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后感可以帮助我们对所读内容进行深入思考和思维的延伸。在写读后感时，避免陈述作者内容，应该表达自己独特的观点和感受，加以合理的支撑和论证。请大家阅读以下的读后感，或许会让你对作品有不同的认识和观点。
白雪乌鸦读后感篇一
不同于《局外人》的晦涩难懂，也不同于《霍乱时期的爱情》那般浪漫。作为加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鼠疫》，就是在描写生活。什么是鼠疫呢？鼠疫就是生活。鼠疫杆菌总存在于生活的各个角落，随时可能派出一群老鼠出来夺走一座城市的幸福。生活也是一样的，随时可能出现的横祸，也将让人上堕入痛苦的深渊。鼠疫能够夺走人的生命，就像是塔鲁所说的建立在死刑基础上的社会。灾难出英雄，英雄到底是不是必要的？谁会一辈子对一个英雄感恩戴德？就好比一个人患了鼠疫要被救他的医生隔离，医生却遭到家属的唾骂与憎恨。但是灾难会出现像里厄医生和塔鲁等这样的接近圣人的人出现，他们的出现也不能阻止鼠疫的蔓延，但是他们在与鼠疫不懈抗争过后，如果还活着，那么经验与回忆就是他们唯一的战利品。塔鲁一直追求的宁静，也只在他死亡的前一刻，而像里厄医生这样的英雄在灾难的最后能干些什么？也只能默默的追忆曾经的美好生活。
《鼠疫》真的是一部很伟大的作品，他其中所包含的思想，像人性的光辉与阴暗，英雄主义，生活本质，命运轮回。有人说，加缪的思想是不能拆分的，即使试图去拆分也是徒劳无功的，因为加缪的作品都不是用一根筋完成的，就像他亲身经历过鼠疫，才完成了《鼠疫》一样。
阿尔及利亚的奥兰发生瘟疫，突如其来的瘟疫让人不知所措。政客狂妄无知，掩饰诿过，甚至想利用灾难来获取利益；原来过着委靡不振生活的小人物，凭著黑市门路，为人民带来各种禁品，突然成为了城中的风云人物；小百姓恐慌无助、自私贪婪，每天都只是过著颓废生活。瘟疫城市被重重封锁，无人能够自由进出。被困在城中的人民，朝思暮想着住在城外的亲朋好友。一位到城公干的记者被迫过著无亲无友的生活，只有寄望参与自愿队消磨时间。主角里厄医师这时挺身而出救助病人，与一些同道成了莫逆之交。不过，他的妻子却远在疗养院，生死未卜。
最终鼠疫退却了，然而尽管喧天的锣鼓冲淡了人们对疾病的恐惧，可是奥兰人永远不会忘记鼠疫曾给他们带来的梦魇。
《鼠疫》创作思想开始酝酿的时期，是在1940年巴黎被德国法西斯占领以后。加缪当时已打算用寓言的形式，刻画出法西斯像鼠疫病菌那样吞噬着千万人生命的“恐怖时代”，像19世纪美国作家麦尔维尔的小说《白鲸》那样，通过一条大鲸鱼的凶恶，写出时代的灾难。
加缪在1942年11月11日的日记中，曾把当时横行无忌的德军比为“像老鼠一样”。在另一篇日记中，他这样记下当时的情况：“全国人民在忍受着一种处于绝望之中的沉默的生活，可是仍然在期待……”。值得注意的是，加缪在小说中用细致的笔触写出了他的同代人在面临一场大屠杀时的恐惧、焦虑、痛苦、挣扎和斗争之际，特别是刻划了法国资产阶级在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浩劫的过程中，在思想上和感情上发生的巨大而深切的震撼。尽管加缪按照习惯，避免直接描写法国社会，假借北非地中海滨海城市奥兰作为发生鼠疫的地点，但读者从这座商业昌盛、物质文明发达、市民精神空虚、以寻欢作乐来消磨人生的城市，不难看出这是法国社会的一个缩影。
白雪乌鸦读后感篇二
人类给自然造成的破坏太多了，我今日看到一个图片：在一条河里，因工厂排放污水死亡的鱼几乎占据了整个河面。看到这时，我震惊了。
人类应该醒悟，如果一直这样浪费地球资源，人类总有一天会灭绝的。下面我给大家举一些例子：
城镇大气污染的程度，与季节气候及每天人们的生活活动有关，一般是夏、秋两季，空气最清洁污染最轻，冬季和春季的头两个月空气污染最重。一天中，中午和下午空气较清洁，早晨、傍晚和晚上空气污染较重。其中晚上7点和早晨7点左右为污染高峰时间。当地面温度高于空气温度时，天空中形成逆温层，象一个盖子一样压在地面上，各种污染物不易扩散。一般在晚间和冬春季逆层较厚，影响地面污浊的空气稀释和扩散，因此空气污染最重。
据加拿大一个卫生组织对影响人体健康的.一些新问题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有68％的病因是由于室内空气污染引起的。室内空气污染的重要来源是人体污染，人可以排出25种有毒物质，成人每小时呼出25升二氧化碳，人体的排汗、排气、不洁的衣物食物也会造成室内的污染。少数人吸烟也是室内污染很重要的因素。
现代化的室内装饰，人造板、胶合板、壁纸、各种涂料、化纤地毯等，都会释放出醛、苯、酚类有害气体。室内办公设备及家用电器，也会形成严重的室内污染。据德国专家指出，电视机的“放毒”现象必须引起警惕。厨房内煤气、液化石油气、燃煤、也会产生大量的烟尘、油烟、一氧化碳和氮氧化物。美国环保科学家发现有11种有毒化学物质浓度高出室外，其中6种是致癌物质。
……。
看到上述例子，你知道我们有多危险了吧！！！
来源：m.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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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雪乌鸦读后感篇三
《白雪乌鸦》在表面上表现了灾难中的人们恐慌，但实际上却透露出人性的光辉是可以战胜一切困难的源泉，是人类生存的意义和希望。
由老城爆发的瘟疫中造成不断的死亡中显现出生命的脆弱，这种脆弱会让人们感到无助和恐惧，以致于傅家甸往日热闹的街市变得落寞，行人稀少、店铺关张，王春申家的店铺更是成了魔窟无人敢来。随着巴音、吴芬、张小前等人的相继死去，鼠疫彻底拉开了大幕。而在鼠疫的大范围袭来，死亡人数骤涨的境遇下，生命的脆弱却使人们有了比平时更强的凝聚力。人们不再惧怕死亡，他们开始吃肉喝酒，出游交谈，甚至相互问淡然地比较着自己预备的寿衣和棺材。在这座四处弥漫死亡的孤城之中，车夫、掌柜、算命的，这些平凡的甚至卑微的生命开始直面死亡，与瘟疫抗争。
他们不顾自我生命的危险，绽放出人性的坚韧之美。傅百川在傅家甸的混乱时期打击不良商贩发灾难财，抵制物价上涨，在对抗鼠疫的过程中积极配合防疫生产口罩;周济主动将家里的点心铺改为为病患做饭的伙房，祖孙三代每日不顾被传染，别样的死亡书写的危险前往隔离区送饭;王春申与他心爱的黑马自愿拉起了逝者;经常来到傅家甸的俄国人谢尼科娃也号召更多人捐款。就连一向天真单纯不懂世事的喜岁，也在乌烟瘴气的街市间，在狂风暴雪的鞭打中，混成人了。鼠疫带来了一座城市的厄运，而恐慌中的人们却选择用坚韧的意志反抗，用微薄的力量去改变死亡。
无论灾难下的城市地图叙述还是人物出场与小标题结构式的人物群像塑造。这些仅仅是迟子建的叙事设计。因为无论是谁，能在那场灾难的历史记忆中葆有一分对美的信念和渴望，才是作家真正想要寻找和发现的。
尽管在鼠疫来临时生命消逝的过程不过一夜之间，尽管也有如纪永和、翟役生、周耀庭等人物借鼠疫之灾大发横财的卑劣行径，但恒常生命在那段历史时空里的参差对照样态却更能打动人心。且以小说里写到的几位女性人物为例.她们面对情感与灾难的不同表现让我们看到作家内心深处的执著所在，那就是任何时候小说都万方数据只能是对苦难中仍存留在时光深处的诗意勘探。翟芳桂是小说里一位着笔较多的女性人物。这位昔日的妓馆头牌“香芝兰”与小说其他几位着墨较多的女性人物相比可谓命运多舛。自己喜欢的徐义德没有能力替她赎身，而粮店老板纪永和替她赎身只是起因于算命之人的一句玩笑话。
嫁给这一吝啬鬼后却依然被丈夫逼迫以身体为其赚取钱财，即使是抓两把粮店里的杂谷喂喂家门口榆树上的乌鸦也要遭到丈夫的唾骂。而就在丈夫纪永和因罔积大豆需要钱粮时竟然以她为诱饵立下了典妻字据，最终丈夫死后翟桂芳与鞋匠罗扎耶夫走在了一起。可以说这位女性人物的经历足以让作家写一部中篇小说。
迟子建在二十多年的创作中，始终保持着一种均匀的创作节奏，一种稳定的美学追求，一种晶莹明亮的文字品格。”能在这沉重冷冽的寒风中写出一份希望，写出一份温暖。善于温情抒写的迟子建在《白雪乌鸦》中将一群普通的百姓置于这异常扭曲的环境之中，灾难之下人性的温暖更显得真实动人。
这份温情犹如点点萤光，总能在傅家甸人们生活的细节中冒出头来。秦八碗为母尽孝自杀、金兰住进隔离区照顾儿子的亲情;王春申与黑马心有灵犀的友情;傅百川与于晴秀纯洁的爱情表现出人类最纯真美好的感情在这死亡之城中无声地绽放。在危难之中的人们相辅相成，面对随时到来的死亡仍能保持人性最根本的情感，带给读者超越死亡的更深层的触动。
在迟子建的笔下，温情是在市民的日常生活中悄无声息地散发，它会是平民最朴实的言语和最日常的动作，这样的温情贴近人心，使人温暖。
