资性票据市场仍然存在着诸多障碍。
一、票据市场的社会信用基础薄弱。
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契约关系基础上的信用经济。市场资源的配置过程实质上是决定物质支配使用权的价值再分配过程，也是一个通过订立一系列契约、有偿让渡价值的信用过程，故市场经济是契约化、信用化的经济。
票据的基础是信用。信用环境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票据市场的发展。发行商业票据的企业作为商业票据市场的筹资主体，其信用状况的好坏将直接制约着商业票据融资的可能性和效率，企业信用制度没有建立，制约市场主体及理性投资者的介入。由于部分企业、个人和金融机构信用差，影响了部分票据的使用和流通，从而使市场对所有票据的信用产生怀疑，即使是信用好的企业签发的票据也难以被接受。“劣质信用驱逐优质信用”，动摇了市场的信用基础，极大地阻碍了票据业务的发展。
(一)对票据信用的认识不足，信用观念淡化。
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尚属初期，由于长期的计划经济模式淡化了信用观念，导致信用制度和信用关系不够完善，信誉价值较低。
从企业方面看，票据融资是一种手续简便、使用灵活、成本低廉、容易管理的直接融资方式。但是，由于部分企业信用观念的淡薄，影响了部分票据的使用和流通，从而使市场对所有票据的信用产生怀疑。以国有企业为例，虽然近几年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但企业产权不清，所有者缺位等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企业经营机制和经营效益仍未转换和改善，加上企业信用制度没有建立，这些都制约了市场主体及理性投资者的介入。受其影响，商业承兑汇票在大部分地区仍难以被接受。目前，流通中的银行承兑汇票占95%，商业承兑汇票则不足5%.在单一银行承兑汇票的情况下，票据业务发展完全依赖于银行信用，既不利于银行防范票据风险，也不利于企业扩大票据融资。此外，由于银行一直认为中小企业信用薄弱，很少接受中小企业作为出票人，中小企业只能被动接受大企业的票据背书转让，这也大大限制了票据的使用范围。
在银行方面，有的银行机构受手续费和赚取利差的诱惑办理超过自身能力的银行承兑汇票，一旦到期无款垫付，就借故拖延或无理拒付，造成到期承付率下降，银行承兑汇票无条件到期付款的信用基础受到质疑。即使是银行之间也存在信用差异的问题，不是所有银行的票据都可以被贴现或现，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票据的流通。
(二)缺乏权威性的资信评估机构。
企业作为票据市场的筹资主体，其信用状况的好坏将直接制约着商业票据融资的可能性和效率，同时，商业票据的功能创新致使其有可能脱离真实的商品交易并独立存在，这无疑会加大票据市场的风险，市场主体及理性投资者想要规避风险必须进行风险评估。
在美国市场上，有95%的票据经过了评级。世界著名的资信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standard&poor)评级依据发行者的债务比例和过去的信誉，按照发行者偿付能力的高低将票据排列为6个等级。其中，a1级的票据具有最强的偿付能力，如果该票据为绝对安全的票据，还可以再加一个+号;最低一级的是d级票据，它正处于或可能处于违约状态。另一知名评级机构穆迪公司则主要考察发行者的基础业务、财务报表、融资潜力。它将票据分为四等，pi为最高级别，保证没有违约风险;最低级别为notprime级别，它的偿还能力对于偏好规避风险的投资者来讲是不能接受的。不同级别的票据需要支付不同金额的风险补偿费用。因此，发行者常常采取措施提高自己的级别，以期达到融资的目的。
我国目前尚没有很权威的资信评级机构，即使是现有的信用评级公司也水平参差不齐，缺乏统一规范的管理，指标评价体系多受主观因素的影响，可信度很难令人信服，投资者只能自己通过一些渠道进行评价。风险评价成本的存在阻碍了投资者进入票据市场的步伐。
由于缺乏能在全国范围内被普遍公认的权威性资信评估机构对票据进行评级，配套的社会信用评估制度、信息披露制度等规范管理制度尚未出台，企业的信用没有一个比较权威的参照系，致使商业票据的广泛可接受性大打折扣。
二、票据交易方式落后、流通不活跃。
从我国目前的票据市场来看，主要的交易方式是柜台交易或专营窗**易，主要依靠商业银行来形成票据的二级市场。这一交易模式带来了一定的问题：
首先，商业银行通过承兑、贴现等业务成为票据市场风险的主要承受者，而我国又正在强调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管理，强化商业银行的风险意识，这必然会使商业银行在处理票据业务时倍加谨慎，从而增加了其它市场主体从事票据业务的难度，不利于票据市场的发展。
其次，票据二级市场主要依靠商业银行来形成，银行实际上居于垄断地位，垄断所造成的种种低效率是不言自明的。
侵犯行为的案例与分析论文篇十二
（一）关于合谋操纵的确定，如何认定当事人的合谋操纵的问题。
合谋操纵是指不同的主体共同故意操纵市场。国际证券组织在总结各国证券立法和实践的基础上，在《操纵市场的调查和起诉》中列举了几种典型的操纵市场的行为和手段，包括渲染，洗售，对敲，拉抬，拉高出货，做尾盘，扎空，散步虚假信息等。当不同当事人合谋操纵市场时，以上操纵市场的行为和手段可以为不同的主体之间的合谋操纵行为和手段。当然，在当事人合谋操纵时，可以利用多种手段进行操纵。比如，当事人既可以利用资金的优势，持股的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联合操纵，同时还可以利用约定的交易进行操纵。
（二）关于因果关系是否是操纵市场行为的构成要件。
各国对于证券市场的操纵行为都没有明确的定义，在判例法国家一般是通过判例的形式给出具体的说明和界定，成文法国家一般采用类型化的界定或者适用概括的方法和从性质上归类来确定。对于操纵行为的构成要件一般有两种做法：一种要求是只要有操纵行为，就可构成操纵市场行为。另一种要求是除了有操纵市场的行为还要有操纵行为造成了一定的结果，即制造该证券交易活跃的假象或者抬高或打压该证券价格，股价的变动只是外在的表现，只有在操纵行为和外在表现之间存在内在的联系，才构成操纵市场行为，即这种行为与结果之间要有因果关系。美国的法律只要有交易就被假定存在因果关系，而在我国一般认为，按照证券法的描述，联合买卖或者连续买卖，对倒，对敲等操纵市场的行为都需要证明操纵行为和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在证券市场中，影响股价和交易量变动的因素是极复杂的，因此不能要求操纵行为与结果之间是绝对的因果关系，而只能是相对的因果关系。在具体的案件中，这种因果关系的界定主要有这两点：一，走势偏离大盘。二，走势与公司的基本面偏离。
（三）关于新型的证券交易操纵行为的界定问题（作者：库欢个人作品请勿复制）。
新型证券交易的操纵行为主要是指信息优势型市场操纵。
证券法第七十七条规定，禁止任何人以下列手段操纵证券市场：
（三）在自己实际控制的账户之间进行证券交易，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
（四）以其他手段操纵证券市场。（作者：库欢个人作品请勿复制转载）。
