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这本书，我对现实世界有了不同的看法和理解。那么，如何写一篇令人满意的读后感呢？首先，应该对书中的主题和故事情节有深入的思考，理清自己的思路。同时，要抓住书中的重要细节和人物形象，做到事实准确、描述生动。此外，读后感需要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和个人感受，不能简单地复述书中内容。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精选读后感范文，供大家参考。这些读后感涵盖了各种不同类型的作品，包括小说、散文、诗歌等，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灵感和借鉴。读后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有的突出对人物的解读，有的注重情感的表达，有的则注重思想的深入剖析。希望大家通过阅读这些范文，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写作思路和方法。
白雪乌鸦的读后感篇一
快醒醒吧。
广西区南宁人东小学六（二）班黄美芝这是一个寒风刺骨的冬天的早晨，西北风呼呼地刮着。一个衣着单薄的年轻妇女，包着个不满周岁的婴儿，正要赶去医院看病。她急匆匆地朝着车站走来。在很远的地方，她就看见了那车站旁竖着的“母子上车处”的牌子。她高兴地想：现在的社会可真好，为我们这些带孩子的妇女带来了这么多的方便。可是，等到她走到车站一看，眉头不由得就皱了起来。原来，在”母子上车处站的却是几个男子汉们。此时，西北风依旧呼呼地吹着，年轻的妇女和她怀里的婴儿紧紧地缩成了一团。年轻的妇女打了个寒颤，怀里的婴儿也冻得哇哇大哭起来。而这些并没有引起那些男子汉们的注意。
看！站在最前边的'是一个挺着将军肚，身上穿着一件真皮大衣，脚蹬着一双擦得发亮的名牌皮鞋的人。一眼望去，就知道是一个大老板。跟在他身后的是一个穿着棉大衣，戴着一顶军帽的，看上去像个军官。只见这个军官双手放在衣兜里，双眼微微闭着，真不知道他是在闭目养神，还是在逃避那牌子上的几个醒目的大字。站在军官身后的是一个又矮又瘦的老人。他穿着一件华丽的羽绒大衣，头上戴着一顶鸭嘴帽，鼻梁上架着一副大眼镜，像一个满腹经纶的老博士。他的眼睛向地面扫视，好象是在对着地下的蚂蚁吟诗，而不敢昂首挺胸地吟诗，因为他害怕看到那五个刺眼的大字。最后的一个男士戴着个大口罩，几乎把脸都给遮住了。他也低着头，似乎害怕别人认出他。
他们这几个，有的穿军装，有的戴眼镜，有可能是文盲吗？不，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他们是假文盲。尽管他们穿着华丽的衣服，但却掩盖不了他们那丑恶的心灵。如果你是这些假文盲中的一个，就赶快醒一醒吧！千万不要再做让万人唾弃的不讲公德的事了！
指导教师：吴景。
白雪乌鸦的读后感篇二
小说讲述了1910年到1911年哈尔滨鼠疫大爆发期间老城傅家甸人的常生活。这是日俄战争之后东北的一个小城区，俄罗斯人、日本人和中国人杂居一城，民族矛盾和文化融合渗透在五行八作的日常联系之间。这种日常联系，包括柴米油盐，包括买卖交换，包括生老病死，包括爱恨情仇。突然，鼠疫携带着浓重的死亡气息，幽灵般降临了。
从老城的旅店开始，蔓延到家家户户，一座城瞬间陷入了恐慌。随着疫情的蔓延，“人的命变得比煎饼都薄”，死亡一时间变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接着，整个城反而又在悲情中活泛起来了。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既然不可抗拒，不如安之若素，静等其变，甚至不如将日子过得更为风生水起。
赏析。
《白雪乌鸦》对于迟子建格外充满挑战。这是一部以晚清哈尔滨鼠疫为题材的长篇作品，因此，在鼠疫的正面袭击之下，如何限制苦难、如何规划苦难，在文本中延续作家一以贯之的温情路线?某种意义上，这样密集而正面袭来的苦难(鼠疫带来的死亡与恐慌)，恰恰是研究迟子建温情风格的最佳标本。从我随手记下的四个关键词，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处理“苦难”的四项技术。
日常化。小说从霜降时分写起。客栈老板王春申一架轻便马车，踢踢踏踏在哈尔滨城内打转。原来他的正妻吴芬和小妾金兰各自偷了汉子——小说从巴音和翟役生这样的引子人物身上，把关系网架起。米店纪永和夫妇、醋店老板周家祖孙、烧锅店主傅百川、秦八碗等小人物排队入场。小说家平缓的叙述一开始就沉落在日常生活的轨道上——哈尔滨傅家甸区小市民王春申家的蜚短流长，构成了鼠疫入侵的前奏曲。
日常化的鼠疫，并不完全控制死亡领域。《白雪乌鸦》里，并非所有人死于鼠疫。在疫病高峰期，年老的周于氏，因为孙子的一句笑话竟然活活笑死。秦家老娘同样得养天年，孝子秦八碗剖腹自尽。陈雪卿的土匪男人在被包围之后拔枪自尽，风姿卓绝的糖果店老板自己穿戴整齐之后从容赴死……日常化，避免将灾难推到极致或过分夸大——鼠疫不是一只笼罩天地的蛮横大手，它必须承认自身的不足，必须与滚滚红尘分享人物的死因。
不仅如此，人物的唏嘘与欢欣，时常溢出疫病的范围。翟役生这样的出宫太监，本是文本中社会地位最低者。鼠疫来临时，他的心思始终围绕着吴兰、猫、宫中旧忆以及那条假命根子。疫病高峰期，周耀祖、喜岁乐观地往返于住处与隔离区之间，笑声不断。丑角似的周耀庭，“性”致勃勃，不忘要对日本药房老板娘下手。失去妻妾的王春申，在疫病结束后坐在空荡荡的车上，依旧惦念白俄女歌唱家谢尼科娃。
克制。描写一种罕见的灾变，需要奔逸的想象力，也需要控制想象的知性缰绳。迟子建并没有过多放纵对灾难的自由联想，而是极力控制其杀伤力，甚至有意将之遮蔽起来。
无独有偶，小说刻意回避主要人物的死亡场面。作家不是挖空心思去分别勾勒喜岁、周耀祖的死，金兰、继宝的死与谢尼科娃的死，而是以极简略的方式一笔带过。陈雪卿的自尽，秦八碗的剖腹，既不香艳，也不血腥。“秦八碗大概怕母亲独自在异乡人群，孤单得慌，剖腹陪伴他娘去了。”概述，显然要比视觉性地呈现剖腹场景要收敛得多。
进一步说，垂死者的心理空间，被遮蔽了。等死的漫长时间，是求生意志最后的舞台，也是扭曲的人格、蓬勃的欲望以及种种仇恨的策源地。对此当代作家灵感泉涌，迟子建却弃之不顾。她并不进入这些可怜生物的内心世界，无论是喜岁、金兰，或者秦八碗、谢尼科娃，都是喑哑的。在这一点上，我个人认为多少值得商榷。
相对于描写死前发黑的面部、扭曲的身体与挣扎的灵魂，作家更喜欢走笔于晚清哈尔滨的城市空间。小说第一、二、三、五、六章，均以大段的风景描写为开端。抒情的运笔，让这些空间具有格外动人的意味，好处在于冲淡尸体的呈现，也间断了死亡主题的过分持续。
我们的疑问也随之出现。疫病院、隔离区以及最后藏着鼠疫病人的恐怖的教堂，是小说中屡次提及，却并没有“贴近”去写的三处空间(读者仅仅跟随喜岁和伍连德的脚步，有短暂的停留)。事实上，这三处空间仿佛三个黑洞，人只要进去了，就几乎再也没有出来过。小说家更愿意长时间停留在“外部”，没有深入那肮脏、阴暗的疾病的巢穴，也就并未完全释放灾难本身的创伤性。
除了场面、心理与城市空间的三重遮蔽外，尚有第四个维度的留白。作家所写的人物表面具有全面性(男女老幼、官员、医生、日本人、俄国人)，实则同属衣食无忧的城市中上等收入者。惟一的翟役生在亲人的接济下，不仅满足温饱，亦可时有牙祭。小说围绕客栈老板、醋店老板、粮店老板为铆钉打造的人物关系网，恰恰遗漏了都市贫民这一维度。大灾大疫带来的“大饥”与“大寒”，因为小说对贫困阶级的遮蔽大为弱化。当然，贫民阶级的引入，会不会冲破温情情调，以至于最终威胁到小说需要抵达的结论?这可能是作者更关心的问题。
偿付。小说家驱使鼠疫、灾难或命运夺走的东西，会在文本的结尾处，以某种新的'方式回归。比如《逝川》，吉喜大妈孤苦寂寥的晚年，在篇末众人悄悄赠予的泪鱼中，得到了一定的补偿。再比如《白银那》，健硕的卡佳之死无疑是创痛性的，然而村里人的和解以及新一代青年的爱情，使逝去的美好重临人间。