人性之豁然在人们以坚韧、温情对抗死亡的同时，经历过生死离别的人们更多了一份豁然与宽容。在鼠疫得到控制，一切回归到往常，傅家甸人们众多的恩怨情仇，也随着笼罩城市的死亡乌云的散去而一并消解了。面对间接害死自己唯一儿子的翟役生，王春申选择忘记仇恨，再聚时也能够安然地在酒馆中邀请他同桌喝酒谈话。对妻子金兰与他人苟且生下的'女儿，王春申想“这世上的糊涂事情多着去了，干嘛非要弄清她的身世，一旦想通了，也就把继英当自己亲生的了。”
‘阮’于晴秀坦然面对一家三代丧命的事实，收留了同样无依无靠的胖嫂;继承了纪永和粮铺的翟芳桂无私的帮助了顾维慈;对于周家唯一的败类周耀庭，官府也念在周家的巨大贡献将其放出了监狱。灾难与死亡无疑给人们带来撕心裂肺的悲痛，但面对至亲的逝去，面对破败的家园，更需要的则是这样的一份豁然的心境。在坟场痛苦悼念的人们，搭帮结伙回城的路上，就不那么哀切了，他们讨论着粮食的收成、花布的种类和鼠疫英雄伍连德会得到怎样的奖赏。
正如逝者长已矣，生者如斯夫，活下来的人们更应当忘记苦痛，积极面对生活，才是光明的开始。
死亡无法抹灭的生机对作家迟子建来说，死亡不是生命的终止，而是另一种开始。
正如作家在《白雪乌鸦》后记中写道的：“我想展现的，是鼠疫突袭时，人们的正常生活状态。也就是说，我要拨开那累累的白骨，探寻深处哪怕磷火般的微光，将那缕死亡阴影笼罩下的生机，勾勒出来。”当傅家甸这场灾难性的鼠疫过去，烂漫的春光便将人间的囚笼给绽裂了，傅家甸又是焕然一新，生机重现。正是傅家甸人民的不屈与坚韧，他们的温情与豁然，才在累累白骨之上点燃了这份生机。
小说的最终章“回春”中，冰天雪地的傅家甸换上了春装。一生命运多舛的翟芳桂终于熬出了头，在纪永和死后她继承了粮铺，按照陈雪卿的遗愿收养了陈水、接管糖果铺，并最终与疼爱她的罗扎耶夫成亲;傅百川的疯子老婆苏秀兰在鼠疫消散后又怀上了孩子;鼠疫夺去了于晴秀一家人的生命，但在一切风平浪静后给她送来了另一个可爱的仍叫喜岁的男孩，傅家甸的人们又重新过上了平和的日子。可以说，这本书不仅是要记述历史，谱写出生命的挽歌，更多的是想通过历史的再现向读者展现出死亡之下的人性光芒，以及在灾难后的可贵生机，作者想要写出的是“死亡中的活力”。
小说的名称白雪乌鸦，从字面上来说这一黑一白的两个冷色给人一副苍凉荒芜的景象。但在书中乌鸦的存在并不是厄运的象征，它是陈雪卿心中的吉祥鸟，给于晴秀带来了奶水以哺育新的生命。如此看来，谁又不能说是乌鸦带来了万物复苏的元气，唤醒了这片皑皑白雪，唤来了生机。死亡会带走一个个无辜的生命，却无法抹灭人们想要生存的欲望。经历了生死后的傅家甸人，更能看到生命的可贵，在这片土地上绽放生机。
白雪乌鸦读后感篇四
迟子建的新作《白雪乌鸦》在百年前哈尔滨大鼠疫的史实基础上，讲述了灾难中傅家甸区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
一.人性对历史的延续。
“霜降在节气中,无疑是唱悲角的。它一出场,傅家甸的街市,有如一条活蹦乱跳的鱼离了水,有点放挺儿的意思,不那么活色生香了……这是一九-o年的晚秋,王春申赶着马车回到傅家甸时,这里已是一片漆黑……”川《白雪乌鸦》从霜降这个“无疑是唱悲角”的节气开始,随着王春申的马车驶回傅家甸,小说由此开始了讲述。
一九一零至一九一一年秋冬之季,距历史上辛亥革命的爆发仅几月之遥,当时的清王朝已如暗夜中的一盏残灯,而东北恰是满清的发源地;于鼠疫中力挽狂澜的华侨医生伍连德、外务部右丞施肇基、摄政王载沣的参与亦为史料所记载一一历史上诸多的巧合,给迟子建创造了一个可以借此书写宏大历史题材或者塑造一个英雄式人物的机遇,但是她放弃了。在这部长篇中,作者想展现的,是鼠疫突袭时,那些普通百姓的生活和灾难之中人性的幽微。
那段原本宏大的历史,那场惊心动魄的鼠疫,就这样被迟子建不动声色地消解于傅家甸百姓在死亡笼罩下仍旧不失的生机活力中,归隐于他们历经动荡还散发着的平和之气里;让读者看到朝代更迭、历史前行却始终不会消逝的永恒所在。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曾谈到:“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每个时代历史发生了变化的人性。”一个地区的习俗、一个民族的气质,随着时代的发展会发生形式的变化,但人的本性却将得以承继和沿袭。
因救过清太祖而被尊为报喜神和守护神的乌鸦,作为冬日严寒中挺立雪野的留鸟,见证到的不是清王朝的复兴而是一场突然而至的灾难。而在灾难面前,生命的平等会给以最大程度的体现,人性的复杂也将得到更为直观的检验。
二.灾难对人性的考量。
文学是人学。艺术使我们看到的是人的灵魂最深沉和最多样化的运动。但是这些运动的形式、韵律、节奏是不能与任何单一情感状态同日而语的。我们在艺术中所感受到的不是哪种单纯的或单一的情感性质,而是生命本身的动态过程,是在相反的两极一一欢乐与悲伤、希望与恐惧、狂喜与绝望一一之间的持续摆动过程。鼠疫这一特殊的“灾难情境”将人置于了一种极端的生命状态,从而打破了社会为人塑造的世俗外壳,进入到人的灵魂深处,灾难犹如一块五色的试金石,使各色人性在它面前得以显影曝光。
第一个因鼠疫而暴尸街头的巴音,被围观者剥了个精光:“鞋子、罩衣、坎肩、棉裤,跟进了当铺似的,眨眼间不属于他了。而那些没有得到东西的人,心有不甘,他们眼疾手快地,将手伸向已在别人手上的巴音的坎肩兜和裤兜,有人在坎肩兜里翻出了一卷钱,一哄分了;又有人在两个裤兜里掏出几把瓜子,也一哄分了。”迟子建细致的笔下,人的小自私小贪欲赤裸裸地显露出来;鼠疫爆发的消息被确定后,人们顿时陷入了恐慌之中,但这其中最为惊恐的王春申,却“不是为自己惊恐,而是为周耀祖和张小前,因为他们好心地帮他给吴芬送了葬。此外,他还为他心爱的黑马惊恐。万一自己感染了鼠疫,传染给它,那就遭殃了。”如果说这是关心他人的“小爱”,那傅百川的举动可谓“大善”的彰显:“自鼠疫起,这个商人对防疫局的支持是最大的,他雇佣人,免费做了上万只口罩。封城后防疫人员紧缺,也是傅百川动员中医,积极参与防疫。”鼠疫过后,他的家业已是一片败落的气象,但是当他看到几乎沦为乞丐的翟役生,还是请这个当惯了无赖的人到傅家烧锅做事,也因了这个善举,最终导致了傅家烧锅更加的落寞;当然还有囤积居奇希望大发国难财的的纪永和之类、将灾难看做契机而投机倒把的周耀庭之流、因了别人的苦难而幸灾乐祸以寻求心理平衡的翟役生之辈。
拓展：
从白雪乌鸦中看迟子建的创作追求。
迟子建的作品，是在友人的强烈建议下选择阅读的，中国当代整体的文学环境很不好，各位作家的水平多是参差不齐，出类拔萃的更是寥寥，而且我相信即使有，默默无闻的也可能占多数。无疑，迟子建还算是相对知名的作家，但是老实说我对她的作品很少涉猎，在主观能动的选择性上，我心理的第一位是外国文学，第二位是推理悬疑小说，中国当代文学总是缺乏兴趣。
而今只三两个短篇加这本《白雪乌鸦》的阅读，也许难免管中窥豹，但是我相信对迟子建的大体文风也算有所了然。应该说迟子建的文字是我所喜欢的，圆熟而不矫情，顺畅而不粗俗，在她长于涉及的'题材里，文字很容易就滑向两个极端，或者粗俗直白，或者矫揉另类，而《白雪乌鸦》里的文字既不失古朴清白，又多了一份细致的打磨，作者对于文字把控的驾轻就熟跃然于纸上，至少迟子建的文风给了我一种舒服的感觉，就乡土小说的审美特征而言，确实也算是风格有独到之处，在文字的雅俗之间构建了一种恰到好处的平衡。
其实《白雪乌鸦》的题材并不新颖，鼠疫或者各种人为不可抗拒的瘟疫早已被一些大师所抒写，最知名的自然是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著的《鼠疫》，显然在外国文学作品里有一点是这个时代的国内作家总也无法项背的，就是社会性的思索和人性的鞭策，他们的小说更像洋葱，一层层的辛辣需要慢慢的品读，不可否认，我总认为这与整个的国家环境大为有关，那十年，未尝不曾涌现出大量喷薄的思想，因为时代的控诉而更加的厚重，但是多数也不过只深埋于内心随了黄土和岁月消失殆尽，留下的多也选择了出走。
带着这样的一种心态，我读《白雪乌鸦》不会有超出本体之外的期望，我想当初迟子建在写作之时也没有所谓的比较心态，只是静心的以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文学作家的态度认真码文，所以我欣赏在这样浮躁的社会，还能保留如此纯粹的写作状态的作家，无论是小说的主体，还是书中的后记，都明显的透露出迟子建为文的态度，我不认为她是一个特别有天赋的作家，但是一定是个勤劳，努力，而认真的作家，所以她的作品不可能有大师的气场，但是绝对是有专业水准的作品。
《白雪乌鸦》是以百年前哈尔滨的鼠疫的真实背景作为蓝图的，在历史资料的考评下增补细节，以群生相的样貌呈现在读者面前，各个人物先后出场，在这场灾难面前扮演着自己的角色。老实说，小说确实缺乏对人物深度的挖掘，更多的是进行还原，不论是掌控能力的问题还是写作的初衷如此，作品里的社会和人性触角很难对人有所触动，也就是所谓的缺少反思的力度。但是就如白描一样，小说于当年历史细节的再现上，还是具有完备和引人入胜的地方。虽然多少缺少一些暗潮涌动的思想探索，不过总体来说，《白雪乌鸦》还是一本相当值得一读的作品。
白雪乌鸦读后感篇五