操纵证券市场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行为人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其第一项就对行为人利用信息优势实施操纵的违法行为做出了禁止性的规定。依据该法的规定，利用信息优势实施操纵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包括：当事人主观上有操纵行为的故意，包括单独于合谋的故意。客观方面，当事人利用信息优势，采取联合或者连续买卖的方式实施违法行为，危害结果则是相关的证券价格被人人为的操纵，损害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对于一些新的证券操纵行为，如，抢帽子交易操纵，即是指证券公司，证券咨询机构，专业中介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等，买卖或者持有相关的证券，并对该证券或者其发行人，上市公司做出评价，预测或者投资建议，以便通过期待的市场波动取得经济利益的行为。()（作者：库欢个人作品请勿复制转载）。
在现行的证券法中并没有对这种违法行为作为明确的规定，对于这样的行为只能利用第七十七条的兜底条款加以认定。
证券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以其他的手段操纵证券市场”的兜底条款，这是立法机关为证券执法部门应对新形势下违法违规行为所作出的特别考虑，适应了打击各类层出不穷的新型违法违规行为提供了实际的需要。
投资机构及其相关的工作人员应该恪守行业的自律准则和职业道德，严守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作为上市公司与公众投资者之间的桥梁，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及其相关的工作人员应在向社会荐股或者提供咨询服务之前，建立，健全并完善内部的控制和制约机制，主动的回避影响或者可能影响自身独立或者客观做出荐股或者咨询服务的任何行为，严格的避免任何导致或者可能导致自身利益关联方与社会公众利益相冲突的行为，以诚信的方式行事，以客观公正的态度来执业，自觉维护证券市场的秩序。
侵犯行为的案例与分析论文篇十三
长期投资决策的研究,推导出新的评价伐木决策的公式,该公式可以在较长时间内为投资决策提供更为可靠的评价。
一般在进行长期投资决策时,广泛应用净现值法(npv)和内含报酬率法(irr)进行评价,但他们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在评价时只考虑方案一个经营周期内的情况,而对于持续经营条件下不断进行投资的情况下,评价则束手无策。怎样站在战略高度对长期投资决策做出正确评价是必须解决的问题。以下通过林业投资的一个案例来说明如何调整思路进行长期投资决策。
林业投资不同于一般的经营投资,其投资金额较大,周期长,见效慢,所以投资于林业的风险比较大。一旦开始投资,经营者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何时在成材树区域伐木,由于伐木的时间是互斥的选择,所以只有一个最佳伐木时间将使投资者的利益最大。
举例如下:某人承包荒山植树造林,于第一年年初一次性投资100,000元,有4个互斥方案可供选择,可以在3年末,4年末,6年末,8年末伐木取得现金收入,各方案的现金流量和各自的净现值和内含报酬率计算如下表(假设现金流出量发生于年初,现金流入量发生于年末,资金的成本为5%)。通过计算,在净现值法下,根据净现值判定法则,因为8年后伐木的净现值为116,588.60元,在各方案中最大,所以选择8年后伐木为最佳方案。内含报酬率法计算的结果是4年后伐木的报酬率最大,所以选择4年后伐木为最佳方案。笔者发现两种方法作出的决策是不同的。由于4个方案的寿命不同,所以无论作出哪种决策其说服力都不是很强。
在以上计算过程中,笔者观察到无论是净现值法还是内含报酬率法只考虑了各方案在一个周期内的效果,没有考虑伐木决策的重要含义是方案可以在可预见的未来重复进行。如果决定4年后伐木,那么就可以在相同的亩数上重新植树来重复该项目,然后再等待4年伐木。结果是4年后伐木的决策实际上变成了长期战略决策。所以在较长时期内持续经营的条件下,伐木决策在土地承包期内一般都可以重复进行再投资,因此完全可以假定方案重复进行(为便于计算,假设方案以同规模重复进行)。
为使各方案具有可比性,笔者用各方案的公倍数即24年为伐木决策总有效期,在这段时期内3年伐木方案共重复进行8次,以此类推其他方案分别重复6次、4次、3次。用净现值法计算24年内各方案的总现值如下:上式含义为:8年为一周期的方案在24年内重复3次的.总净现值是248910.93元。
虽然可以借助计算机,但上述计算过程仍很繁琐。如果比较多个方案,并且其周期各不相同,则必须以它们的公倍数作为计算、比较的基础年数,那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计算过程。由于伐木方案有可持续重复进行的特性,完全可以假定每个方案在可预见的未来以同样规模重复进行,使每个方案有相同(无穷大)的寿命,该假设也符合财务管理中持续经营前提假设。笔者之所以仍利用净现值法进行评价是因为决策方法要尽可能与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理财目标相匹配。在方案持续重复进行假设下的伐木决策的总净现值公式推导如下:(设i是资金成本,n为方案周期,k为重复次数)总之,用净现值法评价伐木方案时不能仅局限于一个经营周期,而应考虑在一个较长时期内的总净现值,这样才能确保方案在持续经营条件下价值最大化。长期投资决策的研究在日常经济活动中,大多数项目都是以一种近似方式重复进行。即使其他条件(如技术、过程)改变,也可以假定项目能重复进行,如农业、畜牧业等,所以笔者的结论同样也适用于他们的决策。通过调整思路,利用改进的评价公式可以使决策更符合现实情况,有利于作出更加合理、正确的决策。
侵犯行为的案例与分析论文篇十四
由于故意只是一种主观的心理状态,往往无法证明,因此在认定过程中可以通过举证责任的分配进行解决。基于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原则,只要特定的欺骗行为客观存在,而销售者自己无法证明其在主观上不存在故意,那么基于实际发生的欺骗行为,可以认定其在主观上存在欺骗的故意。
二、如何判定存在欺骗的行为。
一般意义上,欺骗行为可以表现为作为与不作为两种形式,即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两个方面。由于《保险法》中将该种分类进行了细化,并单独将“对投保人隐瞒与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情况”作为禁止行为进行了独立规定,则此处欺骗的含义仅包括以积极的作为方式所进行的欺骗行为,例如虚构信息进行不实的陈述或宣传。
2.欺骗行为应发生于保险业务活动中。
此处的保险业务活动应当作广义的理解,包括但不限于保险合同内容介绍、产品说明会、业务洽谈会、网上销售、电话销售、银行销售、短信促销等活动中。不是在保险业务活动中,则不发生保险法意义上的欺骗行为,如在亲友聚会中谈及保险产品但不以保险销售为目的,则不属于欺骗范畴。但如果销售人员通过一般性交谈沟通情感,再利用友情关系迷惑客户,实现销售保险产品的目的,这种情况是否构成欺骗,不能一概而论,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三、是否以造成欺骗后果即事实购买了保险产品为要件。
1.行政法与民法中违法行为后果的比较。