《白雪乌鸦》最后一章取名“回春”，鼠疫的冬天过去了——这一象征性的收束，在提示生命与宁静的复归。
伴随结尾出现的，是密集的生育意象。于晴秀——小说中的理想东北女人，顺利生产。新生儿同样取名“喜岁”，为的是纪念死去的儿子。傅家烧锅半疯的老板娘苏秀兰莫名怀孕，遮遮掩掩地延续了秦八碗的血脉，也无形中拯救了濒临倒闭的傅家烧锅。
最后一章所提供的幸福不仅如此。青云书馆的头牌翟芳桂，鼠疫中死了男人，却继承了粮店与陈雪卿的糖果店。粮店储存的大豆帮助中国酱油店站住了脚跟，打击了日本人加藤的吞并野心。其次，王春申的第二任老婆吴二家的，不敢再殴打继英。最后，随着酒桌上的一次招呼，人人轻贱的翟役生终于获得了傅家甸人的接纳。如同新生命的降临一般，翟役生成为了傅家甸的新成员。
小说结尾，王春申拉着空车，行走在逝去的俄国美人曾经的必经之路上，在花圃边他看见谢尼科娃的丈夫已经再娶，新太太是面包店的尼娜。熟悉前文的读者立刻会意——幸亏是谢尼科娃生前喜欢的胖大美人尼娜，而不是令人厌恶的日本人美智子。其实，在与美智子的竞争中尼娜何以胜出，我们不必追究。惟一的合理解释是，死者长已矣，作者却不忘给予她微薄却实在的补偿——不让她的丈夫投入敌人的怀抱，而是让他娶了一个亡妻认可的女子。
如此婉转、隐晦与慈悲，我不得不说，这是一个迟子建式的结尾。
自我消解。作家在散布“天灾”的同时，故意造成了“人祸”的缺席。鼠疫与日常生活的其他苦难之间并未形成“滚雪球”的联合效应，相反，却因彼此对抗而解除了部分武装：纪永和与贺威的罪恶的“典妻”计划，因为这两个男人的提前死亡而中止。由于鼠疫的从中作梗，更广泛维度上的中日、中俄关系并未得到有机展开：加藤信夫对傅家烧锅的收购行动，从未成功进行;王春申与俄国移民之间的关系，略嫌潦草。因为“人祸”的缺席，作家笔下的苦难尽管已经具备了时间的绵延性与持久性，然而稍欠纵深与推进。
恐惧，是灾难的左手——叙事强度的维持，需要人物恐惧感的定时哺育。欲望，是灾难叙事的右手——人物求生的欲求，是激化灾难的必要条件。《白鹿原》的人们燃烧着怕与爱，无论是食、是权或者性，这都为他们彼此之间的倾轧绞杀与各色不幸提供了丰沛的动机。迟子建的处理方式却截然不同：“这是老天往回收人呢。人拗得过天吗?”金兰说完，吩咐王春申多抱点柴火进来，说是吴二家的牛是老牛，估计得费柴火。”
是“坚韧”也好，是“隐忍”也罢。一个即将死去的人物告诉你，这不过是“老天往回收人”，不必大惊小怪，也不必小题大做。
小说家有意识地将苦难拉近“日常化”的层面，特意“遮蔽”苦难某些创痛性的棱角，积极主动地“偿付”温情，却在不知不觉中，对苦难事先进行了“自我消解”。这样的“温情”无疑维系了小说家的风格，亦创造了灾难叙事中少见的温婉一脉。无疑，这是小说家又一次成功的文学尝试。
只是面对鼠疫这样恐怖而莫可名状的巨大灾难，“温情”是否会削平题材内在的独特性?过分对视角进行限制，会否掩盖贫困阶层在灾变之中的真实处境与独特光辉?当然，这又是另外的问题了。
白雪乌鸦的读后感篇三
有一种作家，永远有一批默默追随他的读者，因为在他们生命中的某个时间里，这位作家真正温暖过他们的心灵。迟子建就是这类作家。他们虽屡屡获奖，就如迟子建曾获茅盾文学奖、三获鲁迅文学奖，享有国家最高的文学荣誉，但他们永远专注于作品本身，不会停止一次次挑战创作的难度高峰，亦如迟子建最新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白雪乌鸦》。在百年前哈尔滨大鼠疫这个死亡笼罩的极端情境中，展开了一幅市井百态的历史画卷。
谈新作突发事件中市井百态。
晨报记者(以下简称记)：为什么会选择鼠疫这个灾难题材?
迟子建(以下简称迟)：其实也并不是完全写灾难，是借用了鼠疫这个突发事件，还原了一个时代的市井百态。老哈尔滨华俄杂处的生活，对我有极强的吸引力。我是在“非典”时期，才知道哈尔滨曾在1910年发生过大鼠疫，老傅家甸是重灾区。我留意了这个新闻，查看了一些资料，有了创作的冲动。但我的这类小说，从萌生写意，到最后动笔，往往经历多年，《伪满洲国》就是这样。因为其间要做大量的资料收集，把要塑造的人物拿捏到位，才可以进入这个场景，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记：听说写作前您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其中有没有令您比较震惊的?
迟：查阅资料比写作本身的时间还要长，主要为了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情态。比如伍连德在哈尔滨解剖的那具日本女人的尸体，是东北医学史上第一次解剖尸体。在清王朝末年，为防止鼠疫疫情扩散，载沣听从了伍连德的建议，下旨焚烧几千具尸体，这也是真实的，它让我感到震撼。我在复原老哈尔滨的时候，要了解当时的城市风貌，比如街巷的布局，道台府在哪儿，正阳大街在哪儿，我当时在省图书馆从四维胶片上逐页地查《远东报》，把眼睛都看花了。我在典藏室，看到了伍连德在鼠疫之后撰写的《东三省疫事报告书》的影印本，这些资料给我的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真正进入小说情境后，在占有史料的基础上还是要做文学的表达，要发挥小说家的想像力，否则，小说也就失去魅力了。
谈人性鼠疫暴露出复杂人性。
记：您在书中几乎把每个人在死亡面前的不同表现、不同命运绘制成了一个庞大的图谱。
迟：每个人对待疾病和生死的态度都不一样，这就是人性的复杂性。鼠疫一来，有被吓疯而死亡的，如李黑子;也有从容淡定的，如傅百川。人性就是这么复杂。谈到这里，我想起另一个人物，王春申。在日常生活中，别人眼中的他可能是个窝囊废，可是鼠疫一来，他身上的英雄行为就被激发出来了。这也是人性的复杂。再比如那个出宫的太监翟役生，他活着没有尊严、没有爱情，生不如死，又没有勇气死，成了个市井无赖，所以他盼望鼠疫一直蔓延下去，盼望所有的人都像他一样不幸。
记：感觉整部小说有一种恐慌但又微妙的氛围。
迟：所有的恐慌，是很自然的。不是出于人性的弱点，而是出于对生命本身的看重。瘟疫来临，心理的恐惧可能比疾病本身还要严重。但在任何一种疾病和灾难中，日常生活是要继续的，日常生活又是能消解这种恐惧的一种最好的办法。所以我写到在鼠疫高潮时，大家反而不怕了，去酒馆里喝酒吃肉，平时舍不得烧柴的，把家里烧得暖暖和和的。可是，当又一拨儿死亡的高潮来临时，他们又害怕了。这就是人在瘟疫面前的真实心理。作为作家，你不可能经历世界上所有的事件，但你的心理沧桑感和成熟度，会使你能准确或者比较接近地揣摩到你小说中人物的喜怒哀乐。
谈生死个体凝聚成群体力量。
记：您是否觉得这部小说比以前的`作品难度高?
迟：此前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写起来相对更顺畅，我的性格和气质可能更喜欢青山绿水，喜欢在山水之间徜徉，喜欢我笔下人物的那种超然、豁达、浪漫和坚强。而写《白雪乌鸦》对我来说，确如你所言，难度非常大。因为它们完全是两种文本，两种气息。一个在莽莽林海间，可以看见碧水青山;一个在苍凉的冬季，被瘟疫笼罩。我知道进入这种氛围，极其艰难。但作家就是要从深渊，寻找那一点点的亮光。而人性的光辉，会把深渊照亮。我努力去做，找到了这样的亮光。当生活的潜流在鼠疫中“活”起来之后，生命的光芒就重现了。生命靠着每个不同个体的坚忍，默默地形成了一种群体的力量，渡过了鼠疫的难关。
记：感觉整部书在死亡之中有种别样的活力。
迟：这是一个冬天发生的故事，氛围是天上下着大雪，又盘旋着乌鸦，每天有人死亡，傅家甸两万多人中死了五千多人。但死亡的另一面就是活力，或者，死亡的底层埋藏的就是活力，面对疾病，不管怎么，人都要挣扎着活下去。我喜欢在死亡中还写到那种充沛的活力。生，确实是艰难的，谁都会经历突如其来的灾难、恐惧、死亡，唯一能战胜这些的就是对生的渴望。死亡阴影笼罩中的活力和温暖，就显得尤为可贵。
记：写作时每天面对死亡是种什么感受?
