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人文与科学的对话 科学与人文融合心得体会(优质11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人文与科学的对话篇一

科学与人文融合是当今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过去，科学和人文被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对综合性知识需求的增加，科学与人文之间的融合变得不可或缺。在近年来的学习和思考中，我逐渐领悟到科学与人文融合的意义和价值。下面将重点论述我对科学与人文融合的体会和心得。

首先，科学与人文融合使知识更丰富和全面。科学和人文分别代表了理性和感性的两个方面，二者的结合可以使知识更加丰富和全面。科学是一门基于实验和经验的客观知识，强调数字、逻辑和规律。然而，人文则注重主观和情感，注重人的心理和行为。将两者结合起来，可以使知识更具深度和广度，理性和感性相互补充，得到更全面的认识和理解。

其次，科学与人文融合可以培养综合能力和创造力。科学和人文领域各有其特点和方法论，它们的融合可以使人们具备综合能力和创造力。综合能力是指综合运用多个学科知识来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创造力则是指创造新的理论、思路或解决方案的能力。科学与人文的融合能够培养人们的理性思维能力和主观判断能力，使他们具备在复杂问题中独立思考和综合分析的能力，从而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和需求。

第三，科学与人文融合能够促进社会进步和和谐发展。科学和人文双管齐下，能够推动社会进步和和谐发展。科学提供了技术和理论支持，为社会发展提供动力和基础；而人文则注重的是价值观念和人的精神层面，为社会提供了文化和道德的支撑。科学和人文的融合使得社会发展不仅有物质基础，更有人的精神追求。只有科学与人文真正融合，社会才能够实现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

第四，科学与人文融合能够增强人的人文关怀和情感素质。科学技术的进步给人们带来很多便利和机遇，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和挑战。人文关怀和情感素质的培养对于解决这些问题起着重要作用。科学与人文的融合可以将科学的“冷冰冰”与人文的“热乎乎”结合起来，让人们在实践中保持关怀和关注，用科学的方法去实现人的价值和社会的进步。科学与人文融合的过程中，人性化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通过科学的思维和方法，将科学产出与人情、人性相匹配，推动人的个人价值和社会平和性的发展。

最后，科学与人文融合在个人成长中的意义不能被忽视。科学和人文作为两种思维方式的结合，可以培养个人的全面发展和独立思考能力。在探索科学与人文融合的过程中，我不仅拓宽了知识面，还培养了更加全面的思考和分析能力。在实际生活中，这种综合能力和思维方式使我更加自信和有决断力，能够更好地应对各种问题和困难。

综上所述，科学与人文融合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它不仅能使知识更具丰富性和全面性，还能培养综合能力和创造力。同时，科学与人文的融合能够促进社会进步和和谐发展，增强人的人文关怀和情感素质，以及促进个人的全面成长。因此，我们应该在学习和实践中不断探索科学与人文的融合，以推动社会的进步和个人发展。

人文与科学的对话篇二

人文社会科学是一门集人文、社会与科学于一体的学科，它探讨人类的行为、文化、社会现象等方面的问题。从我开始接触这门学科以来，我对其渐渐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仅是因为它代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更是因为它能给我带来丰富的学习与思考体验，让我更好地了解自己和周围的世界。本文将从我的学习、阅读和思考角度来分享我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流心得。

第二段：学习

我的人文社会科学学习始于大学中的一门课程，那时我对其没有太多的了解，课程内容一开始稍微有些枯燥。但是，当我开始深入学习时，我意识到人文社会科学的学习不仅需要知识的积累和概念的理解，更要注重对现实的关注与发现。随着知识的逐渐增加，我也不断地努力将学到的内容与现实联系起来，能够看到周围一切的事物与问题都能被这门学科所理解，这让我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了信心。

第三段：阅读

阅读是我的一个重要的爱好。我喜欢读各种类型的书籍，包括小说、历史、哲学等。在阅读这些书籍的过程中，我发现人文社会科学的思想几乎无处不在。其中有一些经典书籍，如《吉安娜》、《1984》、《西游记》等，它们对我了解人性、社会结构等方面都有极大的启发作用。在学习人文社会科学的过程中，我发现尝试去理解和质疑作品中的观点和思想非常有价值，这也增加了我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兴趣与好奇心。

第四段：思考

人文社会科学是一门需要思考的学科。从我的角度来看，人文社会科学的思考要求我们以人的视角，去关注人类自身、社会变迁和文化传承等问题。这需要我们思考此类问题的历史背景、现状和未来发展方向，也需要我们搜集、整理和分析相关的信息和数据。有时候，我会与同学、老师或家人进行讨论，从这些讨论中，我能够得到很多新的观点和见解，这对我的思考和学习都有很大的帮助。

第五段：总结

总体来说，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学习交流让我变得更加开放、敏感和具有责任感。我学会了如何去观察和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如何去思考和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去欣赏和推广人文艺术和文化。在不断地学习和实践过程中，我坚信，人文社会科学能够为我们的未来发展提供更多更宝贵的资源和思路，也希望未来我能够更加努力去贡献这个领域的一份力量。

人文与科学的对话篇三

文学中所体现的人文精神其根源在于人和人的生活状态同人类赖以活命和发展的社会现实相互关系的产物.当二者处于不协调状态时所产生的人的心理失衡和病变会在文学镜面得到投影和折射.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大众文化,既是中国文化精神的延续,又是时代的产物,具有一定的人文意义.但大众文化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又表现出一定的消极作用.我们秉持这种一分为二的观点来对待大众文化,具体分析它的现状,以期建设出真正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展现出真正的人文关怀.

人文与科学的对话篇四

人文与科学是两个看似截然不同的领域，一个强调人类情感和文化的方方面面，另一个则注重研究自然和技术的知识。然而，实际上，人文与科学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在我走过的人文与科学的学习之路上，我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从中体悟到了许多的心得体会。首先，人文与科学是相辅相成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类文明的基础。其次，人文与科学在锻炼个人素养和智力发展方面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最后，了解人文与科学的关系，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世界和探索人类的未来。综上所述，人文与科学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它们共同为人类发展提供动力和方向。

首先，人文与科学的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人类文明的基础。人文是对人类思想、经验、创造活动的研究，它涉及到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等方面。科学则是对自然和技术知识的研究，包括物理、化学、生物、计算机科学等领域。虽然看似不同，但是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类文明的两个重要支柱。没有科学的进步，人文的发展将无从谈起。科学的发展为文化的诞生和繁荣提供了条件，人文的发展则深化了科学的人文关怀。比如，在文学作品中，人们经常探索科学和技术在人类生活中的影响，表达他们对科学的理解和反思。另外，在现代科技的应用中，人文因素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比如为了更好地服务人类，科技研究不仅需要科学家的技术能力，还需要他们对人类情感和文化的理解。