销售者在保险业务活动中实施欺骗行为会产生双重后果。一是按照保险法规定承担相应行政责任,二是按照民法规定承担民事责任。行政法与民法作为相对独立的两个法律体系,具有不同的立法主旨和价值取向。对民事违法行为的制裁以补偿性为主,目的在于弥补受害者的损失,因此需要有具体的损害结果;而行政违法行为的制裁通常是为了禁止某类行为的发生,从而维护特定的社会、市场秩序,侧重于对行为的规范,不以具体、直接的损害后果发生为条件。本文讨论的欺骗行为是行政法意义上的违法行为,而非民法意义上的违法行为,按照《保险法》规定,将欺骗的对象设定为投保人,则预设了欺骗需产生后果这一条件,不利于发挥行政法制裁违法行为、规范市场秩序的功能,致使实际工作中对于存在欺骗行为但因无法找到或锁定特定受害投保人的案件无法适用《保险法》进行处理。
2.按照现有《保险法》规定,能否将投保人界定为包含但不限于潜在投保人的广义范围。
按照常规理解,投保人指保险合同成立后法律意义上的投保人,但保险业务开展中欺骗行为的对象通常是可能签订保险合同的潜在投保人。特定情况下,客户具有购买意向并填写投保单,公司也同意承保,但客户最终未按约定交纳保费,也没有实际损失发生。这两种情况下,如果能够适用《保险法》第一百一十六条及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更符合保险法的立法宗旨,更有利于规范保险市场秩序。将投保人扩大理解至潜在投保人,也可以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得到印证。该法第十九条规定,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真实信息,不得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第五十条第六项规定,对商品或者服务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的,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对处罚机关和处罚方式有规定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法律、法规未作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采取处罚_措施。按照上述规定,无需消费者事实上购买了商品或服务,这一点和保险合同关系是一致的。
四、如何考量欺骗行为与购买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1.因果关系的`含义。
按照《保险法》规定,将欺骗行为的对象界定为投保人,则因果关系是要考量投保人购买保险产品的行为是否基于销售者实施的欺骗行为而作出,二者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但如上文所述,如果将投保人的范围做广义理解,那么潜在投保人并未购买保险产品,无从衡量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监管实践中,不宜一味机械套用因果关系的认定要件,而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2.实际工作中如何利用因果关系要素进行欺骗行为的认定。
投保行为是否基于销售者实施欺骗而作出,是一个主观心理活动的过程,心理状态无法通过客观手段进行外化展示,因此实际工作中有人主张需要向投保人进行核实来认定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即投保人明示是基于被欺骗的人才作出购买行为的,能够认定为欺骗,反之则要件或证据欠缺。该种方式在实践中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一是在网络销售或是产品说明会介绍等销售模式中,较难寻找或锁定具体的投保人,无从核实、判断是否基于欺骗内容购买了保险。二是即便能够明确投保人身份,但购买时的心理过程往往属于时间过去式状态,实际调查取证中,投保人基于各种动机或因素,作出的陈述未必客观准确,将行为的认定依赖于向投保人取证具有一定的风险。三是电话销售、网络销售、产品说明会介绍等销售模式往往存在同类欺骗行为产生多个投保人的情况,如果必须逐一核实才能判断是否构成欺骗行为,会给调查取证带来较大困难,对执法效率造成影响。基于上述分析,对因果关系的认定不宜采用投保人的主观标准,而应以一种客观、审慎、大众的标准进行判断,即对于销售者实施的欺骗行为,以大多数普通人的正常标准进行考量,判断是否会令人陷于错误判断并实施违背本人意志的行为,如判断成立,则认定该行为构成欺骗,应予以禁止并采取相应的行政监管措施。
五、实践中的思考建议。
当前保险实务活动中,欺骗投保人发生领域较为宽泛、表现形式复杂多样,取证难度相对较大。如果要求保险合同成立并证实存在实际投保人才构成欺骗行为,则大量的严重损害投保人利益的行为得不到査处,查处中的取证工作亦会异常艰难,显然不合立法本意,脱离执法实际。监管机关在考量欺骗行为要件并具体处罚时,可根据是否造成危害后果及危害后果的严重程度在处罚裁量中作出区别处理。同时,还应积极探索销售误导举证责任倒置制度,通过加大保险公司管理责任,避免欺骗投保人行为的发生。近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保险法》的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中提出,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是否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虽然司法解释中举证责任倒置仅限于免责条款,但在目前积极治理销售误导的大环境下,以该司法解释为契机,积极探索研究销售误导举证责任倒置,对于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投保人具有积极意义。同时该制度有助于解决监管机关取证难的问题,能对行业起到一定震慑作用,进而督促保险公司规范营销行为,保护消费者权益,促进行业良性发展。
侵犯行为的案例与分析论文篇十五
摘要：近年来各国财务欺诈案件屡见不鲜，美国的安然事件就是典型的财务欺诈案件。安然公司的ceo和cfo，通过复杂的交易设计，利用盘根错节的表外融资业务，增加投资者、监管者等信息使用者们了解其交易实质的成本，搞得你看不明其财务会计报告，以此隐匿巨额负债、虚增巨额利润，创造“高速增长”的现代神话。因此，反映出当前会计工作与会计教育存在诸多问题，光规范制度是不行的，还必须加强全社会各行各业的职业道德教育和规范，改善整个社会风气。只有通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风尚，才能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和教育营造出良好的社会环境，最终提高我国会计职业道德的整体水平，从而有效的。遏制会计欺诈现象。
关键词：会计诚信政府管理职业道德。
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光环下，浮夸、虚荣、泡沫也相伴增长；在过去的15年里，公司ceo的薪水上涨了86％，而同期普通员工的薪水只涨了63％，贪婪成为美国社会的特征，各大会计公司可以为了咨询费而默认公司作假或助其作假，律师可以为了拉到公司业务而搞伪证，董事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广大中小股东的死活，伦理道德几乎丧失殆尽。安然公司、世界通讯公司、施乐公司等的一系列会计造假丑闻是在包括金融企业在内的公司造假的大背景下的产物，它摧毁了“大型会计公司和政府监管机构为投资者创造了安全投资场所这一脆弱的信念。”