迟：进入鼠疫情境还是很压抑的，感觉每天都在送葬，而写完之后无比畅快。但一个作家难道为了让自己愉快就要每天写风花雪月?我不是那种作家。一个写作者就像一个演员，如果你不让费雯丽去演悲剧，她可能算不上一个好演员。如果我只是简单地描摹大兴安岭的山，不写它的灵魂，那么这样的山就没有意义。你如果读出了死亡之中的活力，那我就很开心。鼠疫之下的人生，也有默默地相爱以及面对大灾时的关爱。
谈作家既要“开放”又不失“封闭”
迟：《白雪乌鸦》刚上架，目前有一家影视公司找我，我会留心，找一个比较好的公司。《额尔古纳河右岸》电影拍完了，预计明年上映。主演斯琴高娃也跟我说，这部作品精神上有太丰富的东西，太难拍了。我的作品一直很少被改编，有时我发表了一部作品，一窝蜂有人来谈，但落到实处的很少。其实作为一个作家，我只负责完成我的作品，追求我的写作理想，其他的对我并不重要。别人的热点，在我这里可能是冷点。
白雪乌鸦的读后感篇四
站立成一颗树的姿势---读《白雪乌鸦》有感。
揭过了《白雪乌鸦》最后一页，胸腔里奔涌着对作者文字的共鸣。迟子建沉静的描述，压抑而饱满的情绪，再现了百年前哈尔滨一个小镇的故事。那里遭遇了严重的鼠疫，因为没有迅速采取有效的措施而几近沦为死城，最后却又奇迹般复生。
芸芸众生在她的笔下活灵活现，鼠疫前各自有各自的幸福，各自有各自的营生，各自有各自的难言之隐，看似杂乱无序，陈乏的百姓生活，在灭顶的灾难面前，却被人性最光辉的一面一一贯穿，读到这里让人不禁潸然泪下。流淌在作者文字中那股对生命顽强的敬畏，和小镇里的人们一道，度过了死神肆虐的严冬，跟春雷一起炸响，在春雨的滋润下和万物又开始了生生不息的循环。
在众多人物中，于晴秀---让我最为感动。小说中的于晴秀温软如玉，做得一手好点心，小楷写得也很漂亮。她的生活本来富足安逸，却因协助防疫工作在年关到来之际，公公、丈夫、儿子几乎是一夜染病离她而去。鼠疫过后祭奠的坟场上惟有她不哭，沧桑的脸上有没一丝泪痕；惟有她站立，犹如一颗坚挺的树木，顽强，坚忍！
面对无情的天灾，人类是多么渺小，就像沙漠中的一粒沙籽儿，任凭狂风吹动吹西，任凭沙尘掩埋，我们是渺小的，渺小到没有能力做任何改变天灾的事，。一双手，伸在头前，一遮，太阳没了，以为自己很强大；外面看地球，人在一片混沌中，更何况是那双手。
面对世界，面对天灾，我们是脆弱无助的，但是我们坚强，不会被灾难打败，我们相信自己！
站立成一颗树的姿势，面对来势汹涌的大风大雨，我们依然昂首面对，不畏缩不却步。那一场场地震，一次次台风，一阵阵泥石流，在灾难中，一张张同胞们的脸上写满了坚忍，没错，我们是中华儿女，经得起锤炼！
站立成一颗树的姿势，微渺的受难的人们，失去了家园，失去了亲人，失去了所有生活的依靠，在悲痛的时候已经流不出眼泪了，眼泪早已在心里流干了。我们更需要拾起悲痛，面对长远的明天。既然灾难发生了，房屋塌了，小路淹了，雨来了，风大了，能生存下来的不应该在沉溺在过去的悲伤中了…那次汶川地震看到躺在废墟中血肉模糊的人们，看着那惊恐失魄的孩子，看着千千万万担惊受怕的群众，善良的人们以一种感同身受的心情、守望相助的担当精神，表达着悲悯、传递着温暖、释放着坚强和信心。电话、短信、网络千方百计地传递着人间真情，温馨爱心。灾难离我们每个人如此的`近，因为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胞，因为那些相识不相识的人，那些灾难和痛苦，让大家彼此靠近相互温暖。坚强的我们，在集体的团结和关怀中要更加坚强。
无论是生活中的小事，自然界中的大事，我们都不能退缩，这是一种考验，是一种磨练。我们可以渺小但是不无能，我们可以脆弱却决不能不坚强！
msn（中国大学网）。
白雪乌鸦的读后感篇五
三月的第一周，我开始看加缪的《鼠疫》，也是正好点兵点将随机看到这本豆瓣250，看完了样章，不好不坏，还是能看下去的，就继续读了下去。
加缪，心中若隐若现知道他是哲学派的著名人物。这本书之前没太听说过，估计是最近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又把它推推搡搡再摆了出来。
到今天，大概看了一半左右，突然不想看下去了。内容兜兜转转，感觉“故事性”没有很强，围绕着医生与其周围的几个人展开，如果把这本书比做一顿饭，倒像是一盘7只相对独立的寿司，而非一份粘连的蛋炒饭。
正好想到男票问我的一个问题，你爱看什么类型的书呢？
我竟然无法用一个词答上来，但以我的性格，我又想把自己所想表达出来：
我喜欢看半虚幻半写实的小说。
能看到当时的大背景，但又有小说的夸张成分。就像我看的上一本很喜欢的《棋王》，他让我仿佛置身于上山下乡的革命时代，但是人物的描写有其鲜明的特征，然后是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环。
我不喜欢穿越或者都市言情或者未来科幻，太假了或者是说无法验真，或者是我的想象力根本不够让我做一只没有脚的鸟。太纪实之于我也有点枯燥，没有故事性我又没有太大的激情看下去。
我总结了几个关键词：小说，历史，文化，艺术，地理。但也不仅仅是这些就能满足或者定义的。
犹豫之时我写了这片小记，现在我决定放弃这本书了，如果有缘，诺干年后我还会再读他，或者等我读完接下来要读的这本《局外人》再回来看看他。无论能不能读完《局外人》，又可以让我对加缪有了更深的感受。
下面是一小段看的时候写的笔记：
天灾之前人人自危，谣言的诞生也揭示人自身改变不了什么，但又希望有所寄托；2020年初我所处的中国也正在“蝙蝠疫”中，同书中更多的人到教堂祈祷一般，我想国人也渐多的把情感寄托到神佛之上；同书中的药店买不到所谓“预防鼠疫”的薄荷片，到如今街上买不到双黄连等被传言“预防”的普通药片，它们更像是定心丸，带来的是心灵的慰藉。
白雪乌鸦的读后感篇六
《白雪乌鸦》写的是一百年前的那场鼠疫。当时，鼠疫在东北大地上蔓延，六万人因此失去生命，仅有两万人的哈尔滨傅家甸，疫毙者竟达五千余人。
迟子建用她沉静而饱满的叙述，带着我们走进那座曾被灾难笼罩的哈尔滨。在新冠病毒还在全球肆虐的今天，《白雪乌鸦》所述说的那段悲惨、爱恨、死别的故事，让我们可感可触，肃穆震撼。
下面，我从四个方面浅谈自己的读后所感。
《白雪乌鸦》再度印刷，冥冥依历史灾难而走来。在新冠依然在全球肆虐的当口，我们能有幸读到《白雪乌鸦》这部作品，对一百年前的哈尔滨鼠疫有了更真实的触摸感。对生命、对生活、对生离死别有了更鲜活的思考。
《白雪乌鸦》的语言，我想作为东北人是无人不喜欢的。最让我赞不绝口的是小说的语言魅力。在阅读过程中，我常常情不自禁地拍案叫好。在书页上情不自禁地画上许多点赞的金手指，还有好词好句的圈点。我常常情与悲喜同息，爱与别离相系。那些东北亲上加亲的方言土语贯穿通篇。如书中吴芬给王春申每年冬天做一身舒适的冬衣，胳膊肘和膝盖那都不忘了多絮一些棉花。这种感受只有我们这个年纪的人能体会的到什么是往膝盖多絮一点棉花，因为现在的青年人冬天是不穿棉花做的棉裤的，而大烟炮的冬天是怎样的一种感受，如今气候变暖，孩子们更是体会不到的了。还有向偏厦子，哈尔滨的36棚，雪花膏，三铺炕，屋檐下的冰溜子像垂下的刘海儿，入殓盖棺，头顶丧盆子。这些家乡的方言、民俗，在我心里跌宕起伏。这样接地气的语言，给沉重的故事平添了灵动，作者看待世间万物的眼光是如此别致精巧。人性的本真，生活的原汁原味，即便是生死当头，依然让读者心里有亮。拾味饱腹，亲切跃然纸上，令人叫绝。
《白雪乌鸦》中对东北寒冬有着细节的描写。东北独特的文化风俗也在作品中展现得一如斑澜。腊月二十三的祭灶神，周于氏的过阴，殉葬风俗的入土为安，纪永和的典妻等，都成为小说中东北风采的别样展示，能把历史作为“现实”来看待，作品才会有力量。
真正的历史在民间，编织历史的大都是小人物，因为只有从他们身上，才能体现最日常的生活图景。正是傅家甸普通民众的生死为这部小说串联并记录了这段沉重灾难的历史。巴音的暴毙街头将这段鼠疫的历史正式拉开，周济祖孙三代的一夜之间离世将这场灾难带到了高潮，王春申、于晴秀的存活与祭奠为这场悲剧画上了句号。迟子建对历史如实地叙述，对小人物生命关怀的笔墨，将历史的记忆书写得更具有人情味，而傅家甸小人物的生死，也就更具有了凝重的历史感。