其次，人文与科学在锻炼个人素养和智力发展方面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人文学科注重人的情感和价值观的培养，科学学科则注重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学习事例和文学作品，人文学科提供了丰富的人类思考和情感表达的素材。而科学则透过实验和观察，培养了我们的观察和分析能力，提高了问题解决和创新的能力。人文学科的学习帮助我们在情感和人性的层面上更好地理解人类，而科学学科的学习则促使我们更客观地分析和解决问题。同时，人文与科学的结合，也能让人们更加全面地了解自己和世界，培养出更优秀的个人素养。

最后，了解人文与科学的关系，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世界和探索人类的未来。人文与科学互为补充，可以相互提供问题的解答和新的视角。人文学科可以为科学提供人类情感和价值观的维度，使科学不再是冰冷的理论与实验，而是关注人类福祉和幸福的工具。而科学的发展，也为人文学科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和探索的方向。比如，在生物科学的进展中，人们对生命的起源、人类社会行为和价值观方面的研究不断深化，也为人们对人文问题提供了更多的认识和理解。通过综合人文与科学的知识，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人类的命运和未来，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更全面和多样化的思考。

综上所述，人文与科学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类文明的基础，也对个人素养和智力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了解人文与科学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世界，并为人类的未来提供新的思考和方向。作为学习者，我们需要积极拥抱人文与科学，继续探索它们的互动关系，以便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社会，推动科学与文化的进步。

人文与科学的对话篇五

15-16世纪以法国为中心的、继后期注释法学派兴起的法学派别，因于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人文主义思潮相联系而得名。旧译博古学派，又称法国法学派。人文主义是欧洲中世纪资产阶级最早的反封建思潮，其代表人物以人及自然为研究对象，与神学相对立。人文主义法学派以罗马法为研究对象，与神学法学相对立。人文主义法学派与当时的注释法学派都认为罗马法是人类法律的基本渊源；但他反对注释法学派，特别是反对以巴尔多鲁（1314-1357）为代表的后期注释法学派对罗马法的机械注释，身你为了实用而曲解罗马法。人文主义法学派的创始人为意大利的a.阿尔恰托（1492-1550），代表人还有法国的j.居雅斯（1522-1590）、德国的u.察修斯（1461-1535）和法国的g.比代（1467-1540）等。他们要求将罗马法作为历史现象而不是作为现行法规进行研究，要求从注释法学派、甚至从查士丁尼（527-565在位）时代编纂者对罗马法的曲解中解放出来，用一种历史的、比较的方法，即根据罗马法当时的历史条件或对罗马法原文的比较方法来研究罗马法。这以派别旨在恢复作为古代文化之一的罗马法的本来面目，并通过人们对罗马法的`理性知识的进一步增长，来改各中世纪后期司法实践中的弊端。随着注释法学派和人文主义法学派对罗马法的研究和传播，罗马法在西欧大陆和中陆大为普及，成为与各种地方法、教会法相并行的普通法。

阿尔恰托出生于意大利米栏，曾在意大利帕维亚大学和博洛尼亚大学学习法律。他在学是时代就发表了评查《士丁尼法典后三卷》一书。该法典共12卷，前9卷与司法实践联系密切，曾长期被误认为是法典的主要部分，而主要涉及公法并具有重大价值的后三卷则长期被忽视。阿尔恰托大学毕业后，于15在米兰任律师，15任法国阿维尼翁大学教授，1529-1535年在法国人文主义法学基地布尔日大学执教，晚年又回意大利。他与尼德兰的著名人文主义者d.埃拉斯穆斯（1469-1536）和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t.莫尔（1478-1535）交往甚密。居雅斯生在法国图卢兹，曾长期在布尔日大学执教，著作甚多。它主要是研究罗马法的来源，最重要的著作是对罗马法学家a.帕比尼安的《评帕比尼安》，而以对其第28卷的评论和改正最为出名。

沈宗灵

人文与科学的对话篇六

人类的文明进步离不开科学和人文的共同努力。科学是我们探索自然规律的工具，而人文则是我们思考人类存在与发展的方式和价值观。科学和人文的关系密不可分，彼此相互依存，共同构建了人类社会的框架。在我对科学与人文的关系的思考和体悟中，我深深感受到了它们的内在联系和互补性。

首先，科学和人文在方法论上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科学强调观察、实验和数据的证明，追求客观真实，而人文则主张理性思考、直觉和个人感受，追求主观体验。然而，人文的主观性并不是科学所完全排斥的，科学家们往往通过自己的主观判断和直觉来提出新的科学假设和发现。这表明科学和人文的方法论并不是龌龊的二者选择，而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

其次，科学和人文在价值观上也有共同点。科学追求真理和进步，而人文更加关注人的自由、尊严和幸福。这两种价值观都是以人为中心的，追求人类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科学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和技术基础，为人们创造了更好的生活条件。而人文则提醒我们要关注人的精神需求和心灵世界的丰富性，让我们不仅仅满足于物质的进步。科学和人文的结合，可以既满足人类的物质需求，又满足人类的精神需求，实现全面的人类发展。

再次，科学和人文在解决问题上互为补充。科学强调实证和证据，可以提供准确的数据和结论，解决一些客观存在的问题。而人文则强调思考和理性，可以提供多种可能性和选择，解决一些主观存在的问题。科学与人文的结合在解决复杂的问题时显得特别重要。例如，在环境问题上，科学可以提供具体的数据和对环境状况的评估，而人文可以提供理性思考和价值观的引导，从而为保护环境提供全面的解决方案。

最后，科学和人文在教育中的作用也无法分割。科学的教育可以培养学生的观察、实验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让他们对自然世界充满好奇和求知欲。而人文的教育则可以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和人文素养，让他们具备人文关怀和价值观的判断力。科学和人文的教育相互支持，为学生提供全面发展的机会。一个完整的人类，既需要科学的知识和技能，也需要人文的情感和思考。

综上所述，科学与人文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关系。科学和人文在方法论、价值观、问题解决和教育中共同发挥作用，为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进步和发展。我们应该既重视科学的进步，也重视人文的发展，努力构建一个科学与人文平衡发展的社会。只有在科学和人文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才能真正实现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

人文与科学的对话篇七

作者:韩军-hanjun(浏览次数:189次)

我的理解：

1，学生、老师能够自由真实地说写，不受其他什么东西的禁锢暗示威吓被近说违心的话，这就是我理解的人文。受其他什么东西的禁锢暗示威吓被迫说违心的话，就是最大的反人文。

2，人文的基本涵义就是，人自身为本，以人为本，而不是以其他任何为本。人要自由、真实，人要尊重自己真实自由的生活愿望，不受神的约束，不受哪个集团意识的约束，这就是人文主义第一次出现进最原初的涵义。

3，让语文老师和学生，在语文课上自由真实地抒张，自由真实地表达，不担心什么，少讲些规范（不是不要规范），这就是语文课上的最根本的人文。真实、自由是语文教育中人文的两个要点。