安然公司的ceo和cfo利用他们驾驭现代企业制度的本领，架构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公司内部结构组织形式（创建了300多家子公司和伙伴关系），“娴熟地”运用美国的会计准则，通过复杂的交易设计，利用盘根错节的表外融资业务，增加投资者、监管者等信息使用者们了解其交易实质的成本，甚至搞得你云山雾罩，根本就看不懂、看不明其财务会计报告，以此隐匿巨额负债、虚增巨额利润，创造“高速增长”的现代神话。
还有世界通讯公司，用最简单、最平常的方法，将经营性开支记入长期资产价值，即有意混淆资本性支出与收益性支出的界限，从而达到隐藏费用、虚报利润的目的，时间持续15个月。施乐公司主要采用了提前确认与租赁有关的收入和利用“甜饼罐”(cookiejar)方法（设置违规准备以人为调节利润），而这些会计欺诈行为都是在公司高级经理会议上集体研究通过的，时间持续五年多。
在市场经济日益发展的条件下，尤其是我国加入wto后，会计信息使用者对相关会计信息的数量和质量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但我国现有会计人员总体素质不高，会计知识结构老化陈旧。尽管近几年加强了对会计人员培训力度，但其素质仍远不能满足目前会计工作的需要，无法适应新环境的变化。同时，我国会计教育片面追求人才教育的专门化，忽视经济发展中会计知识的更新，只重视专业知识的传授，不重视学生职业道德培养和会计人员后续教育，最终造成学生知识结构不合理，人文知识贫乏，基础知识薄弱，专业知识狭窄，会计信息可信度下降，成为会计欺诈行为发生的隐患。
1、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的不足。
会计职业道德教育在会计教育体系中有重要地位。会计是一种经济语言，传达的信息是投资者、债权人、政府等会计资料使用者进行决策的依据。若会计信息的提供者出于某种目的编制虚假会计报告，则会计欺诈危害的范围和程度将是无法预计和防范的。在当今全民参与的市场经济社会中，与会计信息质量密切相关的会计职业道德教育，主要体现在会计教学启蒙时会计学原理的会计一般原则之中。会计一般原则通常是在学生不具备任何会计基础知识的一开始就向学生介绍，由于会计的基本原则应用于整个账务处理程序之中，学生缺乏实际经验，所以很难透彻理解其含义，由此容易导致学生对虚假会计信息的意识不敏感、不熟悉。
2、会计后续教育的不足。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以及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会计理论，会计知识都以前未有的速度更新，这就会计人员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财政部发布的《会计人员继续教育试行办法》，使我国会计人员后续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存在着不尽人意的地方。
1、诚信的认识。
要进行会计诚信教育必须明确诚信的思想内涵。在现代中国社会的时代背景下，诚信的根本精神是真实无妄，它要求人们尊重客观规律，树立求真、求实的精神，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时，“诚信”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具有公正、不偏的特性，它要求社会群体建立公正、合理的制度，要求每个社会成员树立起公正、公平的处事态度和大公无私的道德观念。
2、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的必要性。
对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而言，“诚信”可以说是立国之本。而对于一个单位、一项社会事业而言，“诚信”又可以说是立业之本。对于每个社会成员而言，“诚信”是立身之本，处世之宝。“诚信”精神就是培养人的高尚道德情操、指引人们正确处理各种关系的重要道德准则。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作为会计人更应该以诚立身，守法、受约、取信于人，做到公正无私、不偏不倚、讲究信用。
中国会计最缺什么？是我们的准则、制度没有与国际惯例完全对接吗？不是。是会计人员的专业胜任能力不足吗？也不是。最缺的其实是诚信。诚信，不仅是企业应恪守的行为规范，更是会计人员应遵守的职业道德。
市场经济活动中会计信息尤为重要，会计信息诚信度的完整是各项经济活动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近年来会计失真情况严重，加强财务会计人员诚信素质教育是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首要任务。
1、加强在校生院校教育。
会计诚信教育的目的，即加强对会计人员的诚信教育，培养会计人员公正、客观的职业道德和端正、谨慎的职业行为，最终形成良好的会计职业人格。长期以来，我国的会计教育仍然是以应试教育为核心的教育模式，至今未把会计诚信教育作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学校注重的是学生的智商，德育方面相对抓的不够，院校教育的课程设置课时配置应加以调整，注重专业知识传授的同时，务必注重专业学生的品行修养考核。
2、加强会计从业人员的上岗培训教育。
在执业过程中，必须抓诚信的组织落实工作，实行目标管理。即在诚信总体目标下对其具体实务工作的分解，跟踪考核，使之达到预期效果。在全社会，分地区分阶段分岗位制定具体考核内容和目标，并组织相应的落实计划，使诚信理念真正体现在会计日常工作中，贯穿其职业道德始终。
3、加强会计诚信的宣传教育工作。
要加强全社会的会计诚信宣传教育及尽量得到诚信环境建设的支持，通过两方面表现：一方面通过一定的方式方法，借助广泛传媒大力度地宣传，阐述会计人员职业道德规范，通过营造浓烈的舆论氛围最大限度地给从业人员及社会各界的职业道德观念与行为的影响，使其逐步渗透到会计人员的思想深入，从而净化其内心世界，改善认识标准，确立符合道德规范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另一方面，会计人员诚信理念的形成与巩固，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社会环境，而致力于创造和利用优良的社会环境，就能使会计人员从中得到道德情操的陶冶和道德修养的内化，即通过创造和利用社会物质，精神生活条件以及社会一切有利资源来推进会计人员的诚信教育建设。
4、健全法律机制。
思想道德教育对会计人员的行为虽然具有一定的约束作用，但是，仅仅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是不够的，还要用进行法律约束。会计人员应当相当熟悉会计法律法规，除了向本单位领导宣传解释财经制度，善于发现问题外，还要利用法律法规来保护自己，约束自己，从而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完整性。