《白雪乌鸦》写的是一百年前的那场鼠疫。当时，鼠疫在东北大地上蔓延，六万人因此失去生命，仅有两万人的哈尔滨傅家甸，疫毙者竟达五千余人。
迟子建用她沉静而饱满的叙述，带着我们走进那座曾被灾难笼罩的哈尔滨。在新冠病毒还在全球肆虐的今天，《白雪乌鸦》所述说的那段悲惨、爱恨、死别的故事，让我们可感可触，肃穆震撼。
下面，我从四个方面浅谈自己的读后所感。
《白雪乌鸦》再度印刷，冥冥依历史灾难而走来。在新冠依然在全球肆虐的当口，我们能有幸读到《白雪乌鸦》这部作品，对一百年前的哈尔滨鼠疫有了更真实的触摸感。对生命、对生活、对生离死别有了更鲜活的思考。
《白雪乌鸦》的语言，我想作为东北人是无人不喜欢的。最让我赞不绝口的是小说的语言魅力。在阅读过程中，我常常情不自禁地拍案叫好。在书页上情不自禁地画上许多点赞的金手指，还有好词好句的圈点。我常常情与悲喜同息，爱与别离相系。那些东北亲上加亲的方言土语贯穿通篇。如书中吴芬给王春申每年冬天做一身舒适的冬衣，胳膊肘和膝盖那都不忘了多絮一些棉花。这种感受只有我们这个年纪的人能体会的到什么是往膝盖多絮一点棉花，因为现在的青年人冬天是不穿棉花做的棉裤的，而大烟炮的冬天是怎样的一种感受，如今气候变暖，孩子们更是体会不到的了。还有向偏厦子，哈尔滨的36棚，雪花膏，三铺炕，屋檐下的冰溜子像垂下的刘海儿，入殓盖棺，头顶丧盆子。这些家乡的方言、民俗，在我心里跌宕起伏。这样接地气的语言，给沉重的故事平添了灵动，作者看待世间万物的眼光是如此别致精巧。人性的本真，生活的原汁原味，即便是生死当头，依然让读者心里有亮。拾味饱腹，亲切跃然纸上，令人叫绝。
《白雪乌鸦》中对东北寒冬有着细节的描写。东北独特的文化风俗也在作品中展现得一如斑澜。腊月二十三的祭灶神，周于氏的过阴，殉葬风俗的入土为安，纪永和的典妻等，都成为小说中东北风采的别样展示，能把历史作为“现实”来看待，作品才会有力量。
真正的历史在民间，编织历史的大都是小人物，因为只有从他们身上，才能体现最日常的生活图景。正是傅家甸普通民众的生死为这部小说串联并记录了这段沉重灾难的历史。巴音的暴毙街头将这段鼠疫的历史正式拉开，周济祖孙三代的一夜之间离世将这场灾难带到了高潮，王春申、于晴秀的存活与祭奠为这场悲剧画上了句号。迟子建对历史如实地叙述，对小人物生命关怀的笔墨，将历史的记忆书写得更具有人情味，而傅家甸小人物的生死，也就更具有了凝重的历史感。
着墨最多也是鼠疫期间人与人之间的几条情感主线并行交错：王春申、翟芳桂、于晴秀、周耀祖、傅百川、陈雪卿、伍连德、秦八碗、喜岁等人的情感纠葛，朴实又活脱地再现了老东北独有的文化厚重。将大灾大难下傅家甸普通民众的生活糅合了“死亡”这一宏大主题，而面对历史际遇下的死亡与灾难，迟子建以其特有的温情与坚韧努力，挖掘黑暗下的一束微光。即便时态浑噩，依然也能让读者从中感受到美好的一面，让人不失信念，绝地逢生。而以伍连德于驷兴为首的政治群体瞻念以国家为中心，以大局为重情，攻坚克难、共同战胜鼠疫的过程令人亲佩赞叹，而底层小人物面对国难当头、死亡的重压以及他们为鼠疫所付出的努力，从自身，从小事上，团结一心、抵制外敌入侵的一个个感人瞬间，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白雪乌鸦》中对于鼠疫环境下的普通民众的各种行为都表示出了一种理解与尊重。作家没有冷眼旁观居高批判，也不对生命有更多的期待与要求，而是选择了一种还原普通人身上最美好的爱和温暖，与灾难的黑暗底色相对照，凸显爱与生命的可贵。在迟子建看来，死亡带来的不是生命的阴阳两隔，而是生命厚度以及朝向的延长。
生命无常，每个生命可能都会受到死亡的威胁，在死亡面前，生命没有贵贱与先后，更没有时代之分。迟子建能从中发现美好，赞扬美好，而将其放置在死亡这一大背景下，人性的善良与温情就被放大到可以抵御死亡、战胜死亡。迟子建在对每一个生命都饱有理解的基础上，去丰盈生命的厚度，给人们正视困难与死亡的勇气。你没有权力选择自己什么时候死亡，但你有权力选择如何过好这一生。
读到小说结尾时，我已情潸泪潸，久久不能掩卷。
白雪乌鸦读后感篇六
我喜欢何其芳年轻时的诗文，尤其是他的《画梦录》，出国之后，我常望着高远的天空和低回的云彩，想起其中的名篇「独语」和它的画梦般的句子s昏黄的灯下，放在你面前的杰出的书，你将听见各个人物的独语。温柔的独语，悲哀的独语，或者狂暴的独语。每一个灵魂是一个世界，没有窗户，而可爱的灵魂都是倔强的独语者。借用老诗人“独语”的概念和它的如梦如画的诗意，我穿过历史耀目的长廊，又一次展开心灵之旅。
002。
漂流之夜。没有圆月，没有星斗，于幽暗中我甚么也看不见。然而，因为独语，我感到肉眼看不见的兄弟姐妹就在身边，百种草叶与万种花卉就在身边，远古与今天的思想者就在身边。黑暗企图淹没一切，但我却听到暗影深处和我共鸣的轻歌与微语。于是，我在虚无中感到实有，在乌黑中看到薄明与亮色。
003。
漂泊者用双脚生活，更是用双眼生活。他用一对永远好奇的童孩眼睛到处吸收美和光明。哲人问s小溪流向江河，江河流向大海，大海又流向何方？我回答s大海流向漂泊者的眼里。歌德在《浮士德》中说s人生下来，就是为了观看。真的，人生下来就是为了观赏大千世界与人性世界的无穷景色。所以，在我的远游岁月与独语天涯中，一直跳动着乔伊斯的这句话s漂流就是我的美学。
004。
英国思想家卡莱尔说s未曾哭过长夜的人，不足以语人生。日本文学批评家鹤见佑辅在他着写的《拜伦传》序言中引述了这句话。
我曾经在最爱我的祖母逝世时哭过长夜，曾经在故乡的大森林被砍成碎片时哭过长夜，曾经在看到慈祥而善良的老师像牲畜一样被赶进牛棚时哭过长夜，曾经在殷红的鲜血漂向大街时哭过长夜，曾经在被入异邦之后面对无底的时间深渊哭过长夜，我还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炼狱，胸中拥有许多炼狱的灰烬。我应当拥有独语天涯的资格了。
005。
像那些在荒漠沙野中身陷孤独的求道者，我常对自己提出的问题是s“我还能做甚么？”寻找答岸时，想起了尼采的话s真理开始于两个人共同拥有的那一刻。可是我只有一个人。然而，我立即想到s主体多重，我不仅是一个现在的自己，而且还有一个过去的自己和未来的自己。分明是三个人。我可以和他们对话，可以和他们共同拥有真理起程的时刻。
006。
－－这是泰戈尔的诗句。
我看到的自己也是孤单的身影，踽踽独行在宏观的历史大道与微观的现实羊肠小路上，独语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间维度上。虽是无依无靠，无着无落，却与滔滔大浪共赴生命之旅，在莽莽苍苍的大宇宙中，与神秘的永恒之声遥遥呼应。于是，仅管独行独语，却拥有四面八方，古往今来，身内身外。
007。
008。
丹麦哲学家、存在主义先驱克尔凯郭尔在（非此即彼）书中写到s“你知道我很喜欢自言自语。我发现，在我的相识中间，最有意思的就是我自己。”我相信北欧这位大哲人的话，因为他拥有自己的语言，那是他存在的第一明证。可是，二十年前，我绝不敢承认这句话，因为那时候我丢失了自己的语言。丧失个体经验语言，只会说党派和集团的语言，这不是真的人，而是一只鹦鹉，一个木偶，一副面具，一堆稻草，一棵螺丝钉，一台复印机，一条牛，甚至是一只蜷缩在墙角时而咆哮时而呻吟的狗。
009。
九年前的那个夏天，烈日几乎把我的体力蒸发尽了。在疲惫中，我觉得自己的身上甚么也没有剩下。对着天尽头那灰蒙蒙落日，我突然产生一种“惊觉”，这也许就叫做“顿悟”。我想到，头一轮的生命终结了。过去，我曾经向故国索取过，故国也曾给予过，而我也努力偿还，以致最后为了故国的孩子站在烈日的曝晒下呼喊。我能给予的都给予了。我不再欠债。我已从沉重的阶级债务和民族债务中解脱。这是生命的大解脱。一阵大轻松如海风袭来。轻松中我悟到s此后我还会有关怀，然而，我已还原为我自己，我的生命内核，将从此只放射个人真实而自由的声音。
010。
惊觉之后，我在镜子前看到的自己是完整的，不是碎片，也没有装饰。这是生命的原版。母亲赋予的生命原版，不再被意识形态所剪裁、所截肢、所染污的生命原版。美极了，葳蕤生辉的生命原版。这是神奇童年的心和手，这是自由歌哭的咽喉，这是丛林般的还带着嫩叶清香的头发，这是亲吻过大旷野并播放着泥土潮味的嘴唇，这是能看穿皇帝新衣的眼睛，这是瞳仁，闪闪亮亮地正在映像每日常新的太阳。
我要在生命的原版上写下属于自己的文字。我的仁厚无边的天父与地母，我爱你，我要献给你最美丽的礼物s心灵的孤本，生命的原版，和天涯的独语。
033、十几年前，我写作《爱因斯坦礼赞》时，笔下情思汹涌，仿佛有神灵在摇撼我的身体与灵魂。爱因斯坦就是神灵的使者，他到地球上告诉人类许多真理，还告诉我一个真理s人，只是宇宙中的一粒尘埃。人到世上，是尘埃的偶然落定。生命终结，即尘埃飘走。
爱因斯坦给我一种眼光s从宇宙深处看人的极境眼光，从无穷远方观察自身的庄子式的“齐物”眼光。这是伟大的人文相对论。这种观光使我知道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使我心志昂扬但又摆脱人间自大的疯人院。