着墨最多也是鼠疫期间人与人之间的几条情感主线并行交错：王春申、翟芳桂、于晴秀、周耀祖、傅百川、陈雪卿、伍连德、秦八碗、喜岁等人的情感纠葛，朴实又活脱地再现了老东北独有的文化厚重。将大灾大难下傅家甸普通民众的生活糅合了“死亡”这一宏大主题，而面对历史际遇下的死亡与灾难，迟子建以其特有的温情与坚韧努力，挖掘黑暗下的一束微光。即便时态浑噩，依然也能让读者从中感受到美好的一面，让人不失信念，绝地逢生。而以伍连德于驷兴为首的政治群体瞻念以国家为中心，以大局为重情，攻坚克难、共同战胜鼠疫的过程令人亲佩赞叹，而底层小人物面对国难当头、死亡的重压以及他们为鼠疫所付出的努力，从自身，从小事上，团结一心、抵制外敌入侵的一个个感人瞬间，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白雪乌鸦》中对于鼠疫环境下的普通民众的各种行为都表示出了一种理解与尊重。作家没有冷眼旁观居高批判，也不对生命有更多的期待与要求，而是选择了一种还原普通人身上最美好的爱和温暖，与灾难的黑暗底色相对照，凸显爱与生命的可贵。在迟子建看来，死亡带来的不是生命的阴阳两隔，而是生命厚度以及朝向的延长。
生命无常，每个生命可能都会受到死亡的威胁，在死亡面前，生命没有贵贱与先后，更没有时代之分。迟子建能从中发现美好，赞扬美好，而将其放置在死亡这一大背景下，人性的善良与温情就被放大到可以抵御死亡、战胜死亡。迟子建在对每一个生命都饱有理解的基础上，去丰盈生命的厚度，给人们正视困难与死亡的勇气。你没有权力选择自己什么时候死亡，但你有权力选择如何过好这一生。
读到小说结尾时，我已情潸泪潸，久久不能掩卷。
白雪乌鸦的读后感篇七
故事讲了一只乌鸦出去玩耍，口渴后到处找水喝。终于发现草地里有一个水瓶，但里面水很少，它怎么也喝不到，急中生智，它将许多小石子叼入瓶中，使水升高到瓶口，最后很容易就喝到了水。
乌鸦真的太聪明啦！我们遇到困难也要动脑筋，想办法去解决它，像小乌鸦那样。
昨天，我读了（乌鸦喝水）主要写了，一只乌鸦口渴了，在找水喝。它发现了一个水罐，但是罐子里没多少水。
它把嘴伸了进去，但是怎么也够不到，它累坏了，突然被脚下的的小石头绊了一下。它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好办法，用小石头往下填，水就可以上升了，不到一会功夫，罐里的小石头越来越多，乌鸦终于可以喝到水了。
读了这个故事，我明白了，我们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想办法解决。
白雪乌鸦的读后感篇八
小说讲述了19到19哈尔滨鼠疫大爆发期间老城傅家甸人的常生活。这是日俄战争之后东北的一个小城区，俄罗斯人、日本人和中国人杂居一城，民族矛盾和文化融合渗透在五行八作的日常联系之间。这种日常联系，包括柴米油盐，包括买卖交换，包括生老病死，包括爱恨情仇。突然，鼠疫携带着浓重的死亡气息，幽灵般降临了。
从老城的旅店开始，蔓延到家家户户，一座城瞬间陷入了恐慌。随着疫情的蔓延，“人的命变得比煎饼都薄”，死亡一时间变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接着，整个城反而又在悲情中活泛起来了。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既然不可抗拒，不如安之若素，静等其变，甚至不如将日子过得更为风生水起。
赏析。
《白雪乌鸦》对于迟子建格外充满挑战。这是一部以晚清哈尔滨鼠疫为题材的长篇作品，因此，在鼠疫的正面袭击之下，如何限制苦难、如何规划苦难，在文本中延续作家一以贯之的温情路线?某种意义上，这样密集而正面袭来的苦难(鼠疫带来的死亡与恐慌)，恰恰是研究迟子建温情风格的最佳标本。从我随手记下的四个关键词，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处理“苦难”的四项技术。
日常化。小说从霜降时分写起。客栈老板王春申一架轻便马车，踢踢踏踏在哈尔滨城内打转。原来他的正妻吴芬和小妾金兰各自偷了汉子——小说从巴音和翟役生这样的引子人物身上，把关系网架起。米店纪永和夫妇、醋店老板周家祖孙、烧锅店主傅百川、秦八碗等小人物排队入场。小说家平缓的叙述一开始就沉落在日常生活的轨道上——哈尔滨傅家甸区小市民王春申家的蜚短流长，构成了鼠疫入侵的前奏曲。
日常化的鼠疫，并不完全控制死亡领域。《白雪乌鸦》里，并非所有人死于鼠疫。在疫病高峰期，年老的周于氏，因为孙子的一句笑话竟然活活笑死。秦家老娘同样得养天年，孝子秦八碗剖腹自尽。陈雪卿的土匪男人在被包围之后拔枪自尽，风姿卓绝的糖果店老板自己穿戴整齐之后从容赴死……日常化，避免将灾难推到极致或过分夸大——鼠疫不是一只笼罩天地的蛮横大手，它必须承认自身的不足，必须与滚滚红尘分享人物的死因。
不仅如此，人物的唏嘘与欢欣，时常溢出疫病的范围。翟役生这样的出宫太监，本是文本中社会地位最低者。鼠疫来临时，他的心思始终围绕着吴兰、猫、宫中旧忆以及那条假命根子。疫病高峰期，周耀祖、喜岁乐观地往返于住处与隔离区之间，笑声不断。丑角似的周耀庭，“性”致勃勃，不忘要对日本药房老板娘下手。失去妻妾的王春申，在疫病结束后坐在空荡荡的车上，依旧惦念白俄女歌唱家谢尼科娃。
克制。描写一种罕见的灾变，需要奔逸的想象力，也需要控制想象的知性缰绳。迟子建并没有过多放纵对灾难的自由联想，而是极力控制其杀伤力，甚至有意将之遮蔽起来。
无独有偶，小说刻意回避主要人物的死亡场面。作家不是挖空心思去分别勾勒喜岁、周耀祖的死，金兰、继宝的死与谢尼科娃的死，而是以极简略的方式一笔带过。陈雪卿的自尽，秦八碗的剖腹，既不香艳，也不血腥。“秦八碗大概怕母亲独自在异乡人群，孤单得慌，剖腹陪伴他娘去了。”概述，显然要比视觉性地呈现剖腹场景要收敛得多。
进一步说，垂死者的心理空间，被遮蔽了。等死的漫长时间，是求生意志最后的舞台，也是扭曲的人格、蓬勃的欲望以及种种仇恨的策源地。对此当代作家灵感泉涌，迟子建却弃之不顾。她并不进入这些可怜生物的内心世界，无论是喜岁、金兰，或者秦八碗、谢尼科娃，都是喑哑的。在这一点上，我个人认为多少值得商榷。
相对于描写死前发黑的面部、扭曲的身体与挣扎的灵魂，作家更喜欢走笔于晚清哈尔滨的城市空间。小说第一、二、三、五、六章，均以大段的风景描写为开端。抒情的运笔，让这些空间具有格外动人的意味，好处在于冲淡尸体的呈现，也间断了死亡主题的过分持续。
我们的疑问也随之出现。疫病院、隔离区以及最后藏着鼠疫病人的恐怖的教堂，是小说中屡次提及，却并没有“贴近”去写的三处空间(读者仅仅跟随喜岁和伍连德的脚步，有短暂的停留)。事实上，这三处空间仿佛三个黑洞，人只要进去了，就几乎再也没有出来过。小说家更愿意长时间停留在“外部”，没有深入那肮脏、阴暗的疾病的巢穴，也就并未完全释放灾难本身的创伤性。
除了场面、心理与城市空间的三重遮蔽外，尚有第四个维度的留白。作家所写的人物表面具有全面性(男女老幼、官员、医生、日本人、俄国人)，实则同属衣食无忧的城市中上等收入者。惟一的翟役生在亲人的接济下，不仅满足温饱，亦可时有牙祭。小说围绕客栈老板、醋店老板、粮店老板为铆钉打造的人物关系网，恰恰遗漏了都市贫民这一维度。大灾大疫带来的“大饥”与“大寒”，因为小说对贫困阶级的遮蔽大为弱化。当然，贫民阶级的引入，会不会冲破温情情调，以至于最终威胁到小说需要抵达的结论?这可能是作者更关心的问题。
偿付。小说家驱使鼠疫、灾难或命运夺走的东西，会在文本的结尾处，以某种新的'方式回归。比如《逝川》，吉喜大妈孤苦寂寥的晚年，在篇末众人悄悄赠予的泪鱼中，得到了一定的补偿。再比如《白银那》，健硕的卡佳之死无疑是创痛性的，然而村里人的和解以及新一代青年的爱情，使逝去的美好重临人间。
《白雪乌鸦》最后一章取名“回春”，鼠疫的冬天过去了——这一象征性的收束，在提示生命与宁静的复归。
伴随结尾出现的，是密集的生育意象。于晴秀——小说中的理想东北女人，顺利生产。新生儿同样取名“喜岁”，为的是纪念死去的儿子。傅家烧锅半疯的老板娘苏秀兰莫名怀孕，遮遮掩掩地延续了秦八碗的血脉，也无形中拯救了濒临倒闭的傅家烧锅。