4，语文教育中的人文，不是政治教育、思想教育，人文与它们完全是两码事。

5，对语文教育来说，人文这个概念太大，而且有多种理解，容易让人误解，确实不是语文教育独有的概念，但是人文对于哲学、文学、历史来说，人文都不能说是一个独有概念。在五四后一切概念都西方化的语境下，哪个学科能够创造一套独有的概念？谈总比做易，做比想难呀。

6，语文教育当今要务实，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尤其90%以上的第一线的语文老师还是不必过问什么人文不人文为好。多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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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军

非用不可回复

作者:li_yongning-li_yongning(浏览次数:181次)

人文主义有它的'特定含义的，我们可以为人文主义正名，但不必换一个名称，说到底，这其实不仅仅是语文教学的事。我们当然应该有一个概念体系，但人文主义是在这个概念体系之外的。正如从技术上，无论哪一个学科都要用到“逻辑”这个概念，我们不必为这样的概念寻找新的说法。我们要说的就是“人文主义”，就是一种倡导独立自由的人格精神的主义，我们当然要和一切的伪人文，反人文作坚决的斗争，而且，我们就用“人文主义”这个概念，虽然资产阶级用过，我们还是要用。谁能将资产阶级用过的概念全部弃之不用？提倡人文主义方面，我们决不妥协，即使是在概念上。

在中国要提倡“人文主义”还要好运气，是不可能的，无论你用什么概念。我们遇到的阻力太多也太大。如果这种提倡的好运，能够在100年后明显的看出，也已经非常难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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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宁

thankyou回复

作者:江南云-jiangnanyun(浏览次数:171次)

谢谢各位捧场。那就继续用人文主义罢。从各位朋友的发言看，大家心中都存有“亮色”；有人也许反对，其实心里恐怕是通气的。有一个应然的目标也不错。

江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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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hankyou回复

作者:汪汪-wangjiamin(浏览次数:169次)

各位还都是年轻的理想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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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汪

人文与科学的对话篇八

人文社会科学作为人类文明的普及和有机组成部分，其应用研究对于个人的生活和整个社会的进程都卓有成效。自我学习人文社会科学思想以来，我有了许多有关社会和人的认识，这让我进一步意识到了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和珍贵性。因此，我在这篇文章中想分享我的一些心得和体会。

第二段：我对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解

人文社会科学是对社会现象和人类行为的探究，而并不仅仅是对事物本身的研究。这种科学的研究普遍会深入探讨着人类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行为。科学家通常会通过对社会情境和环境的观察来更好地理解人类行为的本质。同时，这种学问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他人的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便以对社会和人类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

第三段：我对人文社会科学所学到的知识

通过学习人文社科学，我增长了了解人情世故的能力，学习了方方面面的技能和理论知识。例如，了解人类行为活动的本质、人类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观等，这一系列的知识有助于我更全面地理解社会现象。这也增强了我对于社会关系和行动的洞察能力，使我能够更好地听取他人的观点并站在别人的视角思考问题。因此， 我有一个更加谦虚、领悟到他人立场的态度，并时刻关注他人的需求。

第四段：人文社会科学的实用性

人文社科学充满着实用性，可以使用这种科学知识来更好地探究其应用场景，更好地解决社会问题。例如，社会学家能够更好地分析创新、奋斗和历史转型对于社会行为的影响，即正向的还是消极的影响，并以此为援助来制定政策。这些政策能够成为促生产力和创造性工作环境的优化方案，并且能够减少不良行为的产生。

第五段：结论

总体而言，学习人文社会科学给我带来了许多优点。学习这项知识将带来良好的社会责任感、高度的了解和同情、强大的人际沟通技巧以及强烈的社会情商。因此，我相信，只要我抓住学习这种知识的机会并时时关注，我一定能够实现未来的梦想并为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作出贡献。

人文与科学的对话篇九

科学与人文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两个重要领域，它们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对于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类全面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长期以来，科学与人文往往被认为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科学更加注重逻辑和实证，人文更注重主观和情感。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开始意识到科学与人文的融合是实现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我在学习和实践中逐渐认识到科学与人文融合的重要性，并从中获得了一些心得体会。

首先，科学与人文融合可以提高学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科学是一种客观、理性的方法论，它通过实证和推理来解释世界的运行规律。而人文则强调主观和情感，关注人类的体验、信仰和价值观念。科学与人文的融合可以使研究者在探索问题时更全面、深入地思考，将科学的方法与人文的关怀相结合，既保持客观性又考虑人的主观感受，从而使研究成果更贴近实际、更具有说服力。

其次，科学与人文融合可以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科学的进步推动了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为人类创造了更加便利的生活条件。然而，仅有科学技术的发展可能会导致人的主观感受和人文关怀的疏漏，使社会变得冷漠和机械化。而通过科学与人文融合，我们可以拓宽视野，注重人的主观感受和精神需求，在科技的同时关注人文，使科学成果更加符合人类全面发展的需要，推动社会向着更加公正、和谐的方向发展。

再次，科学与人文融合可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科学与人文的融合不仅仅是学科之间的交叉，更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碰撞与融合。只有具备科学素养的人才才能更好地应对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而同样，也需要具备人文素养的人才来保持关怀和情感的纽带。当我们能够综合运用科学与人文的思维方式，才能更好地理解和解决问题，并在日常生活中更好地理解他人，培养出具有人文关怀和科学精神的人才。

最后，我在实践中体会到，科学与人文融合的过程并不容易，需要不断的摸索和努力。科学与人文有各自独立发展的特点，科学更倾向于客观与事实，要求实证和验证，而人文则偏重主观与情感，注重人类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但是，只有将二者相互结合，形成有机的整体，才能真正实现科学与人文的融合。在实践中，我们需要借助科技进步，运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同时保持人文关怀，关注人的主观感受和信仰，使科学成果更具有人文关怀和社会意义。

综上所述，科学与人文融合是推动社会进步、促进人类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通过科学与人文融合，我们可以提高学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在实践中，我们需要不断努力，摸索出一条既符合科学原则又注重人文关怀的发展道路，以实现人类的美好愿景。只有科学与人文的融合，才能真正实现人类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人文与科学的对话篇十

科学与人文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两个重要途径，每个人都可从中寻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科学是一种系统、精确并观察性的学问，以实证为基础，通过数学模型或实验来推断和验证观察结果。而人文学科则关注人类文化、哲学、历史等方面，以人类的思考和情感为核心，人文学科更注重的是对人类生活意义的悟性。然而，科学和人文并不是对立的两个领域，而是相互交融、互为补充的两个学科。在我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我意识到了科学和人文之间的关系，并从中得到了一些心得体会。

首先，科学和人文是互为补充的。科学使我们以客观、理性的方式认知世界，揭开事物背后的规律。然而，科学并不能解答所有的问题，比如人类的价值观、道德标准等。这时，人文学科就发挥了重要作用。人文学科通过人的主观认知、文化传承等方面来回答这些问题。例如，科学可以告诉我们地球上的自然现象如何产生，而人文学科可以告诉我们人类对于大自然的敬畏，以及我们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通过科学和人文的结合，我们能够更加全面地认识世界，并得到更多有效的启示。