047、当代诗人帕斯说过s“灵魂也需要爱情。”仅仅充当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者恐怕很少人能做到。然而，灵魂真的需要温馨，需要抚慰，需要知音。我天生是一个伟大灵魂的热恋者，从少年时代就追求着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和托尔斯泰，直到现在我如果一天听不到他们的独语，就会感到寂寞。我丢三掉四，顾此失彼，生活杂乱无章，但读书总有心得，就因为我在他们的书籍中投下了最真挚的情感。灵魂之爱，不仅帮助我理解，而且帮助我记忆。
048、此时我最高兴的事是发现自己的性情心态和孩提时代差不多，并未变得苍老狡黠。我觉得自己的心高出时间一千丈。时间的河水在我脚底下潺潺流淌，叮当作响，并没有冲走儿时那个属于我的天真共和国。
049、每天，我都在书中看到许多很美的精灵。除了书本，我还在花园草地里看到另一些精灵s蜂蝶纷飞，蟋蟀与秋蝉在草间吱吱叫着，也许不是叫，而是歌吟；蚂蚁在紫丁香丛中最高的一片碧叶上奔忙着，仿佛在呼唤着甚么。繁茂的树丛大约就是他们的国土，百草园大约就是他们望不到边际的宇宙；从红砂岩缝隙中钻出来的一群小甲虫，带着盔衣，正在向着树墩里的一个目标进击，果敢、果断、迅猛，不知是游戏还是战争。观赏着精灵们的戏剧，我想到s倘若人趣暗淡，别忘了天趣永恒。
倘若人趣暗淡，别忘了天趣永恒。
064、思索与写作如同散步时才有冷静与从容，才能扬弃浮躁气与火药味。散步时是轻松的，但每一步都踏着开满鲜花的土地。散步时无所企求也没有终极目的，唯有在无所奢望时心灵才有自由的漫游。
070、知识使人明目，技术使人高效，而意识到无知才使我们充满活力。
410、你好，伟大的安徒生。那年我到哥本哈根，到处寻找你的踪迹。我知道你喜欢去哥本哈根的大街小巷漫步，监狱，济贫院，城墙，花园，都全变成你的童话王国。那天我疯了，到处寻找夜莺、丑小鸭、老房子、天鹅巢、单身汉的睡帽、老榭树的梦、墓里的孩子、妖山、红鞋、冰姑娘、世界上最美丽的一朵玫瑰。……这全是我少年时的梦，全是我的故乡。那天我想起了博尔赫斯，他临终时就想到日内瓦，那是他最后的乡恋。我到了这里，才知道我曾有过锥心的乡愁，渴念的正是你创造的儿童国。
419、老泰戈尔，我再次向你致意。如果你还健在，该有多好。我想告诉你s你的早晨与黄昏的飞鸟，一直停留在我的身上。的最后一根羽毛，写着s我信赖你的爱。我不需要甚么旗帜，只要这一根洁白的羽毛就够了。
白雪乌鸦读后感篇七
小说讲述了1910年到1911年哈尔滨鼠疫大爆发期间老城傅家甸人的常生活。这是日俄战争之后东北的一个小城区，俄罗斯人、日本人和中国人杂居一城，民族矛盾和文化融合渗透在五行八作的日常联系之间。这种日常联系，包括柴米油盐，包括买卖交换，包括生老病死，包括爱恨情仇。突然，鼠疫携带着浓重的死亡气息，幽灵般降临了。
从老城的旅店开始，蔓延到家家户户，一座城瞬间陷入了恐慌。随着疫情的蔓延，“人的命变得比煎饼都薄”，死亡一时间变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接着，整个城反而又在悲情中活泛起来了。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既然不可抗拒，不如安之若素，静等其变，甚至不如将日子过得更为风生水起。
赏析。
《白雪乌鸦》对于迟子建格外充满挑战。这是一部以晚清哈尔滨鼠疫为题材的长篇作品，因此，在鼠疫的正面袭击之下，如何限制苦难、如何规划苦难，在文本中延续作家一以贯之的温情路线?某种意义上，这样密集而正面袭来的苦难(鼠疫带来的死亡与恐慌)，恰恰是研究迟子建温情风格的最佳标本。从我随手记下的四个关键词，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处理“苦难”的四项技术。
日常化。小说从霜降时分写起。客栈老板王春申一架轻便马车，踢踢踏踏在哈尔滨城内打转。原来他的正妻吴芬和小妾金兰各自偷了汉子——小说从巴音和翟役生这样的引子人物身上，把关系网架起。米店纪永和夫妇、醋店老板周家祖孙、烧锅店主傅百川、秦八碗等小人物排队入场。小说家平缓的叙述一开始就沉落在日常生活的轨道上——哈尔滨傅家甸区小市民王春申家的蜚短流长，构成了鼠疫入侵的前奏曲。
日常化的鼠疫，并不完全控制死亡领域。《白雪乌鸦》里，并非所有人死于鼠疫。在疫病高峰期，年老的周于氏，因为孙子的一句笑话竟然活活笑死。秦家老娘同样得养天年，孝子秦八碗剖腹自尽。陈雪卿的土匪男人在被包围之后拔枪自尽，风姿卓绝的糖果店老板自己穿戴整齐之后从容赴死……日常化，避免将灾难推到极致或过分夸大——鼠疫不是一只笼罩天地的蛮横大手，它必须承认自身的不足，必须与滚滚红尘分享人物的死因。
不仅如此，人物的唏嘘与欢欣，时常溢出疫病的范围。翟役生这样的出宫太监，本是文本中社会地位最低者。鼠疫来临时，他的心思始终围绕着吴兰、猫、宫中旧忆以及那条假命根子。疫病高峰期，周耀祖、喜岁乐观地往返于住处与隔离区之间，笑声不断。丑角似的周耀庭，“性”致勃勃，不忘要对日本药房老板娘下手。失去妻妾的王春申，在疫病结束后坐在空荡荡的车上，依旧惦念白俄女歌唱家谢尼科娃。
克制。描写一种罕见的灾变，需要奔逸的想象力，也需要控制想象的知性缰绳。迟子建并没有过多放纵对灾难的自由联想，而是极力控制其杀伤力，甚至有意将之遮蔽起来。
无独有偶，小说刻意回避主要人物的死亡场面。作家不是挖空心思去分别勾勒喜岁、周耀祖的死，金兰、继宝的死与谢尼科娃的死，而是以极简略的方式一笔带过。陈雪卿的自尽，秦八碗的剖腹，既不香艳，也不血腥。“秦八碗大概怕母亲独自在异乡人群，孤单得慌，剖腹陪伴他娘去了。”概述，显然要比视觉性地呈现剖腹场景要收敛得多。
进一步说，垂死者的心理空间，被遮蔽了。等死的漫长时间，是求生意志最后的舞台，也是扭曲的人格、蓬勃的欲望以及种种仇恨的策源地。对此当代作家灵感泉涌，迟子建却弃之不顾。她并不进入这些可怜生物的内心世界，无论是喜岁、金兰，或者秦八碗、谢尼科娃，都是喑哑的。在这一点上，我个人认为多少值得商榷。
相对于描写死前发黑的面部、扭曲的身体与挣扎的灵魂，作家更喜欢走笔于晚清哈尔滨的城市空间。小说第一、二、三、五、六章，均以大段的风景描写为开端。抒情的运笔，让这些空间具有格外动人的意味，好处在于冲淡尸体的呈现，也间断了死亡主题的过分持续。
我们的疑问也随之出现。疫病院、隔离区以及最后藏着鼠疫病人的恐怖的教堂，是小说中屡次提及，却并没有“贴近”去写的三处空间(读者仅仅跟随喜岁和伍连德的脚步，有短暂的停留)。事实上，这三处空间仿佛三个黑洞，人只要进去了，就几乎再也没有出来过。小说家更愿意长时间停留在“外部”，没有深入那肮脏、阴暗的疾病的巢穴，也就并未完全释放灾难本身的创伤性。
除了场面、心理与城市空间的三重遮蔽外，尚有第四个维度的留白。作家所写的人物表面具有全面性(男女老幼、官员、医生、日本人、俄国人)，实则同属衣食无忧的城市中上等收入者。惟一的翟役生在亲人的接济下，不仅满足温饱，亦可时有牙祭。小说围绕客栈老板、醋店老板、粮店老板为铆钉打造的人物关系网，恰恰遗漏了都市贫民这一维度。大灾大疫带来的“大饥”与“大寒”，因为小说对贫困阶级的遮蔽大为弱化。当然，贫民阶级的引入，会不会冲破温情情调，以至于最终威胁到小说需要抵达的结论?这可能是作者更关心的问题。
偿付。小说家驱使鼠疫、灾难或命运夺走的东西，会在文本的结尾处，以某种新的'方式回归。比如《逝川》，吉喜大妈孤苦寂寥的晚年，在篇末众人悄悄赠予的泪鱼中，得到了一定的补偿。再比如《白银那》，健硕的卡佳之死无疑是创痛性的，然而村里人的和解以及新一代青年的爱情，使逝去的美好重临人间。
《白雪乌鸦》最后一章取名“回春”，鼠疫的冬天过去了——这一象征性的收束，在提示生命与宁静的复归。
伴随结尾出现的，是密集的生育意象。于晴秀——小说中的理想东北女人，顺利生产。新生儿同样取名“喜岁”，为的是纪念死去的儿子。傅家烧锅半疯的老板娘苏秀兰莫名怀孕，遮遮掩掩地延续了秦八碗的血脉，也无形中拯救了濒临倒闭的傅家烧锅。
最后一章所提供的幸福不仅如此。青云书馆的头牌翟芳桂，鼠疫中死了男人，却继承了粮店与陈雪卿的糖果店。粮店储存的大豆帮助中国酱油店站住了脚跟，打击了日本人加藤的吞并野心。其次，王春申的第二任老婆吴二家的，不敢再殴打继英。最后，随着酒桌上的一次招呼，人人轻贱的翟役生终于获得了傅家甸人的接纳。如同新生命的降临一般，翟役生成为了傅家甸的新成员。
小说结尾，王春申拉着空车，行走在逝去的俄国美人曾经的必经之路上，在花圃边他看见谢尼科娃的丈夫已经再娶，新太太是面包店的尼娜。熟悉前文的读者立刻会意——幸亏是谢尼科娃生前喜欢的胖大美人尼娜，而不是令人厌恶的日本人美智子。其实，在与美智子的竞争中尼娜何以胜出，我们不必追究。惟一的合理解释是，死者长已矣，作者却不忘给予她微薄却实在的补偿——不让她的丈夫投入敌人的怀抱，而是让他娶了一个亡妻认可的女子。
如此婉转、隐晦与慈悲，我不得不说，这是一个迟子建式的结尾。