最后一章所提供的幸福不仅如此。青云书馆的头牌翟芳桂，鼠疫中死了男人，却继承了粮店与陈雪卿的糖果店。粮店储存的大豆帮助中国酱油店站住了脚跟，打击了日本人加藤的吞并野心。其次，王春申的第二任老婆吴二家的，不敢再殴打继英。最后，随着酒桌上的一次招呼，人人轻贱的翟役生终于获得了傅家甸人的接纳。如同新生命的降临一般，翟役生成为了傅家甸的新成员。
小说结尾，王春申拉着空车，行走在逝去的俄国美人曾经的必经之路上，在花圃边他看见谢尼科娃的丈夫已经再娶，新太太是面包店的尼娜。熟悉前文的读者立刻会意——幸亏是谢尼科娃生前喜欢的胖大美人尼娜，而不是令人厌恶的日本人美智子。其实，在与美智子的竞争中尼娜何以胜出，我们不必追究。惟一的合理解释是，死者长已矣，作者却不忘给予她微薄却实在的补偿——不让她的丈夫投入敌人的怀抱，而是让他娶了一个亡妻认可的女子。
如此婉转、隐晦与慈悲，我不得不说，这是一个迟子建式的结尾。
自我消解。作家在散布“天灾”的同时，故意造成了“人祸”的缺席。鼠疫与日常生活的其他苦难之间并未形成“滚雪球”的联合效应，相反，却因彼此对抗而解除了部分武装：纪永和与贺威的罪恶的“典妻”计划，因为这两个男人的提前死亡而中止。由于鼠疫的从中作梗，更广泛维度上的中日、中俄关系并未得到有机展开：加藤信夫对傅家烧锅的收购行动，从未成功进行;王春申与俄国移民之间的关系，略嫌潦草。因为“人祸”的缺席，作家笔下的苦难尽管已经具备了时间的绵延性与持久性，然而稍欠纵深与推进。
恐惧，是灾难的左手——叙事强度的维持，需要人物恐惧感的定时哺育。欲望，是灾难叙事的右手——人物求生的欲求，是激化灾难的必要条件。《白鹿原》的人们燃烧着怕与爱，无论是食、是权或者性，这都为他们彼此之间的倾轧绞杀与各色不幸提供了丰沛的动机。迟子建的处理方式却截然不同：“这是老天往回收人呢。人拗得过天吗?”金兰说完，吩咐王春申多抱点柴火进来，说是吴二家的牛是老牛，估计得费柴火。”
是“坚韧”也好，是“隐忍”也罢。一个即将死去的人物告诉你，这不过是“老天往回收人”，不必大惊小怪，也不必小题大做。
小说家有意识地将苦难拉近“日常化”的层面，特意“遮蔽”苦难某些创痛性的棱角，积极主动地“偿付”温情，却在不知不觉中，对苦难事先进行了“自我消解”。这样的“温情”无疑维系了小说家的风格，亦创造了灾难叙事中少见的温婉一脉。无疑，这是小说家又一次成功的文学尝试。
只是面对鼠疫这样恐怖而莫可名状的巨大灾难，“温情”是否会削平题材内在的独特性?过分对视角进行限制，会否掩盖贫困阶层在灾变之中的真实处境与独特光辉?当然，这又是另外的问题了。
白雪乌鸦的读后感篇九
序：林清玄的散文，已经读了四、五年了，很是喜欢。每每重温故事时，总会不可遏止地想象作者林清玄的样子---一定是高高瘦瘦的，总在笑，双眼闪着光亮，坦坦荡荡的目光直射人的心扉，不英俊潇洒，不仙风道骨，不油腻世俗，更不风流。会让人很踏实。他身后的背景，一定是金黄一片，看不清是金黄的小麦，还是金黄的向日葵(稻谷)，只能看清被微风吹起的金色的波浪翻滚。如同他的笑容，厚实、敦重。
他是个浪漫的人，写多情的文字。每每我与他的文字相遇，总是不醉不休。
我不曾见他的照片，怕辜负了心中的幻想与小小的期翼。我曾想，如果他愿意娶我，那我一定毫不犹豫的嫁过去。
《白雪少年》(我喜欢这个名字，或许是因为儿时的童话)。
摘抄：“那些岁月虽然在我的流年中消逝，但借着非常非常小的事物，往往一勾就是一大片，仿佛是草原里的小红花，先是看到了那朵红花，然后就发现了一整片大草原，红花可能凋落，而草原却成为一个大背景，我们就在那背景里成长起来。”
赏析：那朵红花，不仅可以是“白雪公主泡泡糖”，也可能是小贩悠长的“镯子呀，亮晶晶的镯子”的叫卖声，也可能是一阵悠长的不期然邂逅的笛声，也可能是偶然间路过冰糕车时看到的儿时的“娃娃头雪糕”。他们是时光穿梭机的神奇启动钥匙，总能让人在恍惚间穿越回到过去，穿越回到童年。只是一张整整齐齐、毫无毁损的泡泡糖包装纸，就饱藏了一段快乐的记忆，使人回到白雪般无暇的少年岁月。纵使这些来自童年的信物，会消失，会堙没，会化作风尘而去。但那被勾起的回忆，一直都在，烙印在心中，使我们在生命走完的那一刻，流下一滴至真至纯的热泪......
摘抄：长大以后，再也没有在店里看过“白雪公主泡泡糖”，都是细致而包装精美的一片一片的“口香糖”;每一片都能嚼成形，每一片都能吹出气泡，反而没有像幼年一样能体会到买泡泡糖靠运气的心情。
赏析：小小的淘气的孩子，几次三番地“大闹天宫”，只是为了从母亲手中拿到几枚亮晶晶的硬币，拿到后，便停止吵闹，从地上一跃而起，小手紧握着硬币，仰着挂着泪花的笑脸，急匆匆的跑出家门，来到摆满糖果的柜台前，双眼挑剔地检阅着成堆的糖果---嗯，这一块，包装纸皱了，那一块形状不够规整......终于找到一块漂亮而又顺眼的泡泡糖，大方的排出还没捂热的硬币，兴高采烈的回家去了......糖还没到嘴里，就已垂涎三尺。这样的心情，这样的过程，长大后的“我”再没有了。
白雪乌鸦的读后感篇十
没想到自己会在一种比较沉重抑郁的情绪中读完这部小说。
与其他众多描写海外游子们历尽艰辛而终获成功的同类题材不同，这部作品中的一群怀着绿卡之梦的大陆女性，虽屡经磨难、饱受屈辱(当然，这也是她们自己的自由选择)，却没能、也没有指望实现自己的梦想，除了身心俱疲、伤痕累累之外，她们仍然是一群”漂泊女人”。作品也许具有一定的写实性，但肯定会被许多人视作反英雄主义、反理想主义的怪胎。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小说堪称留学题材中的”另类”。
我很佩服作家敏锐、犀利、冷酷的洞察力，我也很欣赏她的才情与娴熟的文学技巧，特别是那种新鲜、冷艳的语言，带有几分诡谲之气的叙事风格。但我很难说喜欢她所讲述的这些故事。
因为它们实在难以让我轻松起来。
不轻松的原因也不仅仅在于其沉重的故事外壳，更主要在于，小说中这群人的生存行为，有如一面镜子，烛照出人性中(包括我们许多人)真实而丑恶的存在状态，让我们颇不自在。
单纯从故事层面看，小说并没有摆脱描写男女关系的窠臼。作品还较多地涉及到性。但作家平静、随意而冷漠的性描写，却使我们有如面对一尊苍白的写生模特，不会对之产生任何淫d、罪恶抑或纯洁、崇高之感。在作家笔下，性就是性，如同吃饭穿衣，是生活的一部分，更是这群女子谋生的一种手段。而在以金钱为上帝的现代男权社会中，女性要想过上稳定、舒适、体面的生活，就必须依附于某个有能力的男人。这时性还是女人战胜对手、赢得男人的必要武器。特别是在那个男人成为一种”稀缺”资源的狭窄岛国上，对这群梦想如当地的一种外徙来的乌鸦一样(虽不讨人喜欢，却能顽强扎根)的女人来说，一个有实力的男人便是一张绿卡、一种稳定的象征。女人们将不免为此爆发一场以性为中心的没有硝烟的战争。
正是通过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层面--男女关系的故事外衣，作家向我们展示了，在生存成为第一法则的特殊环境下，人性的扭曲、异化及其真实状态。为了生存并长期居留，她们撒谎(”我”直到小说的结尾才向将死的柳透露自己的真姓名，但谁又敢保证这次就是真的呢？)，相互欺骗(芬因为嫉妒，暗示”我”她将与实际上深爱着”我”的柳结婚，促使”我”下意识地做出杀死柳的疯狂举动)，向每一个可能帮助自己实现绿卡之梦的男人献媚，甚至毫无羞耻地卖淫……在如动物般的厮杀中，她们相互提防，互设陷阱，尔虞我诈，明争暗斗。当然，她们也偶尔向沦为弱者的对手施以援手，这也是她们生存与相互依赖的需要，而一旦发现对手变得比自己强大，她们的那点恻隐之心与良善之举便很快演变为新的不动声色的打击行动。
在作家以近乎自然主义的手法向我们展示这幅”他人即地狱”的残酷图景时，我们发现竟然很难用善恶是非之类的道德标准来衡量她们这些看似合理的行为。
白雪乌鸦的读后感篇十一
有一头猪，一被放到牧场上就开始吃。它并不只是选择上好的草，而是碰到什么就吃什么，肚子撑得溜圆了，鼻子却还贴着地面，不肯离开。大团的阴云悄然移动到牧场上空，眼瞅着暴雨就要来了。喜鹊、火鸡和小马都到橡树下避难去了，猪却头不抬眼不睁地继续吃。只是在冰雹哗啦啦地砸到它身上的一刻，猪嘟囔了一句：“纠缠不清的家伙，又把肮脏的珍珠打过来了!”