（1）站在立法的角度去加强会计诚信建设。虽然，我国新颁发的《会计法》中对提供虚假会计信息的行为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中也都对会计信息的真实、客观作了明确规定，但都没有明确或直接地提出“会计诚信”概念，因而其执行效果并不理想。所以在修订《会计法》时，应当将“会计诚信”作为会计工作的基本准则，直接写入《会计法》，并明确指出，会计诚信涉及所有与会计信息相关的人员，包括一般会计人员、公司高管层、行政领导和监管部门等。
（2）建立对会计违法行为的约束机制。要用法律、行政、市场、经济等手段，规范约束会计主体的行为，推进财务会计诚信体系建设。建议尽快完善会计法规，明确执法依据，以于执法机关对违法造假行为的制裁；引入民事赔偿制度，明确造假者经济上的赔偿责任，通过诉讼程序迫使造假者退出非法所得，增加违法人员的追假成本。财政部门要在《会计法》赋予的职权范围内，加大对单位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及直接责任人的查处力度，将处理事与处理人相结合，改变以往对违法违规部门对事不对人，屡查屡犯，屡禁不止的局面。等等。
5、政府监管、行业自律与内部控制三者缺一不可。
（1）加快政府对会计诚信的监督和管理体系建设。要推动整个社会会计诚信体系的建设，应当首先解决政府在会计诚信体系建设的定位问题，把政府在会计诚信体系建设中的作用明确起来。现在社会上之所以出现很多的会计失信行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没有及时有效的得到严厉的惩罚，所以造成会计信息失真、会计造假行为屡禁不止。
（2）强化行业自律的会计诚信管理建设。首先，要充分认识加强行业自律管理体制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按照指导意见的要求和方向，结合本地区实际，提高会员的自律意识，充分发挥自律管理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积极探索和实践行业自律管理的实现形式和途径，尽快建立和完善行业的自律管理体制。
其次，要把行业的诚信建设不断推向深入，需要有一个有效的组织基础和体制保障。这就要求尽快建立和完善行业的自律管理体制，使行业的自律管理方式和水平能够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适应行业建设和发展的需要。
（3）强化企业内部的会计诚信管理建设。通过制定严格的企业内部会计诚信控制制度，对会计统计和其他经济业务的核算做出较为合理的规定，防止会计造假和舞弊，提高会计凭证、账簿、报表及产品产量等信息资料的可靠性，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可靠，使信用记录不良的企业在各企业的客户管理中被筛选掉，使其没有市场活动的机会和空间。建立会计诚信的内控机制，强化企业内部的会计诚信管理建设，不仅可以大幅度的减少因授信不当导致合约不能履行，以及受信企业对履约计划缺乏管理而违约现象的发生，而且还可以形成对失信企业和机构的市场约束机制。
综上所述，加强会计诚信刻不容缓，我们必须从维护我国经济建设秩序大局出发，从根本上加强教育和治理，来确保会计行业的真实性和可信性。所以说，重建会计诚信不仅是我们工作中的当务之急，也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要加强学习教育，认真铺设促使会计人员不断更新知识、掌握符合经济发展形势会计理论的平台。要进一步加强会计人员的后续教育，采取多种措施，提高会计人员的业务和工作水平。同时要抓好会计人员队伍建设，把好入门关，真正把一批具有较高政治素质、工作能力和优秀年轻骨干充实到会计队伍中来，才能有效抵制会计不诚信行为的发生。
[1]张俊民:会计师事务所诚信评价。经济科学出版社［j］，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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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法律出版社。诚信勤勉是公司生存发展之本。财务与会计［c］。2006,13(1)。
[5]卢青孙伟:管理会计研究的发展趋势。财会月刊[j]。2004，15(2)。
侵犯行为的案例与分析论文篇十六
论文摘要：大学生课堂问题行为已经成为制约高等教育有效开展的重要因素。课堂问题行为处理不当会妨碍课堂教学的正常进行，影响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效果，不利于师生关系的和谐。通过对大学生课堂问题行为表现的梳理，进而从社会、教师和学生自身等方面分析产生课堂问题行为的原因。
论文关键词：大学生课堂问题行为表现原因。
课堂问题行为是指在课堂情境中发生的，违反课堂规则、妨碍及干扰课堂学习活动正常进行或影响教学效率和学习效益的行为。课堂问题行为如果处理不当，会引起师生之间关系不和谐，使学生产对学习的抵触情绪，影响课堂教学的正常进行，不利于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和健全人格的培养。所以，学生课堂问题行为已经成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普遍关心的一个重要课题。和中小学生相比，大学生处在由学校走向社会的过渡期，其课堂也更加自主、开放。这就使得大学生课堂问题行为表现形式多样化，原因更加复杂化。
一、大学生课堂问题行为的表现。
通过平时上课时观察、对大学生的问卷调查，以及和学生代表座谈等形式，我们统计发现大学生课堂问题行为表现具有普遍性和多样性。按照发生的等级由高到低依次是：睡觉、开小差、看课外书、聊天、玩手机、做其他作业、听音乐、吃零食、迟到、早退等等。课堂问题行为表现具有性别差异，在外显性行为上男生比女生更为明显，在内隐性行为表现上女生比男生更为明显。从调查的结果可知，文科生比理科生更容易出现问题行为。文科生专业课逃课率为14%，非专业课为25%；理科生分别是7%和21%。上公共课比上专业课的课堂问题行为多，表现为公共课比专业课出勤率低等。同样是公共课，英语课上的问题行为要低于政治课，因为英语有四六级考试，所以学生上课比较认真。政治课理论性强，上课又枯燥，无论听没听懂，只需要考前强化记忆即可拿到学分。因此，政治课上课堂问题行为比较突出。从年龄来看，年龄越大课堂问题行为越严重。即将毕业的'学生面临就业和考研，许多课程干脆就不上了，甚至长时间不在学校。
大学生课堂问题行为带来的不良影响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影响学生个人的学习效果，并对学生的身心健康有极大的损害性；第二，这些课堂问题行为致使课堂气氛压抑、沉闷、缺乏活力，极大地影响了课堂教学效果；第三，挫伤了老师的积极性，导致师生关系不和谐，甚至出现公开抵触。
二、大学生课堂问题行为的原因分析。
针对大学生课堂问题行为的多种表现，以及由此引发的不良影响，我们有必要分析这些课堂问题行为产生的原因。