自我消解。作家在散布“天灾”的同时，故意造成了“人祸”的缺席。鼠疫与日常生活的其他苦难之间并未形成“滚雪球”的联合效应，相反，却因彼此对抗而解除了部分武装：纪永和与贺威的罪恶的“典妻”计划，因为这两个男人的提前死亡而中止。由于鼠疫的从中作梗，更广泛维度上的中日、中俄关系并未得到有机展开：加藤信夫对傅家烧锅的收购行动，从未成功进行;王春申与俄国移民之间的关系，略嫌潦草。因为“人祸”的缺席，作家笔下的苦难尽管已经具备了时间的绵延性与持久性，然而稍欠纵深与推进。
恐惧，是灾难的左手——叙事强度的维持，需要人物恐惧感的定时哺育。欲望，是灾难叙事的右手——人物求生的欲求，是激化灾难的必要条件。《白鹿原》的人们燃烧着怕与爱，无论是食、是权或者性，这都为他们彼此之间的倾轧绞杀与各色不幸提供了丰沛的动机。迟子建的处理方式却截然不同：“这是老天往回收人呢。人拗得过天吗?”金兰说完，吩咐王春申多抱点柴火进来，说是吴二家的牛是老牛，估计得费柴火。”
是“坚韧”也好，是“隐忍”也罢。一个即将死去的人物告诉你，这不过是“老天往回收人”，不必大惊小怪，也不必小题大做。
小说家有意识地将苦难拉近“日常化”的层面，特意“遮蔽”苦难某些创痛性的棱角，积极主动地“偿付”温情，却在不知不觉中，对苦难事先进行了“自我消解”。这样的“温情”无疑维系了小说家的风格，亦创造了灾难叙事中少见的温婉一脉。无疑，这是小说家又一次成功的文学尝试。
只是面对鼠疫这样恐怖而莫可名状的巨大灾难，“温情”是否会削平题材内在的独特性?过分对视角进行限制，会否掩盖贫困阶层在灾变之中的真实处境与独特光辉?当然，这又是另外的问题了。
白雪乌鸦读后感篇八
站立成一颗树的姿势---读《白雪乌鸦》有感。
揭过了《白雪乌鸦》最后一页，胸腔里奔涌着对作者文字的共鸣。迟子建沉静的描述，压抑而饱满的情绪，再现了百年前哈尔滨一个小镇的故事。那里遭遇了严重的鼠疫，因为没有迅速采取有效的措施而几近沦为死城，最后却又奇迹般复生。
芸芸众生在她的笔下活灵活现，鼠疫前各自有各自的幸福，各自有各自的营生，各自有各自的难言之隐，看似杂乱无序，陈乏的百姓生活，在灭顶的灾难面前，却被人性最光辉的一面一一贯穿，读到这里让人不禁潸然泪下。流淌在作者文字中那股对生命顽强的敬畏，和小镇里的人们一道，度过了死神肆虐的严冬，跟春雷一起炸响，在春雨的滋润下和万物又开始了生生不息的循环。
在众多人物中，于晴秀---让我最为感动。小说中的于晴秀温软如玉，做得一手好点心，小楷写得也很漂亮。她的生活本来富足安逸，却因协助防疫工作在年关到来之际，公公、丈夫、儿子几乎是一夜染病离她而去。鼠疫过后祭奠的坟场上惟有她不哭，沧桑的脸上有没一丝泪痕；惟有她站立，犹如一颗坚挺的树木，顽强，坚忍！
面对无情的天灾，人类是多么渺小，就像沙漠中的一粒沙籽儿，任凭狂风吹动吹西，任凭沙尘掩埋，我们是渺小的，渺小到没有能力做任何改变天灾的事，。一双手，伸在头前，一遮，太阳没了，以为自己很强大；外面看地球，人在一片混沌中，更何况是那双手。
面对世界，面对天灾，我们是脆弱无助的，但是我们坚强，不会被灾难打败，我们相信自己！
站立成一颗树的姿势，面对来势汹涌的大风大雨，我们依然昂首面对，不畏缩不却步。那一场场地震，一次次台风，一阵阵泥石流，在灾难中，一张张同胞们的脸上写满了坚忍，没错，我们是中华儿女，经得起锤炼！
站立成一颗树的姿势，微渺的受难的人们，失去了家园，失去了亲人，失去了所有生活的依靠，在悲痛的时候已经流不出眼泪了，眼泪早已在心里流干了。我们更需要拾起悲痛，面对长远的明天。既然灾难发生了，房屋塌了，小路淹了，雨来了，风大了，能生存下来的不应该在沉溺在过去的悲伤中了…那次汶川地震看到躺在废墟中血肉模糊的人们，看着那惊恐失魄的孩子，看着千千万万担惊受怕的群众，善良的人们以一种感同身受的心情、守望相助的担当精神，表达着悲悯、传递着温暖、释放着坚强和信心。电话、短信、网络千方百计地传递着人间真情，温馨爱心。灾难离我们每个人如此的`近，因为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胞，因为那些相识不相识的人，那些灾难和痛苦，让大家彼此靠近相互温暖。坚强的我们，在集体的团结和关怀中要更加坚强。
无论是生活中的小事，自然界中的大事，我们都不能退缩，这是一种考验，是一种磨练。我们可以渺小但是不无能，我们可以脆弱却决不能不坚强！
msn（中国大学网）。
白雪乌鸦读后感篇九
忘记在哪里看见了这本书的简介，有天去图书馆，想看的书都被借走了，就借了这本书看。
《白雪乌鸦》以19冬至19哈尔滨爆发鼠疫的历史作背景，讲述鼠疫流行时发生在哈尔滨平民百姓中间的种种故事。小说中的人物极多，有名有姓的几达上百位，多为贩夫走卒、引车买浆者流。作者对人物的刻画栩栩如生，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饱满丰富的人物形象。有正面的王春申、秦八碗、周耀祖、傅百川、伍连德等。也有反面的纪永和、翟役生、周耀庭等，让一个个或高尚或丑恶的灵魂在我们的视野里深度曝光，对人物场景的设置和人物内心活动的刻画也都丝丝入扣、合情入理“白雪”与“乌鸦”作为贯穿始终的两个点睛之物。时时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在傅家甸这个疫情最严重的灾区，上演了一出出或荒诞、或真实、或悲情、或温馨的故事。
在灾难面前生命是那么的脆弱，说没了就没了，也在这样的时候最能够体现出一个人的本性。王春申是小说中第一个出场的人物，鼠疫之前他活得颇为窝囊。妻妾二人趁着开客栈的便利分别找了其他男人，自己在外架马车拉脚。生活本可以这样委屈地凑合下去，可是一场鼠疫夺走了妻妾和亲生儿子之后，他却冒着危险投入到防疫一线协助运送鼠疫病人尸体。如果说他之前生活在浑浑噩噩的隐忍之中，那么亲人的离世、死亡的压力，使他身体中潜在的生命能量得到爆发。而鼠疫之后，他带着非亲生女儿——继英继续平静的生活，也烘托出作者刻画人物的功力。与王春申的隐忍不同，书中的傅百川在鼠疫之前生活富足，在傅家甸享有比较高的社会地位，可以说是一位儒商、义商。他拥有烧锅、中药铺、绸缎庄等多处商铺，却又重情重义并不像有些富商那般为富不仁。从大处着眼，他具有很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鼠疫威逼的情况下，招集中医免费为大家熬制汤药;伍连德接手哈尔滨的'防疫工作之后，他又自己出钱招集女工为防疫工作赶制口罩。我们把视野放近到家庭的角度来看，他虽与疯妻不和睦，但是却不言抛弃;虽有喜爱的女人，但在她亡夫之后也只是默默帮助，情义二字已经深深植入他的心中。鼠疫过后，他的生意日渐衰败，但依旧衣帽整洁，留有风骨，在书中是一位完全正面的人物。
作者在小说之中不仅塑造正面人物非常到位，也有自私自利、蝇营狗苟如纪永和、翟疫生等人。纪永和是一个唯利是图的粮食商人，为了商业利益竟将妻子典与他人，最后患鼠疫死于隔离区。或许，他在病床上吐出那口血的时候才害怕，害怕他对自己辛苦积攒下的家业就这样再也无法掌控。而翟役生作为一个曾经在皇宫中受人欺压的太监，他憎恨所有人。鼠疫之时，所有人都惶惶害怕之时，他却在旁边“冷笑”着，静待傅家甸的灭亡。最终傅家甸逃过了鼠疫，他也“逃”过了鼠疫。生命得以存活，灵魂却再无寄托。
鼠疫在文章中只是一个催化剂，在鼠疫中作者笔下的每个人物活生生的走在傅家甸的街市上。
白雪乌鸦读后感篇十
在《白雪的墓园》之前，迟子建的作品，没有读过。读这篇作品时，开始以为是纪实散文，慢慢地，才确认是短篇小说。小说围绕父亲春节前一个月突然去世，一家人如何来度过这个新年。悲伤是肯定的。但是，迟子建笔下的悲伤却又是温情的，对生活充满着希望，对人生充满了信心。
“我们办完丧事后连话都很少说，除非到了不说不可的时候。谁还有心情去忙年呢?”小说一开始就点出了全家人悲伤的心情。紧接着以绝妙地叙述和精致地描写全家人以何种状态来排遣对父亲的哀思。“我”站在火炉旁不停地添柴，一步不愿离开。炉火的炽热和燃烧的声音引起了“我”对父亲的怀念甚至是幻想。全家人中最痛苦的莫过于母亲了，她躺在自己的屋子里，炕很暖和，却没有睡着。她还不到五十岁，满头乌发，丧父之后从未大放悲声。正是大悲无泪呀。姐姐从靠近炉子的房间里出来，从她的咳声中知道刚才哭过。弟弟从他的'房间里走出来，他也想烧火。很明显，烧火的原因，也是想找一种活来排遣对父亲的哀思。
眼看春节临近，乡亲们忙活着过年。往年主人网上祭奠公家里也是忙着做新衣、蒸年糕，热热闹闹。如今，全家人沉浸在失去顶梁柱的悲哀中，肯定是没有心情忙年的，甚至不知该怎样面对满面喜气的乡亲，甚至还担心伤心过度的母亲寻短见，每有出门必须有一人若无其事地跟踪。感觉出来，整个家庭的空气都弥漫着哀思。没有想到，第二天母亲一改卧床悲伤之举，整理库房碗碟，拎出面粉和葱，向大家布置过年工作。她一定是把悲伤压在心底，想着不能让子女们一度沉浸在悲痛之中，给他们以生活的勇气和信心。当她察觉出“我”也就是二女儿鼻子酸酸又想掉眼泪时，说出了一番很坚强有力的话语。话语有三层意思：第一是从现在起谁也不许再掉一滴眼泪;第二是她和丈夫生活了二十几年，感情一直很好，时间虽短却很知足;第三是丈夫活着时待子女不薄，三姊妹都享受过父爱，应该知足。她的这种态度，带动子女们从悲哀中走出来，该怎样过年还怎样过年。