这是朱尔.勒纳尔《动物私密语》里的一则故事。读它的时候，我刚把《白雪乌鸦》定稿，轻松地与香港大学中文学院的老师和学生，去旺角的几家小书店淘书归来。我买了这本妙趣横生的书，黄昏时分，坐在可以望见一角海景的窗前，安闲地翻阅。读到《猪与珍珠》时，我实在忍不住，独自在寓所里放声大笑!也许是《白雪乌鸦》的写作太沉重了，心底因它而积郁的愁云，并没有随着最后一章《回春》的完结而彻底释放，我笑得一发不可收，把自己都吓着了。
细想起来，我在写作《白雪乌鸦》的时候，跟那头心无旁骛吃草的猪，又有什么分别呢!我只知道闷着头，不停地啃吃，是不管外面的风云变幻的。
有了写作《伪满洲国》和《额尔古纳河右岸》的经验，我在筹备《白雪乌鸦》时，尽可能大量地吞吃素材。这个时刻，我又像那头猪了，把能搜集到的1910年哈尔滨大鼠疫的资料，悉数收归囊中，做了满满一本笔记，慢慢消化。黑龙江省图书馆所存的四维胶片的《远东报》，几乎被我逐页翻过。那个时期的商品广告、马车价格、米市行情、自然灾害、街市布局、民风民俗，就这么一点点地进入我的视野，悄然为我搭建起小说的舞台。
当时的哈尔滨人口刚过十万，其中大部分是俄国人。中东铁路开筑后，俄国的政府官员、工程技术人员以及以护路队名义出现的军队，纷纷来到哈尔滨。而中国人不过两万多，且大都聚集在傅家甸。这些来自关内的流民，处于社会生活的底层，出苦力和做小本生意的居多。
1910——1911秋冬之季的东北大鼠疫，最早出现在俄国境内，其后经满洲里，蔓延至哈尔滨。这场由流民捕猎旱獭引发的灾难，到了1910年底，已经呈现失控的状态，哈尔滨的傅家甸尤甚。风雨飘摇中的朝廷，派来了北洋陆军军医学堂帮办伍连德。这位青年医学才俊，虽然在英国剑桥受的教育，但做为甲午海战英雄的后人，他骨子里流淌着浓浓的中国血。举荐他的，是外务部的右丞施肇基。施肇基是在考察槟榔屿时，认识的伍连德。
伍连德到达哈尔滨后，在最短的时间内，通过尸体解剖等一系列科学手段，判断此地流行的是新型鼠疫——肺鼠疫。也就是说，这种鼠疫可以通过飞沫传染。他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防控措施，如呼吁民众佩戴口罩，对患病者厉行隔离，调动陆军实行封城，及至焚烧疫毙者的尸体。虽然清王朝已是暗夜中一盏残灯，但摄政王载沣难得的一次开明，下旨焚尸，使东北鼠疫防控现出曙色。
然而我在小说中，并不想塑造一个英雄式的人物，虽然伍连德确实是个力挽狂澜的英雄。我想展现的，是鼠疫突袭时，人们的日常生活状态。也就是说，我要拨开那累累的白骨，探寻深处哪怕磷火般的微光，将那缕死亡阴影笼罩下的生机，勾勒出来。
动笔之前，我不止一次来到哈尔滨的道外区，也就是过去的傅家甸，想把自己还原为那个年代的一个人。在我眼里，虽然鼠疫已经过去一百年了，但一个地区的生活习俗，总如静水深流，会以某种微妙的方式沿袭下来。那一段道外区正在进行改造，到处是工地，尘土飞扬，垃圾纵横，一派喧嚣。我在街巷中遇见了崩苞米花的，弹棉花的;遇见了穿着破背心当街洗衣的老妇人、光着屁股戏耍的孩子、赤膊蹬三轮车的黑脸汉子以及坐在街头披着白单子剃头的人。当然，也在闯入像是难民集中营的黑漆漆的圈楼的一瞬，听见了杂乱的院子中传出的一个男人粗哑的呵斥声：不许拍照，出去!而这些情景，是在我所居住的南岗区极难见到的。在接近道外区的过程中，我感觉傅家甸就像一艘古老的沉船，在惊雷中，渐渐浮出水面。
然而真正让我踏上那艘锈迹斑斑的船的，还不是这些。
有一天，从游人寥落的道台府出来，我散步到松花江畔。江上正在建桥，停着好几条驳船，装载着各色建筑材料。水面的工地，与陆地唯一的不同，就是灰尘小，其他的并无二致。一样的喧闹，一样的零乱。可是很奇怪的，江畔的垂钓者，并没有被水上工地的噪声所袭扰，他们如入无人之境，依然守着钓竿，有的轻哼小曲，有的喝着用大水杯沏的`粗茶，有的慢条斯理地打着扇子，还有的用手摩挲着蜷伏在脚畔的爱犬。他们那样子，好像并不在意钓起鱼，而是在意能不能钓起浮在水面的那一层俗世的光影：风吹起的涟漪、藏在波痕里的阳光、鸟儿意外脱落的羽毛、岸边柳树的影子以及云影。我被他们身上那无与伦比的安闲之气深深打动了!我仿佛嗅到了老哈尔滨的气息——动荡中的平和之气，那正是我这部写灾难的小说，所需要的气息。
就在那个瞬间，我一脚踏上了浮起的沉船，开始了《白雪乌鸦》的航程。
我绘制了那个年代的哈尔滨地图，或者说是我长篇小说的地图。因为为了叙述方便，个别街名，读者们在百年前那个现实的哈尔滨，也许是找不到的。这个地图大致由三个区域构成：埠头区，新城区和傅家甸。我在这几个区，把小说中涉及到的主要场景，譬如带花园的小洋楼、各色教堂、粮栈、客栈、饭馆、妓院、点心铺子、烧锅、理发店、当铺、药房、鞋铺、糖果店等一一绘制到图上，然后再把相应的街巷名字标注上。地图上有了房屋和街巷，如同一个人有了器官、骨骼和经络，生命最重要的构成已经有了。最后我要做的是，给它输入新鲜的血液。而小说血液的获得，靠的是形形色色人物的塑造。只要人物一出场，老哈尔滨就活了。我闻到了炊烟中草木灰的气味，看到了雪地上飞舞的月光，听见了马蹄声中车夫的叹息。
然而写到中途，我还是感觉到了艰难。这艰难不是行文上的，而是真正进入了鼠疫情境后，心理无法承受的那种重压。这在我的写作中，是从未有过的。写作《额尔古纳河右岸》时，尽管我的心也是苍凉的，可是那支笔能够游走在青山绿水之间，便有一股说不出的畅快;而写作《白雪乌鸦》，感觉每天都在送葬，耳畔似乎总萦绕着哭声。依照史料，傅家甸疫死者竟达五千余人!也就是说，十个人中大约有三个人死亡。我感觉自己走在没有月亮的冬夜，被无边无际的寒冷和黑暗裹挟了，有一种要落入深渊的感觉。我知道，只有把死亡中的活力写出来，我才能够获得解放。正当我打算停顿一段，稍事调整的时候，中秋节的凌晨，一个电话把我扰醒，外婆去世了。
虽然已是深秋了，但窗外的晨曦依然鲜润明媚。我不知道去了另一世的外婆，是否还有晨曦可看?她的辞世，让我觉得一个时代离我彻底远去了，我的童年世界永久地陷落了。
我乘当日午后的飞机回乡奔丧。时至深秋，哈尔滨的风已转凉了，但阳光依然灿烂;可当飞机飞越大兴安岭时，我看见山峦已有道道雪痕。那银白的雪痕如同条条挽幛，刺痛了我的心。我终于忍不住，把脸贴在舷窗上哭了。就是在这苍茫的山下，七八岁的我，跟外婆在黑龙江畔刷鞋时，看见了北极光;也是在这苍茫的山下，隆冬时分，我跟外婆去冰封的大江捕过鱼。外婆将活蹦乱跳的狗鱼扔给大黄狗吃的情景，我还清晰记得。捕鱼的夜晚，因为吃了鱼，外婆和我的嘴巴是腥的，大黄狗的嘴巴也是腥的，整座房子的气息都是腥的，可那是多么惹人喜爱的腥气呀。
外婆的遗容并不安详，甚至有点扭曲，可见她离世时，经历过痛苦的挣扎。这样的遗容，让人撕心裂肺。北极村已经很冷了，中秋的夜晚，我站在院子中给外婆守灵的时候，不时抬眼望着天上的月亮，总觉得外婆选择万家团圆的日子离去，有什么玄机在里面。那晚的月亮实在太明净了，明净得好像失了血色。我想大概是望月的人太多了，数以亿计的目光伤害了它。午夜时分，月亮周围竟然现出一团一团的彩云，我明白了，那晚的月亮是个新娘，飞来的彩云则是它的嫁衣。外婆可能在这个日子变成了一个花季少女，争着做月亮的伴娘去了。
中秋节的次日，北极村飘起雪来。起先我并没有留意到园田中的山丁子果，也没有留意到大公鸡。雪花一来，天地一水地白了，树上的红果子，就从雪幕中跳出来了。它们像微缩了的红灯笼，明媚地闪烁着;再看雪地，也有鲜艳的颜色在流动，那是几只羽翼斑斓的大公鸡在奔跑。想着外婆停灵于明月之下，飞雪之中，想着她一手抓着把好月光，一手抓着把鹅毛大雪上路，天宫的门，该不会叩不开的吧?这样一想，我的心便获得了安慰。
难言的哀痛和北极村突袭的寒流，使我大病一场。料理完外婆的丧事回到哈尔滨后，我开始发烧咳嗽。咳嗽在白天尚轻，到了夜晚，简直无法忍受，暴咳不止，难以安眠。镇咳药几乎吃遍了，却毫无起色。我感觉五脏六腑仿佛移了位，不知道心在哪里，肝和肺又去了哪里，脑袋一片混沌，《白雪乌鸦》的写作被迫中断。
病在我身上缠磨了大约半个月，见我对它一意驱赶，终觉无趣，抽身离去了。重回长篇的我，不再惧怕进入鼠疫的情境了。看来哀痛与疾病不是坏事，它静悄悄地给我注入了力量。
春节前夕，初稿如愿完成了。我带着它回到故乡，轻松地过完年后，正月里对着窗外的白雪，飞快地改了一稿，算是对它的一次草草“检阅”。而细致地修改它，则是三月到了香港大学以后。我与中文学院沟通，将我在校两个月的活动调整在前半个月，这样集中完成了系列讲座后，我有整块的时间可以利用，他们慨然应允。
进入四月，我又踏上了《白雪乌鸦》的航程。这次的修改，虽然没有大动干戈，但为了更切合人物命运的发展，我对其中的个别情节设置，还是做了调整和更改。因为时间充裕，在语言上也是字斟句酌，反复打磨。这种不急不躁的润色，让人身心愉悦。
从我在港大的寓所到维多利亚港湾，步行一刻钟便到了。工作一天，我常常在黄昏时分，去海边散步。海面上除了往来的巨型客轮和货船，还有清隽的私人游艇;而海湾上空，常常有小型私人飞机掠过。然而我最羡慕的，不是豪华游艇和私人飞机，在我眼里，那不过是表面和刹那的繁华;最吸引我目光的，是海上疾飞的鹰!鹰本来是山林和草原的动物，不知什么原因，它们精灵般地闪现在维多利亚港湾。它们好像携来了北方的气流，每每望见它们，我都仿佛听到了故乡苍凉而强劲的风声，无比惊喜!我羡慕它们钢铁般的翅膀，羡慕它们可以四海为家，羡慕它们在天地间的那股傲然而雄劲的姿态。在维多利亚港湾，这些鹰无疑就是滚动在天上的黑珍珠，熠熠生辉!人们啊，千万记住，要是遗弃了这样的珍珠，就是错过了这世上亘古的繁华!