1.社会风气的功利化和网络资源的普及。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转型，原有的体制、观念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加之西方实用主义和个人主义价值理念的渗透。在这种大背景下，社会的发展越来越趋向功利性。而作为社会个体的大学生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他们的价值目标由注重理想转向更加注重现实，由注重整体利益转向相对注重个人利益，由注重长远利益转向相对注重眼前利益。比如，学生在专业课、实用性强的外语和计算机等课程上比在基础课所表现的课堂问题行为更多。随着网络事业的迅速发展，学校教育有了新的活力，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难题和挑战。由于网络在社会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带来了信息的多源性、可选性和易得性，使学生可以轻易获得大量信息，导致课堂的权威下降，学生容易产生课堂问题行为。网络资源中的虚假信息、不健康内容、网络游戏、敌对文化等的负面影响，有些学生抵制不住诱惑，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耗费在网络上，在课堂上表现为注意力不集中、睡觉、发呆等课堂问题行为。
2.就学生自身而言，情绪问题是大学生产生课堂问题行为的主要原因之一。
当大学生的某些需要没有得到满足，或者是一定的教学情境对其基本需要造成威胁或破坏时，就会遭受挫折，导致情绪冲突。情绪冲突表现为紧张和焦虑。紧张和焦虑是一种恐惧和不安的情绪体验，这种挫折后的情绪反应，在一定条件下会直接转化为课堂问题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学习动力不足所造成的课堂问题行为占13%。十年寒窗苦读，终于考上了大学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如今成了家人和朋友眼中的天之骄子，没有了升学的压力，没有了父母的束缚，加上奋斗目标的缺失所导致的“目标间歇期”的出现，许多学生对现在不知所措，对未来很迷茫，缺乏积极进取的斗志和学习动力，于是在课堂学习中表现出对学习不感兴趣、注意力分散，各种课堂问题行为也应运而生。
3.研究发现，教师自身素质是影响大学生课堂问题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
心理学家库宁（kounin）在研究中发现，一个教师讲授教材不当，从一个活动跳跃到下一个活动时，又缺乏顺利“过渡”的环节，会使学生无法参与教学过程，从而破坏了教学任务的完成。这说明如果教师缺乏这种过渡能力，不能进行交叉活动，可能也是学生课堂问题行为产生的原因。实践证明，如果教师讲课时在一段时间里困在一个问题上，那么学生就可能因为厌倦而产生问题行为。此外，教师备课不充分，缺乏组织能力，对学生要求不当，都可能促成学生课堂问题行为的发生。
调查发现，教师缺乏适当的课堂管理，也是课堂问题行为产生的重要原因。在课堂上，有些教师遇到学生的问题行为不能冷静地对待，处理问题主观、简单，甚至滥用惩罚，这不仅无助于维持课堂秩序，而且容易使矛盾激化，引起学生对老师继而对这门课程的反感。还有教师放弃管教的责任，采取不闻不问的立场，放任自流，没有形成良好的课堂学习气氛和教学环境，学生也因此缺乏被指正的机会，从而出现违反课堂规则的问题行为。
参考文献：
［1］方双虎.论课堂问题行为及其矫正［j］.当代教育科学，2004.
［2］简明国际教育百科全书（教学）（上）［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0.
侵犯行为的案例与分析论文篇十七
鉴于反生产行为对组织发展的不利影响。近年来，管理者对这一现象加以重视，并力图从其产生的源头寻找解决措施，笔者认为，可从反生产行为产生的原因提出相应管理措施。
2.1构建公平公正的'组织环境，从外部降低反生产行为发生的可能性。
正如前文所述，工作压力是导致反生产行为产生的重要诱因，通过构建公平公正的组织环境，从外部降低引发个体产生不公平感或压力感的情境的可能性，进而降低个体发生反生产行为的可能性。例如，从组织体系或制度层面来讲，管理者应当构建公平合理的制度，让制度一方面保障员工的合理行为；另一方面，也成为约束员工不良行为的重要手段；从微观层面或具体的管理措施方面来说，管理者可以增加员工表达意见的渠道或方式，这一方面可以促进良好组织氛围的构建；另一方面，当组织确实因为某些因素产生组织不公平或其他不良情境时，可以让员工有正向的缓解情绪或表达意见的方式，降低员工采取消极行为的可能性。
2.2采取针对性措施，从内部降低反生产行为发生率。
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起作用，任何外部环境因素只有被个体感知以后，才可能成为诱发个体产生破坏性行为。因此，有必要从个体本身特征入手去降低反生产行为发生的可能性。管理者可以通过对组织员工进行个性特征测量，建立并不断更新员工心理档案，通过这种方法，一方面可以根据个体的不同特征，从宏观层面引导个体在面对工作压力时正向表达意见，进而预防和减少产生破坏性行为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当员工确实存在工作压力或遭遇组织不公平待遇时，管理者可以根据员工自身特征，有针对性的采取缓解措施，以降低其实施反生产行为的可能性。
3结语。
反生产行为是影响组织及其员工利益的一类破坏性行为，需要受到管理者的关注和重视，需要管理者采取措施加以应对，从而维护组织及其成员利益。
侵犯行为的案例与分析论文篇十八
2017年3月15日凌晨，被告人孟某从深圳市光明新区某麻将馆出来，看到一个开车载客的司机朋友与被告人莫某、李某(已判决)、戴某(另案处理)、余某等人在一旁说话，于是上前打招呼。在此过程中，孟某故意阻挠其司机朋友拉莫某等人，因此与莫某等人发生摩擦引发争执，孟某遂电话联系其朋友被告人骆某来到现场。骆某到场后手持砍刀架在余某的脖子上，并逼迫戴某等人蹲在墙角，孟某还出手打了戴某两巴掌，踢了莫某几脚。期间，孟某、骆某又同路过的其他人发生冲突，莫某、戴某等趁机离开现场。其后，李某从路边捡来两个啤酒瓶，莫某、戴某随即也捡起啤酒瓶，三人回到现场用啤酒瓶子将孟某、骆某两人头部砸伤。经司法鉴定，孟某、骆某的损伤属轻伤一级。
宝安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莫某与同伙持械聚众斗殴，致孟某、骆某二人轻伤一级，其行为已构成聚众斗殴罪;被告人孟某、骆某无视国家法律，追逐、拦截、欺侮、恐吓他人，破坏社会秩序，情节恶劣，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一审宣判后，被告人莫某不服，上诉称与其聚众斗殴的对方也应该构成聚众斗殴罪，而非寻衅滋事罪。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不同观点】。
本案中，被告人莫某与李某、戴某持械聚众斗殴，致孟某、骆某二人轻伤一级，其行为已构成聚众斗殴罪，这不存在争议。存在争议的是，聚众斗殴的相对方即被告人孟某、骆某的行为该如何定性，是否也一并成立聚众斗殴罪。就此存在以下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莫某等人被认定构成聚众斗殴罪，而同案被告人孟某、骆某是与莫某等人斗殴的另一方，双方在打架过程中的犯罪行为特征相同，触犯的法条也相同。被告人孟某、骆某作为打斗的相对方，是因为跟莫某等人打架才被判罪，按道理也应判处同样的罪名。孟某、骆某在公共场合聚集多人进行打架斗殴，还使用了凶器，其行为也符合聚众斗殴罪的犯罪构成要件，故斗殴的双方都应该构成聚众斗殴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根据案情分析，被告人孟某在公共场合阻挠其司机朋友拉李某等人，引发摩擦争执后，又打电话叫朋友骆某来到现场。骆某到场后手持砍刀控制住余某，孟某随即打了戴某和莫某。被告人孟某、骆某的行为属于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对他人造成了一定的人身伤害，干扰了他人载客与运营，致使公共场合中生产、工作无法进行，应当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