其次，科学和人文是相辅相成的两个学科。科学是从客观事实出发，通过实验和研究来获取知识。而人文学科则是以人类为中心，关注人类的思维、行为和文化。这两个学科在方法上有所不同，但它们的研究目标却是相通的。科学通过探索自然法则来满足人类的需求和好奇心，而人文学科则通过对人类思维和文化的研究来更好地理解人类自身。因此，在追求认识真理的过程中，科学和人文学科是不可分割的。

再次，科学和人文都离不开对真理的探索。科学通过实证和研究来揭示事物背后的规律，科学家们通过不断的试验和观察来逐渐深化对事物本质的认识。与此同时，人文学科通过对人类文化的研究，寻找人类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虽然科学和人文采用的方法不同，但他们的目标都是寻求真理。科学和人文学科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互为促进，相互借鉴，推动了人类认识世界的进程。

最后，在科学和人文的交融中，我们能够获得更深层次的理解。科学和人文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学科，在实践中二者经常交叉并渗透。科学所揭示的规律可以通过人文学科的解读，引发我们对于人类与世界关系的深层思考。同样地，人文学科的研究又可以为科学提供更加全面的视角和更深入的理解。科学和人文不仅使我们获得了更广泛的知识，也使我们对于人类和自然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

综上所述，科学与人文的关系紧密相连，相互交融，相辅相成。科学和人文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角度和方法来认识世界和人类自身。在我个人的认识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科学和人文的结合为人们提供了更加全面、深入的认知和理解。唯有将科学和人文结合起来，我们才能更好地触及真理的边缘，并为人类的发展和进步做出更多贡献。

人文与科学的对话篇十一

自从c.p. 斯诺、萨顿诸人倡言科学与人文已形成两种文化以来，几十年倏尔过去，论者自论之，科学与人文的歧异，却似乎有增无已。1986年的《威尼斯宣言》称：“研究自然体系而形成的世界观，与人文学术和社会生活中的价值观之间，呈现重大歧异，对人类生存已构成威胁。”

此种分歧与危机，不仅表现在外部，即科学共同体与人文共同体之间难以交流，而且更深刻地表现在内部，即科学作为求知体系，其客观基础与主观的人文历史因素之间的张力已经表面化，而使科学的理性基础受到质疑。尽管近年来人类的技术力量呈空前的膨胀式发展，然而科学的自信，科学在学术中的尊严，却已空前低落。十八世纪诗人颇普所谓“上帝说要有牛顿，于是有了光。”的那种对科学的崇敬，十九世纪对科学文明进步的信念，以及本世纪中期以前对科学可靠基础的信心，皆已受到种种批判而发生动摇。

科学的概念更迭

虽然对基础主义的批判发韧于科学哲学家如卡尔·波帕，然而科学内部的理论概念发生重大更迭，则属先行。1905年爱因斯坦已完成狭义相对论。1915年他发表的数学理论已将相对论推广到引力加速运动。量子力学的基本完成时期约在1900至1927年之间。哥德尔定理发表于三十年代初期。诸如此类的理论所提出的新观念，已足以扰乱既有的科学秩序。

本来，就物理科学而言，新理论所更迭的只是古典的物理学概念，如：绝对时空、以太、引力即时效应、欧几里德空间普遍有效、光按直线投向空间、物体无最大限度速度，诸如此类。而且新理论并不能取代古典力学在一般领域里的应用。比如海森伯格测不准原理的方程为：

d c ·d r p

其中 d c 为一电子位置测定误差，d r 为其动量测定误差，h为普朗克常数。电子位置测定越准确，则动量测定越不准确。由于直线动量为质量乘速度，故不可能同时测定电子的位置与速度。同理，亦不可能同时测定电子的能量与具有此能量的时间。然而由于普朗克常数的值极低，约为6.625×10 尔格/秒，故这个原理仅适用于原子以下的微观领域，对牛顿力学领域的计算并无实际意义。但是在哲学观念上，其意义则远不只此。传统上认为，逻辑的普遍性在于，逻辑的基本原理、公理、定理适用于一切可能世界。如果在一个领域里某基本原理已不适用，则逻辑的普遍性便已成为问题。海森伯格方程、薛定鄂方程、玻尔理论对同一律、排中律提出挑战。因而对整体与局部的关系这个概念，以及非此即彼的传统分类法，甚至对物质及其客观性，也提出质疑。而这一切又与相对论扬弃绝对时空有关。传统分类法以排中律为基础，事物非此即彼。但粒子的位置与速度不能这样简单分类。传统所谓整体包涵局部，指一实体在空间或时间上包涵之。相对论和海森伯格方程则认为，一实体处于另一实体的时空域之内，为包涵关系。玻尔认为，电子既是粒子又是波，在逻辑上矛盾，但在经验中是事实。海森伯格的测不准原理可以理解为，粒子仅有统计性的位置；但也可以理解为，仅当有人观察它的时候才有位置。相对论的质量依据在运动中的速度相对于观察者，也说明物质的形态依赖于观察者。对原子结构的认识，无论汤姆逊、卢瑟福、玻尔模型，皆是理论建构，而非原子本身。粒子是适合薛定鄂方程之物。物质的外延不清，客观性模糊。

更有兴味的是，纯数学理论也得出类似结果。非欧几里德几何的出现，使几个几何体系适用于同一人类空间经验。汉密尔敦的四元数理论证明a×b b×a。略文海姆-斯寇姆理论证明，一个公理的集合可以导出本质上不同的解释理论。哥德尔定理认为：一，在任何一个数论的形式体系中，皆有一个真公式，即不可确定性公式，其本身不可证明，其否定式亦不可证明；二，在数论的形式体系中，其一致性不可能在该体系中证明。如果推而广之，彷佛可以说，一个理论体系，求其一致则不完整，求其完整则不一致；一个理论体系的一致性只能在体系以外得到证明。也就是对矛盾律的普遍性提出质疑。亚里士多德的科学理想，便是在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和词项定义不变的基础上，根据自明的理性前提推导出知识体系。直到现代逻辑经验论亦认为，理性与直觉经验是知识的可靠保证，而理性便是逻辑性。如果逻辑性受到质疑，则作为求知可靠基础的理性便已发生动摇。