《白雪乌鸦》完成了，我踏上的那艘百年前的旧船，又沉入浩淼的松花江了。我回到岸上，在长夜中独行着。四野茫茫，世界是那么的寒冷，但我并不觉得孤单。因为我的心底，深藏着一团由极北的雪光和月光幻化而成的亮儿，足以驱散我脚下的黑暗。我愿意把这部作品，献给始终伴我左右的精神家园——“龙兴之地”。只希望它在接纳的一瞬，别像那头贪吃的猪埋怨我：“纠缠不清的家伙，又把肮脏的珍珠打过来了!”
迟子建。
2010年6月9日哈尔滨。
白雪乌鸦的读后感篇十二
人一定要学会变通，当你的思维开始发生转变的时候，那么就是你人生改变转折的时候。
我们都学过一篇文章，文章的名字叫做《乌鸦喝水》，一只乌鸦非常的口渴，想要喝些水来缓解口渴，但是他发现周围根本没有水可以饮用，他飞了好久终于发现在不远处的地上有一个瓶子，瓶子里边装了有半瓶水，乌鸦高兴的飞过去，赶紧喝水，但是他发现他的嘴根本够不着里面的水，他非常的着急，心想着把瓶子打碎，但是瓶子碎了以后水也就会流出来。
过了很久，乌鸦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它飞到远处，用嘴衔来了许多小石子，然后将这些小石子一块一块的扔进水瓶子里面，当这些小狮子越来越多的时候，瓶子里的水面越来越高，直到乌鸦终于可以用嘴喝到瓶子里面的水了。
这个简单的小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人一定要学会变通，不要用一味的执着的思想去思考一件事情，当你用另外一种想法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可能会得到不同的结果。
我们生活中也是这样，凡事不要一根筋，要从多个角度多条思路去思考问题，这样不仅可以使你更聪明，而且还可以帮助你的事情做得更快更好。
白雪乌鸦的读后感篇十三
我读了《乌鸦喝水》的故事，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只有一次次点滴的积累，才能有好的结果。
文章主要讲的.是乌鸦口渴了，终于在路边找到了一个水瓶，可是水太少，乌鸦没有办法喝到。机智的它从远处找来了很多石子丢进瓶子里，水慢慢地升高了，最后喝到了水。我很佩服它的聪明机智，更敬佩它的善于动脑。
有一次，快期中考试了，我们全班都在奋力的复习，每位同学争先恐后地为考试做准备。我们一次次月考积累下的知识和经验，让每位同学都是信心满满。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期末考试中，同学们利用点滴积累的知识，考出了年级第一的好成绩。平时点滴的积累到最后的成功，这不正是《乌鸦喝水》的精神吗！
还有一次，老师说学校组织跑步比赛，老师推选了陈钰霖来参加比赛。当他听到这个消息后，恨不得立马去跑一场，拿个冠军奖杯回来。老师说：“陈钰霖，你要好好准备，不要轻敌，争取为我们班争个好成绩。”陈钰霖听后，深受鼓舞。立马立下“军令状”，不夺冠军不罢休！他每天放学都会在操场上练习跑步，上学校来也是跑步来。他每天的用心努力，大家都看在眼里。他经过一次次的练习，掌握了跑步的要领，积累了跑步的经验，使得他在比赛取得了好成绩，成为了全场的亮点，全班都为他感到自豪！
通过《乌鸦喝水》这个故事，让我明白了：成功没有捷径，只有脚踏实地，点滴积累才能成功！
白雪乌鸦的读后感篇十四
也叫“草狐”、“红狐”，属哺乳动物。尖尖的嘴巴，细长的身体，三角形的耳朵，细软、稠密而蓬松的毛，又大又长的尾巴，有点象狼，但比狼小。体长约70厘米，尾巴约45厘米。毛色变化很大，一般呈红褐、黄褐、灰褐色，耳背灰色或灰黑色，尾尖白色。狐狸的生命力和适应性都很强，在我国广大的.疆域都有狐狸。它没有固定生活的场所，平时居住在森林、草原、丘陵地带，白天隐蔽起来睡觉，晚上出来徘徊觅食。一年四季它吃的食物，绝大多数是为害农田的害鼠、野兔、小鸟和昆虫等，对农业生产有保护作用。它的毛皮很是珍贵，可做大衣、衣领、皮帽、围脖等，是我国猎人主要的狩猎对象之一。
乌鸦。
在我国分布甚广，北自东北，南到广东，西抵甘肃，东至台湾，都有乌鸦居留。它的全身羽毛乌黑，，在强光照射下，头、颈和身体下面的羽毛出现蓝紫色光辉，它的嘴和脚都是黑色。
白雪乌鸦的读后感篇十五
一直喜欢迟子建的书，过往岁月在她的笔端流露出一股忧伤的坚强，让人读后心中一暖。
她的《白雪乌鸦》讲述的是一场鼠疫大灾难的故事。“天上下着大雪，又盘旋着乌鸦，每天有人死亡，傅家甸两万多人中死了五千多人。但死亡的另一面就是活力。面对疾病，不管怎么，人都要挣扎着活下去。生，确实是艰难的，谁都会经历突如其来的灾难、恐惧、死亡，唯一能战胜这些的就是对生的渴望。”这正是迟子建想要传达给我们的思想：只要有光，生命就不会绝望。
在书中，迟子建用了很多笔墨去写人们如何去面对这场灾难，死亡和生机是穿插其中的两个主题。为尽孝道而陪母亲殉葬的秦八碗，以决绝的方式死去的陈雪卿，还有那个可爱的孩子喜岁的死亡，无不弥漫着忧伤、压抑的气氛。但是，迟子建却在这份沉重中，穿插进生命的活力和爱。那个马车夫王春申对俄国女演员谢尼科娃的爱慕，还有傅百川对于晴秀的暗恋，她在告诉我们，即使面对困厄，生活也有它美好的一面。
在灾难的笼罩下，无论是社会上层的大人物，还是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每个人都在艰难中前行跋涉。她用质朴的笔调把小人物身上微弱的人性光芒一点点放大，然后凝聚在一起，形成了生命的活力。正是依仗这种群体的活力，人们终于度过了鼠疫的难关。
迟子建最喜欢的作家是人道主义作家雨果，而她自己也是沿着这样的一条路走下去。
小说讲述了19到19哈尔滨鼠疫大爆发期间老城傅家甸人的常生活。这是日俄战争之后东北的一个小城区，俄罗斯人、日本人和中国人杂居一城，民族矛盾和文化融合渗透在五行八作的日常联系之间。这种日常联系，包括柴米油盐，包括买卖交换，包括生老病死，包括爱恨情仇。突然，鼠疫携带着浓重的死亡气息，幽灵般降临了。
从老城的旅店开始，蔓延到家家户户，一座城瞬间陷入了恐慌。随着疫情的蔓延，“人的命变得比煎饼都薄”，死亡一时间变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接着，整个城反而又在悲情中活泛起来了。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既然不可抗拒，不如安之若素，静等其变，甚至不如将日子过得更为风生水起。
创作背景。
1910年至1911年秋冬之季的东北大鼠疫，最早出现在俄国境内，后经满洲里蔓延至哈尔滨。这场由流民捕猎旱獭引发的灾难，到了1910年底，呈现出失控状态，哈尔滨的傅家甸尤甚。
《白雪乌鸦》的故事就发生在鼠疫肆虐的傅家甸，讲述几户寻常人家在鼠疫来临后经历的种种悲欢离合。那个时期的傅家甸地区毫无生气尤如地狱一般。于是作者迟子建根据这一事件创作了《白雪乌鸦》来表达心中的祝愿和祝福。
赏析。