失去亲人，不失去生活的信心与勇气，显示出迟子建小说的温情和善意。除去该怎样过年还怎样过年，小说中的其它场景和细节描写，也给与了很好补充。比如父亲的栖息地白雪下的墓园，过去很少去，躲着走，现在因为父亲的加入而不感觉害怕;比如除夕前母亲赶着已成婚的大女儿回婆家过年;比如“我”去打水，排着队的乡亲们让她先来;比如父亲咽气时一直滞留在母亲眼中的那颗红点，直到母亲大年初一独自上坟才退去消失，寓意父亲不肯一个人留在墓园，母亲亲自把他送到住处后才安心留在那里。
迟子建的小说《白雪的墓园》，描写美妙极致，语言生动而富有魅力，即便主题寄托哀思，气氛也是温暖的。她告诫人们，逝去的人已经逝去，活着的人要好好生活。
白雪乌鸦读后感篇十一
也叫“草狐”、“红狐”，属哺乳动物。尖尖的嘴巴，细长的身体，三角形的耳朵，细软、稠密而蓬松的毛，又大又长的尾巴，有点象狼，但比狼小。体长约70厘米，尾巴约45厘米。毛色变化很大，一般呈红褐、黄褐、灰褐色，耳背灰色或灰黑色，尾尖白色。狐狸的生命力和适应性都很强，在我国广大的.疆域都有狐狸。它没有固定生活的场所，平时居住在森林、草原、丘陵地带，白天隐蔽起来睡觉，晚上出来徘徊觅食。一年四季它吃的食物，绝大多数是为害农田的害鼠、野兔、小鸟和昆虫等，对农业生产有保护作用。它的毛皮很是珍贵，可做大衣、衣领、皮帽、围脖等，是我国猎人主要的狩猎对象之一。
乌鸦。
在我国分布甚广，北自东北，南到广东，西抵甘肃，东至台湾，都有乌鸦居留。它的全身羽毛乌黑，，在强光照射下，头、颈和身体下面的羽毛出现蓝紫色光辉，它的嘴和脚都是黑色。
白雪乌鸦读后感篇十二
我读了七只乌鸦以后，我最受感动的是小女孩对她七个哥哥的爱。
小女孩为了七个哥哥，他经历了许多痛苦。她不怕太阳的火热，不怕月亮的冷酷，最后到了玻璃山。可是，她用来开门的.小骨头不见了。她就把自己的一小段手指割下来当做开门的钥匙。最后终于把她的七个哥哥都给救出来了。
小女孩和哥哥们的亲情让我深受感动。我也要向小女孩那样爱自己的亲人，为自己的亲人多做奉献。帮助爸爸妈妈干一些家务活，自己的事情要尽量自己做，不要让爸爸妈妈多操心。爸爸妈妈希望我好好学习、快乐成长，我要认真做到这一点，让爸爸妈妈高兴。这也是对爸爸妈妈的爱。
白雪乌鸦读后感篇十三
序：林清玄的散文，已经读了四、五年了，很是喜欢。每每重温故事时，总会不可遏止地想象作者林清玄的样子---一定是高高瘦瘦的，总在笑，双眼闪着光亮，坦坦荡荡的目光直射人的心扉，不英俊潇洒，不仙风道骨，不油腻世俗，更不风流。会让人很踏实。他身后的背景，一定是金黄一片，看不清是金黄的小麦，还是金黄的向日葵(稻谷)，只能看清被微风吹起的金色的波浪翻滚。如同他的笑容，厚实、敦重。
他是个浪漫的人，写多情的文字。每每我与他的文字相遇，总是不醉不休。
我不曾见他的照片，怕辜负了心中的幻想与小小的期翼。我曾想，如果他愿意娶我，那我一定毫不犹豫的嫁过去。
《白雪少年》(我喜欢这个名字，或许是因为儿时的童话)。
摘抄：“那些岁月虽然在我的流年中消逝，但借着非常非常小的事物，往往一勾就是一大片，仿佛是草原里的小红花，先是看到了那朵红花，然后就发现了一整片大草原，红花可能凋落，而草原却成为一个大背景，我们就在那背景里成长起来。”
赏析：那朵红花，不仅可以是“白雪公主泡泡糖”，也可能是小贩悠长的“镯子呀，亮晶晶的镯子”的叫卖声，也可能是一阵悠长的不期然邂逅的笛声，也可能是偶然间路过冰糕车时看到的儿时的“娃娃头雪糕”。他们是时光穿梭机的神奇启动钥匙，总能让人在恍惚间穿越回到过去，穿越回到童年。只是一张整整齐齐、毫无毁损的泡泡糖包装纸，就饱藏了一段快乐的记忆，使人回到白雪般无暇的少年岁月。纵使这些来自童年的信物，会消失，会堙没，会化作风尘而去。但那被勾起的回忆，一直都在，烙印在心中，使我们在生命走完的那一刻，流下一滴至真至纯的热泪......
摘抄：长大以后，再也没有在店里看过“白雪公主泡泡糖”，都是细致而包装精美的一片一片的“口香糖”;每一片都能嚼成形，每一片都能吹出气泡，反而没有像幼年一样能体会到买泡泡糖靠运气的心情。
赏析：小小的淘气的孩子，几次三番地“大闹天宫”，只是为了从母亲手中拿到几枚亮晶晶的硬币，拿到后，便停止吵闹，从地上一跃而起，小手紧握着硬币，仰着挂着泪花的笑脸，急匆匆的跑出家门，来到摆满糖果的柜台前，双眼挑剔地检阅着成堆的糖果---嗯，这一块，包装纸皱了，那一块形状不够规整......终于找到一块漂亮而又顺眼的泡泡糖，大方的排出还没捂热的硬币，兴高采烈的回家去了......糖还没到嘴里，就已垂涎三尺。这样的心情，这样的过程，长大后的“我”再没有了。
白雪乌鸦读后感篇十四
故事讲了一只乌鸦出去玩耍，口渴后到处找水喝。终于发现草地里有一个水瓶，但里面水很少，它怎么也喝不到，急中生智，它将许多小石子叼入瓶中，使水升高到瓶口，最后很容易就喝到了水。
乌鸦真的太聪明啦！我们遇到困难也要动脑筋，想办法去解决它，像小乌鸦那样。
昨天，我读了（乌鸦喝水）主要写了，一只乌鸦口渴了，在找水喝。它发现了一个水罐，但是罐子里没多少水。
它把嘴伸了进去，但是怎么也够不到，它累坏了，突然被脚下的的小石头绊了一下。它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好办法，用小石头往下填，水就可以上升了，不到一会功夫，罐里的小石头越来越多，乌鸦终于可以喝到水了。
读了这个故事，我明白了，我们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想办法解决。
白雪乌鸦读后感篇十五
一直喜欢迟子建的书，过往岁月在她的笔端流露出一股忧伤的坚强，让人读后心中一暖。
她的《白雪乌鸦》讲述的是一场鼠疫大灾难的故事。“天上下着大雪，又盘旋着乌鸦，每天有人死亡，傅家甸两万多人中死了五千多人。但死亡的另一面就是活力。面对疾病，不管怎么，人都要挣扎着活下去。生，确实是艰难的，谁都会经历突如其来的灾难、恐惧、死亡，唯一能战胜这些的就是对生的渴望。”这正是迟子建想要传达给我们的思想：只要有光，生命就不会绝望。
在书中，迟子建用了很多笔墨去写人们如何去面对这场灾难，死亡和生机是穿插其中的两个主题。为尽孝道而陪母亲殉葬的秦八碗，以决绝的方式死去的陈雪卿，还有那个可爱的孩子喜岁的死亡，无不弥漫着忧伤、压抑的气氛。但是，迟子建却在这份沉重中，穿插进生命的活力和爱。那个马车夫王春申对俄国女演员谢尼科娃的爱慕，还有傅百川对于晴秀的暗恋，她在告诉我们，即使面对困厄，生活也有它美好的一面。
在灾难的笼罩下，无论是社会上层的大人物，还是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每个人都在艰难中前行跋涉。她用质朴的笔调把小人物身上微弱的人性光芒一点点放大，然后凝聚在一起，形成了生命的活力。正是依仗这种群体的活力，人们终于度过了鼠疫的难关。
迟子建最喜欢的作家是人道主义作家雨果，而她自己也是沿着这样的一条路走下去。
小说讲述了19到19哈尔滨鼠疫大爆发期间老城傅家甸人的常生活。这是日俄战争之后东北的一个小城区，俄罗斯人、日本人和中国人杂居一城，民族矛盾和文化融合渗透在五行八作的日常联系之间。这种日常联系，包括柴米油盐，包括买卖交换，包括生老病死，包括爱恨情仇。突然，鼠疫携带着浓重的死亡气息，幽灵般降临了。
从老城的旅店开始，蔓延到家家户户，一座城瞬间陷入了恐慌。随着疫情的蔓延，“人的命变得比煎饼都薄”，死亡一时间变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接着，整个城反而又在悲情中活泛起来了。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既然不可抗拒，不如安之若素，静等其变，甚至不如将日子过得更为风生水起。
创作背景。
1910年至1911年秋冬之季的东北大鼠疫，最早出现在俄国境内，后经满洲里蔓延至哈尔滨。这场由流民捕猎旱獭引发的灾难，到了1910年底，呈现出失控状态，哈尔滨的傅家甸尤甚。
《白雪乌鸦》的故事就发生在鼠疫肆虐的傅家甸，讲述几户寻常人家在鼠疫来临后经历的种种悲欢离合。那个时期的傅家甸地区毫无生气尤如地狱一般。于是作者迟子建根据这一事件创作了《白雪乌鸦》来表达心中的祝愿和祝福。
赏析。
《白雪乌鸦》对于迟子建格外充满挑战。这是一部以晚清哈尔滨鼠疫为题材的长篇作品，因此，在鼠疫的正面袭击之下，如何限制苦难、如何规划苦难，在文本中延续作家一以贯之的温情路线?某种意义上，这样密集而正面袭来的苦难(鼠疫带来的死亡与恐慌)，恰恰是研究迟子建温情风格的最佳标本。从我随手记下的四个关键词，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处理“苦难”的四项技术。
日常化。小说从霜降时分写起。客栈老板王春申一架轻便马车，踢踢踏踏在哈尔滨城内打转。原来他的正妻吴芬和小妾金兰各自偷了汉子——小说从巴音和翟役生这样的引子人物身上，把关系网架起。米店纪永和夫妇、醋店老板周家祖孙、烧锅店主傅百川、秦八碗等小人物排队入场。小说家平缓的叙述一开始就沉落在日常生活的轨道上——哈尔滨傅家甸区小市民王春申家的蜚短流长，构成了鼠疫入侵的前奏曲。