第三种意见认为，被告人莫某与孟某、骆某虽在同一案件中审理，但双方犯罪的客观行为实际上是有区别的，触犯的罪名亦各不相同。被告人孟某、骆某追逐、拦截、欺侮、恐吓他人，破坏社会秩序，情节恶劣，其犯罪情节更符合寻衅滋事罪的行为特征，其行为应构成寻衅滋事罪。而被告人莫某等三人本已趁机离开现场，却又都捡起啤酒瓶回到与孟某、骆某对峙的现场，将孟某、骆某二人头部砸伤，三人聚众持凶器打斗，并致孟某、骆某二人轻伤的后果，其行为符合聚众斗殴罪的行为特征，应构成聚众斗殴罪。
【法官回应】。
聚众斗殴的双方并非都构成聚众斗殴罪。
在多人聚众打架斗殴的案件中，审判人员不能仅仅根据在公共场合发生了聚众打架斗殴的行为，就简单地将参与打架斗殴的双方都认定为聚众斗殴罪，而是应当详细考察双方被告人犯罪的主观要件与客观要件，认真研究案件的定性问题。本案就是这样一起发生在公共场合的非典型性聚众斗殴，被告人莫某一方持械斗殴，构成聚众斗殴罪，而其斗殴的对方孟某、骆某一方是否也构成聚众斗殴罪，应当仔细研究。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即本案聚众斗殴的对方孟某、骆某应构成寻衅滋事罪，理由如下：
聚众斗殴罪与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有很多异同点。二者的相同点包括，一是行为特点上都是聚众的行为，都扰乱了公共秩序;二是定罪处罚的都是聚众犯罪的首要分子和其他积极参加者。二者的区别在于，一是客观方面表现不同。聚众斗殴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实施了“聚众斗殴”的行为，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实施了“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二是犯罪对象不同。聚众斗殴罪的犯罪对象是相互斗殴的普通群众，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的犯罪对象则是不特定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三是犯罪形态不同。聚众斗殴罪属于行为犯，原则上只要行为人实施了聚众斗殴的行为，便成立犯罪。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属于情节犯，必须是行为人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的”，才构成犯罪。
通过上述对比分析，首先即可排除第二种意见。被告人孟某、骆某等人的行为虽然干扰了孟某司机朋友的运营，并与莫某等人发生打架斗殴，影响了公共场合的社会秩序，但二人的犯罪对象不是企事业单位或人民团体，犯罪行为也不属于“情节严重”，故二人的行为并不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而且，通过对比分析，还可以确认莫某的犯罪构成。被告人莫某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实施了聚众斗殴的行为，即与同伙持械聚众斗殴;莫某犯罪的对象是孟某、骆某，即双方都是普通群众。据此，可以确认莫某的行为已构成聚众斗殴罪，但并不能确认孟某、骆某的犯罪构成。
2.着重分析寻衅滋事罪的本质属性。
寻衅滋事罪是指寻衅滋事，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具体分析其本质属性，可以从其构成要件来掌握：
第一，寻衅滋事罪的客体为复杂客体，本罪既侵犯了公共秩序，同时又侵犯了他人的人身权利、公私财产权利等。
第二，寻衅滋事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实施了寻衅滋事，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寻衅滋事的主要表现形式有四种，一是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所谓殴打，既可以是向他人投掷石块、砖头等，也可以是拳脚相加;这里的情节恶劣，往往是指无事生非，打人取乐，并造成他人轻伤或其他不良后果的。二是追逐、拦截、辱骂他人，情节恶劣的。这里的情节恶劣，一般是指经常或者多次追逐、堵截他人的;追逐、拦截、辱骂老人、妇女、儿童的;以极端卑鄙下流的语言辱骂他人的;结伙追逐、拦截、辱骂他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三是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这里的情节严重，一般是指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价值较大的公私财物，经常或多次强拿硬要或多次损毁、占用公私财物的。四是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行为人只要实施了以上四种行为之一的，便构成本罪。
第三，寻衅滋事罪的主观方面为故意。本罪的犯罪目的与动机较为复杂，有的是以惹是生非来获得精神刺激，有的是用寻衅滋事开心取乐，有的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和“胆量”等等。
通过分析寻衅滋事罪的本质属性，可以对照得出本案被告人孟某、骆某的行为特征：孟某、骆某二人犯罪的客体也是复杂客体，既侵犯了案发现场的公共场合秩序，同时又侵犯了莫某一方多人的人身权利;孟某、骆某二人犯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如本案情节中的骆某手持砍刀架在余某的脖子上，并让戴某等人蹲在墙角，孟某打了戴某两巴掌，踢了莫某几脚;孟某、骆某二人犯罪的主观方面为故意，孟某阻挠其司机朋友拉莫某等人，因此发生摩擦引发争执，孟某遂电话联系其朋友被告人骆某来到现场，二人的行为表现符合惹是生非获得精神刺激、寻衅滋事开心取乐、证明自己的“能力”和“胆量”等主观心态。综上所述，孟某、骆某二人的行为特征更符合寻衅滋事罪的犯罪特征。
3.对比莫某与孟某、骆某行为性质的差异。
本案必须区分各方当事人的行为性质的差异，才能回应莫某提出的聚众斗殴的对方也应构成聚众斗殴罪的质疑。根据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经验，同一案件中的犯罪各方当事人的行为性质不一定相同，也并不一定构成同样的犯罪。本案中，被告人莫某与被告人孟某、骆某虽在同一案件中审理，但双方犯罪的客观行为却有区别，触犯的罪名亦各不相同。