批判与反思

科学内部既已发生重大变革，对于此种变革的哲学反思，加上其他社会条件，也就顺势形成一股对于科学的可靠基础，乃至对理性，甚至对西方文化的所谓现代性，进行批判的思潮。远在四十年代，卡尔·波帕已提出证伪理论，以批判当时公认的方法论。他否定归纳法，认为归纳根本不存在。知识的获得只是通过错误假说的被否定。“从变形虫到爱因斯坦，知识的增长从来相同。”“动物的知识，前科学的知识，其增长以消灭持有错误假说者为代价；而科学的批判，则常以理论代人受难，在错误信念将吾人引向毁灭之前先行消灭它们。”（karl popper, objective knowledge, oxford, 1972, p.261）既然归纳性的因果被否定，科学也就难有确定的基础。波帕把科学家比作给自己房间画地图的人。他必须把他正在画的地图也包括在这张地图之内。“他的任务不可能完成，因为他必须把他画地图的最后一笔也画在地图里面。”(the open universe, london,1982, p.109.) 这是对逻辑经验论那种充满自信的证明理论的讽刺性写照。然而归纳法作为一种方法策略，不仅是科学求知中历来行之有效的手段，而且也蕴涵于证伪方法之中。“一切天鹅皆为白色”这个判断，只要发现一只黑天鹅便可以证伪。然而若要确立这个全称判断，以及在黑色鸟类中确认一只黑天鹅，皆离不开归纳方法。后来，波帕的学生莱卡托斯试图用“研究纲领”来说明科学知识的内容增长，然而亦未能提出统一的知识标准。

六十年代初期，库恩提出“范式”理论。科学的发展据称是由于“科学范式”的更迭。科学共同体从同一模式中学习专业知识，根据同一模式从事科学研究，接受相同的实践规则的制约。建构理论和设计证明，不再是依据逻辑经验论所谓的统一方法，而是科学共同体在一定历史社会条件下共同遵循的“范式”。科学范式中有若干社会心理因素，不在理性方法控制之内，故科学知识的增长没有确切的理性基础。不同时代的范式之间不可通约，彷佛科学发展没有连续性。然而历史事实并非如此。比如牛顿体系的“质量”不变，相对论的“质量”根据运动的速度而变化，二者并不同义。然而两个术语指称的却是同一物理现象，只是相对论的“质量”从属于一个更为确切的解释理论，其说明域超过牛顿力学的低速领域。又如，吉尔伯特、弗兰克林、麦克斯韦理论中的“电”概念十分不同，但三个术语的外延指向同一物理现象。于此可知，不同时代的理论之间并非没有共同的理性基础。

蒯因的“翻译不确定论”既欲说明不同文化语言之间的翻译不可能，又欲说明不同理论之间的不可通译。蒯因最终诉诸外在的行为主义标准，彷佛在语言逻辑的用法中没有共同的理性基础。然而对外在行为的观察、判断、陈述、验证皆必须通过本己的语言。可见不同语言之间仍有共同的理性基础。蒯因则认为理论之间没有相通的理性基础，知识的来源只是感觉。“不存在外在的基点和第一哲学。”（, ontological relativity, new york, 1969, p.127.）“自然科学说世界是什么，就是什么。只要自然科学是正确的，而我们判断其是否正确大体取决于预测的经验检验，便是如此。”(“structure and nature”, journal of philosophy[89],1992, p.9) “不论自然科学的可错性如何，自然科学的一个发现是：吾人关于世界的知识只是感觉接受器所受的影响。”( the pursuit of truth, cambridge, 1990, p.19) 在早期的《经验论的两大教条》中，蒯因认为，吾人所谓的知识，乃是一个人为构造物。科学理论的中心是形上学陈述和数学逻辑陈述，其外一层为物理学陈述，更外层为经验陈述，最外层与经验相接。其中任何陈述皆不与具体经验一一对应。原则上可对任何部分的陈述作出足够的调整以适应相反的经验。彷佛知识的结构与实在的结构之间没有确切的关系。然而事实上，新的理论成功地代替旧理论，正是新理论的结构更确切地说明实在结构的缘故。牛顿三定律可以导出150多个命题，解释大量地球和天体现象。凡是可用相对论代替这些解释的地方，皆是新理论更确切解释实在的地方。

费耶阿本则反对一切方法。他认为不可能有预设的合理性标准。科学真理只是一种修词，并无客观内容。但他又承认科学的成功。不过，这种成功只是由于科学家长期不懈地研究某一问题的结果。他们的过分之举，总会被其他学派的过分之举所抵消。费耶阿本称，他可以否定科学真理，而把这个判断当作真理提出来，犹如他可以用德语来宣称德语不如拉丁语。他忘了，真值不是一种语言，而是使各种语言得以通译的理性标准。正因为客观上存在这种标准，他才能够把“反对方法”当作一组真陈述提出来。他却主张科学不需要任何理性标准，all goes!所以库恩称之为vaguely obscene。

晚近的方法论研究，多探寻如何重建理性标准。厦皮尔、劳丹等人便是如此。劳丹批评库恩、费耶阿本对历史连续性的忽略。他提出“研究传统”，其中既包涵科学理论，又涵容本体论体系。然而他忽略统一的逻辑和对应规则，故在科学术语的陈述与本体论陈述构成真问题的作用中，未能提供统一标准。比如数学证明和历史解释之间如何对比，便成为问题。近年语义派的科学哲学家如萨普斯、斯尼德、范弗拉森、史泰格缪勒等以集合论方式进行公理化，似尚未取得公认结果。

总之，由坎贝尔、赖欣巴赫、卡纳普等人代表的逻辑经验论“标准方法论”，在六十年代已受到彻底的批判。批判的重点大抵在：科学术语区分为观察语言和理论语言，在语义学上没有根据；理论术语无需语义规则定义，并无根据；对应规则的特殊语义功能没有根据；观察语言由对应规则定义，不可能不受到理论的渗透；科学理论被当作完成的科学报告，而非历史中科学共同体的建构物，与史实不合；公理化的必要性受到质疑。这些批评多半可以解释为，被“标准方法”排斥于科学理论之外的人文价值，实际上在科学理论之内。

科学原是人文理想

人文价值不仅在科学的理论构成之内，而且可以说，科学本身原是一种人文理想。科学不是自然的产物。在自然演化中，不可能自发产生科学。科学是文化，而且是特定文化的产物。所谓人文，humanitas，原指人类；引申为人性，人的情感；转为人的文化、教养、教育。汉语“人文”，指礼乐教化，如《易·贲》：“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颖达疏：“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也。”乃是更狭义，专指儒家教化。广义的人文则指人类文化的内涵，以及相关的学术艺文。

人类科学产生在古代希腊，有一些明显的必要条件。人要系统地揭开自然之谜，必对自然有一种对象化的好奇之感。如果只把自然视为与人一体，则必流于感悟冥思，不会视为研究对象（在结构上可以分解清晰的“物”）。这便需要一种主客二分的语境。古希腊恰有这种发达的语境。其次，必有一种信念，确信人是理性动物，而自然有着内在的理性结构，故人可以系统地揭示自然。古希腊恰有这种哲学。此外，古希腊人恰有一种以数学方式揭示最深刻的真理和世界结构的信仰，而又恰有欧几里德几何这一发达的公理化体系。亚里士多德科学，便是从理性前提出发，以公理系统演绎方式，全面揭示有着内在理性秩序的自然的一种价值理想。这样的科学，必出自这样的文化语境，和这样的人文理想。科学的发生，出自对自然的好奇与理性求知的态度，与利用自然和生产力无关。科学与利用自然的态度结合起来，此事发生相当晚，乃是出于另一种价值理想，即基督教信仰。