日常化的鼠疫，并不完全控制死亡领域。《白雪乌鸦》里，并非所有人死于鼠疫。在疫病高峰期，年老的周于氏，因为孙子的一句笑话竟然活活笑死。秦家老娘同样得养天年，孝子秦八碗剖腹自尽。陈雪卿的土匪男人在被包围之后拔枪自尽，风姿卓绝的糖果店老板自己穿戴整齐之后从容赴死……日常化，避免将灾难推到极致或过分夸大——鼠疫不是一只笼罩天地的蛮横大手，它必须承认自身的不足，必须与滚滚红尘分享人物的死因。
不仅如此，人物的唏嘘与欢欣，时常溢出疫病的范围。翟役生这样的出宫太监，本是文本中社会地位最低者。鼠疫来临时，他的心思始终围绕着吴兰、猫、宫中旧忆以及那条假命根子。疫病高峰期，周耀祖、喜岁乐观地往返于住处与隔离区之间，笑声不断。丑角似的周耀庭，“性”致勃勃，不忘要对日本药房老板娘下手。失去妻妾的王春申，在疫病结束后坐在空荡荡的车上，依旧惦念白俄女歌唱家谢尼科娃。
克制。描写一种罕见的灾变，需要奔逸的想象力，也需要控制想象的知性缰绳。迟子建并没有过多放纵对灾难的自由联想，而是极力控制其杀伤力，甚至有意将之遮蔽起来。
无独有偶，小说刻意回避主要人物的死亡场面。作家不是挖空心思去分别勾勒喜岁、周耀祖的死，金兰、继宝的死与谢尼科娃的'死，而是以极简略的方式一笔带过。陈雪卿的自尽，秦八碗的剖腹，既不香艳，也不血腥。“秦八碗大概怕母亲独自在异乡人群，孤单得慌，剖腹陪伴他娘去了。”概述，显然要比视觉性地呈现剖腹场景要收敛得多。
进一步说，垂死者的心理空间，被遮蔽了。等死的漫长时间，是求生意志最后的舞台，也是扭曲的人格、蓬勃的欲望以及种种仇恨的策源地。对此当代作家灵感泉涌，迟子建却弃之不顾。她并不进入这些可怜生物的内心世界，无论是喜岁、金兰，或者秦八碗、谢尼科娃，都是喑哑的。在这一点上，我个人认为多少值得商榷。
相对于描写死前发黑的面部、扭曲的身体与挣扎的灵魂，作家更喜欢走笔于晚清哈尔滨的城市空间。小说第一、二、三、五、六章，均以大段的风景描写为开端。抒情的运笔，让这些空间具有格外动人的意味，好处在于冲淡尸体的呈现，也间断了死亡主题的过分持续。
我们的疑问也随之出现。疫病院、隔离区以及最后藏着鼠疫病人的恐怖的教堂，是小说中屡次提及，却并没有“贴近”去写的三处空间(读者仅仅跟随喜岁和伍连德的脚步，有短暂的停留)。事实上，这三处空间仿佛三个黑洞，人只要进去了，就几乎再也没有出来过。小说家更愿意长时间停留在“外部”，没有深入那肮脏、阴暗的疾病的巢穴，也就并未完全释放灾难本身的创伤性。
除了场面、心理与城市空间的三重遮蔽外，尚有第四个维度的留白。作家所写的人物表面具有全面性(男女老幼、官员、医生、日本人、俄国人)，实则同属衣食无忧的城市中上等收入者。惟一的翟役生在亲人的接济下，不仅满足温饱，亦可时有牙祭。小说围绕客栈老板、醋店老板、粮店老板为铆钉打造的人物关系网，恰恰遗漏了都市贫民这一维度。大灾大疫带来的“大饥”与“大寒”，因为小说对贫困阶级的遮蔽大为弱化。当然，贫民阶级的引入，会不会冲破温情情调，以至于最终威胁到小说需要抵达的结论?这可能是作者更关心的问题。
偿付。小说家驱使鼠疫、灾难或命运夺走的东西，会在文本的结尾处，以某种新的方式回归。比如《逝川》，吉喜大妈孤苦寂寥的晚年，在篇末众人悄悄赠予的泪鱼中，得到了一定的补偿。再比如《白银那》，健硕的卡佳之死无疑是创痛性的，然而村里人的和解以及新一代青年的爱情，使逝去的美好重临人间。
《白雪乌鸦》最后一章取名“回春”，鼠疫的冬天过去了——这一象征性的收束，在提示生命与宁静的复归。
伴随结尾出现的，是密集的生育意象。于晴秀——小说中的理想东北女人，顺利生产。新生儿同样取名“喜岁”，为的是纪念死去的儿子。傅家烧锅半疯的老板娘苏秀兰莫名怀孕，遮遮掩掩地延续了秦八碗的血脉，也无形中拯救了濒临倒闭的傅家烧锅。
最后一章所提供的幸福不仅如此。青云书馆的头牌翟芳桂，鼠疫中死了男人，却继承了粮店与陈雪卿的糖果店。粮店储存的大豆帮助中国酱油店站住了脚跟，打击了日本人加藤的吞并野心。其次，王春申的第二任老婆吴二家的，不敢再殴打继英。最后，随着酒桌上的一次招呼，人人轻贱的翟役生终于获得了傅家甸人的接纳。如同新生命的降临一般，翟役生成为了傅家甸的新成员。
小说结尾，王春申拉着空车，行走在逝去的俄国美人曾经的必经之路上，在花圃边他看见谢尼科娃的丈夫已经再娶，新太太是面包店的尼娜。熟悉前文的读者立刻会意——幸亏是谢尼科娃生前喜欢的胖大美人尼娜，而不是令人厌恶的日本人美智子。其实，在与美智子的竞争中尼娜何以胜出，我们不必追究。惟一的合理解释是，死者长已矣，作者却不忘给予她微薄却实在的补偿——不让她的丈夫投入敌人的怀抱，而是让他娶了一个亡妻认可的女子。
如此婉转、隐晦与慈悲，我不得不说，这是一个迟子建式的结尾。
自我消解。作家在散布“天灾”的同时，故意造成了“人祸”的缺席。鼠疫与日常生活的其他苦难之间并未形成“滚雪球”的联合效应，相反，却因彼此对抗而解除了部分武装：纪永和与贺威的罪恶的“典妻”计划，因为这两个男人的提前死亡而中止。由于鼠疫的从中作梗，更广泛维度上的中日、中俄关系并未得到有机展开：加藤信夫对傅家烧锅的收购行动，从未成功进行;王春申与俄国移民之间的关系，略嫌潦草。因为“人祸”的缺席，作家笔下的苦难尽管已经具备了时间的绵延性与持久性，然而稍欠纵深与推进。
恐惧，是灾难的左手——叙事强度的维持，需要人物恐惧感的定时哺育。欲望，是灾难叙事的右手——人物求生的欲求，是激化灾难的必要条件。《白鹿原》的人们燃烧着怕与爱，无论是食、是权或者性，这都为他们彼此之间的倾轧绞杀与各色不幸提供了丰沛的动机。迟子建的处理方式却截然不同：“这是老天往回收人呢。人拗得过天吗?”金兰说完，吩咐王春申多抱点柴火进来，说是吴二家的牛是老牛，估计得费柴火。”
是“坚韧”也好，是“隐忍”也罢。一个即将死去的人物告诉你，这不过是“老天往回收人”，不必大惊小怪，也不必小题大做。
小说家有意识地将苦难拉近“日常化”的层面，特意“遮蔽”苦难某些创痛性的棱角，积极主动地“偿付”温情，却在不知不觉中，对苦难事先进行了“自我消解”。这样的“温情”无疑维系了小说家的风格，亦创造了灾难叙事中少见的温婉一脉。无疑，这是小说家又一次成功的文学尝试。
只是面对鼠疫这样恐怖而莫可名状的巨大灾难，“温情”是否会削平题材内在的独特性?过分对视角进行限制，会否掩盖贫困阶层在灾变之中的真实处境与独特光辉?当然，这又是另外的问题了。
白雪乌鸦读后感篇十六
没想到自己会在一种比较沉重抑郁的情绪中读完这部小说。
与其他众多描写海外游子们历尽艰辛而终获成功的同类题材不同，这部作品中的一群怀着绿卡之梦的大陆女性，虽屡经磨难、饱受屈辱(当然，这也是她们自己的自由选择)，却没能、也没有指望实现自己的梦想，除了身心俱疲、伤痕累累之外，她们仍然是一群”漂泊女人”。作品也许具有一定的写实性，但肯定会被许多人视作反英雄主义、反理想主义的怪胎。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小说堪称留学题材中的”另类”。
我很佩服作家敏锐、犀利、冷酷的洞察力，我也很欣赏她的才情与娴熟的文学技巧，特别是那种新鲜、冷艳的语言，带有几分诡谲之气的叙事风格。但我很难说喜欢她所讲述的这些故事。
因为它们实在难以让我轻松起来。
不轻松的原因也不仅仅在于其沉重的故事外壳，更主要在于，小说中这群人的生存行为，有如一面镜子，烛照出人性中(包括我们许多人)真实而丑恶的存在状态，让我们颇不自在。
单纯从故事层面看，小说并没有摆脱描写男女关系的窠臼。作品还较多地涉及到性。但作家平静、随意而冷漠的性描写，却使我们有如面对一尊苍白的写生模特，不会对之产生任何淫d、罪恶抑或纯洁、崇高之感。在作家笔下，性就是性，如同吃饭穿衣，是生活的一部分，更是这群女子谋生的一种手段。而在以金钱为上帝的现代男权社会中，女性要想过上稳定、舒适、体面的生活，就必须依附于某个有能力的男人。这时性还是女人战胜对手、赢得男人的必要武器。特别是在那个男人成为一种”稀缺”资源的狭窄岛国上，对这群梦想如当地的一种外徙来的乌鸦一样(虽不讨人喜欢，却能顽强扎根)的女人来说，一个有实力的男人便是一张绿卡、一种稳定的象征。女人们将不免为此爆发一场以性为中心的没有硝烟的战争。
正是通过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层面--男女关系的故事外衣，作家向我们展示了，在生存成为第一法则的特殊环境下，人性的扭曲、异化及其真实状态。为了生存并长期居留，她们撒谎(”我”直到小说的结尾才向将死的柳透露自己的真姓名，但谁又敢保证这次就是真的呢？)，相互欺骗(芬因为嫉妒，暗示”我”她将与实际上深爱着”我”的柳结婚，促使”我”下意识地做出杀死柳的疯狂举动)，向每一个可能帮助自己实现绿卡之梦的男人献媚，甚至毫无羞耻地卖淫……在如动物般的厮杀中，她们相互提防，互设陷阱，尔虞我诈，明争暗斗。当然，她们也偶尔向沦为弱者的对手施以援手，这也是她们生存与相互依赖的需要，而一旦发现对手变得比自己强大，她们的那点恻隐之心与良善之举便很快演变为新的不动声色的打击行动。