孟某、骆某主动挑起与莫某一方的事端，随后追逐、拦截莫某等人，特别是拦下他们之后，骆某将砍刀架在余某的脖子上，逼迫戴某等人蹲在墙角，孟某还出手打戴某和莫某，情节恶劣，破坏了社会秩序，这些犯罪情节非常符合寻衅滋事罪的客观行为特征，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莫某等人是孟某、骆某寻衅滋事的受害方，他们后来的行为虽然看似是为了反击孟某、骆某先前的欺侮。但是莫某等人已经趁孟某、骆某同路过的其他人发生冲突之机，离开了冲突现场，完全可以避开滋扰或者当即报警寻找帮助，但他们却又都捡到啤酒瓶一起回到与孟某、骆某对峙的现场，属于聚众持凶器打斗，并将孟某、骆某二人头部砸伤，造成轻伤。可见，莫某的行为更符合聚众斗殴罪的客观行为特征，应构成聚众斗殴罪。
(作者单位：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侵犯行为的案例与分析论文篇十九
摘要近年来随着民间融资的蓬勃发展，有关民间融资的法律理由也逐渐突显出来，尤其是近几年间发生的温州融资案，让人们对民间融资有了更大的关注，民间融资行为亟需国家出台一项有效的法律来规制规范，使得民间融资行为有法可依，有法可查。本文通过阐述目前有关民间融资的法律理由的目前状况及存在的理由，从民间融资在金融界的必要性，从法律的角度提出需要完善的途径，从而为民间融资的健康持续发展提供有效的保障通道。
关键词民间融资非法集资法律理由。
一、引言。
民间融资作为金融体系中的一种有效融资手段，已经成为我国金融体系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补充银行资金不足、有效配置资源。但是民间融资又是把双刃剑，一方面民间融资缓解了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理由，另一方面民间融资的法律的不健全被一些人利用，且造成大量资金被抽离出实体经济，给人民生活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我国民间融资法律的目前状况及存在的理由，完善相关法律制度，让民间融资在同等金融环境下可以合理分布，规范引导民间融资健康发展。
二、民间融资的概述。
(一)民间融资的定义与认定。
民间融资的定义没有统一的标准，民间融资一般指的是借贷双方之间的资金来往，为了高额利息或为获取资金使用权为目的的融资。民间融资大多采用民间借贷、中介式融资、投资性融资和社会集资等形式暂时交换资金所有权的金融行为。
民间融资在国外的记录中，大多称之为“非正式金融”，没有经过政府批准和监管的金融活动，介于法律制度边缘的金融行为。民间融资作为金融创新的一种融资行为，一方面由于很多非公有制经济为主的企业或个人很难从银行的正规金融渠道获取资金，另一方面加上国内投资渠道有限，无法满足中小企业经济投资的需求;这时民间融资就应运而生，还能很好地满足市场经济主体的资金需求，顺应了市场经济规律的发展。
(二)民间融资的形式。
根据融资主体和融资方式的不同，民间融资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民间借贷是有特定的借贷目标，大多数是亲朋好友、邻里同事之间相互帮助融资，基本是不求利率回报，低利息甚至无利息的借贷，解决短时期的资金周转和暂时性的当务之急;中介式融资大多为一些投资公司、典当行、寄卖行、物资调剂机构，以特定的物资作抵押、质押、典当，将其转换为资金来进行民间融资;一般借贷的利息普遍较高。还有一些企业内部集资、合会融资、融资租赁、私募基金等。
(三)我国民间融资的必要性。
民间融资是可以衡量金融体系是否健康的一个重要指标。经过我国多年实践已经证明，民间融资的适度发展有助于弥补目前我国金融业服务规则复杂，门槛高、品种单一的不足，可以比较及时有效的满足中小企业因缺少资金周转又无法从正规金融得到解决的的迫切需要。第二，民间融资的利率是由双方借贷人在完全自愿的情况下协商而定的，可以比较真实的反映金融供给市场的资金机会成本和供求状况，有助于形成比较符合市场的利率化。第三，民间融资有利于民间资金在当地的融资在一起，有利于满足本地生产性资金的的大量需求，优化资源配置。总之，在目前中国间接融资占比过高的情况下，民间融资不仅优化了融资结构，为中小企业、县域经济融资开辟了新途径，分散与转移银行的信贷风险。
三、我国民间融资的法制目前状况及理由分析。
(一)我国民间融资的法律规制目前状况。
我国民间融资的主体由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两个机构监管，具体的法律定位没有系统的法制规定，只是零星的在民法、刑法等各种法律法制中出现，在《合同法》中规定了民间融资的民事责任;在《银行业监督法》和《取缔办法》中规定了民间融资的具体行政责任和范围;在《刑法》中规定了民间融资的形事责任。关于民间融资法律定位的规定的条文就是相互冲突，没能具体从哪条明文规定中去寻找关于民间融资的如何合法的规定，及其融资的方式、借贷利率、渠道等实施条文。
目前，我国民间融资已成为我国社会融资中的一种不可忽视的形式，民间融资并以蓬勃的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但是由于我国规范民间融资行为的法律法制体系不健全，导致民间融资对社会产生了不良的影响，还衍生了各种非法的民间高利息贷款、非法集资的各种非法获取高利的融资行为。尽管我国宪法对民间融资有过一些规定性原则的调整，但是在法律法制方面还有着一些严重的欠缺。
(二)我国民间融资法律规制存在的理由分析。
1.民间融资法律规范笼统，难具操作性。
由于我国民间融资法律缺乏规范性，很难具体操作。我国没有对民间融资的法律进行专门立法，民间融资出现什么法律理由就很难依法执行。我国《刑法》中规定了非法集资属于犯罪，但并未对这种行为具体划分范围;即使《取缔办法》为认定非法集资提供了依据，但并不能成为刑法可行的证据。在《取缔办法》中如果没有经金融管理机关批准而从事的融资，那么就认定为是非法融资行为。但是由于宪法和行政法规之间没有法律的确切规定，所以对民间融资实行限制或认定就缺乏完整性的法律规定。由于法律的缺位，也使得相关行驶民间融资的主体难以判断所涉及的民间融资是否合法，从而致使同一种民间融资行为的判定有可能因为依据法律制度的不同而判定的结果不同。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征信体系的不健全、对借贷款人权益的保障不足等造成法律漏洞，导致借贷双方的资金财产都无法得到全面有效的法律保障，阻碍了民间融资的健康有序发展。
2.法律对民间融资的规定有待完善。
我国法律缺乏对民间融资的专门立法和认定，致使民间融资和非法集资两者之间的认定不清，造成了法律漏洞，让非法集资给人民财产产生了损失。两者之间的模糊判定，就有可能会出现同样的一个集资情况，在很大一部分人眼里，普通群众眼里就觉得是正常融资，为社会经济做出贡献。而在另外一些人眼中却是犯罪行为，按照各自的依据去辨别融资的错对。关键就在于法律无明文规定，没有明确的规定来支撑各自的判定。虽然近年来，很多企业因为获取资金以“非法集资”的行为而受到刑罚处罚。但是关于民间融资的具体立法就有待完善，以和一些非法集资区分开来，在法律上制定出条条框框，来判定什么行为属于民间融资，才是正常融资，什么是非法集资，是一种犯罪行为。《刑法》的规定还不能保证民间融资行为的正常运转，保障民间融资的规范化和秩序化。目前关于融资犯罪的法律体系包括三个具体罪名，分别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擅自发行公司、股票、企业债券罪，和集资诈骗罪。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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