基督信仰对科学发展的影响，约有三个方面。一，世界是上帝的受造物，故世界本身是一种contingent（偶性的，可存在可不存在的）存在。二，世界虽为偶性存在，却不是任意紊乱的存在。理性的上帝创造了具有内在理性的世界，并按上帝形象创造了人类，故理性的人类可以全面揭开世界之谜。三，人类是上帝救赎计划的中心，自然是人类利用的对象，“你们要生养许多儿女，使你们的后代遍满全世界，控制大地。”（现代中文译本《旧约·创世纪》1）

此种观念，显然与希腊思想不同。希腊人对于自然的兴趣在于求知，而基督教文化对自然的态度则是利用控制。希腊人认为自然为必然存在，故可以通过公理系统演绎方式推导出关于自然的知识；而基督教文化则认为世界是偶性存在，故必须通过经验的方式一点一滴地揭开自然之谜。惟其希腊的科学理想是演绎推导，故希腊人没有兴趣作实验。欧洲最早的实验科学，产生于中世纪的修道院。亚里士多德关于落体的速度取决于重量的错误理论，上下一千年，竟没有人费神去验证一下。直到伽利略的时代（也就是基督教文化的科学理想上升的时代），才被实验证伪。

然而古希腊的科学理想，却并未因为实验科学的产生和发展而整体上消逝。自此而往，科学作为一种人文理想，始终处于西方文化两大渊源的交互影响之下。亚里士多德关于求知的确切理性基础，关于“欧几里德支点”的信念，公理化体系中蕴涵的简单性原则（以最少前提建构理论），以及柏拉图和多数希腊哲学家关于几何形式和谐完美的理想，这些理念的生命非常悠久，可以说直抵今日。不仅希腊和希腊化时代，而且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的科学理论，也大抵（并非仅仅）是此种科学理想的产物。只是不同理论在构成时，对这种理念的理解和诠释不同。哥白尼正是深感托罗密体系在数学上不和谐，才着手对之改造，而他也正是受着圆形这个完美几何形式的限制而未能建立椭圆形天体轨道模型。开普勒的行星运动定律揭示出宇宙在数方面的和谐比率：行星矢径在相等相间扫过相等面积、行星公转周期的平方正比于与太阳距离的立方、行星远日点和近日点之间角速度的变化用乐谱形式标出。牛顿正是继承此种思路，从行星运动定律中导出具有数的和谐的万有引力定律。现代科学理论，如电磁场结构理论，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引力场方程乃至未成功的统一场论，巴尔末公式，量子力学矩阵方程，分子生物学大分子立体结构理论等，皆与上述人文理想或本体论理念有关。科学家往往认为，数学上美的形式在描述世界方面有价值。迪拉克正是在对称和谐的美学理想推动下，预设反粒子的必然存在。

不仅科学本身原是一种人文理想，而且科学理论的建构，亦必以基本的形上学前设（如自然规律性、齐一性等）为必要条件。此外，科学理论的建构，往往以美学理想或本体论理念为出发点或启发动力。再者，科学共同体所遵守的规范体现某些伦理价值，以及诸如此类，也是科学中的人文理想，此处不遑多论。人文价值对于科学理论的关系，有二特点：既开拓又限制理论的视野，既可有益又可有害；常以潜前提或背景知识的形式影响理论，鲜有作为公理或辅助假说而纳入公理体系者。

价值与事实

六十年代以来，科学中价值原则与事实原则的分离，已受到所谓历史主义，乃至所谓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彻底批判，至于达到矫枉过正的程度。不久前，一位著名科学哲学家在普林斯顿演讲，听众中有人提问：你的口气彷佛说科学和理性及实在有关？目前在西方的一般意见，大抵认为科学陈述为工具性，也就是对科学中的事实原则十分怀疑。此与实用主义传统有关。皮尔斯主张，真理的界定最终是协议的产物。杜威则称，一切知识皆为工具性。此外，与后现代主义思潮有关。r.罗蒂称：“科学根本不是人类理性的典范，而是‘人们协议’的典范。”(r. rorty, objectivity, relativism and truth,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 i, cambridge, 1991, p. 39.) 费耶阿本宣称，科学真理只是修词，并无客观内容。以及诸如此类。

实际情况是否如此？科学理论构成中，确实有价值因素，科学有隐含的或自觉的价值原则，已如上述。科学的所谓观察语言，并非中立。观察术语由理论定义。例如按照所谓标准方法论，气体分子运动理论的一个公设是：(x)(gx qx) ，读为“凡气体皆为分子组成”。其中观察术语g被该理论的语义规则定义为“一个气体标本的属性”，这样，对应规则语句中的观察术语也就不是独立于理论的中立语言了。然而尽管如此，成功的科学理论，总是与日常语言中的实在有着操作性的对应关系。这种操作，在不同社会，不同文化语境中，可以同样实现。一个科学实验，不论其程序设计、仪器制造、观察条件受到如何的理论影响，也不论其结果中包涵如何的理论诠释，然而同一实验既然可以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重复，也就说明该实验不是一个社会学的过程。理论“渗透”观察，也不必然影响观察的有效。著名的实例是太阳中子接收实验。这里，“弱互作用理论”既是设计接收器的观察理论，又是待验证理论。按照“循环验证”的假设，实验结果应与理论的预测一致。然而实验结果却并不一致。一个科学理论往往是一个复杂的公理系统。一个实验不可能验证全系统，而是验证其未知部分。只要观察理论没有影响这未知部分，便不会影响实验的有效。

价值原则与事实原则是科学的两大原则，不可偏废。价值原则体现于本体论或基本前提。事实原则虽然也是一种价值理想，却贯彻于理论和观察的全过程。无论解释理论、观察理论或观察操作，皆必贯彻事实原则，科学方能与日常语言中的实在发生可操作的对应关系。勿论问题的提出、理论的建构、逻辑的推导中涵有如何的价值因素，也勿论观察与证据中涵有如何的诠释成份，在理性批评精神和事实原则的引导下，科学家总有可能在一定时空条件下诉诸最可信的理由和证据，在理论和经验的不断扩展中发现和纠正错误，对发展中被人理解的实在之结构获得越来越深刻的认识。

认识与真理

事实原则使科学诉诸理性、逻辑和经验证据。理性作为秩序原则，其内涵在历史中有所发展，但迄今并未能废弃秩序原则。一切所谓非理性的力图废弃秩序原则的论证或语句，只要能让人明白，必诉诸秩序原则，而秩序原则的核心便是逻辑性。