在作家以近乎自然主义的手法向我们展示这幅”他人即地狱”的残酷图景时，我们发现竟然很难用善恶是非之类的道德标准来衡量她们这些看似合理的行为。
白雪乌鸦读后感篇十七
一百年前，一场鼠疫在东北大地蔓延，共有六万多人为此失去生命;仅有两万多人口的哈尔滨傅家甸，疫毙者竟达五千余人!在长篇小说《白雪乌鸦》中，迟子建用她沉静而饱满的叙述，带我们走进那座灾难笼罩下的城市。沉闷混沌的日子、迷惘诡异的氛围;所有深藏的爱怨情仇，在死亡的重压下活力萌发，枝缠叶绕，难解难分。
当数千具尸体在烈火中化为灰烬，我们不由得祈祷：愿每一个灵魂，都能找到自己的天堂。
白雪乌鸦读后感篇十八
小说讲述了19到19哈尔滨鼠疫大爆发期间老城傅家甸人的常生活。这是日俄战争之后东北的一个小城区，俄罗斯人、日本人和中国人杂居一城，民族矛盾和文化融合渗透在五行八作的日常联系之间。这种日常联系，包括柴米油盐，包括买卖交换，包括生老病死，包括爱恨情仇。突然，鼠疫携带着浓重的死亡气息，幽灵般降临了。
从老城的旅店开始，蔓延到家家户户，一座城瞬间陷入了恐慌。随着疫情的蔓延，“人的命变得比煎饼都薄”，死亡一时间变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接着，整个城反而又在悲情中活泛起来了。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既然不可抗拒，不如安之若素，静等其变，甚至不如将日子过得更为风生水起。
赏析。
《白雪乌鸦》对于迟子建格外充满挑战。这是一部以晚清哈尔滨鼠疫为题材的长篇作品，因此，在鼠疫的正面袭击之下，如何限制苦难、如何规划苦难，在文本中延续作家一以贯之的温情路线?某种意义上，这样密集而正面袭来的苦难(鼠疫带来的死亡与恐慌)，恰恰是研究迟子建温情风格的最佳标本。从我随手记下的四个关键词，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处理“苦难”的四项技术。
日常化。小说从霜降时分写起。客栈老板王春申一架轻便马车，踢踢踏踏在哈尔滨城内打转。原来他的正妻吴芬和小妾金兰各自偷了汉子——小说从巴音和翟役生这样的引子人物身上，把关系网架起。米店纪永和夫妇、醋店老板周家祖孙、烧锅店主傅百川、秦八碗等小人物排队入场。小说家平缓的叙述一开始就沉落在日常生活的轨道上——哈尔滨傅家甸区小市民王春申家的蜚短流长，构成了鼠疫入侵的前奏曲。
日常化的鼠疫，并不完全控制死亡领域。《白雪乌鸦》里，并非所有人死于鼠疫。在疫病高峰期，年老的周于氏，因为孙子的一句笑话竟然活活笑死。秦家老娘同样得养天年，孝子秦八碗剖腹自尽。陈雪卿的土匪男人在被包围之后拔枪自尽，风姿卓绝的糖果店老板自己穿戴整齐之后从容赴死……日常化，避免将灾难推到极致或过分夸大——鼠疫不是一只笼罩天地的蛮横大手，它必须承认自身的不足，必须与滚滚红尘分享人物的死因。
不仅如此，人物的唏嘘与欢欣，时常溢出疫病的范围。翟役生这样的出宫太监，本是文本中社会地位最低者。鼠疫来临时，他的心思始终围绕着吴兰、猫、宫中旧忆以及那条假命根子。疫病高峰期，周耀祖、喜岁乐观地往返于住处与隔离区之间，笑声不断。丑角似的周耀庭，“性”致勃勃，不忘要对日本药房老板娘下手。失去妻妾的王春申，在疫病结束后坐在空荡荡的车上，依旧惦念白俄女歌唱家谢尼科娃。
克制。描写一种罕见的灾变，需要奔逸的想象力，也需要控制想象的知性缰绳。迟子建并没有过多放纵对灾难的自由联想，而是极力控制其杀伤力，甚至有意将之遮蔽起来。
无独有偶，小说刻意回避主要人物的死亡场面。作家不是挖空心思去分别勾勒喜岁、周耀祖的死，金兰、继宝的死与谢尼科娃的死，而是以极简略的方式一笔带过。陈雪卿的自尽，秦八碗的剖腹，既不香艳，也不血腥。“秦八碗大概怕母亲独自在异乡人群，孤单得慌，剖腹陪伴他娘去了。”概述，显然要比视觉性地呈现剖腹场景要收敛得多。
进一步说，垂死者的心理空间，被遮蔽了。等死的漫长时间，是求生意志最后的舞台，也是扭曲的人格、蓬勃的欲望以及种种仇恨的策源地。对此当代作家灵感泉涌，迟子建却弃之不顾。她并不进入这些可怜生物的内心世界，无论是喜岁、金兰，或者秦八碗、谢尼科娃，都是喑哑的。在这一点上，我个人认为多少值得商榷。
相对于描写死前发黑的面部、扭曲的身体与挣扎的灵魂，作家更喜欢走笔于晚清哈尔滨的城市空间。小说第一、二、三、五、六章，均以大段的风景描写为开端。抒情的运笔，让这些空间具有格外动人的意味，好处在于冲淡尸体的呈现，也间断了死亡主题的过分持续。
我们的疑问也随之出现。疫病院、隔离区以及最后藏着鼠疫病人的恐怖的教堂，是小说中屡次提及，却并没有“贴近”去写的三处空间(读者仅仅跟随喜岁和伍连德的脚步，有短暂的停留)。事实上，这三处空间仿佛三个黑洞，人只要进去了，就几乎再也没有出来过。小说家更愿意长时间停留在“外部”，没有深入那肮脏、阴暗的疾病的巢穴，也就并未完全释放灾难本身的创伤性。
除了场面、心理与城市空间的三重遮蔽外，尚有第四个维度的留白。作家所写的人物表面具有全面性(男女老幼、官员、医生、日本人、俄国人)，实则同属衣食无忧的城市中上等收入者。惟一的翟役生在亲人的接济下，不仅满足温饱，亦可时有牙祭。小说围绕客栈老板、醋店老板、粮店老板为铆钉打造的人物关系网，恰恰遗漏了都市贫民这一维度。大灾大疫带来的“大饥”与“大寒”，因为小说对贫困阶级的遮蔽大为弱化。当然，贫民阶级的引入，会不会冲破温情情调，以至于最终威胁到小说需要抵达的结论?这可能是作者更关心的问题。
偿付。小说家驱使鼠疫、灾难或命运夺走的东西，会在文本的结尾处，以某种新的'方式回归。比如《逝川》，吉喜大妈孤苦寂寥的晚年，在篇末众人悄悄赠予的泪鱼中，得到了一定的补偿。再比如《白银那》，健硕的卡佳之死无疑是创痛性的，然而村里人的和解以及新一代青年的爱情，使逝去的美好重临人间。
《白雪乌鸦》最后一章取名“回春”，鼠疫的冬天过去了——这一象征性的收束，在提示生命与宁静的复归。
伴随结尾出现的，是密集的生育意象。于晴秀——小说中的理想东北女人，顺利生产。新生儿同样取名“喜岁”，为的是纪念死去的儿子。傅家烧锅半疯的老板娘苏秀兰莫名怀孕，遮遮掩掩地延续了秦八碗的血脉，也无形中拯救了濒临倒闭的傅家烧锅。
最后一章所提供的幸福不仅如此。青云书馆的头牌翟芳桂，鼠疫中死了男人，却继承了粮店与陈雪卿的糖果店。粮店储存的大豆帮助中国酱油店站住了脚跟，打击了日本人加藤的吞并野心。其次，王春申的第二任老婆吴二家的，不敢再殴打继英。最后，随着酒桌上的一次招呼，人人轻贱的翟役生终于获得了傅家甸人的接纳。如同新生命的降临一般，翟役生成为了傅家甸的新成员。
小说结尾，王春申拉着空车，行走在逝去的俄国美人曾经的必经之路上，在花圃边他看见谢尼科娃的丈夫已经再娶，新太太是面包店的尼娜。熟悉前文的读者立刻会意——幸亏是谢尼科娃生前喜欢的胖大美人尼娜，而不是令人厌恶的日本人美智子。其实，在与美智子的竞争中尼娜何以胜出，我们不必追究。惟一的合理解释是，死者长已矣，作者却不忘给予她微薄却实在的补偿——不让她的丈夫投入敌人的怀抱，而是让他娶了一个亡妻认可的女子。
如此婉转、隐晦与慈悲，我不得不说，这是一个迟子建式的结尾。
自我消解。作家在散布“天灾”的同时，故意造成了“人祸”的缺席。鼠疫与日常生活的其他苦难之间并未形成“滚雪球”的联合效应，相反，却因彼此对抗而解除了部分武装：纪永和与贺威的罪恶的“典妻”计划，因为这两个男人的提前死亡而中止。由于鼠疫的从中作梗，更广泛维度上的中日、中俄关系并未得到有机展开：加藤信夫对傅家烧锅的收购行动，从未成功进行;王春申与俄国移民之间的关系，略嫌潦草。因为“人祸”的缺席，作家笔下的苦难尽管已经具备了时间的绵延性与持久性，然而稍欠纵深与推进。
恐惧，是灾难的左手——叙事强度的维持，需要人物恐惧感的定时哺育。欲望，是灾难叙事的右手——人物求生的欲求，是激化灾难的必要条件。《白鹿原》的人们燃烧着怕与爱，无论是食、是权或者性，这都为他们彼此之间的倾轧绞杀与各色不幸提供了丰沛的动机。迟子建的处理方式却截然不同：“这是老天往回收人呢。人拗得过天吗?”金兰说完，吩咐王春申多抱点柴火进来，说是吴二家的牛是老牛，估计得费柴火。”
是“坚韧”也好，是“隐忍”也罢。一个即将死去的人物告诉你，这不过是“老天往回收人”，不必大惊小怪，也不必小题大做。
小说家有意识地将苦难拉近“日常化”的层面，特意“遮蔽”苦难某些创痛性的棱角，积极主动地“偿付”温情，却在不知不觉中，对苦难事先进行了“自我消解”。这样的“温情”无疑维系了小说家的风格，亦创造了灾难叙事中少见的温婉一脉。无疑，这是小说家又一次成功的文学尝试。
只是面对鼠疫这样恐怖而莫可名状的巨大灾难，“温情”是否会削平题材内在的独特性?过分对视角进行限制，会否掩盖贫困阶层在灾变之中的真实处境与独特光辉?当然，这又是另外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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