《白雪乌鸦》对于迟子建格外充满挑战。这是一部以晚清哈尔滨鼠疫为题材的长篇作品，因此，在鼠疫的正面袭击之下，如何限制苦难、如何规划苦难，在文本中延续作家一以贯之的温情路线?某种意义上，这样密集而正面袭来的苦难(鼠疫带来的死亡与恐慌)，恰恰是研究迟子建温情风格的最佳标本。从我随手记下的四个关键词，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处理“苦难”的四项技术。
日常化。小说从霜降时分写起。客栈老板王春申一架轻便马车，踢踢踏踏在哈尔滨城内打转。原来他的正妻吴芬和小妾金兰各自偷了汉子——小说从巴音和翟役生这样的引子人物身上，把关系网架起。米店纪永和夫妇、醋店老板周家祖孙、烧锅店主傅百川、秦八碗等小人物排队入场。小说家平缓的叙述一开始就沉落在日常生活的轨道上——哈尔滨傅家甸区小市民王春申家的蜚短流长，构成了鼠疫入侵的前奏曲。
日常化的鼠疫，并不完全控制死亡领域。《白雪乌鸦》里，并非所有人死于鼠疫。在疫病高峰期，年老的周于氏，因为孙子的一句笑话竟然活活笑死。秦家老娘同样得养天年，孝子秦八碗剖腹自尽。陈雪卿的土匪男人在被包围之后拔枪自尽，风姿卓绝的糖果店老板自己穿戴整齐之后从容赴死……日常化，避免将灾难推到极致或过分夸大——鼠疫不是一只笼罩天地的蛮横大手，它必须承认自身的不足，必须与滚滚红尘分享人物的死因。
不仅如此，人物的唏嘘与欢欣，时常溢出疫病的范围。翟役生这样的出宫太监，本是文本中社会地位最低者。鼠疫来临时，他的心思始终围绕着吴兰、猫、宫中旧忆以及那条假命根子。疫病高峰期，周耀祖、喜岁乐观地往返于住处与隔离区之间，笑声不断。丑角似的周耀庭，“性”致勃勃，不忘要对日本药房老板娘下手。失去妻妾的王春申，在疫病结束后坐在空荡荡的车上，依旧惦念白俄女歌唱家谢尼科娃。
克制。描写一种罕见的灾变，需要奔逸的想象力，也需要控制想象的知性缰绳。迟子建并没有过多放纵对灾难的自由联想，而是极力控制其杀伤力，甚至有意将之遮蔽起来。
无独有偶，小说刻意回避主要人物的死亡场面。作家不是挖空心思去分别勾勒喜岁、周耀祖的死，金兰、继宝的死与谢尼科娃的'死，而是以极简略的方式一笔带过。陈雪卿的自尽，秦八碗的剖腹，既不香艳，也不血腥。“秦八碗大概怕母亲独自在异乡人群，孤单得慌，剖腹陪伴他娘去了。”概述，显然要比视觉性地呈现剖腹场景要收敛得多。
进一步说，垂死者的心理空间，被遮蔽了。等死的漫长时间，是求生意志最后的舞台，也是扭曲的人格、蓬勃的欲望以及种种仇恨的策源地。对此当代作家灵感泉涌，迟子建却弃之不顾。她并不进入这些可怜生物的内心世界，无论是喜岁、金兰，或者秦八碗、谢尼科娃，都是喑哑的。在这一点上，我个人认为多少值得商榷。
相对于描写死前发黑的面部、扭曲的身体与挣扎的灵魂，作家更喜欢走笔于晚清哈尔滨的城市空间。小说第一、二、三、五、六章，均以大段的风景描写为开端。抒情的运笔，让这些空间具有格外动人的意味，好处在于冲淡尸体的呈现，也间断了死亡主题的过分持续。
我们的疑问也随之出现。疫病院、隔离区以及最后藏着鼠疫病人的恐怖的教堂，是小说中屡次提及，却并没有“贴近”去写的三处空间(读者仅仅跟随喜岁和伍连德的脚步，有短暂的停留)。事实上，这三处空间仿佛三个黑洞，人只要进去了，就几乎再也没有出来过。小说家更愿意长时间停留在“外部”，没有深入那肮脏、阴暗的疾病的巢穴，也就并未完全释放灾难本身的创伤性。
除了场面、心理与城市空间的三重遮蔽外，尚有第四个维度的留白。作家所写的人物表面具有全面性(男女老幼、官员、医生、日本人、俄国人)，实则同属衣食无忧的城市中上等收入者。惟一的翟役生在亲人的接济下，不仅满足温饱，亦可时有牙祭。小说围绕客栈老板、醋店老板、粮店老板为铆钉打造的人物关系网，恰恰遗漏了都市贫民这一维度。大灾大疫带来的“大饥”与“大寒”，因为小说对贫困阶级的遮蔽大为弱化。当然，贫民阶级的引入，会不会冲破温情情调，以至于最终威胁到小说需要抵达的结论?这可能是作者更关心的问题。
偿付。小说家驱使鼠疫、灾难或命运夺走的东西，会在文本的结尾处，以某种新的方式回归。比如《逝川》，吉喜大妈孤苦寂寥的晚年，在篇末众人悄悄赠予的泪鱼中，得到了一定的补偿。再比如《白银那》，健硕的卡佳之死无疑是创痛性的，然而村里人的和解以及新一代青年的爱情，使逝去的美好重临人间。
《白雪乌鸦》最后一章取名“回春”，鼠疫的冬天过去了——这一象征性的收束，在提示生命与宁静的复归。
伴随结尾出现的，是密集的生育意象。于晴秀——小说中的理想东北女人，顺利生产。新生儿同样取名“喜岁”，为的是纪念死去的儿子。傅家烧锅半疯的老板娘苏秀兰莫名怀孕，遮遮掩掩地延续了秦八碗的血脉，也无形中拯救了濒临倒闭的傅家烧锅。
最后一章所提供的幸福不仅如此。青云书馆的头牌翟芳桂，鼠疫中死了男人，却继承了粮店与陈雪卿的糖果店。粮店储存的大豆帮助中国酱油店站住了脚跟，打击了日本人加藤的吞并野心。其次，王春申的第二任老婆吴二家的，不敢再殴打继英。最后，随着酒桌上的一次招呼，人人轻贱的翟役生终于获得了傅家甸人的接纳。如同新生命的降临一般，翟役生成为了傅家甸的新成员。
小说结尾，王春申拉着空车，行走在逝去的俄国美人曾经的必经之路上，在花圃边他看见谢尼科娃的丈夫已经再娶，新太太是面包店的尼娜。熟悉前文的读者立刻会意——幸亏是谢尼科娃生前喜欢的胖大美人尼娜，而不是令人厌恶的日本人美智子。其实，在与美智子的竞争中尼娜何以胜出，我们不必追究。惟一的合理解释是，死者长已矣，作者却不忘给予她微薄却实在的补偿——不让她的丈夫投入敌人的怀抱，而是让他娶了一个亡妻认可的女子。
如此婉转、隐晦与慈悲，我不得不说，这是一个迟子建式的结尾。
自我消解。作家在散布“天灾”的同时，故意造成了“人祸”的缺席。鼠疫与日常生活的其他苦难之间并未形成“滚雪球”的联合效应，相反，却因彼此对抗而解除了部分武装：纪永和与贺威的罪恶的“典妻”计划，因为这两个男人的提前死亡而中止。由于鼠疫的从中作梗，更广泛维度上的中日、中俄关系并未得到有机展开：加藤信夫对傅家烧锅的收购行动，从未成功进行;王春申与俄国移民之间的关系，略嫌潦草。因为“人祸”的缺席，作家笔下的苦难尽管已经具备了时间的绵延性与持久性，然而稍欠纵深与推进。
恐惧，是灾难的左手——叙事强度的维持，需要人物恐惧感的定时哺育。欲望，是灾难叙事的右手——人物求生的欲求，是激化灾难的必要条件。《白鹿原》的人们燃烧着怕与爱，无论是食、是权或者性，这都为他们彼此之间的倾轧绞杀与各色不幸提供了丰沛的动机。迟子建的处理方式却截然不同：“这是老天往回收人呢。人拗得过天吗?”金兰说完，吩咐王春申多抱点柴火进来，说是吴二家的牛是老牛，估计得费柴火。”
是“坚韧”也好，是“隐忍”也罢。一个即将死去的人物告诉你，这不过是“老天往回收人”，不必大惊小怪，也不必小题大做。
小说家有意识地将苦难拉近“日常化”的层面，特意“遮蔽”苦难某些创痛性的棱角，积极主动地“偿付”温情，却在不知不觉中，对苦难事先进行了“自我消解”。这样的“温情”无疑维系了小说家的风格，亦创造了灾难叙事中少见的温婉一脉。无疑，这是小说家又一次成功的文学尝试。
只是面对鼠疫这样恐怖而莫可名状的巨大灾难，“温情”是否会削平题材内在的独特性?过分对视角进行限制，会否掩盖贫困阶层在灾变之中的真实处境与独特光辉?当然，这又是另外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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