逻辑性是蕴涵于语言中的基本约定。逻辑理论在历史中发展，人对逻辑规律的理解不断深化，但只要语言尚在，逻辑性亦不可废弃。笔者曾做过一个非实验室条件下的简单实验。对象是一岁半到两岁、正在学会说话、智力发展良好的儿童。方法：一，以纸板做成一个圆形、一个正方形。二，以圆形出示一个儿童，教他（她）说“这是圆的。”重复几遍，直到问他（她）：“这是什么？”他（她）能立即说出：“这是圆的。”三，以同样方式教会他（她）认出正方形。四，出示圆形，问：“这是不是又是圆的又是方的？”他（她）回答：“不是又是圆的又是方的，是圆的！”然后出示方形，结果大抵相同。上述实验或者有助于说明，逻辑性乃是与语言同时学会的一种基本约定。语言在，逻辑性便在。逻辑规律和理论，是对逻辑性的体系化。正如其他理论，逻辑理论也可错，可发展，可纠正。有人或者认为，哥德尔定理之类的数学理论已经证明矛盾律无效。其实哥德尔正是严格遵循矛盾律而推导出其定理。否定矛盾律，也就否定其定理的基本前提。哥德尔定理仅仅否定在一个数论体系内部证明该体系一致性的可能性。当代对逻辑性已有前所未闻的深刻理解，这对于科学理论的意义，不在于放弃逻辑性，而在于：不可将逻辑视为在一切可能世界中求得可靠因果性的先验保证。人所知道的逻辑，是人类语言约定的最基本秩序原则及其体系化，却未必是世界结构本身的秩序原理。目前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是否处于初级蒙昧阶段，这个问题，由于缺乏整个世界的资料，根本无法回答。以人类语言约定的秩序原理来规定世界的必然性，是对世界的一种无理强制。此种倨傲是欧洲理性主义的致命弱点，其渊源既出自宗教信仰又出自更古老的本体论。所幸者，现代人类智慧对此已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在科学研究中，我们必须遵循现有的逻辑规则，来进行一切思维和操作，同时又不能以此来预设一切必然性。在研究的一定阶段，凡依据充足理由和证据而成功地得出的因果系列，不论与当时逻辑信念是否一致，亦应接受其必然性。量子理论修订分配律，便是一个实例。正如我们不可能为信念提供证明，却必须接受价值原则一样，我们也必须接受逻辑原则，因为若没有这些原则我们连一步也迈不出去。这便是人类理性的两难处境。

那么科学知识有没有真理性？如果科学理论有价值前设，观察受理论影响，而逻辑是语言约定，那么如何保证科学知识不是循环论证和验证，而是对客观实在的结构之认识？这已经涉及认识论及真理标准问题。自本文目的而言，仅能最扼要地陈明笔者的理论。

人与世界的接触，仅能通过感觉接受器，而感觉接受器所接受的是简单的印象。即使简单的印象，也已经加工组织过。世上没有纯粹的感觉。感觉中涵有预期，而人的预期受语言中的观念影响。连什么是“正常”的感觉，也由不同的理论规定。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康德的先天综合原则，马赫的感觉要素，牛顿的绝对时空，董仲舒的“以类合之，天人一也”，王阳明的“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凡此皆影响人的感觉。同理，科学通过观察与世界的接触，无论感觉的范围倾向，仪器的构造，抑观察的方法，皆受理论的规定。建构理论必须通过秩序原则、价值原则、事实原则等等，以及特定历史中的知识构成、科学规范，加以个人的灵感创造，其中有若干非理性控制之内的因素。“从经验到基本假说没有逻辑通路。”最后验证必须通过证明理论。归根结蒂，科学并未与实在本身发生任何接触。科学的一切活动，皆在人的.理性、价值、语言之内。“我的语言的界限，便是我的世界的界限。”然而一种理论可以通过不止一种逻辑来公理化，理论不等于理论的陈述。一个实验可以在不同社会条件下重复。科学的应用普遍于任何文化语境。凡此皆说明，科学知识并不绝对囿于语言之内，而与“人的”以外的世界有一种操作性的对应关系。科学知识的这种客观性，不是“协议”、“工具性”、“循环验证”所能够解释。某些哲学家否定这种知识的真理性，似是受制于理性主义的传统，彷佛不符合“必然”原则的便不可能是真知。

科学知识的获得，便是人类本身的秩序原则，加上种种辅助原则，与理论指导下观察到的世界的秩序之间，反复对比验证的结果。换句话说，便是人与世界之间主客互动的理性求知活动之结果。世界的实在性，天人之间主客互动，理性求知、知行不离、动态综合的真理标准，这些观念皆来自中国的文化理想。真理的标准并非单一静止的“符合”、“一贯”、“工具”，而是主客互动无穷往返的系统性对比。真理不是静止的“上帝之眼”所获得的必然性，而是主客互动无穷往返过程中的必然联系。没有实在客体，便不可能有这种互动，也就没有真理。故真理不可能是协议或工具。然而实在并非物自体的自我呈现，而是主体根据自身的秩序原则和理论设计而观察到的实在，这实在已经包涵主客互动。故真理不可能是符合。真理是无穷过程中的必然性，故不可能是静止的一贯。这无穷互动包涵可错和自我纠错，主体的认识恒常指向实在，益趋真切，故具真理性。这种互动又并非改造世界。因改造必在认识之后，犹如必先做好衣服才能修改。这种互动便是认识本身。

中国文化的机遇

如果希腊的人文理想和基督教信仰曾经启发出如此辉煌的科学创造，我们中国的伟大文化为什么不能启发出同样伟大的科学？诸如惠施十事之类的精微思辩，较之古希腊的形上思辩，并无逊色。墨经逻辑之缜密，亦不逮于古希腊逻辑。老子的本体论足以睥睨欧洲。儒者的求实精神，亦应有利于科学的建树。中国古代不具备发达的公理化系统。然而明朝已经引入欧几里德几何，亦未见科学之出现。大概总体语境不利于认识主体的成熟，似是一大问题。古汉语结构不用系词，难以运用逻辑常词，也是大问题。此外缺乏相对独立的知识共同体，以及社会权力结构难以作出明智的抉择，也是问题。

至今高唱不休的所谓天人合一，如果辨析不清，对我国的科学教育，弊端甚大。董仲舒的天人比附之说姑且不论，所谓天人合一，大概有天人一物和天人一理两派旧说。天人一物，似源于庄子的所谓与万物为一体的神秘体验。程颢颇发挥之，如：“人与天地一物也。”“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语录》十一、二上）陆王不必论矣。此种神秘体验，作为个人体验固无可非之，作为美学意境更是灵感的一大源泉。然而若是成为国民意识的一般语境，始终处于主客不分的囫囵状态，则不利于主体意识之成长，对于科学理性、契约精神、民权思想之养成，皆有阻碍。

所谓天人一理，则邵雍、张载、程伊、朱熹诸理学家皆发挥之，实为理学的一大理想。本义乃是指超越性的天理与人心的本性相通。如邵雍称：“能循天理动者，造化在我也。”（《皇极经世·观物外篇》）张载：“天大无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正蒙·大心》）此种理想，作为个人信仰亦佳。惟其中所已蕴涵的主客之分，以及天人之分，往往被人忽略，而此种忽略在舆论中的弊害则甚大。中国文化中主客二分的思想，对于养成主体意识及科学理性十分有利，亦十分必要。天人一理的天，乃义理之天。既言天人，则天人已分。朱熹《仁说》：“泛言同体者，使人含糊昏缓，而无警切之功，其弊至于认物为己者有之。”又，《答江德功》：“知者吾心之知，理者事物之理。以此知彼，自有主宾之辨。”这主宾之分，十分要紧。将自然视为可以分解的物待之，才有科学。如果成日家泛言同体，惟有含糊昏缓而已，何时方能全面揭示自然之奥秘？古人论主客二分的地方极多。比如老子论为道，则主直觉，反用智，但是论及观察万物，则明显主物我之分，以及分门别类用心观察的科学精神。如：“万物并作，吾以观复。”“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哉？以此。”《墨经》论及主客及求知甚明白，如：“知，接也。”“智，智也者，以其知论物，而其知之也著，若明。”《荀子·解蔽》：“凡观物有疑，中心不定，则外物不清。吾虑不清，则未可定然否。”《天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故明于天人之分。”《韩非子·显学》：“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王冲《论衡·薄葬》：“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程颐：“致知在格物……须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语录》十八）王夫之《尚书引义》：“天与人异形离质，而所继者惟道也。”《读四书大全说·大学》：“大抵格物之功，心官与耳目均用，学问为主，而思辩辅之，所思所辨者，皆其所学问之事。致知之功，则唯在心官思辩为主，而学问辅之，所学问者，乃以决其思辩之疑。”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事物之理，必就事物剖析至微而后理得。”总之，以主体立场详细观察研究自然的精神，在中国文化中有着悠久传统，只是没有独立于人文学术而自成严密的逻辑体系而已。

自然与人的关系，既有对立紧张的一面，又有一体和谐的一面，必须全面领悟，不得偏废。西方自中世纪以后，乃全倾向于对立与利用自然，于是视科学为对自然之权力。f.培根的名言最为代表：ipsa scientia potestas est.（科学本身便是权力。） 中国传统则几乎顷全力于一体和谐之说，几只有老子指出自然的严厉：“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而古代几乎只有荀子讲制天，亦即利用自然。实际上，人类的行为便蕴涵着天人二分与利用自然。人只要有消化管道，便不得不消耗自然资源。人只要有美化生活方式的要求，便不得不加剧消耗自然资源。由于西方的科学与价值脱节，对自然的片面领悟，以及自我和消费主体的畸形膨胀，已经造成滥戕滥用自然，不顾人类整体利益，毁坏人类生存环境的灾难性后果。

也恰恰在这里，有着中国文化理想的机遇。我国文化传统有着恢弘深邃的内涵。文化的发展固然有着许多未知乃至非理性的因素，不可能简单地按照自觉意志的指引而进行。然而只要摆脱半殖民地文化自卑心理，不墨守冬烘式的国学陈规，而从人类历史趋向和当代人类需要的广阔视野去体认之，也就可能发现中国文化新生的机缘。科学，市场，法治，乃是现代人类社会具有普世性的体制，也许是人类历史不可抗拒的潮流。中国的文化理想，只要经过正确的诠解，可以提供现代人类需要的自然观、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原理。中国文化观念，既涵有主客二分、主体意识的思想，亦涵有天人和谐兼有人可制天的理念。中国人既把天视为可宰制可利用的对象，又视为自主的生命沃源。如《易·系辞》：“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庄子·知北游》：“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 日月不得不行，万物不得不昌。”董仲舒《春秋繁露·王道通》：“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不胜枚举。这便蕴涵着人与自然的主客互动的关系。同时，也认为自然有着内在的理性性质，人可以认识而预期之。如荀子云：“天行有常。”“所志于天者，已其见象之可以期者矣。”“夫此有常以至其诚者也。”有常而诚，实即内在理性。《说文·言部》：“诚，信也。”而 《人部》：“信，诚也。”这里《说文》犯了循环定义的错误。《字汇·人部》：“信，不差爽也。”《广韵·震韵》：“信，验也。”不差爽而可验的常行，即秩序原则。实在之内的有常以至其诚，即世界内在理性也。对自然的认识，既要以经验的方法格一物复格一物地无穷反复进行，而最终理想又是类似统一场论式的全面揭示：“惟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真理的标准，便是人的理性原则与人所可能发现的自然秩序之间，无穷主客互动的对比。

结语

不同于技术，科学是精神创造活动。创造需要灵感，而灵感要求那生我养我的文化沃土为源泉。譬诸音乐，如果中国的作曲家恒常依据西洋的音乐动机去谱曲，能作出伟大音乐否？科学创造，其理一也。欧洲的人文理想曾孕育出一个时代的伟大科学。如今，那个时代的精神，也就是所谓现代性，已经显示出其局限性。而中国的文化精神却恰可补其不足，而取其所长。这里便涵有中国文化的机遇。曾有人放言高论，称二十一世纪为中国的世纪。此语应作何解？“中国的”总不是possessive的意思吧。“中国的”似应指中国的贡献。贡献又在何处？仅仅亦步亦趋，可乎？仅仅“强大”，而无精神创造，可乎？没有科学的伟大创造，可乎？于此可知中国的文化新生之重大意义矣。

中国的科学哲学家，不必斤斤于复述西方的理论，亦应以严格的形式化方式，创建新式的科学方法系统。中国的科学家，亦应汲取中国文化理念，创造新的科学理论。一二西方科学家已经在如此尝试。将人文理念，以自觉前提方式纳入科学理论的尝试尚属少见，然而也不是绝对没有。如玻姆的量子力学理论便是。（见david bohm, the unspanided universe: an ont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quantum theory, london,1993.）

这里便回到本文开头提到的人文与科学分离的问题。不论外部抑科学内部，对此种分裂现象，提供解决的途径，皆离不开教育的改进。中国的科学家，在其教育培养中，应接受中国文化的陶冶。其实，一般受教育的人，皆应接受此种陶冶，同时接受科学的洗礼。中学，至少高中，应设逻辑演算课程，以及初步的科学思想概论。其语文课中的文言文比例可增至六七成，以思想为主，力避浮泛模糊之辞，以使少年早日窥见中国的宝贵思想，不致处处低伏于外来的无根思潮。大学低年级应设文理科共读的，与科学史相结合的科学方法论，以及以中国为重点的世界思想简史。加之舆论的正确倡导，或可培养出一代新人。二十一世纪中国如何之类的高论，或者稍有实践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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